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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慌乱时代，也赶上了恢复高考、进入大学的时机，从教师到记者再到研究员，一次次没有选择的选择促成的机缘巧合成就了眼前的丁一凡——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坐在咖啡厅里听这样饱经世事的学者笑谈生平，就像是沉浸在酿酒铺子的空气中，每一次呼吸都充满着香醇，每一个故事都有意外的惊喜。
留学法国培养工作能力
“其实退休后反倒更忙了”，丁一凡这样概括目前的生活，“因为大家都觉得你终于有时间可以做一些研究员以外的其他事情了”，丁一凡告诉《经济》记者，在这次采访后的一周里，他都要在青海参加关于“一带一路”的研讨会议。看上去似乎是脱离了研究的忙碌，实际上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不少人在退休后会选择享受天伦之乐，或者干脆直接侍弄花草、游山玩水，将年轻时候想做却没做的事情一口气全部搞定，就像是完成长长的愿望清单。可是，丁一凡却没有这样的意愿——“因为我的兴趣爱好、想做的事情都已经做成了”。他说，自己喜欢的事情可多了，夏天游泳、冬天滑雪、安静的日子拉小提琴、清爽的天气逛博物馆、傍晚带着喜悦走进不同的芭蕾剧场……所有这些都是已经达成的心愿，不必特地去做。目前，专注工作、潜心研究最令丁一凡着迷。此外，让这位花甲学者期待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他马上要回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用法语和英语讲授专业课程。
丁一凡的法语很好，不仅是因为本科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更是因为硕士和博士时期都在法国波尔多大学学习。在他看来，自己在法国留学的经历对工作能力的锻炼与提升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影响令他受益至今。
“硕士就在波尔多读法语专业，继续提高语言能力，博士在政治学院”，丁一凡回忆说。众所周知，波尔多大学政治学院是法国巴黎打造政治精英的摇篮，这里不仅要求每位学生有极其广泛的知识涉猎，还要有胆大心细的分析能力。最初，他并不适应。“政治学院的课程分大课和小课，大课就是老师讲学生听，可是小课不一样，小课还称作工作方法论。”这种课程，完全是学生自主学习，老师列出许多题目，学生根据题目搜集资料，组织思维，然后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演讲。回想当初，这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课堂上不允许有成文的稿子，最多是黑板上有几行类似现在的PPT一样的核心词汇。一开始来自同学和老师的批评声很多也很大，但是先天资质加上后天努力，很快，“学院里的教授说我做得比法国本土的学生还好”。
优秀不仅会博得老师的喜爱，也会在同学那里产生类似的效应，而在政治学院的学习经历为事业上人脉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多年以后身为光明日报社驻巴黎首席记者的丁一凡在当时所没有想到的。
学者型记者转做研究
丁一凡告诉记者，自己原本在新华社做编辑，可是当时光明日报社需要一个懂法语的人去巴黎，就直接找到他了。用丁一凡的原话就是“也没多想就过去了”。到巴黎任记者，他的优势太明显了：一口流利的法语，学生时代积累的人脉，对巴黎社会的熟悉，让这位记者新人很快融入当地主流政治社会。法国的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前任总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起草者、法国时任总统的财政顾问以及当时的财政部长，都逐渐出现在他已完成的采访名单上。这样做出来的采访与报道，因为第一手资料来源而坚实可靠。因此，在巴黎做记者的6年时间里，用如鱼得水来形容丁一凡的事业发展一点儿也不过分。
然而，就在工作一帆风顺的时候，丁一凡选择了回国发展——潜心做研究。问及原因，他说自己想要更开阔的视野。可是，一边是作为活跃社会活动家的记者，一边是需要静下心来低头研究的枯燥学者，丁一凡是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呢？
“研究是枯燥的，这是一种误解”，丁一凡认为，“记者也不是肤浅的职业”。早在巴黎任职的时候，法国流行一本书，叫做《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作者是米歇尔·阿尔贝尔，曾任法国计划署署长和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士。当时，为了采访到该书作者，丁一凡不仅动用人脉关系，还特地研究了包括此书在内的很多背景资料，结果采访自然很成功。“当时连作者本人都很惊讶，因为我们竟然一口气聊了4个小时，他说从未和任何记者如此畅快地讨论过任何问题”。正因为这样“较真”的态度，大家给了他一个称号——“学者型记者”。
道理都是相同的，反之亦然，不少人以为枯燥的研究在丁一凡看来也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他认为，从书本到书本或者纯理论的研究不够接地气，简单地说，就是“夫子气”距离现实比较远。丁一凡还告诉记者，恰恰是做记者积累的经验，让他的研究脱离死板、枯燥，有活跃的因素掺杂其中，写出来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才更有可读性。他说：“即使现在，每年我都会接待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教授、学者和学生，这些人都是为研究中国问题而过来实地考察的”。同时，令他惋惜的是，中国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在丁一凡看来，国内的很多研究看似高深，实则不可靠，教育单位没有努力鼓励学生去实地调查、研究，学生自己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而记者的任职经历，让他本人非常重视这种研究态度。
