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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七月与安生》就从默默无闻瞬间燃爆了口碑。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导演曾国祥，知道青春片也能有如此的质量。
在此之前，曾国祥的头衔是演员曾志伟的儿子，是一名
不太演得上主角的演员，但在此之后，人们会认真地叫他“曾导”
“你千万不要毁了我们的青春啊！”
当《七月与安生》拍摄到一半时，曾国祥的微博上开始有安妮宝贝的粉丝进来留言。他这才开始感觉到了些压力。
2015年6月的一天，陈可辛打来电话，询问曾国祥是否有兴趣执导《七月与安生》。这是曾国祥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也是他第一次听到安妮宝贝的名字。
在香港生活的曾国祥很少来内地，对内地的网络作家并不熟悉。他平日喜欢读严肃文学，小时候读到的大都是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国作家他接触得较晚，比较喜欢莫言和余华。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安妮宝贝原来是影响力那么大的一个作家，所以才能够轻松去改，去拍。”在影片热映的当口，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影后期完成后，他辗转联系到了安妮宝贝本人，他觉得还是应该给她本人看看，“她看完后第一个反应是放心，听到她那么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电影上映后，即便在原著基础上做了不少改动，还是得到了原著粉的认可，这让曾国祥感到欣慰。
随之而来的高口碑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9月15日，电影《七月与安生》上映两天，豆瓣评分达到7.6，近六千人参与评论。截至9月15日，今年上映的华语电影已有 240部，评分超过7的仅有17部。《七月与安生》获得了目前为止2016年商业电影最高评分。上映不到十天，票房过亿。
“一部电影有它自己的命嘛，这部电影命很好。”曾国祥这样解释。
《七月与安生》是曾国祥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期待，但很快却迎来了翻转的如潮好评。事实上，他并非电影圈的新人，16年前他就进入了陈可辛的电影公司学习，之后做演员，写剧本，“一直没停下来，一直在做跟电影相关的事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只不过，此前的16年里，他唯一被大家熟悉的身份是“曾志伟的儿子”。
9月2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一场《七月与安生》专场论坛。主持人开场时介绍曾国祥，还是用了“曾志伟之子”这个身份。“我完全不介意别人这么说，可如果你现在还是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爸的关系，那我会生气。”曾国祥认真地说。
“迎合没问题，不盲目迎合就行”
电影正式登录院线之前，曾国祥在北京的混音棚最后看了一遍自己的作品，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前前后后看了多少遍了，“重复看，很容易就没感觉了，但我每一次安静下来，看完，还是会被打动。”曾国祥对自己的作品还挺满意，但也仅此而已，他没想太多。
许月珍和陈可辛同为《七月与安生》的监制，许月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和曾国祥的担心在于，香港导演能否拍好大陆背景的故事，他们对七月和安生的理解是否能引起大陆观众的共鸣。他们先是给文艺青年看，不出他们的预期，果然，文艺青年很喜欢。后来给院线经理看，大家居然看哭了，许月珍觉得院线经理是离商业最近的人，最难触动的那群人，她这下算放心了。
陈可辛并不否认，两年前，他选择《七月与安生》也有迎合潮流之意。“你要说不追，也不会拍网络小说啦，一开始是人家找到我们，说这个IP 很好。迎合没有问题，只要你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失去自己盲目迎合就行。”
陈可辛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找上门的IP不少，其中一些已经被搬上了大银幕。《七月与安生》是他觉得最合适的。无论是题材还是气质，都跟他以往的作品很像。三角恋和年代跨度一直是他喜欢且擅长的，他也拍过好几次，比如《双城故事》《甜蜜蜜》和《如果爱》。而《七月与安生》的不同在于，完全站在女性的角度，讲的是发生在内地的80后故事，这也是他一直想要尝试的题材。
