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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今年84岁，还算健康。都说人越老，年轻时的记忆就越清晰，她甚至幻听到打炮的声音，“要解放了……”于是，我将奶奶断断续续的讲述整理成文字，收入我们家的家庭档案簿。
——杨旭
管站台的小日本拿大皮鞭子抽啊，我妈后背都被抽紫了
我老家是河北省昌黎县草城庄。记得我15岁那年，农村闹饥荒，家里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大姑在沈阳，那时候叫奉天，就给她去信。大姑说，你们来吧。
我爸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到山海关坐火车，蹲了三天也没上去车。钱都花光了，爸妈就吵架。幸好遇见一个查铺的，跟咱们是老乡，说能带我们上车。咱家只剩一对枕头，要送给他，他说啥也不要，后来拗不过就收下留作纪念了。
第二天一早，他送我们上车，站台上一个车门口站一排，都站得没处落脚了。他就带着咱家四口人往前跑，小日本就跟他吵吵，那意思是你不站排，上头前走啥呀！他也不听，领着我们继续跑，好不容易领到火车门边，那也没上去车。那人挤的，鞋都跑丢了。管站台的小日本拿大皮鞭子抽啊，我妈后背都被抽紫了。后来爬到车厢挂钩的台阶上蹲着，好赖也上去了。天冷啊！用手拽着挂钩，过了不知道多少站。车厢里有个小屋，里面是看车人待的。我妈就跟人家说，两个孩子冻得不行了，求求你。（我妈）给人磕头，说让俩孩子在你这儿站一会也行啊。
那时候一个月不休息，厂子还能给发四斤饼干，要知道当时市面上都看不着饼干
到了奉天，我们住我大姑那儿，在皇姑屯沙子沟。我大姑认识一个满洲制果（即满洲明治制果株式会社奉天工厂，为沈阳饼干厂前身，厂址在铁西区兴工北街101号，已拆除）的人，给我介绍到那去包糖，包饼干。
去铁西上班，没有车，总共五六个女的，集中到一块，五点钟就从家走，走天桥老道口那儿。那里有个火葬场，害怕呀，五点钟多黑呢，自己不敢走。五六个女的就走啊走啊，走两个点，才走到满洲制果。
厂子是个大院子，可大一座楼，青砖盖的。大家一堆人进厂，8点上班，5点下班。包糖的在一个屋，那边一个屋是包饼干的，叫必士糕（音译自英文biscuit，饼干）。咱们包糖的有一个大铁案子，上头一个大糖罐子，呼噜呼噜地搅那个糖，完了就往大案子上倒。这一锅糖出来了，黄瓤的，圆乎乎的，皮糖，热乎的才好吃呢！一个案子有一个头头，女的，看着你，不敢吃。糖倒在案子上，就用一块5厘米见方的花纸包，一人发一沓，忘了上边是什么字了。糖纸放一个小木头架子上，糖往中间一搁，两头一拧，捏死了，不留尾巴。包完了装小盒，一个小盒里20块，放大箱子里。我包得可快了，一天能包两大箱子，100多盒。装完了送过去，写上你包多少，给你合多少钱。一个月，拿现在说，也就十来块钱。那时候一个月不休息，厂子还能给发四斤饼干，要知道当时市面上都看不着饼干。
小日本挺坏的，但他们爱干净。我们去厕所回来，头发、手都要检查，手指盖铰没，脑袋有虱子没
小日本对工人可狠了，说巴嘎丫路！小日本挺坏的，但他们爱干净。我们去厕所回来，头发、手都要检查，手指盖铰没，脑袋有虱子没。工头都是中国人，管着咱们，像看犯人似的，你要好好干活他不打你。下班在门口翻腰，看你偷东西不。抓住了，也不打你，也不骂你，屋里有个电椅，让你坐着过电，比挨打还难受啊！我们都想法儿偷吃，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联系那边包饼干的，让他们给咱们弄一饭盒饼干，咱们就给他们一饭盒糖，查得可严了，得吃得一点不剩。
那时候生活困难啊！一天一个人给一斤高粱米，怎么吃啊？用砖砸高粱米，把高粱皮砸完了，就做饭吃。冬天没有棉鞋，买不起，有胶皮工厂发的水鞋，就当棉鞋穿。上班穿一个小破棉袄、破棉裤。我妈给人家做衣服，钉纽襻。人家说，你孩子太可怜了，上班连棉袄都没有，就给一片麻线布，我妈就给我做件像样小棉袄。穿身上真暖和，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啊！晚上睡觉压到身上我都不舍得，就挂在墙上。冬天快过完了，我们住那个小破屋，门没有玻璃，纸糊的。天黑睡着了，一个贼拿钩子捅破了纸，把小棉袄钩走了。早上起来一穿衣服，我喊，妈，棉袄呢？不在那挂着呢吗？没了！上班穿啥呀……不光咱家那样，都那样。
