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8年1月2日，印度外交部迎来了新的人事任命。驻华大使顾凯杰（Vijay Keshav Gokhale）受命出任印度新一任外交秘书，接替超龄服务一年多的苏杰生（S. Jaishankar）。据印度媒体报道，顾凯杰大使由于协助国内成功谈判解决了中印洞朗对峙，表现出他“娴熟的外交技能”，才被委以这一重要职位的。印度人民党发言人更是就此任命评称，“顾凯杰敢想敢干，做事果断老练”。
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对华外交一直是印度外交的“重中之重”。印度历任驻华大使在奉调回国后都有不错的发展前途。过去六任印度外交秘书，有四位是曾经的驻华大使，除了顾凯杰之外，其他三位分别是2000～2003年担任驻华大使的希夫尚卡尔·梅农，2006～2009年担任驻华大使的拉奥琪女士（Nirupama Rao），以及2009～2013年担任驻华大使的苏杰生。
由于常年从事印度研究的原因，我同顾凯杰、康特（Ashok K. Kantha）、班浩然（Gautam Bambawale）三任印度驻华大使都有过接触。顾凯杰大使性格显得较为开放，与中方人员的交谈直率而真诚。但由于他个子较高的缘故，我在交谈中总得仰视他，略有压迫感。他懂中文，在正式的会见场合基本不说，但在与中方人员用英语交流卡壳的时候，会自己使用中文来做解释。
2017年1月，顾凯杰大使邀请几位在京的印度学界专家座谈中印关系，我也参加了。记得他向我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怎么看印度”。有此一问的背景是，2016年印度试图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努力受挫，印度各界普遍将此归因于“中方以技术性理由进行阻挠”，并且认为中方此举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阻挡印度获得世界大国地位。
康特大使则往往笑容可掬，也善于倾听。不过，和他打过交道的中国外交官私下告诉我，康特在外交谈判中一直是比较“强硬”的。2017年6～8月中印洞朗对峙期间，作为印度中国问题研究所的新主任，康特大使频频在印度媒体上发声，其立场和分析都显示出他颇为“民族主义”的一面。当然，这是否与其所在的研究所因为同当局在一些政策问题上立场不那么一致而导致经费被削减有关，也未可知。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印度新任驻华大使班浩然。班浩然大使在解决2013年的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帐篷对峙”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担任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司长期间，我曾因工作原因随自己的领导与他见面。见面事宜在工作层安排得颇为不顺，不过最终得以实现。后来我还在新德里的一家中餐厅遇见他和家人用餐，可见他对中餐的喜好。
研究印度外交，显然需要关注这个国家的“中国通”群体。新德里的中国問题研究所一直是退休的印度“中国通”们聚集的地方，有很多研究中国或曾经从事与中国相关工作的大学教授、退休外交官、军官都到那里“发挥余热”。例如，前外交部秘书梅农（Shivshankar Menon）和萨仁山（Shyam Saran）都于近期出版了兼具研究和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分别是《选择》和《印度如何看世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相比之下，那些正式就职于印度智库的学院派“中国通”，比如哈什·潘特（Harsh Pant）、穆尼（S.D.Muni）、贾加那斯·普拉萨德·潘达（Jagannath Prasad Panda）、拉贾·莫汉（Raja Mohan）、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等，由于缺少在中国“一线”工作的切身经历，他们针对中国的观点有时显得不那么平衡和理性。如果他们能有更多与中方直接接触的机会，相信会从实际情况中汲取新的灵感。
由于印度外交圈人员的超小规模和高度精英化，更加上外交决策机制的封闭性，这些“中国通”在印度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印度是中国外交对象中唯一兼具三重身份属性的国家——既是我们的邻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国，在世界外交棋局中的重要性也是与日俱增的。我们除了关注、接触印度既有的“中国通”外，更有理由着眼中印关系的长远和亚洲和平合作的未来培养印度新的“中国通”的需要。在此方面，我的建议是，一方面要支持、鼓励印度的中文教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印度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相脱节的现象。有印度教授告诉笔者，那些在印度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经济收入其实不如导游、翻译等行业的中文从业人员。中国越来越重要，中印关系的格局也会越来越大，我们需要鼓励更多真正了解中国的印度人投身其中。
