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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仔细地、从头到尾读一遍了。文学史在谈及散文创作的时候，对它顶多也就是略提一笔，写上个书名而已。这就是茅盾等人在全面抗战前夕的1936年编辑的，从发起之日始仅用五个月便由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出版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并不复杂，而且是公开透明的。这一年，茅盾等一批文化人模仿苏联文学家高尔基发起的“世界的一日”征文（并没有谁亲眼见过高尔基此活动的具体情景），决定展开一次中国式“一日”的征文。主编为茅盾，编辑委员会成员皆为当年的社会名人，如王统照、沈兹久、金仲华、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邹韬奋等。茅盾以文学社和《中国的一日》编委会的双重名义，起草了征稿启事，首载于4月27日的上海《大公报》，宣布：“《中国的一日》意在发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这预定的一日是随便指定的。我们现在指定的日子是‘五月二十一日’。”也即“凡是‘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于中国范围内海陆空的大小事故和现象，都可以作为本书的材料。这一日的天文，气象，政治，外交，社会事件，里巷琐闻，娱乐节目，人物动态，无不是本书愿意包罗的材料”。这就像现在社会调查的“问卷测验”一样，日子先予确定，根本不在乎这“一日”有何典型性，也就是认为任何一个随机的平常的日子都有表现中国的典型意义（有点“新历史主义”的味道）。此启事发表后，连茅盾本人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引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响应。到6月10日左右，在上海已收到三千篇以上（不下六百万言）的应征稿件。作者来自中国的广大地域，除新疆、青海、西康（此省1955年后分别归入西藏、四川）、西藏、蒙古（实际指“内蒙古”，因中国的“外蒙古”已于1921年独立，即今之蒙古人民共和国）五个边远地区之外，连同1931年后逐步陷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还有华侨聚居的南洋等地，都参与进来，踊跃投稿。其作者的身份，原先预计的征稿对象主要是“全国的作家，艺术家，各职界的人，学生，电影演员，戏剧演员”，总之，是最能执笔的那些城市文化人，但结果被大量的基层大众所突破，寄稿者计有工人、商人、农民、军警等各种职业，各地的华侨，甚至还有“僧道妓女”、“跑江湖”等特殊人群。最后到9月《中国的一日》出版时，作者竟来自4市、20省。编辑时由茅盾再三斟酌，不得已数次删节，最后遴选出五百篇文章来。选人的作者比例，“学生的来稿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四又九，教员占百分之一五又五，工人占百分之一又七，商人占百分之九，农民占百分之小数点四，文字生活者占百分之四又七，其他自由职业，军警及属性不明者占百分之三又八。平时不以文字为生的作者居然远远超过“文字生活者”。这不能不使编者惊呼为“脑力的总动员”，见出了“我们民族的潜蓄的文化的创造力有多么伟大”！于是，全书加上张仲实编定的“全国鸟瞰”栏目，孔另境任助理编辑选定的“一日间的报纸”栏目，到该年9月，近百万字厚厚一巨册的《中国的一日》奇迹般面世了。
在《中国的一日》出版时，生活书店的广告是做得相当活泛的。事先就有各大报纸的预告，临到出版前在各文学刊物上多有登载，而且同一刊物各期广告的形式、内容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广告中窥探到此书的基本面貌。如《光明》的广告题目是《现代中国的总面目》，其中一则的文字如下：
