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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1911～1985)是苏联历史上最短命的最高领导人。他于1984年2月13日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第二年3月10日就永垂不朽了。他死后出的苏联百科词典，仅称他为“党务和国务活动家”，近年新出的俄罗斯百科词典称其为“国务和政治活动家”，用词克制，评价不高。然而，这个苏联史上最平庸的领导人在世时却同赫鲁晓夫一样风光，3次获得金星英雄奖章，而广受好评的安德罗波夫毕生只获得一枚。
中国读者对契尔年科可能没什么印象，此公生就小眼睛，方脸盘，虎背熊腰。一位生性诙谐的苏联记者说，他的形象酷似得了肺气肿还在拼命赶车的俄罗斯马夫。
平淡无奇的发迹史
契尔年科1911年9月24日生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入党。1929年～1933年任共青团区委宣传部长、边防军某部党委书记等职。1933年～1945年先后任区党委、边疆区党委宣传部长、党委书记。1945年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后，先后任奔萨州党委书记、摩尔达维亚党中央宣传部长。1956年～1965年历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处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处主任。1965年～1976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主管党中央领导人的内务、行政、文书和安全等工作。197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6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77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契尔年科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已73岁高龄，创下“十月革命”后就任苏共最高领导职务年龄最高的纪录。
由此可见，他这辈子并没有建立丰功伟绩，无非是为苏共打打杂、搞搞宣传而已。然而，他在50年代初就结识勃列日涅夫，此后一直紧跟勃列日涅夫，受其赏识，是“第聂伯帮”的要员和勃列日涅夫的“大内总管”。
契尔年科之所以有影响，除了因为多年与勃列日涅夫共事之外，还因为他在树立勃列日涅夫“杰出的无可替代的政治家”形象方面最卖力，业绩最突出。
契尔年科凑集的一帮人，善于对党的意识形态机关、各级党委和大众传媒进行诱导。于是就出现了勃列日涅夫是“世界公认的领袖”、“共产主义伟大理论家”、“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杰出战士”，拥有“无可置疑的威望”之类的歌功颂德。考虑到勃列日涅夫晚年每天只能上几小时的班，要造成他“为苏联人民和全人类幸福呕心沥血”的表象就颇伤脑筋。契尔年科一丝不苟地策划总书记在公众面前的每一次亮相、每一趟出行，精心网罗“秀才”捉刀代笔，替总书记写讲稿、写回忆录、出文集，事事处处想勃列日涅夫之所想，投勃列日涅夫之所好。
就这样，契尔年科成了总书记的代理人，勃列日涅夫的遗嘱执行人，坐上苏共政治局第二把交椅。他的“班子”成员，一帮毫无政治威望的机关事务员，视他为实现自己欲望和野心的唯一靠山，把契尔年科玩弄于股掌之上。
勃列日涅夫的盛大豪华葬礼，是契尔年科及其领导的苏共机关之扛鼎力作。契尔年科热情洋溢地赞颂勃“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是“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理论家”。
然而，契尔年科的老、病、呆，让苏联人既怜悯又厌憎，有政治笑话为证:
政治局决议
苏共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
1.任命契尔年科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2.将契尔年科同志安葬在红场。
四个麦克风
契尔年科同志讲话时面前放着四个麦克风。第一个输氧，第二个提词，第三个供他当拐棍，第四个确实是麦克风。
“你会英语吗？”
契尔年科出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晚宴，表情木然，一声不吭。苏方译员悄悄提醒他:“您最好随便寒暄几句，契尔年科同志……”
契尔年科考虑良久，终于开口:“度—油—死皮克—英格利希？”
苏联史上最可怜的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美国报纸登了一幅漫画:挂着“政治局”招牌的病房内，躺着几个苟延残喘的老头。医生摸了摸其中一人的脚趾兴奋地说:“这个人还能动弹，得，新任总书记就是他了！”
尽管苏联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老年医疗保健事业，尽管党和人民在给这个老人政权提供最高标准的生活及医疗服务方面不遗余力，以至苏共政治局委员在1985年的平均寿命比他们的男性臣民要高整整15年，但特权只能延缓死神的进逼，却无法制止衰老的降临。这些执政的老先生们，不能自己起身、行走，如果身边没人，连大衣扣都扣不上。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使苏联的老人病夫政治达到了顶峰:两人均以高龄多病之身成为最高领导人，前者68岁上台，执政15个月;后者72岁上台，执政13个月。安德罗波夫虽说身患糖尿病、高血压、心率失常、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沙门氏菌病、结肠炎、关节炎、带状疱疹、痛风、肾功能不足等十多种慢性病，但比起契尔年科来，简直是身强力壮。他毕竟呕心沥血了大半年才躺倒，而契尔年科别说工作，就连说话和呼吸都很困难。
