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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经承载着几十万青年抵抵抗外侮、复兴中华的热情与梦想，但却是一次从头到尾都有着血腥味道的复兴努力。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寄望一个极权团体来领导一个迷惘的国家，似乎成为“成本最小而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形式”
1937年的春天，蒋介石发布手谕，要求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这个以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并“复兴我中华民族”的宗旨而萌芽的青年团体,却在抗战爆发前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一年后的7月9日，在湖北省议会厅，三民主义青年团举行了成立大会。这一天，面对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遗像，身兼三青团团长的蒋介石首先宣誓：“中正正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谨此宣誓，永矢弗渝。”
这一天，大约600名青年宣誓入团。此后几个月，三青团气势一日千丈： 10月24日汉口沦陷前夕，仅仅武汉三镇，在册团员多达一万余人；当年年底，各地团部如同雨后春笋，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游击区……次年夏天，代理组织处处长康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三青团已拥有成员40余万，超过国共两党，成为民国最具规模的党团。
如此声势，并不让人意外。几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评价：“三青团的组织基础，是已有六年历史，设立了几万个秘密小组、成员多达50万的复兴社。”短短几个月时间，大约30万名复兴社成员，在“办理结束”后集体转入了三青团。它深重地影响了三青团，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复兴社是三青团的前身。
隐蔽的“核心组织”
谈及复兴社，不能不谈到它的核心组织力行社。1931年夏秋，中华民国进入了最黯淡、最凄迷的年月。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短短半年时间，如此深痛巨创，它使这个国家奄奄一息。在此关头，当时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的腾杰，“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不久，在南京角落的一处弄巷，26岁的腾杰及其未婚妻陈启坤完成了一份《计划书》。几十年以后，晚年腾杰谈到，这份《计划书》的要点，是“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
这对青年未婚夫妇希望，他们能够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并“复兴我中华民族”。于是，作为黄埔四期毕业生，腾杰开始游走南京，遍访同学、同乡以寻求支持。
当月月底，一个叫曾扩情的学长出现了。
曾扩情毕业于黄埔一期，“为同期年龄最长者，故被敬称为扩大哥”。阅读过腾杰的《计划书》后，曾扩情大为赞赏。史料记载：“他满面笑容，拍着胸脯说‘实获我心’”
两人一拍即合。几天后，曾扩情出面邀约了七名黄埔学生，在蜀陕菜馆举行“聚餐会”。
《计划书》博得了“一致赞成”。随即，腾杰提出，采取“每人再邀约一人与会”的方法，几天后再次聚餐。正是这个提议，使酝酿中的力行社，在邓文仪、酆悌、周复之外，又获得了几个后来权倾民国的成员：“黄埔三杰”之一贺衷寒、后来的“西北王”胡宗南，以及后来的“特工王”戴笠。
几次聚餐会后，力行社的发起人，达到了60余人。不久后，根据贺衷寒的建议，他们在南京二郎庙附近租下了六间木屋，“以作筹备”。
在“筹备处”时期，力行社对建社、组织、人事、任务等，进行了一系列线条粗糙、然而意义深远的规划。
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腾杰担任书记，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总揽社务”。此外，筹备处规划了“精神建设”、“组织建设”与“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三个方面。
“精神建设”的举措，是编辑社刊《司令塔》，以“指导行动”。这是一个64开的小册子，并且每期仅有微薄的七八页纸，然而此后几年，它一直是力行社最重要的刊物。“组织建设”一分为二，在各种计划之外，重在物色“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人”。最后，在“活动建设”方面，力行社决定，向各大城市派出代表，联络当地黄埔同学，“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切敌对的地下组织。
在力行社之下，腾杰等人计划设立“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军人会面向军官，革青会则面向军界以外的“精英”。与军人会的首脑一样，它的首脑将清一色由力行社成员担任。只有这样，“以黄埔学生为领导、结合全国文武精英”才能落到实处。
这就是1932年初腾杰所规划的力行社。用晚年腾杰的话来说，它将成为涣散的民国社会，一个隐蔽的“核心组织”，并领导起一个“精英”的而非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大约两个月后，蒋介石兼任力行社社长。