本书共十八编：一、全国鸟瞰；二、南京；三、上海；四、江苏；五、浙江；六、江西·安徽：七、湖北·湖南；八、北平·天津；九、河北·绥远·察哈尔；十、“失去的土地”；十一、山东·河南；十二、山西·陕西·甘肃；十三、广东·福建；十四、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十五、“海、陆、空”；十六、侨踪；十七、一日间的报纸；十八、一日间的娱乐。除第一第十七第十八三编为富有历史意义之统计材料，余十五编皆属一日间各地各项生活之素描。插图方面，计有精美木刻七幅及全国各地之风景及生活摄影等八组，现摘录本书主编茅盾先生序文的一段，以证明本书内容的丰富与人人都有一读的价值。
内容一斑（下列各要目尚不及全书五分之一）
蔡元培先生序/关于编辑的经过/全国鸟瞰/一个童子军教育的工作者/关饷/民众识字教育会闭幕后之感想/巡捕日记的一页/被遗忘的人们/看护们/在国恩寺/盗用公款者/女性的彷徨/百货商店的一日/商品检验员的一日/绸厂工人的日记/我是排字学徒/在香烟厂里/救国的自由/法庭上/
“特别留置所”里/一封从监狱来的信/大家庭中的冤鬼/队伍开到的一晚/医务日记/匪警/抽丁/青年微弱喊声的又一韵/逮捕/慰劳大会/这一日走的私货/永不能忘记的一晚/悲惨中的一幕喜剧/平凡的荒村生活/晨会训话速记/修堡速写/塞外的一日/绥远的一日/喇嘛/这一日包头河西的农民/这碗饭真不容易啊/抢人/这天我在作禁烟论文/也是放赈
对《中国的一日》的概括，列举要目是一种形式，拟用标语文字也是一法，比如另一则广告便说：“这里有：富有者的荒淫与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女性的被压迫与摧残”，“落后阶层的麻木、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人员的腐化、土豪劣绅的横暴”等。有人还将主编所写《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摘要刊出，措辞更为详尽、全面：“以文字内容言，有在‘中国的一日’都市及农村所发生之富有社会意义的事件，有在此一日间各色人群——军人，警士，公务员，工人，店员，学生，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各种各样的生活记录。以文字言，有速写，有报告文学，有小说，有日记，有通讯，有诗歌，乃至短剧。在其中将一日间的中国人生的面影已经相当地表现得明显了。一方面是商业的不景气，一方面是农村的崩溃，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一方面是民气奋扬，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看到这些宣传文字，读者很易受编辑者、出版者思想情绪的感染影响，领会到他们的立场。因主编茅盾的作用，此书左翼的色彩是很明显的。
其实，由于此书是一次破天荒的发动广大民间征文的结果，是由民众书写，由民众阅读，在“一日间”的限时规定文体中，更透露出它的广泛性、普适性、人民性来。报告文学这种外来文体，在1930年代仍属新颖，它兼有新闻实录的历史性和文学典型的形象性，两者也是特别突出的。如果从今天的角度重读《中国的一日》，我们会发现它远比上述广告词的概括要丰富复杂。由于各篇报道相对接近事实，它所含有的时代生活容量相当大；所择取的多样叙述形式，也往往更能传达出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其中，工人所写的纱厂、煤矿、码头、筑路，农民所写的催租、械斗、打饥荒，兵士壮丁描写的营房、出操、清乡，囚犯执笔写出的逮捕、监牢、反省院，游客所见所闻的影戏、进香、赶会，灾民亲见的大水、放赈等灾难，是异常多姿多彩的，立体的。它们真实地发挥出报告文学足够表现“现代中国的一个横断面”的功能。而社会名人如黄炎培、陈子展、卢冀野、沈兹九、陈伯吹、陈独秀、包天笑、邹韬奋等所撰写的报道，反显得有些太书生气。报告集里还不乏特殊的生活材料，像江苏苏州《长生库里》一文，用学徒眼光旁观那“当汛”期间每日从三百号降至五十号以下的典当业萧条场景，朝奉先生应付烟馆伙计、水上公安、乡庄（即种田人）押当的各种花样，以及当铺老板小心伺候中间商“买包客人”的嘴脸，就非内里的熟悉者不能够随意写出。