为了这位行动困难的总书记能登上专机视察祖国大地，苏联专门设计制造了电动升降舷梯，让他能腾云驾雾，无须抬腿就飞升到机舱门口。
为了显示最高领导“神采奕奕，身体非常非常健康”，助手们把离去世还有半个月的契尔年科从病床上架起来，在电视镜头前亮相作秀。为了维持“苏联大治”的表象，就得装模作样。
1985年1月，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议会选举时，虽然契尔年科已经病入膏肓，但谁也不敢改变传统的礼仪而不让最高统治者在投票箱前亮相。于是助手们把契尔年科从病床上拖起来，给他穿上外衣，打上领带，把他扶到一个设有假投票箱的地方，供电视记者摄像。
契尔年科站在假投票箱前，嘟哝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没关系，播音员会传达最高指示的）之后，把选票投入票箱。4天后，契尔年科再次在电视新闻中亮相，这次是接受“工人们”对他当选俄罗斯议员的祝贺……
然而，电视观众的眼睛最“毒”。这相隔4天的两幕戏按理应该是两个场景——选举投票处和契尔年科的办公室，然而从电视新闻看，布景却完全相同，同样的粉红色墙壁，同样色彩和图案的窗帘，同样的地毯，甚至连“群众演员”都是老面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手下的工作人员。
让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去扮演生龙活虎的统治者，太残酷了。
历史上很少有如此衰老的政府，如此可怜的统治者。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府，仿佛成了虚设了许多职位的皮包公司。编制齐全，但没有一个人是管事的——总书记（兼任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不管事，总理和国防部长都是行将就木的垂暮老者，都不管事……
然而，如果你以为这个帝国会瘫痪，会出乱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人无法行使权力的13个月里，各加盟共和国没有闹独立，老百姓没有闹事，社会没有动乱。苏联人民一如既往，战战兢兢地继续建设苏式社会主义，忠于这个几乎没人出头露面的政权。
不能说他毫无作为
据说契尔年科虽然仅是一名职业公务员，一名能力和智力不超过中等水平的官僚，他能胜任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苏共中央总务部副部长，或是最高苏维埃办公厅副主任，但还算是个正人君子，并无贪污盗窃、偷鸡摸狗的劣迹。
他在台上呆了一年多，虽然未能使苏联摆脱国内外面临的困境，倒也保持了苏联政局的稳定。他在执政期间强调政策的继承性，基本上保持了安德罗波夫时期的内外政策。
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对苏联的整个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造，完善经济活动，改革管理形式和方法，将国民经济变成一种有条不紊的高效机制。
他要求经济干部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大胆探索;他强调要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尽快地将科技成就运用到生产中去。在他执政期间，苏联继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
其次，在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他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认为“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点”。
他不仅强调了这个结论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强调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他把完善发达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就是使生产力发生深刻质变并相应地改善生产关系，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和社会秩序，进一步发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契尔年科长期从事党务和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不创造必要的社会前提和意识形态前提，要把经济提高到新水平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虽然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十分重要，亟待解决，但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到首位，使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适应党在完善发达社会主义过程中正在完成的那些重大任务的水平”，呼吁警惕资产阶级文化渗透。
第四，在对外关系方面，他对美国的态度比较强硬，但又希望苏美两国建立良好关系。在中苏关系方面，他强调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极其重要性，但两国关系并未出现更积极的进展。
现在轮到戈尔巴乔夫葬送苏联了