《七月与安生》原著小说不到两万字。文字虚留白多，要拍成电影，改编工作并不轻松。这也是安妮宝贝的作品极少被搬上银幕的一大原因。陈可辛和曾国祥却不担心这点，他们一致认为，这其实是好事。“要改一个很饱满的小说其实很难，留白多，改编的空间就大，可以多做加法。”
陈可辛把《七月与安生》的剧本给曾国祥之后，他并不确定曾国祥会接下来。“我一直有找他，三四年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这次真的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快。”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曾国祥其实一直希望来内地拍戏。这些年陆陆续续也有不少戏找到他，他喜欢比较实在的，感情深刻细腻的故事，但找到他的大多数戏，总让他感觉有点飘。
“一定要找自己有感觉有把握的。期间也会着急，但也没办法，不能说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所以宁愿多等几年。”他说。
推了很多剧本之后，2015年6月的某一天，《七月与安生》来了，他和陈可辛一拍即合。
事实上，一拍即合之前，曾国祥也有他的顾虑。
“我其实特别不懂市场，不止是大陆市场，我不会去刻意迎合观众的口味，而且特别不喜欢所谓的一窝蜂。不是说现在流行青春片，我就去拍青春片。”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到《七月与安生》之后，他唯一犹豫的一点就是，它是青春片。
事实上，曾国祥一直和潮流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其实挺艺术的，那个艺术跟安生有点像，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想，我要不一样，我不俗气。成熟了之后，他会在所谓大家能看懂的东西里面，保留一个他很个人的东西在。”《七月与安生》的监制，也是曾国祥在电影行业的启蒙师傅许月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个关于“闺密”“三角恋”“互撕”的故事，一不小心就容易落入俗套。某种程度上，最终被曾国祥“祛俗”了。 看完小说后，曾国祥被两个女生之间的感情打动，“我羡慕七月和安生能有彼此，这么需要对方，了解对方，这么坦诚相对。我到现在身边也没有一个人能跟我如此靠近。”他觉得这超越了友情，有点灵魂伴侣的感觉，所以电影的英文名用了Soulmate 。
一开始他只是单纯被两个女生的感情打动，后来慢慢读出了更深的主题。他不再觉得这是一部青春片。“其实在讲一个人的成长，七月和安生其实代表了一个人的两面，每一个人，某个阶段是安生，某个阶段是七月。两个极端的性格一直在斗争，最后和解。”
陈可辛也觉得，说青春片，好像有点窄了。“不是类型片，所以很难定义。”
电影结尾时，七月难产去世，这一年，她27岁，这原本是安生计划结束自己生命的年纪。七月离开后，安生抚养她的女儿，过上了柴米油盐的安定生活，而这本是七月对未来人生的规划。
9月2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七月与安生》专场论坛上，编剧史航评价这部电影是“难得的一部把自由和感情讲得都很好的青春片”。
陈可辛觉得，“七月和安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互换人生，更适合当下女性的价值观。
电影《七日与安生》的导演曾国祥（左）和监制陈可辛（中）、许月珍。
“女人特别复杂，让人特别着迷”
很多人评价这部电影，很像陈可辛的戏。“这样说对他们（曾国祥和许月珍）不公平。”陈可辛在公开场合一再强调，这部电影，他参与得并不多。“他特别懂市场，懂如何包装一部戏，我对数字很不敏感，对市场没什么概念。”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可辛负责公司层面的事情，比如找演员和做宣发，也参与了剧本讨论。拍摄期间，许月珍一直在曾国祥身边。陈可辛会去现场探班，但只是看，不会提具体意见。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底气去拍这样一部电影的，我觉得我拍不出女孩子的细腻。”陈可辛说。《七月与安生》完全是站在女性的角度，而陈可辛此前的作品都是从男性角度出发，比如《甜蜜蜜》和《如果爱》，正因为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没打算自己做《七月与安生》的导演，所以想到了曾国祥。
曾国祥最早在陈可辛公司打杂，陈可辛记得曾国祥那时也设计公司网站，需要和各个部门沟通，他沟通能力很强，陈可辛觉得这一点对做导演很重要。此外，陈可辛最看重的就是曾国祥的细腻和审美。
事实证明，陈可辛找对了人。9月21日，电影上映一周之后，在中国传媒大学以“男性导演如何拍好女性题材”为主题举办了专场讨论。