仿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
1932年底，以总政训处、毕业生调查处为“掩护和运用机关”，力行社建立了大约十个支社，其中“3个设在南京，其余分别在上海、汉口、杭州、北平、洛阳、兰州和广州等地”。数以千计的小组，无声地监视着一个个街区、建筑。腾杰所计划的“发展精英”设想，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计划。期间，蒋介石“交给力行社办理的公文件数之多，甚至特别刻有‘交腾杰核办’之木章”。
精英策略不再适合力行社，这最终导致蒋介石撤免腾杰，而转用贺衷寒为力行社书记。
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随即，日本占领热河全境，“保卫长城”的声音，在这一年3月一下子成为华北大地最苍劲悲怆的声音。
“贺衷寒时代”就在这样危急的背景下开幕了。
1933年3月19日，“华北抗日宣传总队”由贺衷寒下令组建。3月29日，力行社的第三层组织——“中华复兴社”宣告成立。
在贺衷寒的构想下，复兴社的作用，一方面，是作为力行社、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另一方面，则“充实华北分社的中下层力量”，以领导全华北的群众性抗日活动。
力行社从精英运动，变成了一个效仿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
随着贺衷寒一声令下，“复兴社”出现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以1933年3月28日复兴社华北支社，3月29日南京支社和上海支社的形成为标志，“复兴狂飙”卷起了。
为“联系西南”，3月底，贺衷寒批准康泽组织“西南青年社”。与华北复兴社的组建一样，这个组织是复兴社“维系省级与中央的中间层机构”。复兴社如同一棵种子那样，在古老的四川生根、发芽、茁壮。此后只要有一滴水、一片土，它就会成长起来。后来，康泽就是依托这些力量，结合他入川的别动队一部，使复兴社一举控制贵州，对峙四川。
这才有了后来八年抗战的稳固大后方。
事实上，复兴社是新的、非孙中山的、属于蒋介石自己政权的开始。从这里开始，几十万青年踏上了自己日后的一生沉浮。
“第二期革命”的构想浮现后，一方面，蒋介石注意到了力行社惊人的潜力、民国罕见的清新与廉洁，试图以它为主力，号召社会，推进统一；另一方面，南京政权新的权力结构，也在他的心里勾勒着。CC系的“党”，“政学系”的“政”，孔宋此时尚不显眼的金融财政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黄埔的“军”。但对最根本、最关键的军权，他能让复兴社一家垄断吗？
1933年7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开始训练他的3400名政治军官的时候，蒋介石就指令陈诚也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军官训练团以“带兵官”为对象，受训人员将达 7500人。其目的，是使黄埔几千将军、数万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即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系，和一个新的“武官系”。只有这样，蒋介石才能在各个权力组织的空隙间，顺当地操纵权力的平衡木。他还要在复兴社内人为制造一个可以和贺衷寒、“湖南派”、政训势力相抗衡的小组织。这就是康泽、“西南派”、别动队。
邓文仪后来谈到，“……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于成型”。
和“腾杰时代”一样， “贺衷寒时代”在短短9个月后就开始落幕了。
法西斯阴影
效仿德国“党卫队”、解散军人会，使康泽不仅控制了别动队这个唯一的军事组织，通过任觉五、叶维等四川籍首脑，他还间接控制了唯一的二级组织。一个康泽与贺衷寒、西南人与湖南人相对峙的局面出现了。
在短短两周的庐山集训后，康泽组建别动队。无论从组织形式，服装，制度建设，直至思想控制，别动队全盘效仿德国党卫队。其所施行的，更是彻底的法西斯政策。
埃德加·斯诺曾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死者，是和战争无关的平民。
以廉洁自居的复兴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最鲜明地折射着别动队本质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别山。
1933年年底，因为大别山“匪患”的“死灰复燃”，“别动队一部”约2400人开到了这里。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个集体屠杀命令的下达者，是那个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象个慈善长者的人——蒋介石。它的执行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复兴社成员。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3500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3000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1200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100多人……”
这是编录进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的记录，是别动队无可抵赖的法西斯罪行。
复兴社的谢幕
时间来到1937年。
历经文化学会的“新生活运动”闹剧、与二陈集团火拼的“三党员命案”、南昌机场大火案的扑朔迷离、“何梅协定”后可耻的华北大逃亡，复兴社早物是人非，会员虽达到50万之众，基层组织极度膨胀，但泥沙俱下，又有多少人借着复兴社的大旗以达到自私的目的。况且社内派别林立，相互倾轧，一发不可收拾地堕落到了腐败的谷底，与民国政府的其他政治派系没有任何差别。
