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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儿，是‘欢快’不是‘方块’，我来教你，h-u-an欢。”
“好的，h-u-an方。”
“唉，是欢、欢、欢，不是方！”
这是我刚上大学后印象最深的一件糗事。上铺的一位甘肃籍同学强化我分清“h”“f”，折腾了一个晚上。而今回忆起来，满是温馨的感觉。即便当时，我也只觉得有趣，无丝毫的自卑感。
近些年来，名牌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越来越小，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两年来，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出台一些招生政策，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倾斜。一些幸运的农村学生，进入到他们心仪已久的名校，往往一段时间有着巨大的挫折感，难以适应大学生活，和家庭优渥的同学难以交流，从而伴随着自卑、焦虑……
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总庆幸自己是在土气的90年代初读完大学，而且在一所颇为土气的名校度过四年时光。——我的母校兰州大学，至今仍然是985高校中贫困生比例最高的一所。
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迈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涯中，我似乎没遇到什么很伤自尊的事情，从进校第一天，就信心满满。
由于历史原因，那年秋季开学很晚，我几经转车，坐了50多个小时的火车，在9月中旬才到了兰州火车站。因为刚经过农事第一苦“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再加上一路的风餐露宿，已是体瘦如猴，满面尘灰，身上的廉价T恤已脏得看不清纹路。火车站的“迎新点”已经撤离，我问了一路步行进校后，找到我的宿舍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开始和同宿舍的室友交谈，接下来逐渐地和全班同学熟悉。
我发现原来同学和我一样土，有些甚至过于我，此前的种种担心立马烟消云散了。
我住在一个中文系法律系混合宿舍里，中文四人法律三人。我所在的中文系四人全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对面下铺的兄弟是湖北武穴长江边一个村庄长大，其上铺的兄弟是江苏南通海边渔村的；我的上铺老兄是在甘肃东部黄土高原窑洞里长大的，而我来自湘中农村。他们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我家好歹是“半边户”，即父亲在外面工作，吃居民粮，母亲带着儿女在农村。比较起来我还有点优势。法律系的室友条件好一点，一位江苏淮阴的老兄农村长大，另外两人一位是甘肃天水市区的，家境最好，另一位是陕西宝鸡铁路子弟。这两人无论从生活还是学习都没有显示出什么优越感。
那一年招生锐减，整个兰大中文系本科就招了一个班32人，其中男生19人，女生13人。农村生源差不多20人，其他十来个城镇生源的多数来自小镇、县城，地级市的不多，副省级城市和省城只有重庆（当时没有直辖）一人、贵阳一人、兰州两人，来自天津的两位女生都是郊县的。
当然，同学之间还是有家境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很小。比如，唯一在大城市长大的是来自重庆的“夫子”——他面容白皙、身材瘦高，举手投足有一种文人的优雅，喜欢引经据典，故荣膺此绰号。他算是见多识广了，也只是一些城市生活的常识——如坐公共汽车、看足球赛。大学第一个学期，略伤我自尊的事是普通话讲得太差，这倒不是城乡差别决定，主要是地域使然。我们班北方的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即便是乡村长大的，普通话说得也比较标准。而我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老师——包括语文老师，都是用方言授课，而且不止一种方言。湖南邵阳、娄底一带十里不同音，我的高中老师有讲邵阳话的，有讲新化话的，有讲湘乡话的，就是没人说普通话。临近毕业时，才有女生告诉我，第一个学期听我说话，意思要靠猜。善良的女同学为了不伤我的面子，不管听懂没听懂，一律点头。
有一个晚上，我在宿舍里朗诵英国大诗人雪莱的《云雀颂》（查良铮译），头一句便是：祝你长生，欢快的精灵！
上铺的老武正躺在床上看书，一听不对呀，怎么读成“方乐的精灵”？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那个晚上，老武硬是让我对着镜子发“h”的音，从那以后，我算是能把“弗兰”念成“湖南”了。
还有一件很的事是一次上英语泛读课，我很不幸被老师点名来读课文。要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农村中学学生念的都是哑巴英语，完全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我压力山大地站起来，结结巴巴把课文读完，漂亮的女老师说了一句：“好重的方言味，哪个地方的英语？”教师起了一阵哄笑，但我也不是很在意，因为全班读哑巴英语多年考上大学的远不止我一个。
可以说，我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就不压抑，而且湘人的争强好胜性格决定我在校期间还颇为骄傲。现在想想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是90年代初大学校园风气纯朴，或者说“土气”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改革开放没多久，社会贫富悬殊不大，城市和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家境有差别，但也没有现在这种天壤之别，无非有些人过得殷实一点，有些人日子清苦一些。学生的贫富差别，也就是体现在中午打五毛钱的红烧肉还是一毛钱的青菜。