实际上，这个问题，曾国祥最近也一直在问自己。他从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找到了些印记。小时候，爸爸不在身边，他跟妈妈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上海人，有一大帮上海姐妹，曾国祥形容自己“长在女人堆里”。
“从小我就觉得女人特别复杂，说得不好听点，特别麻烦，但是不晓得怎么就被她们这个复杂性吸引到，特别着迷。”曾国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他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金锁记》，就感觉特别亲切，他觉得写的就是外婆和她那一帮姐妹的故事。他一直有个情结，希望有机会把《金锁记》拍成电影。
许月珍坦言，其实当初找曾国祥做导演，并没有想得这么具体，主要看中他的观察力。“一个男人在一个很多女人的家庭里，可能你就要观察，妈妈今天心情怎么样，外婆今天心情怎么样。”
曾国祥说自己拍摄期间没有想太多技巧性的问题，他觉得一开始就能投入，主要是找到了同理心。他把这归功于大学期间所学的社会学专业。他自己的观影经验告诉他，“好看的电影，导演会同情每一个人物。一个卖毒品的人，可能对家人很好。”
“我觉得他早晚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导演，他很喜欢挖掘不一样的东西。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一直跟演员聊，大家聊成了朋友。”许月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开始，陈可辛给了曾国祥一份演员名单，周冬雨和马思纯名列其中。曾国祥对她们俩的认识停留在《山楂树之恋》和《左耳》。所以开始时，他们觉得马思纯应该是安生，周冬雨应该是七月。可当他见到周冬雨本人后，他发现周冬雨跟电影中的她完全不一样。“她其实是一个挺鬼马的孩子。”而马思纯本人也不像“黎吧啦”那样洒脱豪迈。
“她已经演过‘黎吧啦’了，观众对她期待会很高，即使她这次能够超越，在我们看来，还是不够兴奋。那为什么不反过来？”周冬雨希望突破以往形象，马思纯刚拍完《左耳》，还处在一个“黎吧啦”的状态。两个人一开始都希望演安生。曾国祥有了反过来的想法后，一直没跟演员沟通，后来他让周冬雨和马思纯分别以安生和七月的身份读剧本，读完他就确定了，周冬雨一定是安生。
“马思纯比较强大，家庭幸福，成长之路也比较顺，缺失比较少，她很会照顾人，但这个完全来自于她的自信心。我们不觉得周冬雨有这么大的自信心，她某方面是缺乏安全感的，这种不强大让她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人，这点呈现在银幕上就会很好看。”许月珍说。
“只有她信任你，才有可能把她平日里不愿意暴露在外的情感爆发出来。”曾国祥自己一直也在演戏，十几年的演员经历对他做导演帮助很大。他知道演员的顾虑，更懂得如何跟演员沟通。
他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演员，“其实有点意外，第一天有人找我演戏，肯定是因为我是曾志伟的儿子嘛，有话题。”那个时候他还在陈可辛的公司，机会来了，他也好奇演戏会是什么体验，就请假去拍了第一部。后来陆续有了第三部第四部，到现在，他已经参演了30多部电影。“前几年，都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没有非常认真对待。”他发现，做一个普通演员并不难，可要做一个优秀的演员，其实非常难，他希望去挑战一下，这样一来也就慢慢喜欢上了演戏。 这些年他一直在参演电影，平均一年两部作品，节奏平缓。很少演主角。“我也是闷骚啦，不是那种很主动抓机会，争取主角。有主角演当然好，没有的话，配角也挺好，好玩就行。”有些时候，他接一部戏，纯粹是为了跟他欣赏的导演和演员认识一下。
作为演员，曾国祥没那么挑，比较随意。可回到导演的身份，他变得严肃且挑剔。一定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才去拍。
这也导致他的导演之路走得更难一些。他计划30岁之前拍自己第一部电影，2008年，离30岁只剩下一年时间，他下决心推掉了所有演员和编剧的工作，专心为自己的电影写剧本，找投资。“感觉找不到出口，有点迷茫。”一度户头里快要没钱了，只能帮朋友写东西，赚些饭钱。他没有向家里人寻求支援，也就是跟他们诉诉苦，然后自己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还好，这个阶段不长。29岁那年他拍了自己的首部电影作品《恋人絮语》，不那么顺利，不过也算落实了计划。他凭借这部电影，提名“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当时在台上念出他名字的就是父亲曾志伟和姐姐曾宝仪。