从契尔年科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威望来看，他当总书记显然具有过渡性质。他身边的某些人对此心知肚明，尽量以最小的损失，尽可能多地为国内已经成熟的重大变革，为自己的高升做好准备。戈尔巴乔夫无疑是这类聪明人中最聪明的一位。
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其标志是，每星期四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例会固定由他主持;而每星期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在总书记缺席（契尔年科因病几乎从未出席过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下，也由他主持。
当时戈工作认真负责，对长期卧病的总书记倒也谦虚顺从。他在这一年内悄悄地做了大量工作，常常会见各领域专家，听取意见，就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发表、修正和形成自己的观点。勃列日涅夫在世时，他这个主管农业的书记担心被人指责越权，在国际问题上是不敢妄自置喙的。安德罗波夫继任后，他已无此顾虑。而在契尔年科治下，他已经积极干预国际事务了。他的“改革和公开性”，他的全人类价值观当时已经初具规模。
苏联—俄罗斯从列宁到叶利钦的这8位领导人中，除戈尔巴乔夫之外，其余7人都已去世。其中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5人都是在最高领导人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但在1923年7月他仍被选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去世时年近54岁，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享年73岁，勃列日涅夫1982年去世时年近76岁，安德罗波夫1984年去世时年近70岁，契尔年科1985年去世时过了73岁。
当年50多岁的戈尔巴乔夫在见到去世前的契尔年科时，心生疑问和感慨:“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分析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人性中对权力的贪婪和留恋，还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领导人的情况对人民是讳莫如深的，国家缺乏权力更迭的正常民主机制，从而使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戈尔巴乔夫就此评论道，病夫治国颇具象征意义，意味着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
这种状况终于迎来一个巨大的反弹，继契尔年科之后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只有54岁。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年轻有为的接班人居然会兢兢业业、处心积虑地埋葬苏式社会主义，断送苏联帝国。
中国读者对契尔年科可能没什么印象，此公生就小眼睛，方脸盘，虎背熊腰。一位生性诙谐的苏联记者说，他的形象酷似得了肺气肿还在拼命赶车的俄罗斯马夫。
平淡无奇的发迹史
契尔年科1911年9月24日生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入党。1929年～1933年任共青团区委宣传部长、边防军某部党委书记等职。1933年～1945年先后任区党委、边疆区党委宣传部长、党委书记。1945年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后，先后任奔萨州党委书记、摩尔达维亚党中央宣传部长。1956年～1965年历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处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处主任。1965年～1976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主管党中央领导人的内务、行政、文书和安全等工作。197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6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77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契尔年科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已73岁高龄，创下“十月革命”后就任苏共最高领导职务年龄最高的纪录。
由此可见，他这辈子并没有建立丰功伟绩，无非是为苏共打打杂、搞搞宣传而已。然而，他在50年代初就结识勃列日涅夫，此后一直紧跟勃列日涅夫，受其赏识，是“第聂伯帮”的要员和勃列日涅夫的“大内总管”。
契尔年科之所以有影响，除了因为多年与勃列日涅夫共事之外，还因为他在树立勃列日涅夫“杰出的无可替代的政治家”形象方面最卖力，业绩最突出。
契尔年科凑集的一帮人，善于对党的意识形态机关、各级党委和大众传媒进行诱导。于是就出现了勃列日涅夫是“世界公认的领袖”、“共产主义伟大理论家”、“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杰出战士”，拥有“无可置疑的威望”之类的歌功颂德。考虑到勃列日涅夫晚年每天只能上几小时的班，要造成他“为苏联人民和全人类幸福呕心沥血”的表象就颇伤脑筋。契尔年科一丝不苟地策划总书记在公众面前的每一次亮相、每一趟出行，精心网罗“秀才”捉刀代笔，替总书记写讲稿、写回忆录、出文集，事事处处想勃列日涅夫之所想，投勃列日涅夫之所好。