二是我所就读的兰州大学农村学生占大多数，中文、历史、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尤其如此。即便是比较时髦的新闻、经贸、外语等专业，城市学生较多，但仍然没有超过农村学生。整个大学有一股浓浓的“乡村风”，生活在其间觉得轻松、自在。或许孤悬西部的兰大有些特殊，京、沪、杭、穗、宁等发达城市的名校，农村学生比例与兰大相比较小一些，但也没有现在这般悬殊，农村学生生活其间压力肯定比现在小得多。著名作家刘震云有一次回母校北京大学做讲演，说他1978年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有一次问同宿舍北京长大的兄弟：“课间女同学的嘴里还得咀嚼着什么呀？按照我在村里的经验，这是在我们村牛棚里才能出现的情况（即牛在反刍）。”同学告诉他，那是在嚼口香糖！那时候，一个从河南来北京的乡下人，真没见过这洋玩意儿，好学的刘震云只能“每事问”。但总体说来，这类尴尬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但没有抹平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之间的信息鸿沟，反而加大了。我记得第一次知道有因特网这个玩意是大二时一位数学系的老乡，告诉我兰州有两个地方可以上因特网，查询国外的科研资料，一个是兰州大学，一个是中科院兰州分院。在前互联网时代，中学生、大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阅读——包括是教科书还是课外书，没有那么多的音乐、美术考级加分项目，不就是比拼谁读书多吗？
现在一些城市家境好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已经游遍美日欧，农村学生除了待在故乡拼命做题哪有机会远足？青少年开阔眼界、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丰富，如此农村学生的劣势就很明显了。而且，要弥补这类差距，远比以前图书为王的时代艰难。以科举时代为例，曾国藩在28岁中进士以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偏僻的湘乡农村，直到他第二次会试落第，回家绕道金陵时，才买了一套《二十三史》。参加会试时的曾国藩除了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应付“高考”的知识与江南那些诗文化世家的子弟差别不大外，其他见识恐怕要浅陋得多。但在可以通过阅读弥补差距的时代，只要有一个图书馆，而且爱读书，乡下孩子很快就会赶超城里的孩子。
从我读大学的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从学前教育就开始了，到了高中阶段更加明显，大学名校的农村学生比例也随之逐年减少。有幸考上名校的农村学生从以前的多数派变成少数派，再加上高等教育家庭负担的成本剧增，以及社会贫富悬殊的扩大，社会包括高等学校攀比、炫富之风流行等原因，那些从农村家庭走进名校的幸运儿，所受到的压力当然会远远大于我读大学时。
假如我晚10年或20年从农村去读大学，还有我当年走进兰大后的自信满满和大学期间的从容么？真得感谢土气的90年代初，感谢土气的兰州大学。
（李伟摘自“大家”）
“好的，h-u-an方。”
“唉，是欢、欢、欢，不是方！”
这是我刚上大学后印象最深的一件糗事。上铺的一位甘肃籍同学强化我分清“h”“f”，折腾了一个晚上。而今回忆起来，满是温馨的感觉。即便当时，我也只觉得有趣，无丝毫的自卑感。
近些年来，名牌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越来越小，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两年来，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出台一些招生政策，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倾斜。一些幸运的农村学生，进入到他们心仪已久的名校，往往一段时间有着巨大的挫折感，难以适应大学生活，和家庭优渥的同学难以交流，从而伴随着自卑、焦虑……
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总庆幸自己是在土气的90年代初读完大学，而且在一所颇为土气的名校度过四年时光。——我的母校兰州大学，至今仍然是985高校中贫困生比例最高的一所。
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迈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涯中，我似乎没遇到什么很伤自尊的事情，从进校第一天，就信心满满。
由于历史原因，那年秋季开学很晚，我几经转车，坐了50多个小时的火车，在9月中旬才到了兰州火车站。因为刚经过农事第一苦“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再加上一路的风餐露宿，已是体瘦如猴，满面尘灰，身上的廉价T恤已脏得看不清纹路。火车站的“迎新点”已经撤离，我问了一路步行进校后，找到我的宿舍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开始和同宿舍的室友交谈，接下来逐渐地和全班同学熟悉。
我发现原来同学和我一样土，有些甚至过于我，此前的种种担心立马烟消云散了。
我住在一个中文系法律系混合宿舍里，中文四人法律三人。我所在的中文系四人全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对面下铺的兄弟是湖北武穴长江边一个村庄长大，其上铺的兄弟是江苏南通海边渔村的；我的上铺老兄是在甘肃东部黄土高原窑洞里长大的，而我来自湘中农村。他们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我家好歹是“半边户”，即父亲在外面工作，吃居民粮，母亲带着儿女在农村。比较起来我还有点优势。法律系的室友条件好一点，一位江苏淮阴的老兄农村长大，另外两人一位是甘肃天水市区的，家境最好，另一位是陕西宝鸡铁路子弟。这两人无论从生活还是学习都没有显示出什么优越感。