七年之后，《七月与安生》来了。在这段时间，很多剧本找上门来，他还在等合适的机会。
“其实我挺想找一部戏，
我爸和我姐来演”
曾国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父亲知道他要跟陈可辛合作时，就挺欣慰的。“我喜欢的都是文艺的东西，以前拍的东西也偏文艺，他一直希望我不要当一个穷导演嘛。”但是最让曾志伟感到欣慰的是，曾国祥终于来到内地拍戏。
父亲曾志伟一直希望他能来内地发展，“他觉得这边市场大，题材多，我们香港导演一定要来内地，他觉得你一直躲在香港，这样是不健康的。”
提到父亲曾志伟，曾国祥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之间的两次谈话。
小时候，父亲住在香港，他和妈妈生活在加拿大，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来加拿大看望他们，父子二人很认真地坐下来聊天。
“高中快毕业了，你有想过以后做什么吗？”
“我很喜欢电影。”
那是曾志伟第一次听到儿子讲他对未来的想法。曾国祥清楚地记得，父亲沉默了大概五分钟。曾国祥挺紧张的，他以为父亲不喜欢他拍电影。
“等快念完大学我们再聊吧！”曾志伟只说了这一句。
他去读了大学，社会学专业也是父亲的建议，后来对他做导演颇有帮助。大学即将毕业时，父子俩又坐下来认真地聊了聊。
“你还是想要做电影吗？”
“对。”
“好吧，我帮你想好了。”
2001年曾国祥大学毕业回到香港，陈可辛刚开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在父亲的介绍下，曾国祥去了那里。“那个时候我挺感动的，我一直以为我爸不太在意我的事情，或者是他不太愿意我做电影，但他一直帮我留意这件事。”
“你未来想干什么？”曾国祥来的第一天，许月珍问他。“我要当导演。”曾国祥说。
他开始从“打杂”做起，买咖啡，当司机，打印东西。那个时候拍的都还是胶片，他经常做送片工作。许月珍至今记得，有一次大台风，曾国祥去机场送片子给她，平日需要40分钟的车程，那天曾国祥只用了25分钟，她从曾国祥手里接过片子后，才知道他在路上冒了多大的风险。
那个时候他经常没时间睡觉，熬通宵，第二天一大早回去睡两三个小时，再回来继续工作。就这样，从打杂开始，之后做场记，参与剧本讨论，最后做到了第二副导演。
《七月与安生》的“大胆青春”主题发布会。
三年后，有一天许月珍找他聊了聊。建议他离开公司，自己去外面闯一闯。“我觉得该学的他都学得差不多了。他其实跟我挺像，我是电影学院毕业，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当导演，但我一直没有多大信心，然后一直在帮陈可辛，一直在忙，没有时间坐下来想，就一直没做成导演。”许月珍希望，曾国祥能走出一条跟她不一样的路。但那个时候，他也没想过曾国祥能走多远，不过有一点她可以肯定，他以后要是拍戏，一定不是烂片。她对曾国祥的判断力和审美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做电影其实挺容易学坏的，有的制作人处理事情会用一些小聪明。但他们（许月珍和陈可辛）对每个细节都很认真，有些小的细节可能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人会去管的，但他们会管。”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很庆幸自己入行之初跟对了师傅。
这或许是“曾志伟之子”的身份带给他最大的帮助了。父亲带他入行，而在此之前，帮他打开精神世界的其实是姐姐曾宝仪。
曾国祥和姐姐曾宝仪一直没有一起生活过，小时候曾国祥在香港，曾宝仪在台湾，后来曾国祥去了加拿大，姐姐偶尔过去看他们。“每一次见面，一进门就开始聊然后一直聊，我们是还蛮恩爱的一个家庭，挺幸运的。”小时候，曾国祥成长的环境中，文化氛围不怎么浓，曾宝仪知道他喜欢电影，总会推荐书籍给他。后来他不是很顺的时候，姐姐也一直在身边鼓励他。“她是在精神上一直扶持我的人。”
现在她和姐姐也不常见面。“经常是不知道彼此在哪里，然后突然出现在同一个城市，也不知道一年能碰上几次。”不过在确定的家庭聚会上总能见到，比如爸爸的生日和奶奶的生日。
曾国祥最近一次见到姐姐，是《七月与安生》的电影发布会上，姐姐是主持人。发布会开始前，她要求先看电影，那是她第一次看到弟弟独立执导的首部电影作品。“我姐比较感性，泪点低，看完就哭成泪人了。”
接下来曾国祥主要还是做导演，但他还是会很挑剧本，在等待的过程中，要遇到合适的角色，他也不会拒绝继续当演员。“当导演其实挺孤独的，当演员，可以让自己喘口气，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
《七月与安生》之后，“曾导”总算成了他的第一称谓。他总算可以不再以“曾志伟之子”的身份上综艺节目，做那些跟电影无关，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了。“我做演员，你让我在镜头前当一个多么傻的人我都不会介意，因为我在演戏。但你要我参加综艺节目，我会觉得不自在，那不是我的场景。”他说。