上天眷顾积极的人
在丁一凡的众多态度中，最值得提及的还是他对生活一贯秉持的积极心态。而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先概览一下这位学者看上去机缘巧合的求学经历。
1954年出生的人大多避免不了时代带来的“上山下乡”浪潮，而1969年开始到地方建设兵团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丁一凡才读了一年半的初中，而这一年半的初中实际上连课本和教材都见不到，“基本上就是稀里糊涂混下来的”。1973年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始第二届招生。“当时招生有名额限制，需要单位先推荐再考试，然后考不上就白推荐了”，丁一凡回忆，“因为不想浪费名额，所以各个地方都推荐考上几率比较大的人”。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大家都得过且过，没有求知欲，更没有心思读书，可他偏偏不是。下乡的时候，丁一凡带了一套大学英文教材，在兵团厨房里看锅烧火的时候都会拿出来背单词。大家看到后，一致表示应该推荐这个人，“因为我看的是大学英文，别人觉得很高级”。
就这样，他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考的是英文，通知书来了一看却是法语系。说到这里，丁一凡再次露出稍有些惊讶又坦然的笑容，“即使这样也不可能不去，否则只能继续在农村待下去”。在北外法语系的4年很快过去，命运又一次到了转折点。1977年，恰逢法国政府决定对中国留学生开放奖学金政策。几百个人参加筛选考试，只有十几个名额，丁一凡又考上了，前提是他回国后要在北外任教。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都不知道该让这批学生怎么办，最后给他们留下话——你们想读书就读书，想选哪个专业就选哪个专业，不读书、玩儿也可以……
散养状态下，人们容易失去目标。尽管那个时代，学生有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完全毫无管教与束缚的外界环境，同样会让人迷失方向。很多人渐渐放弃学业回国，但是丁一凡没有。“我是这批学生里唯一完成学业的，当时就觉得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所以才有后来政治学院的读博经历，才有后来在巴黎做驻地记者的优势以及做研究员的与众不同。
谈到往事，他总是一脸温馨的笑容，记者禁不住问到“您的生活是不是特别幸福”。他又笑，“这和幸福与否没关系，这是态度问题。消极的态度才是真正的问题，积极的态度总能让上天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眷顾你。人生是否有出路也就在这里”。
留学法国培养工作能力
“其实退休后反倒更忙了”，丁一凡这样概括目前的生活，“因为大家都觉得你终于有时间可以做一些研究员以外的其他事情了”，丁一凡告诉《经济》记者，在这次采访后的一周里，他都要在青海参加关于“一带一路”的研讨会议。看上去似乎是脱离了研究的忙碌，实际上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不少人在退休后会选择享受天伦之乐，或者干脆直接侍弄花草、游山玩水，将年轻时候想做却没做的事情一口气全部搞定，就像是完成长长的愿望清单。可是，丁一凡却没有这样的意愿——“因为我的兴趣爱好、想做的事情都已经做成了”。他说，自己喜欢的事情可多了，夏天游泳、冬天滑雪、安静的日子拉小提琴、清爽的天气逛博物馆、傍晚带着喜悦走进不同的芭蕾剧场……所有这些都是已经达成的心愿，不必特地去做。目前，专注工作、潜心研究最令丁一凡着迷。此外，让这位花甲学者期待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他马上要回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用法语和英语讲授专业课程。
丁一凡的法语很好，不仅是因为本科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更是因为硕士和博士时期都在法国波尔多大学学习。在他看来，自己在法国留学的经历对工作能力的锻炼与提升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影响令他受益至今。
“硕士就在波尔多读法语专业，继续提高语言能力，博士在政治学院”，丁一凡回忆说。众所周知，波尔多大学政治学院是法国巴黎打造政治精英的摇篮，这里不仅要求每位学生有极其广泛的知识涉猎，还要有胆大心细的分析能力。最初，他并不适应。“政治学院的课程分大课和小课，大课就是老师讲学生听，可是小课不一样，小课还称作工作方法论。”这种课程，完全是学生自主学习，老师列出许多题目，学生根据题目搜集资料，组织思维，然后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演讲。回想当初，这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课堂上不允许有成文的稿子，最多是黑板上有几行类似现在的PPT一样的核心词汇。一开始来自同学和老师的批评声很多也很大，但是先天资质加上后天努力，很快，“学院里的教授说我做得比法国本土的学生还好”。