那一年招生锐减，整个兰大中文系本科就招了一个班32人，其中男生19人，女生13人。农村生源差不多20人，其他十来个城镇生源的多数来自小镇、县城，地级市的不多，副省级城市和省城只有重庆（当时没有直辖）一人、贵阳一人、兰州两人，来自天津的两位女生都是郊县的。
当然，同学之间还是有家境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很小。比如，唯一在大城市长大的是来自重庆的“夫子”——他面容白皙、身材瘦高，举手投足有一种文人的优雅，喜欢引经据典，故荣膺此绰号。他算是见多识广了，也只是一些城市生活的常识——如坐公共汽车、看足球赛。大学第一个学期，略伤我自尊的事是普通话讲得太差，这倒不是城乡差别决定，主要是地域使然。我们班北方的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即便是乡村长大的，普通话说得也比较标准。而我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老师——包括语文老师，都是用方言授课，而且不止一种方言。湖南邵阳、娄底一带十里不同音，我的高中老师有讲邵阳话的，有讲新化话的，有讲湘乡话的，就是没人说普通话。临近毕业时，才有女生告诉我，第一个学期听我说话，意思要靠猜。善良的女同学为了不伤我的面子，不管听懂没听懂，一律点头。
有一个晚上，我在宿舍里朗诵英国大诗人雪莱的《云雀颂》（查良铮译），头一句便是：祝你长生，欢快的精灵！
上铺的老武正躺在床上看书，一听不对呀，怎么读成“方乐的精灵”？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那个晚上，老武硬是让我对着镜子发“h”的音，从那以后，我算是能把“弗兰”念成“湖南”了。
还有一件很的事是一次上英语泛读课，我很不幸被老师点名来读课文。要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农村中学学生念的都是哑巴英语，完全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我压力山大地站起来，结结巴巴把课文读完，漂亮的女老师说了一句：“好重的方言味，哪个地方的英语？”教师起了一阵哄笑，但我也不是很在意，因为全班读哑巴英语多年考上大学的远不止我一个。
可以说，我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就不压抑，而且湘人的争强好胜性格决定我在校期间还颇为骄傲。现在想想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是90年代初大学校园风气纯朴，或者说“土气”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改革开放没多久，社会贫富悬殊不大，城市和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家境有差别，但也没有现在这种天壤之别，无非有些人过得殷实一点，有些人日子清苦一些。学生的贫富差别，也就是体现在中午打五毛钱的红烧肉还是一毛钱的青菜。
二是我所就读的兰州大学农村学生占大多数，中文、历史、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尤其如此。即便是比较时髦的新闻、经贸、外语等专业，城市学生较多，但仍然没有超过农村学生。整个大学有一股浓浓的“乡村风”，生活在其间觉得轻松、自在。或许孤悬西部的兰大有些特殊，京、沪、杭、穗、宁等发达城市的名校，农村学生比例与兰大相比较小一些，但也没有现在这般悬殊，农村学生生活其间压力肯定比现在小得多。著名作家刘震云有一次回母校北京大学做讲演，说他1978年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有一次问同宿舍北京长大的兄弟：“课间女同学的嘴里还得咀嚼着什么呀？按照我在村里的经验，这是在我们村牛棚里才能出现的情况（即牛在反刍）。”同学告诉他，那是在嚼口香糖！那时候，一个从河南来北京的乡下人，真没见过这洋玩意儿，好学的刘震云只能“每事问”。但总体说来，这类尴尬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但没有抹平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之间的信息鸿沟，反而加大了。我记得第一次知道有因特网这个玩意是大二时一位数学系的老乡，告诉我兰州有两个地方可以上因特网，查询国外的科研资料，一个是兰州大学，一个是中科院兰州分院。在前互联网时代，中学生、大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阅读——包括是教科书还是课外书，没有那么多的音乐、美术考级加分项目，不就是比拼谁读书多吗？
现在一些城市家境好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已经游遍美日欧，农村学生除了待在故乡拼命做题哪有机会远足？青少年开阔眼界、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丰富，如此农村学生的劣势就很明显了。而且，要弥补这类差距，远比以前图书为王的时代艰难。以科举时代为例，曾国藩在28岁中进士以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偏僻的湘乡农村，直到他第二次会试落第，回家绕道金陵时，才买了一套《二十三史》。参加会试时的曾国藩除了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应付“高考”的知识与江南那些诗文化世家的子弟差别不大外，其他见识恐怕要浅陋得多。但在可以通过阅读弥补差距的时代，只要有一个图书馆，而且爱读书，乡下孩子很快就会赶超城里的孩子。
从我读大学的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从学前教育就开始了，到了高中阶段更加明显，大学名校的农村学生比例也随之逐年减少。有幸考上名校的农村学生从以前的多数派变成少数派，再加上高等教育家庭负担的成本剧增，以及社会贫富悬殊的扩大，社会包括高等学校攀比、炫富之风流行等原因，那些从农村家庭走进名校的幸运儿，所受到的压力当然会远远大于我读大学时。
假如我晚10年或20年从农村去读大学，还有我当年走进兰大后的自信满满和大学期间的从容么？真得感谢土气的90年代初，感谢土气的兰州大学。
（李伟摘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