那日本老头子趴着墙往外一瞅，说，啊呀！大大地完了，大大地完了，不行了。他抱着脑袋哭，说，你们回家吧，回家吧，我们完了
沈阳光复那天（根据辽海出版社《解放沈阳》一书记载，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近卫坦克第五军从铁西开进沈阳），我们上午还都干活呢，中午过后，天上有飞机扔炸弹。日本人让我们都进防空壕，一个大洞子，在里面猫着。八路军（实际是苏联红军，被老百姓误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进来时我们都不知道。是从小白楼那边打的，过天桥，打着大旗就进来了。那日本老头子趴着墙往外一瞅，说，啊呀！大大地完了，大大地完了，不行了。他抱着脑袋哭呀，说，你们回家吧，回家吧，我们完了。咱们那几个人，就是总一起上班的，拼了命地往家跑。
小日本完蛋了，我们可高兴了，不用再受气了，他们也不敢管我们了。这时候就觉得有些日本女人够可怜的，当时中国男人不少找她们当媳妇。咱后院有一个拉洋车的，李老二，没有媳妇，穷啊，就寻了个日本娘们儿。那日本娘们儿太可怜了，让他给救了，接到家里，就跟李老二一起过了。她可漂亮了，会织毛衣，各种各样的毛衣。咱们上她那屋串门她害怕，吓得哆嗦呀，怕打她。我们说，我们不是坏人，是大大的好人。后来老上那屋去，就熟了，那日本女人就告诉我们怎么织毛衣，这是什么花样，那是什么针法。后来，她被送回国了。
大鼻子（中国百姓对苏联人的称呼）才进来时可乱了，什么人都有。大鼻子坏死了，见到女的就喊，马达木，上高！马达木，上高！（音译，俄语，意为姑娘，漂亮。） 然后就给拽走，陪着他吃饭，陪着他干啥地。后来，女人都剃大光头了，害怕呀！可装男的也不行，他能看出来。后来大鼻子正式队伍进来了，有头头了，就不敢了，不祸害人了。
街上乱死了，哪敢上班啊？不敢上班。工厂还要老人儿，工厂都成咱们的，巴不得要我们去，我们什么都会呀！那时候我结婚了，不是有老婆婆吗？她说，女的还上班？不让去，就这样，我再没上班。
责编/王欢
wh@lnddgr.cn
——杨旭
管站台的小日本拿大皮鞭子抽啊，我妈后背都被抽紫了
我老家是河北省昌黎县草城庄。记得我15岁那年，农村闹饥荒，家里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大姑在沈阳，那时候叫奉天，就给她去信。大姑说，你们来吧。
我爸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到山海关坐火车，蹲了三天也没上去车。钱都花光了，爸妈就吵架。幸好遇见一个查铺的，跟咱们是老乡，说能带我们上车。咱家只剩一对枕头，要送给他，他说啥也不要，后来拗不过就收下留作纪念了。
第二天一早，他送我们上车，站台上一个车门口站一排，都站得没处落脚了。他就带着咱家四口人往前跑，小日本就跟他吵吵，那意思是你不站排，上头前走啥呀！他也不听，领着我们继续跑，好不容易领到火车门边，那也没上去车。那人挤的，鞋都跑丢了。管站台的小日本拿大皮鞭子抽啊，我妈后背都被抽紫了。后来爬到车厢挂钩的台阶上蹲着，好赖也上去了。天冷啊！用手拽着挂钩，过了不知道多少站。车厢里有个小屋，里面是看车人待的。我妈就跟人家说，两个孩子冻得不行了，求求你。（我妈）给人磕头，说让俩孩子在你这儿站一会也行啊。
那时候一个月不休息，厂子还能给发四斤饼干，要知道当时市面上都看不着饼干
到了奉天，我们住我大姑那儿，在皇姑屯沙子沟。我大姑认识一个满洲制果（即满洲明治制果株式会社奉天工厂，为沈阳饼干厂前身，厂址在铁西区兴工北街101号，已拆除）的人，给我介绍到那去包糖，包饼干。
去铁西上班，没有车，总共五六个女的，集中到一块，五点钟就从家走，走天桥老道口那儿。那里有个火葬场，害怕呀，五点钟多黑呢，自己不敢走。五六个女的就走啊走啊，走两个点，才走到满洲制果。