还有像河北赞皇《抢人》一文，写守寡的章氏横遭大伯小叔所卖，外逃后反被判刑，期满释放当日仍在监狱外面被男人们强抢的现实，简直比《祝福》祥林嫂的故事更令人发指。而甘肃平凉的《一件事实》，反映当地有资产的知识家庭也守着产妇于秽土中跪伏分娩的陋习；河北的《定县的五月二十一日》反映定县农民教育的实况（有宝贵的孙伏园工作状态的侧面描写）；山东邹平的《一封家信》、山东济宁的《一天》所记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具体事迹，都留下了今日很难复原的真实历史面影。 《中国的一日》众多选文，从现代大都会写到传统县城，从东南沿海写到内陆广漠高岭，虽然同在1936年危机四伏的气氛下，全国不同地区俱有面对日本侵略的共同严峻形势，外观景象却是不尽相同的：华北是高气压下带有不做亡国奴的愤慨，也有冀东贩毒走私猖獗和汉奸的丑行；山西却处在老百姓要抗日、日机天天空袭以及上层分子积极防共，仿佛还未“睡醒”的情势；广东、福建是商机照样浓厚，城乡之间百怪丛生，移民、自治的谣言四起；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一面是振兴战时工业、训练壮丁、演习国军的景象，一面是偏远地区百姓吃观音土、吃人，成都三分之一人的失业，二分之一人是文盲的局面。我们从中看到《中国的一日》具有的社会历史档案的性质，以及编辑者本来便预定的对中国做全方位观察的立足点。茅盾自述：“例如上海之部我们收了写纱厂生活的稿子两篇，一为职员所作，一为工人所作。（要是有纱厂老板也来一篇，我们觉得更好；我们最初‘发动投稿’时本来是这样计划着的，不幸效果等于零。）”可以见出编辑者多元表现中国的强烈企图，曾得到时代大多数人（投稿者）的支持，又因当时一部分阶层的人不加理会而受限制。不过在当时有无这种企图，究竟已是不同了。
《中国的一日》的可贵处是推崇一种记录体，原原本本写下来，尽量备存。极其迷信愚昧的材料如所谓玉皇大帝御赐良方的传单，广西梧州《救国良方》就全文照录。抄录日记在此书也可谓大宗，如南京的《医学生的日记》、《水兵日记》，上海的《巡捕日记的一页》、《戏剧从业员的一日杂记》、《印花厂图案画者的日记》、《一个绸厂工人的日记》，江苏的《集训日记之一日》、《土地清丈一日记》，浙江的《助产日记》、《乡村小学教师日记》，山东的《不常记的日记》，山西的《演剧者的日记》等等，客观上增加了全书的多元实拍视角。最典型的如浙江对蚕桑业的集中反映，《桑叶与蚕》（杭州）、《茧市》（硖石）、《在乡镇上》（长安镇）诸篇，与茅盾的著名小说《春蚕》一样，都把东洋和国际市场的压迫，茧价大跌，逼使蚕农将吃不起桑叶的僵蚕烂蚕倒掉的现实，作一倾诉；而从《蚕事通信——一个巡回指导员一天的生活行程》（双林镇）、《农村杂记》（诸暨）等篇看，当时的民国政府为提高丝价竞争力，在指导浙江农民改养日本种方面所下的工夫也很可观，仅湖州一区即分发三万五千张“东洋种”，每一合作社约有二百余张，都需指导员经过烘媛到二眠才能分配给蚕户的。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也是《春蚕》故事之外的另一面事实，在这些征文里也作为社会资料为我们保存着。
《中国的一日》兼有一日时事的横截性与文学生动性的两面。这些大部是非文学工作者的执笔人，一旦拿起笔来，本着他们对材料的熟稔程度，自然进入对艺术稍稍加工的境界。近五百篇报告文字中，对话体、自白体的大量运用，十分显眼。山东《枣庄的一日》，由煤矿的职员、中小学生、工人、伙计等集体创作，各写煤井、擦车、脚行、拾煤渣、学校、实习、掘炭夫与发牌子工头的谈话、杂货店顾客与店伙、乞丐的谈话，就像是小说与剧本的合成，非常逼真。江苏泰县《退回来的礼物》，模拟小学生的口气给告诫学生要讲“卫生”的老师写信，倾述自家门前便是垃圾堆、厕所，日日吃馊饭，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礼物”的心情，说：“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资格谈卫生的孩子哩！”河北磁县的《晨会训话速记》以教员训话的“不可靠叙述人”的身份，来谈当日政府推行农村教育的结果（河北省一年花几百万办短期小学，一个小学一年经费需三四百块钱，不能说没有施行教育政策），却是农民家长认为读书填不饱肚皮，学生则纷纷逃学。全篇的语气模拟完全脱离人民的公务员：“最后，我总结一下：明天，手脸洗净，谁没来把谁弄些来，叫李科长看一看就算。不许光脚，不许傻笑，捉虱子，啃糠团子，更不许！都不要听毛金贵娘吴有富爹那种没学问人的傻话，都要学吕蒙正饿着肚子读书！听明白了的举手！放下！完结！”以上两篇的讽刺运用都很纯熟老到，文学价值不低。