西安事变彻底终结了复兴社的历史。一方面，骨干多有被杀，一方面，蒋介石迁怒办事不利，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7月30日，在庐山，蒋介石发表“和平业已绝望”的著名演讲。
11月，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此时，复兴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蒋介石却任命康泽为力行社的第七任书记长。
蒋介石在此前就向康泽透露过口风，打算把汪精卫的“改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和“同学的力量”就是力行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以服务抗战。而如果“毛泽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
解散力行社、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泽的肩上。这一天，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将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至此，力行社及其下属的中华复兴社，在历史舞台上悄然谢幕了。
复兴社沉沦了。民国的车轮还在笨重地、拙劣地向前滚动着。在30年代中期的漫长时光里，几十万的青年，或无可奈何、或无所谓、或认真乃至异常热诚地加入了复兴社，在这个过程里，他们把自己的身躯、当作了复兴社的一个工具。但命运的转折，从复兴社解体后开始了。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各种变迁、运动、革命、战争所牵引，乃至吞没。
复兴社“办理结束”后，他们积极地在两个战线上工作。一是抗日，另一，是“反共反人民”。而后“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卷起了，近11万名青年报名从军。但新兵集训还没有结束，日本就投降了。这十余万经过彻底党化教育的人，又被投入了内战。他们因此成了一群英勇的羔羊，可歌可泣的打手。……
黄埔创立、复兴社、蒋经国币改，都是民国生机勃勃的青年运动的展示。而复兴社运动，是其中唯一的、从头到尾都有着血腥味道的复兴努力。它没有黄埔创立的那种清新、初觉醒的气息，也没有蒋经国币改的那种绝望、无力回天的情绪。它相对从容、稳健地寻找着中华民国的出路。
而“五鬼闹华”、极为贫穷涣散的中国的现实，30年代各种思潮的起伏，对祖先成就的恢复梦想，还有“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这些因素，使由一个极权团体来领导一个迷惘的国家，似乎成为“成本最小而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形式”（黄仁宇语）。
这样，法西斯主义一度成为复兴社的选择。而复兴社解散、三青团出现后，不可避免地，“党国”出现了。
1937年的春天，蒋介石发布手谕，要求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这个以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并“复兴我中华民族”的宗旨而萌芽的青年团体,却在抗战爆发前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一年后的7月9日，在湖北省议会厅，三民主义青年团举行了成立大会。这一天，面对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遗像，身兼三青团团长的蒋介石首先宣誓：“中正正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谨此宣誓，永矢弗渝。”
这一天，大约600名青年宣誓入团。此后几个月，三青团气势一日千丈： 10月24日汉口沦陷前夕，仅仅武汉三镇，在册团员多达一万余人；当年年底，各地团部如同雨后春笋，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游击区……次年夏天，代理组织处处长康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三青团已拥有成员40余万，超过国共两党，成为民国最具规模的党团。
如此声势，并不让人意外。几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评价：“三青团的组织基础，是已有六年历史，设立了几万个秘密小组、成员多达50万的复兴社。”短短几个月时间，大约30万名复兴社成员，在“办理结束”后集体转入了三青团。它深重地影响了三青团，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复兴社是三青团的前身。
隐蔽的“核心组织”
谈及复兴社，不能不谈到它的核心组织力行社。1931年夏秋，中华民国进入了最黯淡、最凄迷的年月。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短短半年时间，如此深痛巨创，它使这个国家奄奄一息。在此关头，当时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的腾杰，“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不久，在南京角落的一处弄巷，26岁的腾杰及其未婚妻陈启坤完成了一份《计划书》。几十年以后，晚年腾杰谈到，这份《计划书》的要点，是“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