厂子是个大院子，可大一座楼，青砖盖的。大家一堆人进厂，8点上班，5点下班。包糖的在一个屋，那边一个屋是包饼干的，叫必士糕（音译自英文biscuit，饼干）。咱们包糖的有一个大铁案子，上头一个大糖罐子，呼噜呼噜地搅那个糖，完了就往大案子上倒。这一锅糖出来了，黄瓤的，圆乎乎的，皮糖，热乎的才好吃呢！一个案子有一个头头，女的，看着你，不敢吃。糖倒在案子上，就用一块5厘米见方的花纸包，一人发一沓，忘了上边是什么字了。糖纸放一个小木头架子上，糖往中间一搁，两头一拧，捏死了，不留尾巴。包完了装小盒，一个小盒里20块，放大箱子里。我包得可快了，一天能包两大箱子，100多盒。装完了送过去，写上你包多少，给你合多少钱。一个月，拿现在说，也就十来块钱。那时候一个月不休息，厂子还能给发四斤饼干，要知道当时市面上都看不着饼干。
小日本挺坏的，但他们爱干净。我们去厕所回来，头发、手都要检查，手指盖铰没，脑袋有虱子没
小日本对工人可狠了，说巴嘎丫路！小日本挺坏的，但他们爱干净。我们去厕所回来，头发、手都要检查，手指盖铰没，脑袋有虱子没。工头都是中国人，管着咱们，像看犯人似的，你要好好干活他不打你。下班在门口翻腰，看你偷东西不。抓住了，也不打你，也不骂你，屋里有个电椅，让你坐着过电，比挨打还难受啊！我们都想法儿偷吃，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联系那边包饼干的，让他们给咱们弄一饭盒饼干，咱们就给他们一饭盒糖，查得可严了，得吃得一点不剩。
那时候生活困难啊！一天一个人给一斤高粱米，怎么吃啊？用砖砸高粱米，把高粱皮砸完了，就做饭吃。冬天没有棉鞋，买不起，有胶皮工厂发的水鞋，就当棉鞋穿。上班穿一个小破棉袄、破棉裤。我妈给人家做衣服，钉纽襻。人家说，你孩子太可怜了，上班连棉袄都没有，就给一片麻线布，我妈就给我做件像样小棉袄。穿身上真暖和，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啊！晚上睡觉压到身上我都不舍得，就挂在墙上。冬天快过完了，我们住那个小破屋，门没有玻璃，纸糊的。天黑睡着了，一个贼拿钩子捅破了纸，把小棉袄钩走了。早上起来一穿衣服，我喊，妈，棉袄呢？不在那挂着呢吗？没了！上班穿啥呀……不光咱家那样，都那样。
那日本老头子趴着墙往外一瞅，说，啊呀！大大地完了，大大地完了，不行了。他抱着脑袋哭，说，你们回家吧，回家吧，我们完了
沈阳光复那天（根据辽海出版社《解放沈阳》一书记载，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近卫坦克第五军从铁西开进沈阳），我们上午还都干活呢，中午过后，天上有飞机扔炸弹。日本人让我们都进防空壕，一个大洞子，在里面猫着。八路军（实际是苏联红军，被老百姓误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进来时我们都不知道。是从小白楼那边打的，过天桥，打着大旗就进来了。那日本老头子趴着墙往外一瞅，说，啊呀！大大地完了，大大地完了，不行了。他抱着脑袋哭呀，说，你们回家吧，回家吧，我们完了。咱们那几个人，就是总一起上班的，拼了命地往家跑。
小日本完蛋了，我们可高兴了，不用再受气了，他们也不敢管我们了。这时候就觉得有些日本女人够可怜的，当时中国男人不少找她们当媳妇。咱后院有一个拉洋车的，李老二，没有媳妇，穷啊，就寻了个日本娘们儿。那日本娘们儿太可怜了，让他给救了，接到家里，就跟李老二一起过了。她可漂亮了，会织毛衣，各种各样的毛衣。咱们上她那屋串门她害怕，吓得哆嗦呀，怕打她。我们说，我们不是坏人，是大大的好人。后来老上那屋去，就熟了，那日本女人就告诉我们怎么织毛衣，这是什么花样，那是什么针法。后来，她被送回国了。
大鼻子（中国百姓对苏联人的称呼）才进来时可乱了，什么人都有。大鼻子坏死了，见到女的就喊，马达木，上高！马达木，上高！（音译，俄语，意为姑娘，漂亮。） 然后就给拽走，陪着他吃饭，陪着他干啥地。后来，女人都剃大光头了，害怕呀！可装男的也不行，他能看出来。后来大鼻子正式队伍进来了，有头头了，就不敢了，不祸害人了。
街上乱死了，哪敢上班啊？不敢上班。工厂还要老人儿，工厂都成咱们的，巴不得要我们去，我们什么都会呀！那时候我结婚了，不是有老婆婆吗？她说，女的还上班？不让去，就这样，我再没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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