总之，《中国的一日》虽涵盖了如此幅员广大的中国土地，各省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征文所能显示的中国的“真面目”及由小聚大的中国“总面目”，毕竟是有限的。但就当时的条件来说，终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发挥出报告文学应有的轻型、快速、具象、生动并贴近人民大众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之后，《中国的一日》对群众性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潮更发生直接的推动作用。抗战初期的孤岛上海，便有朱作同、梅益发起、主编的《上海一日》，征集写“八一三”事变一周年以来任何一日的文字，编成集子也达百万言。只是“任何一日”显然与“确定”的一日不同，日常的意义有别。还有1941年在河北八路军控制的抗日根据地，曾发起过《冀中一日》征文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共收到五万多篇稿件，后由王林、孙犁等选择了其中二百余篇，分为四辑，在极简陋的印刷条件下以石印或油印出版。《中国的一日》正是为这些后继者做了准备。同时，它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所拥有的个性，又为后来者无法超出。这是因编辑者站得较高，文学材料的客观性较强，给后人无形中增加了阐释的空间。举凡这样的作品，如鲁迅《阿Q正传》的人物空间、萧红《生死场》的生活空间、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空间、钱锺书《围城》的讽刺主题空间，都是相当开阔，它们离开了特定的写作环境，仍可被我们不断地加以阐发，永无止境。这正是文学永久性存在的一个例证。
2013年6月30日改写
【责任编辑 孟庆澍】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并不复杂，而且是公开透明的。这一年，茅盾等一批文化人模仿苏联文学家高尔基发起的“世界的一日”征文（并没有谁亲眼见过高尔基此活动的具体情景），决定展开一次中国式“一日”的征文。主编为茅盾，编辑委员会成员皆为当年的社会名人，如王统照、沈兹久、金仲华、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邹韬奋等。茅盾以文学社和《中国的一日》编委会的双重名义，起草了征稿启事，首载于4月27日的上海《大公报》，宣布：“《中国的一日》意在发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这预定的一日是随便指定的。我们现在指定的日子是‘五月二十一日’。”也即“凡是‘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于中国范围内海陆空的大小事故和现象，都可以作为本书的材料。这一日的天文，气象，政治，外交，社会事件，里巷琐闻，娱乐节目，人物动态，无不是本书愿意包罗的材料”。这就像现在社会调查的“问卷测验”一样，日子先予确定，根本不在乎这“一日”有何典型性，也就是认为任何一个随机的平常的日子都有表现中国的典型意义（有点“新历史主义”的味道）。此启事发表后，连茅盾本人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引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响应。到6月10日左右，在上海已收到三千篇以上（不下六百万言）的应征稿件。