“其实我挺想找一部戏，我爸和我姐来演。”他刚熄灭一根烟，靠在栏杆上，轻松地说。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导演曾国祥，知道青春片也能有如此的质量。
在此之前，曾国祥的头衔是演员曾志伟的儿子，是一名
不太演得上主角的演员，但在此之后，人们会认真地叫他“曾导”
“你千万不要毁了我们的青春啊！”
当《七月与安生》拍摄到一半时，曾国祥的微博上开始有安妮宝贝的粉丝进来留言。他这才开始感觉到了些压力。
2015年6月的一天，陈可辛打来电话，询问曾国祥是否有兴趣执导《七月与安生》。这是曾国祥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也是他第一次听到安妮宝贝的名字。
在香港生活的曾国祥很少来内地，对内地的网络作家并不熟悉。他平日喜欢读严肃文学，小时候读到的大都是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国作家他接触得较晚，比较喜欢莫言和余华。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安妮宝贝原来是影响力那么大的一个作家，所以才能够轻松去改，去拍。”在影片热映的当口，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影后期完成后，他辗转联系到了安妮宝贝本人，他觉得还是应该给她本人看看，“她看完后第一个反应是放心，听到她那么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电影上映后，即便在原著基础上做了不少改动，还是得到了原著粉的认可，这让曾国祥感到欣慰。
随之而来的高口碑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9月15日，电影《七月与安生》上映两天，豆瓣评分达到7.6，近六千人参与评论。截至9月15日，今年上映的华语电影已有 240部，评分超过7的仅有17部。《七月与安生》获得了目前为止2016年商业电影最高评分。上映不到十天，票房过亿。
“一部电影有它自己的命嘛，这部电影命很好。”曾国祥这样解释。
《七月与安生》是曾国祥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期待，但很快却迎来了翻转的如潮好评。事实上，他并非电影圈的新人，16年前他就进入了陈可辛的电影公司学习，之后做演员，写剧本，“一直没停下来，一直在做跟电影相关的事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只不过，此前的16年里，他唯一被大家熟悉的身份是“曾志伟的儿子”。
9月2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一场《七月与安生》专场论坛。主持人开场时介绍曾国祥，还是用了“曾志伟之子”这个身份。“我完全不介意别人这么说，可如果你现在还是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爸的关系，那我会生气。”曾国祥认真地说。
“迎合没问题，不盲目迎合就行”
电影正式登录院线之前，曾国祥在北京的混音棚最后看了一遍自己的作品，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前前后后看了多少遍了，“重复看，很容易就没感觉了，但我每一次安静下来，看完，还是会被打动。”曾国祥对自己的作品还挺满意，但也仅此而已，他没想太多。
许月珍和陈可辛同为《七月与安生》的监制，许月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和曾国祥的担心在于，香港导演能否拍好大陆背景的故事，他们对七月和安生的理解是否能引起大陆观众的共鸣。他们先是给文艺青年看，不出他们的预期，果然，文艺青年很喜欢。后来给院线经理看，大家居然看哭了，许月珍觉得院线经理是离商业最近的人，最难触动的那群人，她这下算放心了。
陈可辛并不否认，两年前，他选择《七月与安生》也有迎合潮流之意。“你要说不追，也不会拍网络小说啦，一开始是人家找到我们，说这个IP 很好。迎合没有问题，只要你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失去自己盲目迎合就行。”
陈可辛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找上门的IP不少，其中一些已经被搬上了大银幕。《七月与安生》是他觉得最合适的。无论是题材还是气质，都跟他以往的作品很像。三角恋和年代跨度一直是他喜欢且擅长的，他也拍过好几次，比如《双城故事》《甜蜜蜜》和《如果爱》。而《七月与安生》的不同在于，完全站在女性的角度，讲的是发生在内地的80后故事，这也是他一直想要尝试的题材。
