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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经济体之一。今年，我国加入WTO的十五年保护期届满后，外商投资领域将继续扩大。跨国公司进驻中国的数量将会继续增长，这些外国跨国公司给我国带来大量商机的同时，也会给我国造成在环境、劳工权利、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我国企业不断做大做强，我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行为也渐渐受到关注。在全球化时代，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硬件竞争上升到软件的竞争，从技术，产品的竞争上升到企业理念和道德的竞争。我国应顺应趋势，借助跨国公司强化公司责任的潮流强化我国企业的公司责任，把跨国公司强化公司责任的潮流作为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转折点，重视在华跨国公司以及在海外的我国跨国公司在人权保护领域的责任规制问题。
关键词：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国际法律；启示
中图分类号：D99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0-0220-02
作者简介：高琳菲（1986-），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法。
一、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国际法律实践对我国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普遍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中国不容置疑地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事业的重要支柱。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进驻我国的已达480家。在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时，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人权问题尤为突出。尽管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都对跨国公司在人权领域的法律义务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跨国公司逃避人权义务的现象，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得到各方的重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实践对我国的影响也开始显露端倪，主要表现在对保护劳工权的生产守则运动、“全球契约”与中国的联系等方面。
（一）保护劳工权的生产守则运动
上个世纪末，我国的劳工问题开始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了专门的“生产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如美国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全球交流组织等21个劳工组织、消费者组织、人权组织联合起草，并有多家跨国公司签署了“中国商业原则”。此后，各大跨国公司相继开始了旨在对中国供应商和分包商实施以劳工标准检查为内容的社会责任运动。这些公司普遍在中国公司内设立了相关的社会责任部门，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的审核机构，对于中国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劳工标准执行状况进行监督审核。而从事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的国际组织，也都相继在中国登陆。近些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数千家作为跨国公司供货商的企业，已经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检查。这一运动使得劳工标准和劳工权益保护这一命题，在企业和社会的范围内，获得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社会认知程度，特别是对于提高劳动者和雇主双方的权利意识都有积极的意义。
（二）“全球契约”与中国
“全球契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现已有近12000成员，遍布145个国家。联合国已陆续在各国与其政府和企业界共同组织“全球契约”的启动和宣传，并由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全球契约”办公室负责协调和推动工作。在充分认识到缺少一个像中国这样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企业的参与，其完整性和广泛性必将受到挑战。从2002年起，“全球契约”不断推广其社会认知度，中国企业界也在不同场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国企业联合会在2005年专门成立了“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并以组织名义正式加入“全球契约”，成为全球第一个以非企业形式加入“全球契约”的组织。随后，“全球契约”工作在中国取得了很大进展。2014年，“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制定了章程，致力于推动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的实施，标志着全球契约实践在我国日趋完善。
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实践，是在不断的向积极融合多方约束机制方向发展。我国作为跨国公司生产链条的终端以及销售市场，如何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对国际趋势进行有力的回应，是采取消极、保守抑或是积极的态度，是我们应谨慎思考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应认清局势，积极顺应国际趋势，一方面，可以保障人民的权益，从环境、工作等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也能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政府和立法者层面，积极加强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
首先，对在华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问题上，通过媒体的披露，我们可知在华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责任最为常见的有健康权、劳工权以及环境权，因此需在这三个方面重点规制在华跨国公司。特别是对于在华跨国公司的劳工保护方面应该给予持续的关注。在立法层面，则需要针对现有原则性较强的法律出台具操作性的事实细则。如在工人的结社问题和被强制劳动问题方面、在就业歧视的具体认定方面、强化公民的环境权方面，可以借鉴国际标准适当予以规定。需知劳工和环境标准的适度提高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最容易发生劳动侵权的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次，对我国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问题上，我国跨国公司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的情况逐渐增多，其在国外遵守人权的状况也将渐受关注。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行为提出了批评，我们有必要对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行为进行反思。我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走出去的跨国公司遵守人权规范，例如可以通过贷款或减税的方式鼓励走出去的跨国公司以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经营。在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相关群体权益的保护。现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效仿发达国家，加强对劳工的保护及对违反劳动法律的惩罚。