作者来自中国的广大地域，除新疆、青海、西康（此省1955年后分别归入西藏、四川）、西藏、蒙古（实际指“内蒙古”，因中国的“外蒙古”已于1921年独立，即今之蒙古人民共和国）五个边远地区之外，连同1931年后逐步陷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还有华侨聚居的南洋等地，都参与进来，踊跃投稿。其作者的身份，原先预计的征稿对象主要是“全国的作家，艺术家，各职界的人，学生，电影演员，戏剧演员”，总之，是最能执笔的那些城市文化人，但结果被大量的基层大众所突破，寄稿者计有工人、商人、农民、军警等各种职业，各地的华侨，甚至还有“僧道妓女”、“跑江湖”等特殊人群。最后到9月《中国的一日》出版时，作者竟来自4市、20省。编辑时由茅盾再三斟酌，不得已数次删节，最后遴选出五百篇文章来。选人的作者比例，“学生的来稿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四又九，教员占百分之一五又五，工人占百分之一又七，商人占百分之九，农民占百分之小数点四，文字生活者占百分之四又七，其他自由职业，军警及属性不明者占百分之三又八。平时不以文字为生的作者居然远远超过“文字生活者”。这不能不使编者惊呼为“脑力的总动员”，见出了“我们民族的潜蓄的文化的创造力有多么伟大”！于是，全书加上张仲实编定的“全国鸟瞰”栏目，孔另境任助理编辑选定的“一日间的报纸”栏目，到该年9月，近百万字厚厚一巨册的《中国的一日》奇迹般面世了。
在《中国的一日》出版时，生活书店的广告是做得相当活泛的。事先就有各大报纸的预告，临到出版前在各文学刊物上多有登载，而且同一刊物各期广告的形式、内容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广告中窥探到此书的基本面貌。如《光明》的广告题目是《现代中国的总面目》，其中一则的文字如下：
本书共十八编：一、全国鸟瞰；二、南京；三、上海；四、江苏；五、浙江；六、江西·安徽：七、湖北·湖南；八、北平·天津；九、河北·绥远·察哈尔；十、“失去的土地”；十一、山东·河南；十二、山西·陕西·甘肃；十三、广东·福建；十四、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十五、“海、陆、空”；十六、侨踪；十七、一日间的报纸；十八、一日间的娱乐。除第一第十七第十八三编为富有历史意义之统计材料，余十五编皆属一日间各地各项生活之素描。插图方面，计有精美木刻七幅及全国各地之风景及生活摄影等八组，现摘录本书主编茅盾先生序文的一段，以证明本书内容的丰富与人人都有一读的价值。
内容一斑（下列各要目尚不及全书五分之一）
蔡元培先生序/关于编辑的经过/全国鸟瞰/一个童子军教育的工作者/关饷/民众识字教育会闭幕后之感想/巡捕日记的一页/被遗忘的人们/看护们/在国恩寺/盗用公款者/女性的彷徨/百货商店的一日/商品检验员的一日/绸厂工人的日记/我是排字学徒/在香烟厂里/救国的自由/法庭上/
“特别留置所”里/一封从监狱来的信/大家庭中的冤鬼/队伍开到的一晚/医务日记/匪警/抽丁/青年微弱喊声的又一韵/逮捕/慰劳大会/这一日走的私货/永不能忘记的一晚/悲惨中的一幕喜剧/平凡的荒村生活/晨会训话速记/修堡速写/塞外的一日/绥远的一日/喇嘛/这一日包头河西的农民/这碗饭真不容易啊/抢人/这天我在作禁烟论文/也是放赈
对《中国的一日》的概括，列举要目是一种形式，拟用标语文字也是一法，比如另一则广告便说：“这里有：富有者的荒淫与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女性的被压迫与摧残”，“落后阶层的麻木、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人员的腐化、土豪劣绅的横暴”等。有人还将主编所写《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摘要刊出，措辞更为详尽、全面：“以文字内容言，有在‘中国的一日’都市及农村所发生之富有社会意义的事件，有在此一日间各色人群——军人，警士，公务员，工人，店员，学生，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各种各样的生活记录。以文字言，有速写，有报告文学，有小说，有日记，有通讯，有诗歌，乃至短剧。在其中将一日间的中国人生的面影已经相当地表现得明显了。一方面是商业的不景气，一方面是农村的崩溃，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一方面是民气奋扬，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看到这些宣传文字，读者很易受编辑者、出版者思想情绪的感染影响，领会到他们的立场。因主编茅盾的作用，此书左翼的色彩是很明显的。