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对华外交一直是印度外交的“重中之重”。印度历任驻华大使在奉调回国后都有不错的发展前途。过去六任印度外交秘书，有四位是曾经的驻华大使，除了顾凯杰之外，其他三位分别是2000～2003年担任驻华大使的希夫尚卡尔·梅农，2006～2009年担任驻华大使的拉奥琪女士（Nirupama Rao），以及2009～2013年担任驻华大使的苏杰生。
由于常年从事印度研究的原因，我同顾凯杰、康特（Ashok K. Kantha）、班浩然（Gautam Bambawale）三任印度驻华大使都有过接触。顾凯杰大使性格显得较为开放，与中方人员的交谈直率而真诚。但由于他个子较高的缘故，我在交谈中总得仰视他，略有压迫感。他懂中文，在正式的会见场合基本不说，但在与中方人员用英语交流卡壳的时候，会自己使用中文来做解释。
2017年1月，顾凯杰大使邀请几位在京的印度学界专家座谈中印关系，我也参加了。记得他向我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怎么看印度”。有此一问的背景是，2016年印度试图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努力受挫，印度各界普遍将此归因于“中方以技术性理由进行阻挠”，并且认为中方此举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阻挡印度获得世界大国地位。
康特大使则往往笑容可掬，也善于倾听。不过，和他打过交道的中国外交官私下告诉我，康特在外交谈判中一直是比较“强硬”的。2017年6～8月中印洞朗对峙期间，作为印度中国问题研究所的新主任，康特大使频频在印度媒体上发声，其立场和分析都显示出他颇为“民族主义”的一面。当然，这是否与其所在的研究所因为同当局在一些政策问题上立场不那么一致而导致经费被削减有关，也未可知。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印度新任驻华大使班浩然。班浩然大使在解决2013年的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帐篷对峙”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担任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司长期间，我曾因工作原因随自己的领导与他见面。见面事宜在工作层安排得颇为不顺，不过最终得以实现。后来我还在新德里的一家中餐厅遇见他和家人用餐，可见他对中餐的喜好。
研究印度外交，显然需要关注这个国家的“中国通”群体。新德里的中国問题研究所一直是退休的印度“中国通”们聚集的地方，有很多研究中国或曾经从事与中国相关工作的大学教授、退休外交官、军官都到那里“发挥余热”。例如，前外交部秘书梅农（Shivshankar Menon）和萨仁山（Shyam Saran）都于近期出版了兼具研究和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分别是《选择》和《印度如何看世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相比之下，那些正式就职于印度智库的学院派“中国通”，比如哈什·潘特（Harsh Pant）、穆尼（S.D.Muni）、贾加那斯·普拉萨德·潘达（Jagannath Prasad Panda）、拉贾·莫汉（Raja Mohan）、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等，由于缺少在中国“一线”工作的切身经历，他们针对中国的观点有时显得不那么平衡和理性。如果他们能有更多与中方直接接触的机会，相信会从实际情况中汲取新的灵感。
由于印度外交圈人员的超小规模和高度精英化，更加上外交决策机制的封闭性，这些“中国通”在印度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印度是中国外交对象中唯一兼具三重身份属性的国家——既是我们的邻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国，在世界外交棋局中的重要性也是与日俱增的。我们除了关注、接触印度既有的“中国通”外，更有理由着眼中印关系的长远和亚洲和平合作的未来培养印度新的“中国通”的需要。在此方面，我的建议是，一方面要支持、鼓励印度的中文教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印度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相脱节的现象。有印度教授告诉笔者，那些在印度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经济收入其实不如导游、翻译等行业的中文从业人员。中国越来越重要，中印关系的格局也会越来越大，我们需要鼓励更多真正了解中国的印度人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