《七月与安生》原著小说不到两万字。文字虚留白多，要拍成电影，改编工作并不轻松。这也是安妮宝贝的作品极少被搬上银幕的一大原因。陈可辛和曾国祥却不担心这点，他们一致认为，这其实是好事。“要改一个很饱满的小说其实很难，留白多，改编的空间就大，可以多做加法。”
陈可辛把《七月与安生》的剧本给曾国祥之后，他并不确定曾国祥会接下来。“我一直有找他，三四年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这次真的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快。”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曾国祥其实一直希望来内地拍戏。这些年陆陆续续也有不少戏找到他，他喜欢比较实在的，感情深刻细腻的故事，但找到他的大多数戏，总让他感觉有点飘。
“一定要找自己有感觉有把握的。期间也会着急，但也没办法，不能说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所以宁愿多等几年。”他说。
推了很多剧本之后，2015年6月的某一天，《七月与安生》来了，他和陈可辛一拍即合。
事实上，一拍即合之前，曾国祥也有他的顾虑。
“我其实特别不懂市场，不止是大陆市场，我不会去刻意迎合观众的口味，而且特别不喜欢所谓的一窝蜂。不是说现在流行青春片，我就去拍青春片。”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到《七月与安生》之后，他唯一犹豫的一点就是，它是青春片。
事实上，曾国祥一直和潮流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其实挺艺术的，那个艺术跟安生有点像，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想，我要不一样，我不俗气。成熟了之后，他会在所谓大家能看懂的东西里面，保留一个他很个人的东西在。”《七月与安生》的监制，也是曾国祥在电影行业的启蒙师傅许月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个关于“闺密”“三角恋”“互撕”的故事，一不小心就容易落入俗套。某种程度上，最终被曾国祥“祛俗”了。 看完小说后，曾国祥被两个女生之间的感情打动，“我羡慕七月和安生能有彼此，这么需要对方，了解对方，这么坦诚相对。我到现在身边也没有一个人能跟我如此靠近。”他觉得这超越了友情，有点灵魂伴侣的感觉，所以电影的英文名用了Soulmate 。
一开始他只是单纯被两个女生的感情打动，后来慢慢读出了更深的主题。他不再觉得这是一部青春片。“其实在讲一个人的成长，七月和安生其实代表了一个人的两面，每一个人，某个阶段是安生，某个阶段是七月。两个极端的性格一直在斗争，最后和解。”
陈可辛也觉得，说青春片，好像有点窄了。“不是类型片，所以很难定义。”
电影结尾时，七月难产去世，这一年，她27岁，这原本是安生计划结束自己生命的年纪。七月离开后，安生抚养她的女儿，过上了柴米油盐的安定生活，而这本是七月对未来人生的规划。
9月2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七月与安生》专场论坛上，编剧史航评价这部电影是“难得的一部把自由和感情讲得都很好的青春片”。
陈可辛觉得，“七月和安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互换人生，更适合当下女性的价值观。
“女人特别复杂，让人特别着迷”
很多人评价这部电影，很像陈可辛的戏。“这样说对他们（曾国祥和许月珍）不公平。”陈可辛在公开场合一再强调，这部电影，他参与得并不多。“他特别懂市场，懂如何包装一部戏，我对数字很不敏感，对市场没什么概念。”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可辛负责公司层面的事情，比如找演员和做宣发，也参与了剧本讨论。拍摄期间，许月珍一直在曾国祥身边。陈可辛会去现场探班，但只是看，不会提具体意见。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底气去拍这样一部电影的，我觉得我拍不出女孩子的细腻。”陈可辛说。《七月与安生》完全是站在女性的角度，而陈可辛此前的作品都是从男性角度出发，比如《甜蜜蜜》和《如果爱》，正因为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没打算自己做《七月与安生》的导演，所以想到了曾国祥。
曾国祥最早在陈可辛公司打杂，陈可辛记得曾国祥那时也设计公司网站，需要和各个部门沟通，他沟通能力很强，陈可辛觉得这一点对做导演很重要。此外，陈可辛最看重的就是曾国祥的细腻和审美。
事实证明，陈可辛找对了人。9月21日，电影上映一周之后，在中国传媒大学以“男性导演如何拍好女性题材”为主题举办了专场讨论。
实际上，这个问题，曾国祥最近也一直在问自己。他从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找到了些印记。小时候，爸爸不在身边，他跟妈妈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上海人，有一大帮上海姐妹，曾国祥形容自己“长在女人堆里”。