其实，由于此书是一次破天荒的发动广大民间征文的结果，是由民众书写，由民众阅读，在“一日间”的限时规定文体中，更透露出它的广泛性、普适性、人民性来。报告文学这种外来文体，在1930年代仍属新颖，它兼有新闻实录的历史性和文学典型的形象性，两者也是特别突出的。如果从今天的角度重读《中国的一日》，我们会发现它远比上述广告词的概括要丰富复杂。由于各篇报道相对接近事实，它所含有的时代生活容量相当大；所择取的多样叙述形式，也往往更能传达出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其中，工人所写的纱厂、煤矿、码头、筑路，农民所写的催租、械斗、打饥荒，兵士壮丁描写的营房、出操、清乡，囚犯执笔写出的逮捕、监牢、反省院，游客所见所闻的影戏、进香、赶会，灾民亲见的大水、放赈等灾难，是异常多姿多彩的，立体的。它们真实地发挥出报告文学足够表现“现代中国的一个横断面”的功能。而社会名人如黄炎培、陈子展、卢冀野、沈兹九、陈伯吹、陈独秀、包天笑、邹韬奋等所撰写的报道，反显得有些太书生气。报告集里还不乏特殊的生活材料，像江苏苏州《长生库里》一文，用学徒眼光旁观那“当汛”期间每日从三百号降至五十号以下的典当业萧条场景，朝奉先生应付烟馆伙计、水上公安、乡庄（即种田人）押当的各种花样，以及当铺老板小心伺候中间商“买包客人”的嘴脸，就非内里的熟悉者不能够随意写出。还有像河北赞皇《抢人》一文，写守寡的章氏横遭大伯小叔所卖，外逃后反被判刑，期满释放当日仍在监狱外面被男人们强抢的现实，简直比《祝福》祥林嫂的故事更令人发指。而甘肃平凉的《一件事实》，反映当地有资产的知识家庭也守着产妇于秽土中跪伏分娩的陋习；河北的《定县的五月二十一日》反映定县农民教育的实况（有宝贵的孙伏园工作状态的侧面描写）；山东邹平的《一封家信》、山东济宁的《一天》所记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具体事迹，都留下了今日很难复原的真实历史面影。 《中国的一日》众多选文，从现代大都会写到传统县城，从东南沿海写到内陆广漠高岭，虽然同在1936年危机四伏的气氛下，全国不同地区俱有面对日本侵略的共同严峻形势，外观景象却是不尽相同的：华北是高气压下带有不做亡国奴的愤慨，也有冀东贩毒走私猖獗和汉奸的丑行；山西却处在老百姓要抗日、日机天天空袭以及上层分子积极防共，仿佛还未“睡醒”的情势；广东、福建是商机照样浓厚，城乡之间百怪丛生，移民、自治的谣言四起；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一面是振兴战时工业、训练壮丁、演习国军的景象，一面是偏远地区百姓吃观音土、吃人，成都三分之一人的失业，二分之一人是文盲的局面。我们从中看到《中国的一日》具有的社会历史档案的性质，以及编辑者本来便预定的对中国做全方位观察的立足点。茅盾自述：“例如上海之部我们收了写纱厂生活的稿子两篇，一为职员所作，一为工人所作。（要是有纱厂老板也来一篇，我们觉得更好；我们最初‘发动投稿’时本来是这样计划着的，不幸效果等于零。）”可以见出编辑者多元表现中国的强烈企图，曾得到时代大多数人（投稿者）的支持，又因当时一部分阶层的人不加理会而受限制。不过在当时有无这种企图，究竟已是不同了。
《中国的一日》的可贵处是推崇一种记录体，原原本本写下来，尽量备存。极其迷信愚昧的材料如所谓玉皇大帝御赐良方的传单，广西梧州《救国良方》就全文照录。抄录日记在此书也可谓大宗，如南京的《医学生的日记》、《水兵日记》，上海的《巡捕日记的一页》、《戏剧从业员的一日杂记》、《印花厂图案画者的日记》、《一个绸厂工人的日记》，江苏的《集训日记之一日》、《土地清丈一日记》，浙江的《助产日记》、《乡村小学教师日记》，山东的《不常记的日记》，山西的《演剧者的日记》等等，客观上增加了全书的多元实拍视角。