就这样，契尔年科成了总书记的代理人，勃列日涅夫的遗嘱执行人，坐上苏共政治局第二把交椅。他的“班子”成员，一帮毫无政治威望的机关事务员，视他为实现自己欲望和野心的唯一靠山，把契尔年科玩弄于股掌之上。
勃列日涅夫的盛大豪华葬礼，是契尔年科及其领导的苏共机关之扛鼎力作。契尔年科热情洋溢地赞颂勃“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是“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理论家”。
然而，契尔年科的老、病、呆，让苏联人既怜悯又厌憎，有政治笑话为证:
政治局决议
苏共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
1.任命契尔年科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2.将契尔年科同志安葬在红场。
四个麦克风
契尔年科同志讲话时面前放着四个麦克风。第一个输氧，第二个提词，第三个供他当拐棍，第四个确实是麦克风。
“你会英语吗？”
契尔年科出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晚宴，表情木然，一声不吭。苏方译员悄悄提醒他:“您最好随便寒暄几句，契尔年科同志……”
契尔年科考虑良久，终于开口:“度—油—死皮克—英格利希？”
苏联史上最可怜的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美国报纸登了一幅漫画:挂着“政治局”招牌的病房内，躺着几个苟延残喘的老头。医生摸了摸其中一人的脚趾兴奋地说:“这个人还能动弹，得，新任总书记就是他了！”
尽管苏联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老年医疗保健事业，尽管党和人民在给这个老人政权提供最高标准的生活及医疗服务方面不遗余力，以至苏共政治局委员在1985年的平均寿命比他们的男性臣民要高整整15年，但特权只能延缓死神的进逼，却无法制止衰老的降临。这些执政的老先生们，不能自己起身、行走，如果身边没人，连大衣扣都扣不上。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使苏联的老人病夫政治达到了顶峰:两人均以高龄多病之身成为最高领导人，前者68岁上台，执政15个月;后者72岁上台，执政13个月。安德罗波夫虽说身患糖尿病、高血压、心率失常、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沙门氏菌病、结肠炎、关节炎、带状疱疹、痛风、肾功能不足等十多种慢性病，但比起契尔年科来，简直是身强力壮。他毕竟呕心沥血了大半年才躺倒，而契尔年科别说工作，就连说话和呼吸都很困难。
为了这位行动困难的总书记能登上专机视察祖国大地，苏联专门设计制造了电动升降舷梯，让他能腾云驾雾，无须抬腿就飞升到机舱门口。
为了显示最高领导“神采奕奕，身体非常非常健康”，助手们把离去世还有半个月的契尔年科从病床上架起来，在电视镜头前亮相作秀。为了维持“苏联大治”的表象，就得装模作样。
1985年1月，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议会选举时，虽然契尔年科已经病入膏肓，但谁也不敢改变传统的礼仪而不让最高统治者在投票箱前亮相。于是助手们把契尔年科从病床上拖起来，给他穿上外衣，打上领带，把他扶到一个设有假投票箱的地方，供电视记者摄像。
契尔年科站在假投票箱前，嘟哝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没关系，播音员会传达最高指示的）之后，把选票投入票箱。4天后，契尔年科再次在电视新闻中亮相，这次是接受“工人们”对他当选俄罗斯议员的祝贺……
然而，电视观众的眼睛最“毒”。这相隔4天的两幕戏按理应该是两个场景——选举投票处和契尔年科的办公室，然而从电视新闻看，布景却完全相同，同样的粉红色墙壁，同样色彩和图案的窗帘，同样的地毯，甚至连“群众演员”都是老面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手下的工作人员。
让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去扮演生龙活虎的统治者，太残酷了。
历史上很少有如此衰老的政府，如此可怜的统治者。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府，仿佛成了虚设了许多职位的皮包公司。编制齐全，但没有一个人是管事的——总书记（兼任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不管事，总理和国防部长都是行将就木的垂暮老者，都不管事……
然而，如果你以为这个帝国会瘫痪，会出乱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人无法行使权力的13个月里，各加盟共和国没有闹独立，老百姓没有闹事，社会没有动乱。苏联人民一如既往，战战兢兢地继续建设苏式社会主义，忠于这个几乎没人出头露面的政权。
不能说他毫无作为
据说契尔年科虽然仅是一名职业公务员，一名能力和智力不超过中等水平的官僚，他能胜任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苏共中央总务部副部长，或是最高苏维埃办公厅副主任，但还算是个正人君子，并无贪污盗窃、偷鸡摸狗的劣迹。
他在台上呆了一年多，虽然未能使苏联摆脱国内外面临的困境，倒也保持了苏联政局的稳定。他在执政期间强调政策的继承性，基本上保持了安德罗波夫时期的内外政策。
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对苏联的整个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造，完善经济活动，改革管理形式和方法，将国民经济变成一种有条不紊的高效机制。