同时，可以从“全球契约”以及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等方面切入，积极引导在华跨国公司以及我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契约”得以普遍推广的情况下，其开放性利于我们逐步推进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承担。生产守则作为跨国公司的自律规范，使其得以有效适用无疑可以解决许多现阶段的难题，如“胡萝卜+大棒”理论则是赋予其有效性的充分做法，我们可以尝试将该理论应用于实践。 （二）跨国公司层面，通过各种方式践行其人权责任
首先，定期发布人权责任履行报告，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第16条规定，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应依据这些准则定期评估自身活动对人权的影响。评估的重要途径是定期发布公司人权责任报告，将其人权责任的实践情况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然而目前定期发布人权履行报告的企业少之又少，但跨国公司一般都自愿提交社会责任履行报告，目前的趋势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即跨国公司的自愿报告和有关国家的规范融为一体。无论如何，跨国公司提交自愿报告目的在于使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确信该公司履行了社会责任。因此，未来跨国公司发布人权履行报告也将会是一种趋势，它能使企业的人权状况为公众所了解，从而提高公司的信赖度，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其次，加大对外监管力度，完善公司监管机制。跨国公司推进其人权责任的重要途径是把好对外监管关，完善公司的对外监管机制。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第16条也明确要求跨国公司的供应商、销售商等必须遵守准则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跨国公司在这一环节中应担负起正确监管的责任。
（三）社会层面，各方加强监督
对跨国公司在国内从事的各项经营活动、有关人权责任方面的各项举措以及其破坏本国社会利益的行为离不开社会的监督、约束。在我国，社会监督对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积极影响已有一些良好的实例。
目前，许多跨国公司也已经渐渐意识到：忽视其人权责任的做法最终只能使他们的社会评价跌入谷底，积极承担人权责任将在媒体、消费者和相关人权监督机构中塑造较好的形象，间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这些社会监督可分为：⑴公民个人的监督；⑵债权人的监督；⑶社会经济团体的监督；⑷新闻舆论的监督。社会监督已经为许多经济立法文件所确认，不少经济法律也规定了公民个人对经济活动特定的监督权。公民个人的监督是对抗跨国公司滥用权力（权利）的有效手段，也是弱者进行自力救济的法律工具，有利于实现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同时，由于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因此，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心。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产生、发展与壮大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萨楚拉.跨国公司人权责任探析[J].湖北大学学报，2015（3）.
[2]杜如益.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之救济路径——体系化反思、中国语境与劳工保护[J].商场现代化，2014（1）.
关键词：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国际法律；启示
中图分类号：D99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0-0220-02
作者简介：高琳菲（1986-），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法。
一、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国际法律实践对我国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普遍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中国不容置疑地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事业的重要支柱。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进驻我国的已达480家。在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时，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人权问题尤为突出。尽管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都对跨国公司在人权领域的法律义务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跨国公司逃避人权义务的现象，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得到各方的重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实践对我国的影响也开始显露端倪，主要表现在对保护劳工权的生产守则运动、“全球契约”与中国的联系等方面。
（一）保护劳工权的生产守则运动
上个世纪末，我国的劳工问题开始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了专门的“生产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如美国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全球交流组织等21个劳工组织、消费者组织、人权组织联合起草，并有多家跨国公司签署了“中国商业原则”。此后，各大跨国公司相继开始了旨在对中国供应商和分包商实施以劳工标准检查为内容的社会责任运动。这些公司普遍在中国公司内设立了相关的社会责任部门，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的审核机构，对于中国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劳工标准执行状况进行监督审核。而从事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的国际组织，也都相继在中国登陆。近些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数千家作为跨国公司供货商的企业，已经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检查。这一运动使得劳工标准和劳工权益保护这一命题，在企业和社会的范围内，获得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社会认知程度，特别是对于提高劳动者和雇主双方的权利意识都有积极的意义。
（二）“全球契约”与中国