“从小我就觉得女人特别复杂，说得不好听点，特别麻烦，但是不晓得怎么就被她们这个复杂性吸引到，特别着迷。”曾国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他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金锁记》，就感觉特别亲切，他觉得写的就是外婆和她那一帮姐妹的故事。他一直有个情结，希望有机会把《金锁记》拍成电影。
许月珍坦言，其实当初找曾国祥做导演，并没有想得这么具体，主要看中他的观察力。“一个男人在一个很多女人的家庭里，可能你就要观察，妈妈今天心情怎么样，外婆今天心情怎么样。”
曾国祥说自己拍摄期间没有想太多技巧性的问题，他觉得一开始就能投入，主要是找到了同理心。他把这归功于大学期间所学的社会学专业。他自己的观影经验告诉他，“好看的电影，导演会同情每一个人物。一个卖毒品的人，可能对家人很好。”
“我觉得他早晚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导演，他很喜欢挖掘不一样的东西。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一直跟演员聊，大家聊成了朋友。”许月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开始，陈可辛给了曾国祥一份演员名单，周冬雨和马思纯名列其中。曾国祥对她们俩的认识停留在《山楂树之恋》和《左耳》。所以开始时，他们觉得马思纯应该是安生，周冬雨应该是七月。可当他见到周冬雨本人后，他发现周冬雨跟电影中的她完全不一样。“她其实是一个挺鬼马的孩子。”而马思纯本人也不像“黎吧啦”那样洒脱豪迈。
“她已经演过‘黎吧啦’了，观众对她期待会很高，即使她这次能够超越，在我们看来，还是不够兴奋。那为什么不反过来？”周冬雨希望突破以往形象，马思纯刚拍完《左耳》，还处在一个“黎吧啦”的状态。两个人一开始都希望演安生。曾国祥有了反过来的想法后，一直没跟演员沟通，后来他让周冬雨和马思纯分别以安生和七月的身份读剧本，读完他就确定了，周冬雨一定是安生。
“马思纯比较强大，家庭幸福，成长之路也比较顺，缺失比较少，她很会照顾人，但这个完全来自于她的自信心。我们不觉得周冬雨有这么大的自信心，她某方面是缺乏安全感的，这种不强大让她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人，这点呈现在银幕上就会很好看。”许月珍说。
“只有她信任你，才有可能把她平日里不愿意暴露在外的情感爆发出来。”曾国祥自己一直也在演戏，十几年的演员经历对他做导演帮助很大。他知道演员的顾虑，更懂得如何跟演员沟通。
他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演员，“其实有点意外，第一天有人找我演戏，肯定是因为我是曾志伟的儿子嘛，有话题。”那个时候他还在陈可辛的公司，机会来了，他也好奇演戏会是什么体验，就请假去拍了第一部。后来陆续有了第三部第四部，到现在，他已经参演了30多部电影。“前几年，都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没有非常认真对待。”他发现，做一个普通演员并不难，可要做一个优秀的演员，其实非常难，他希望去挑战一下，这样一来也就慢慢喜欢上了演戏。 这些年他一直在参演电影，平均一年两部作品，节奏平缓。很少演主角。“我也是闷骚啦，不是那种很主动抓机会，争取主角。有主角演当然好，没有的话，配角也挺好，好玩就行。”有些时候，他接一部戏，纯粹是为了跟他欣赏的导演和演员认识一下。
作为演员，曾国祥没那么挑，比较随意。可回到导演的身份，他变得严肃且挑剔。一定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才去拍。
这也导致他的导演之路走得更难一些。他计划30岁之前拍自己第一部电影，2008年，离30岁只剩下一年时间，他下决心推掉了所有演员和编剧的工作，专心为自己的电影写剧本，找投资。“感觉找不到出口，有点迷茫。”一度户头里快要没钱了，只能帮朋友写东西，赚些饭钱。他没有向家里人寻求支援，也就是跟他们诉诉苦，然后自己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还好，这个阶段不长。29岁那年他拍了自己的首部电影作品《恋人絮语》，不那么顺利，不过也算落实了计划。他凭借这部电影，提名“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当时在台上念出他名字的就是父亲曾志伟和姐姐曾宝仪。
七年之后，《七月与安生》来了。在这段时间，很多剧本找上门来，他还在等合适的机会。
“其实我挺想找一部戏，
我爸和我姐来演”