最典型的如浙江对蚕桑业的集中反映，《桑叶与蚕》（杭州）、《茧市》（硖石）、《在乡镇上》（长安镇）诸篇，与茅盾的著名小说《春蚕》一样，都把东洋和国际市场的压迫，茧价大跌，逼使蚕农将吃不起桑叶的僵蚕烂蚕倒掉的现实，作一倾诉；而从《蚕事通信——一个巡回指导员一天的生活行程》（双林镇）、《农村杂记》（诸暨）等篇看，当时的民国政府为提高丝价竞争力，在指导浙江农民改养日本种方面所下的工夫也很可观，仅湖州一区即分发三万五千张“东洋种”，每一合作社约有二百余张，都需指导员经过烘媛到二眠才能分配给蚕户的。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也是《春蚕》故事之外的另一面事实，在这些征文里也作为社会资料为我们保存着。
《中国的一日》兼有一日时事的横截性与文学生动性的两面。这些大部是非文学工作者的执笔人，一旦拿起笔来，本着他们对材料的熟稔程度，自然进入对艺术稍稍加工的境界。近五百篇报告文字中，对话体、自白体的大量运用，十分显眼。山东《枣庄的一日》，由煤矿的职员、中小学生、工人、伙计等集体创作，各写煤井、擦车、脚行、拾煤渣、学校、实习、掘炭夫与发牌子工头的谈话、杂货店顾客与店伙、乞丐的谈话，就像是小说与剧本的合成，非常逼真。江苏泰县《退回来的礼物》，模拟小学生的口气给告诫学生要讲“卫生”的老师写信，倾述自家门前便是垃圾堆、厕所，日日吃馊饭，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礼物”的心情，说：“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资格谈卫生的孩子哩！”河北磁县的《晨会训话速记》以教员训话的“不可靠叙述人”的身份，来谈当日政府推行农村教育的结果（河北省一年花几百万办短期小学，一个小学一年经费需三四百块钱，不能说没有施行教育政策），却是农民家长认为读书填不饱肚皮，学生则纷纷逃学。全篇的语气模拟完全脱离人民的公务员：“最后，我总结一下：明天，手脸洗净，谁没来把谁弄些来，叫李科长看一看就算。不许光脚，不许傻笑，捉虱子，啃糠团子，更不许！都不要听毛金贵娘吴有富爹那种没学问人的傻话，都要学吕蒙正饿着肚子读书！听明白了的举手！放下！完结！”以上两篇的讽刺运用都很纯熟老到，文学价值不低。
总之，《中国的一日》虽涵盖了如此幅员广大的中国土地，各省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征文所能显示的中国的“真面目”及由小聚大的中国“总面目”，毕竟是有限的。但就当时的条件来说，终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发挥出报告文学应有的轻型、快速、具象、生动并贴近人民大众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之后，《中国的一日》对群众性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潮更发生直接的推动作用。抗战初期的孤岛上海，便有朱作同、梅益发起、主编的《上海一日》，征集写“八一三”事变一周年以来任何一日的文字，编成集子也达百万言。只是“任何一日”显然与“确定”的一日不同，日常的意义有别。还有1941年在河北八路军控制的抗日根据地，曾发起过《冀中一日》征文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共收到五万多篇稿件，后由王林、孙犁等选择了其中二百余篇，分为四辑，在极简陋的印刷条件下以石印或油印出版。《中国的一日》正是为这些后继者做了准备。同时，它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所拥有的个性，又为后来者无法超出。这是因编辑者站得较高，文学材料的客观性较强，给后人无形中增加了阐释的空间。举凡这样的作品，如鲁迅《阿Q正传》的人物空间、萧红《生死场》的生活空间、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空间、钱锺书《围城》的讽刺主题空间，都是相当开阔，它们离开了特定的写作环境，仍可被我们不断地加以阐发，永无止境。这正是文学永久性存在的一个例证。
2013年6月30日改写
【责任编辑 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