“全球契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现已有近12000成员，遍布145个国家。联合国已陆续在各国与其政府和企业界共同组织“全球契约”的启动和宣传，并由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全球契约”办公室负责协调和推动工作。在充分认识到缺少一个像中国这样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企业的参与，其完整性和广泛性必将受到挑战。从2002年起，“全球契约”不断推广其社会认知度，中国企业界也在不同场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国企业联合会在2005年专门成立了“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并以组织名义正式加入“全球契约”，成为全球第一个以非企业形式加入“全球契约”的组织。随后，“全球契约”工作在中国取得了很大进展。2014年，“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制定了章程，致力于推动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的实施，标志着全球契约实践在我国日趋完善。
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实践，是在不断的向积极融合多方约束机制方向发展。我国作为跨国公司生产链条的终端以及销售市场，如何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对国际趋势进行有力的回应，是采取消极、保守抑或是积极的态度，是我们应谨慎思考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应认清局势，积极顺应国际趋势，一方面，可以保障人民的权益，从环境、工作等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也能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政府和立法者层面，积极加强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
首先，对在华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问题上，通过媒体的披露，我们可知在华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责任最为常见的有健康权、劳工权以及环境权，因此需在这三个方面重点规制在华跨国公司。特别是对于在华跨国公司的劳工保护方面应该给予持续的关注。在立法层面，则需要针对现有原则性较强的法律出台具操作性的事实细则。如在工人的结社问题和被强制劳动问题方面、在就业歧视的具体认定方面、强化公民的环境权方面，可以借鉴国际标准适当予以规定。需知劳工和环境标准的适度提高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最容易发生劳动侵权的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次，对我国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问题上，我国跨国公司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的情况逐渐增多，其在国外遵守人权的状况也将渐受关注。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行为提出了批评，我们有必要对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行为进行反思。我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走出去的跨国公司遵守人权规范，例如可以通过贷款或减税的方式鼓励走出去的跨国公司以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经营。在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相关群体权益的保护。现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效仿发达国家，加强对劳工的保护及对违反劳动法律的惩罚。
同时，可以从“全球契约”以及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等方面切入，积极引导在华跨国公司以及我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契约”得以普遍推广的情况下，其开放性利于我们逐步推进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承担。生产守则作为跨国公司的自律规范，使其得以有效适用无疑可以解决许多现阶段的难题，如“胡萝卜+大棒”理论则是赋予其有效性的充分做法，我们可以尝试将该理论应用于实践。 （二）跨国公司层面，通过各种方式践行其人权责任
首先，定期发布人权责任履行报告，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第16条规定，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应依据这些准则定期评估自身活动对人权的影响。评估的重要途径是定期发布公司人权责任报告，将其人权责任的实践情况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然而目前定期发布人权履行报告的企业少之又少，但跨国公司一般都自愿提交社会责任履行报告，目前的趋势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即跨国公司的自愿报告和有关国家的规范融为一体。无论如何，跨国公司提交自愿报告目的在于使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确信该公司履行了社会责任。因此，未来跨国公司发布人权履行报告也将会是一种趋势，它能使企业的人权状况为公众所了解，从而提高公司的信赖度，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其次，加大对外监管力度，完善公司监管机制。跨国公司推进其人权责任的重要途径是把好对外监管关，完善公司的对外监管机制。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第16条也明确要求跨国公司的供应商、销售商等必须遵守准则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跨国公司在这一环节中应担负起正确监管的责任。
（三）社会层面，各方加强监督
对跨国公司在国内从事的各项经营活动、有关人权责任方面的各项举措以及其破坏本国社会利益的行为离不开社会的监督、约束。在我国，社会监督对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积极影响已有一些良好的实例。
目前，许多跨国公司也已经渐渐意识到：忽视其人权责任的做法最终只能使他们的社会评价跌入谷底，积极承担人权责任将在媒体、消费者和相关人权监督机构中塑造较好的形象，间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这些社会监督可分为：⑴公民个人的监督；⑵债权人的监督；⑶社会经济团体的监督；⑷新闻舆论的监督。社会监督已经为许多经济立法文件所确认，不少经济法律也规定了公民个人对经济活动特定的监督权。公民个人的监督是对抗跨国公司滥用权力（权利）的有效手段，也是弱者进行自力救济的法律工具，有利于实现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同时，由于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因此，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心。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产生、发展与壮大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萨楚拉.跨国公司人权责任探析[J].湖北大学学报，2015（3）.
[2]杜如益.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之救济路径——体系化反思、中国语境与劳工保护[J].商场现代化，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