这对青年未婚夫妇希望，他们能够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并“复兴我中华民族”。于是，作为黄埔四期毕业生，腾杰开始游走南京，遍访同学、同乡以寻求支持。
当月月底，一个叫曾扩情的学长出现了。
曾扩情毕业于黄埔一期，“为同期年龄最长者，故被敬称为扩大哥”。阅读过腾杰的《计划书》后，曾扩情大为赞赏。史料记载：“他满面笑容，拍着胸脯说‘实获我心’”
两人一拍即合。几天后，曾扩情出面邀约了七名黄埔学生，在蜀陕菜馆举行“聚餐会”。
《计划书》博得了“一致赞成”。随即，腾杰提出，采取“每人再邀约一人与会”的方法，几天后再次聚餐。正是这个提议，使酝酿中的力行社，在邓文仪、酆悌、周复之外，又获得了几个后来权倾民国的成员：“黄埔三杰”之一贺衷寒、后来的“西北王”胡宗南，以及后来的“特工王”戴笠。
几次聚餐会后，力行社的发起人，达到了60余人。不久后，根据贺衷寒的建议，他们在南京二郎庙附近租下了六间木屋，“以作筹备”。
在“筹备处”时期，力行社对建社、组织、人事、任务等，进行了一系列线条粗糙、然而意义深远的规划。
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腾杰担任书记，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总揽社务”。此外，筹备处规划了“精神建设”、“组织建设”与“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三个方面。
“精神建设”的举措，是编辑社刊《司令塔》，以“指导行动”。这是一个64开的小册子，并且每期仅有微薄的七八页纸，然而此后几年，它一直是力行社最重要的刊物。“组织建设”一分为二，在各种计划之外，重在物色“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人”。最后，在“活动建设”方面，力行社决定，向各大城市派出代表，联络当地黄埔同学，“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切敌对的地下组织。
在力行社之下，腾杰等人计划设立“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军人会面向军官，革青会则面向军界以外的“精英”。与军人会的首脑一样，它的首脑将清一色由力行社成员担任。只有这样，“以黄埔学生为领导、结合全国文武精英”才能落到实处。
这就是1932年初腾杰所规划的力行社。用晚年腾杰的话来说，它将成为涣散的民国社会，一个隐蔽的“核心组织”，并领导起一个“精英”的而非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大约两个月后，蒋介石兼任力行社社长。
仿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
1932年底，以总政训处、毕业生调查处为“掩护和运用机关”，力行社建立了大约十个支社，其中“3个设在南京，其余分别在上海、汉口、杭州、北平、洛阳、兰州和广州等地”。数以千计的小组，无声地监视着一个个街区、建筑。腾杰所计划的“发展精英”设想，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计划。期间，蒋介石“交给力行社办理的公文件数之多，甚至特别刻有‘交腾杰核办’之木章”。
精英策略不再适合力行社，这最终导致蒋介石撤免腾杰，而转用贺衷寒为力行社书记。
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随即，日本占领热河全境，“保卫长城”的声音，在这一年3月一下子成为华北大地最苍劲悲怆的声音。
“贺衷寒时代”就在这样危急的背景下开幕了。
1933年3月19日，“华北抗日宣传总队”由贺衷寒下令组建。3月29日，力行社的第三层组织——“中华复兴社”宣告成立。
在贺衷寒的构想下，复兴社的作用，一方面，是作为力行社、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另一方面，则“充实华北分社的中下层力量”，以领导全华北的群众性抗日活动。
力行社从精英运动，变成了一个效仿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
随着贺衷寒一声令下，“复兴社”出现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以1933年3月28日复兴社华北支社，3月29日南京支社和上海支社的形成为标志，“复兴狂飙”卷起了。
为“联系西南”，3月底，贺衷寒批准康泽组织“西南青年社”。与华北复兴社的组建一样，这个组织是复兴社“维系省级与中央的中间层机构”。复兴社如同一棵种子那样，在古老的四川生根、发芽、茁壮。此后只要有一滴水、一片土，它就会成长起来。后来，康泽就是依托这些力量，结合他入川的别动队一部，使复兴社一举控制贵州，对峙四川。
这才有了后来八年抗战的稳固大后方。
事实上，复兴社是新的、非孙中山的、属于蒋介石自己政权的开始。从这里开始，几十万青年踏上了自己日后的一生沉浮。
“第二期革命”的构想浮现后，一方面，蒋介石注意到了力行社惊人的潜力、民国罕见的清新与廉洁，试图以它为主力，号召社会，推进统一；另一方面，南京政权新的权力结构，也在他的心里勾勒着。CC系的“党”，“政学系”的“政”，孔宋此时尚不显眼的金融财政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黄埔的“军”。但对最根本、最关键的军权，他能让复兴社一家垄断吗？
1933年7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开始训练他的3400名政治军官的时候，蒋介石就指令陈诚也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军官训练团以“带兵官”为对象，受训人员将达 7500人。其目的，是使黄埔几千将军、数万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即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系，和一个新的“武官系”。只有这样，蒋介石才能在各个权力组织的空隙间，顺当地操纵权力的平衡木。他还要在复兴社内人为制造一个可以和贺衷寒、“湖南派”、政训势力相抗衡的小组织。这就是康泽、“西南派”、别动队。