曾国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父亲知道他要跟陈可辛合作时，就挺欣慰的。“我喜欢的都是文艺的东西，以前拍的东西也偏文艺，他一直希望我不要当一个穷导演嘛。”但是最让曾志伟感到欣慰的是，曾国祥终于来到内地拍戏。
父亲曾志伟一直希望他能来内地发展，“他觉得这边市场大，题材多，我们香港导演一定要来内地，他觉得你一直躲在香港，这样是不健康的。”
提到父亲曾志伟，曾国祥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之间的两次谈话。
小时候，父亲住在香港，他和妈妈生活在加拿大，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来加拿大看望他们，父子二人很认真地坐下来聊天。
“高中快毕业了，你有想过以后做什么吗？”
“我很喜欢电影。”
那是曾志伟第一次听到儿子讲他对未来的想法。曾国祥清楚地记得，父亲沉默了大概五分钟。曾国祥挺紧张的，他以为父亲不喜欢他拍电影。
“等快念完大学我们再聊吧！”曾志伟只说了这一句。
他去读了大学，社会学专业也是父亲的建议，后来对他做导演颇有帮助。大学即将毕业时，父子俩又坐下来认真地聊了聊。
“你还是想要做电影吗？”
“对。”
“好吧，我帮你想好了。”
2001年曾国祥大学毕业回到香港，陈可辛刚开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在父亲的介绍下，曾国祥去了那里。“那个时候我挺感动的，我一直以为我爸不太在意我的事情，或者是他不太愿意我做电影，但他一直帮我留意这件事。”
“你未来想干什么？”曾国祥来的第一天，许月珍问他。“我要当导演。”曾国祥说。
他开始从“打杂”做起，买咖啡，当司机，打印东西。那个时候拍的都还是胶片，他经常做送片工作。许月珍至今记得，有一次大台风，曾国祥去机场送片子给她，平日需要40分钟的车程，那天曾国祥只用了25分钟，她从曾国祥手里接过片子后，才知道他在路上冒了多大的风险。
那个时候他经常没时间睡觉，熬通宵，第二天一大早回去睡两三个小时，再回来继续工作。就这样，从打杂开始，之后做场记，参与剧本讨论，最后做到了第二副导演。
三年后，有一天许月珍找他聊了聊。建议他离开公司，自己去外面闯一闯。“我觉得该学的他都学得差不多了。他其实跟我挺像，我是电影学院毕业，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当导演，但我一直没有多大信心，然后一直在帮陈可辛，一直在忙，没有时间坐下来想，就一直没做成导演。”许月珍希望，曾国祥能走出一条跟她不一样的路。但那个时候，他也没想过曾国祥能走多远，不过有一点她可以肯定，他以后要是拍戏，一定不是烂片。她对曾国祥的判断力和审美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做电影其实挺容易学坏的，有的制作人处理事情会用一些小聪明。但他们（许月珍和陈可辛）对每个细节都很认真，有些小的细节可能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人会去管的，但他们会管。”曾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很庆幸自己入行之初跟对了师傅。
这或许是“曾志伟之子”的身份带给他最大的帮助了。父亲带他入行，而在此之前，帮他打开精神世界的其实是姐姐曾宝仪。
曾国祥和姐姐曾宝仪一直没有一起生活过，小时候曾国祥在香港，曾宝仪在台湾，后来曾国祥去了加拿大，姐姐偶尔过去看他们。“每一次见面，一进门就开始聊然后一直聊，我们是还蛮恩爱的一个家庭，挺幸运的。”小时候，曾国祥成长的环境中，文化氛围不怎么浓，曾宝仪知道他喜欢电影，总会推荐书籍给他。后来他不是很顺的时候，姐姐也一直在身边鼓励他。“她是在精神上一直扶持我的人。”
现在她和姐姐也不常见面。“经常是不知道彼此在哪里，然后突然出现在同一个城市，也不知道一年能碰上几次。”不过在确定的家庭聚会上总能见到，比如爸爸的生日和奶奶的生日。
曾国祥最近一次见到姐姐，是《七月与安生》的电影发布会上，姐姐是主持人。发布会开始前，她要求先看电影，那是她第一次看到弟弟独立执导的首部电影作品。“我姐比较感性，泪点低，看完就哭成泪人了。”
接下来曾国祥主要还是做导演，但他还是会很挑剧本，在等待的过程中，要遇到合适的角色，他也不会拒绝继续当演员。“当导演其实挺孤独的，当演员，可以让自己喘口气，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
《七月与安生》之后，“曾导”总算成了他的第一称谓。他总算可以不再以“曾志伟之子”的身份上综艺节目，做那些跟电影无关，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了。“我做演员，你让我在镜头前当一个多么傻的人我都不会介意，因为我在演戏。但你要我参加综艺节目，我会觉得不自在，那不是我的场景。”他说。
“其实我挺想找一部戏，我爸和我姐来演。”他刚熄灭一根烟，靠在栏杆上，轻松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