他要求经济干部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大胆探索;他强调要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尽快地将科技成就运用到生产中去。在他执政期间，苏联继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
其次，在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他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认为“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点”。
他不仅强调了这个结论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强调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他把完善发达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就是使生产力发生深刻质变并相应地改善生产关系，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和社会秩序，进一步发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契尔年科长期从事党务和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不创造必要的社会前提和意识形态前提，要把经济提高到新水平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虽然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十分重要，亟待解决，但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到首位，使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适应党在完善发达社会主义过程中正在完成的那些重大任务的水平”，呼吁警惕资产阶级文化渗透。
第四，在对外关系方面，他对美国的态度比较强硬，但又希望苏美两国建立良好关系。在中苏关系方面，他强调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极其重要性，但两国关系并未出现更积极的进展。
现在轮到戈尔巴乔夫葬送苏联了
从契尔年科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威望来看，他当总书记显然具有过渡性质。他身边的某些人对此心知肚明，尽量以最小的损失，尽可能多地为国内已经成熟的重大变革，为自己的高升做好准备。戈尔巴乔夫无疑是这类聪明人中最聪明的一位。
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其标志是，每星期四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例会固定由他主持;而每星期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在总书记缺席（契尔年科因病几乎从未出席过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下，也由他主持。
当时戈工作认真负责，对长期卧病的总书记倒也谦虚顺从。他在这一年内悄悄地做了大量工作，常常会见各领域专家，听取意见，就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发表、修正和形成自己的观点。勃列日涅夫在世时，他这个主管农业的书记担心被人指责越权，在国际问题上是不敢妄自置喙的。安德罗波夫继任后，他已无此顾虑。而在契尔年科治下，他已经积极干预国际事务了。他的“改革和公开性”，他的全人类价值观当时已经初具规模。
苏联—俄罗斯从列宁到叶利钦的这8位领导人中，除戈尔巴乔夫之外，其余7人都已去世。其中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5人都是在最高领导人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但在1923年7月他仍被选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去世时年近54岁，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享年73岁，勃列日涅夫1982年去世时年近76岁，安德罗波夫1984年去世时年近70岁，契尔年科1985年去世时过了73岁。
当年50多岁的戈尔巴乔夫在见到去世前的契尔年科时，心生疑问和感慨:“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分析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人性中对权力的贪婪和留恋，还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领导人的情况对人民是讳莫如深的，国家缺乏权力更迭的正常民主机制，从而使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戈尔巴乔夫就此评论道，病夫治国颇具象征意义，意味着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
这种状况终于迎来一个巨大的反弹，继契尔年科之后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只有54岁。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年轻有为的接班人居然会兢兢业业、处心积虑地埋葬苏式社会主义，断送苏联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