邓文仪后来谈到，“……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于成型”。
和“腾杰时代”一样， “贺衷寒时代”在短短9个月后就开始落幕了。
法西斯阴影
效仿德国“党卫队”、解散军人会，使康泽不仅控制了别动队这个唯一的军事组织，通过任觉五、叶维等四川籍首脑，他还间接控制了唯一的二级组织。一个康泽与贺衷寒、西南人与湖南人相对峙的局面出现了。
在短短两周的庐山集训后，康泽组建别动队。无论从组织形式，服装，制度建设，直至思想控制，别动队全盘效仿德国党卫队。其所施行的，更是彻底的法西斯政策。
埃德加·斯诺曾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死者，是和战争无关的平民。
以廉洁自居的复兴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最鲜明地折射着别动队本质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别山。
1933年年底，因为大别山“匪患”的“死灰复燃”，“别动队一部”约2400人开到了这里。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个集体屠杀命令的下达者，是那个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象个慈善长者的人——蒋介石。它的执行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复兴社成员。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3500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3000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1200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100多人……”
这是编录进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的记录，是别动队无可抵赖的法西斯罪行。
复兴社的谢幕
时间来到1937年。
历经文化学会的“新生活运动”闹剧、与二陈集团火拼的“三党员命案”、南昌机场大火案的扑朔迷离、“何梅协定”后可耻的华北大逃亡，复兴社早物是人非，会员虽达到50万之众，基层组织极度膨胀，但泥沙俱下，又有多少人借着复兴社的大旗以达到自私的目的。况且社内派别林立，相互倾轧，一发不可收拾地堕落到了腐败的谷底，与民国政府的其他政治派系没有任何差别。
西安事变彻底终结了复兴社的历史。一方面，骨干多有被杀，一方面，蒋介石迁怒办事不利，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7月30日，在庐山，蒋介石发表“和平业已绝望”的著名演讲。
11月，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此时，复兴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蒋介石却任命康泽为力行社的第七任书记长。
蒋介石在此前就向康泽透露过口风，打算把汪精卫的“改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和“同学的力量”就是力行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以服务抗战。而如果“毛泽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
解散力行社、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泽的肩上。这一天，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将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至此，力行社及其下属的中华复兴社，在历史舞台上悄然谢幕了。
复兴社沉沦了。民国的车轮还在笨重地、拙劣地向前滚动着。在30年代中期的漫长时光里，几十万的青年，或无可奈何、或无所谓、或认真乃至异常热诚地加入了复兴社，在这个过程里，他们把自己的身躯、当作了复兴社的一个工具。但命运的转折，从复兴社解体后开始了。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各种变迁、运动、革命、战争所牵引，乃至吞没。
复兴社“办理结束”后，他们积极地在两个战线上工作。一是抗日，另一，是“反共反人民”。而后“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卷起了，近11万名青年报名从军。但新兵集训还没有结束，日本就投降了。这十余万经过彻底党化教育的人，又被投入了内战。他们因此成了一群英勇的羔羊，可歌可泣的打手。……
黄埔创立、复兴社、蒋经国币改，都是民国生机勃勃的青年运动的展示。而复兴社运动，是其中唯一的、从头到尾都有着血腥味道的复兴努力。它没有黄埔创立的那种清新、初觉醒的气息，也没有蒋经国币改的那种绝望、无力回天的情绪。它相对从容、稳健地寻找着中华民国的出路。
而“五鬼闹华”、极为贫穷涣散的中国的现实，30年代各种思潮的起伏，对祖先成就的恢复梦想，还有“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这些因素，使由一个极权团体来领导一个迷惘的国家，似乎成为“成本最小而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形式”（黄仁宇语）。
这样，法西斯主义一度成为复兴社的选择。而复兴社解散、三青团出现后，不可避免地，“党国”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