优秀不仅会博得老师的喜爱，也会在同学那里产生类似的效应，而在政治学院的学习经历为事业上人脉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多年以后身为光明日报社驻巴黎首席记者的丁一凡在当时所没有想到的。
学者型记者转做研究
丁一凡告诉记者，自己原本在新华社做编辑，可是当时光明日报社需要一个懂法语的人去巴黎，就直接找到他了。用丁一凡的原话就是“也没多想就过去了”。到巴黎任记者，他的优势太明显了：一口流利的法语，学生时代积累的人脉，对巴黎社会的熟悉，让这位记者新人很快融入当地主流政治社会。法国的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前任总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起草者、法国时任总统的财政顾问以及当时的财政部长，都逐渐出现在他已完成的采访名单上。这样做出来的采访与报道，因为第一手资料来源而坚实可靠。因此，在巴黎做记者的6年时间里，用如鱼得水来形容丁一凡的事业发展一点儿也不过分。
然而，就在工作一帆风顺的时候，丁一凡选择了回国发展——潜心做研究。问及原因，他说自己想要更开阔的视野。可是，一边是作为活跃社会活动家的记者，一边是需要静下心来低头研究的枯燥学者，丁一凡是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呢？
“研究是枯燥的，这是一种误解”，丁一凡认为，“记者也不是肤浅的职业”。早在巴黎任职的时候，法国流行一本书，叫做《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作者是米歇尔·阿尔贝尔，曾任法国计划署署长和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士。当时，为了采访到该书作者，丁一凡不仅动用人脉关系，还特地研究了包括此书在内的很多背景资料，结果采访自然很成功。“当时连作者本人都很惊讶，因为我们竟然一口气聊了4个小时，他说从未和任何记者如此畅快地讨论过任何问题”。正因为这样“较真”的态度，大家给了他一个称号——“学者型记者”。
道理都是相同的，反之亦然，不少人以为枯燥的研究在丁一凡看来也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他认为，从书本到书本或者纯理论的研究不够接地气，简单地说，就是“夫子气”距离现实比较远。丁一凡还告诉记者，恰恰是做记者积累的经验，让他的研究脱离死板、枯燥，有活跃的因素掺杂其中，写出来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才更有可读性。他说：“即使现在，每年我都会接待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教授、学者和学生，这些人都是为研究中国问题而过来实地考察的”。同时，令他惋惜的是，中国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在丁一凡看来，国内的很多研究看似高深，实则不可靠，教育单位没有努力鼓励学生去实地调查、研究，学生自己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而记者的任职经历，让他本人非常重视这种研究态度。
上天眷顾积极的人
在丁一凡的众多态度中，最值得提及的还是他对生活一贯秉持的积极心态。而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先概览一下这位学者看上去机缘巧合的求学经历。
1954年出生的人大多避免不了时代带来的“上山下乡”浪潮，而1969年开始到地方建设兵团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丁一凡才读了一年半的初中，而这一年半的初中实际上连课本和教材都见不到，“基本上就是稀里糊涂混下来的”。1973年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始第二届招生。“当时招生有名额限制，需要单位先推荐再考试，然后考不上就白推荐了”，丁一凡回忆，“因为不想浪费名额，所以各个地方都推荐考上几率比较大的人”。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大家都得过且过，没有求知欲，更没有心思读书，可他偏偏不是。下乡的时候，丁一凡带了一套大学英文教材，在兵团厨房里看锅烧火的时候都会拿出来背单词。大家看到后，一致表示应该推荐这个人，“因为我看的是大学英文，别人觉得很高级”。
就这样，他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考的是英文，通知书来了一看却是法语系。说到这里，丁一凡再次露出稍有些惊讶又坦然的笑容，“即使这样也不可能不去，否则只能继续在农村待下去”。在北外法语系的4年很快过去，命运又一次到了转折点。1977年，恰逢法国政府决定对中国留学生开放奖学金政策。几百个人参加筛选考试，只有十几个名额，丁一凡又考上了，前提是他回国后要在北外任教。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都不知道该让这批学生怎么办，最后给他们留下话——你们想读书就读书，想选哪个专业就选哪个专业，不读书、玩儿也可以……
散养状态下，人们容易失去目标。尽管那个时代，学生有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完全毫无管教与束缚的外界环境，同样会让人迷失方向。很多人渐渐放弃学业回国，但是丁一凡没有。“我是这批学生里唯一完成学业的，当时就觉得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所以才有后来政治学院的读博经历，才有后来在巴黎做驻地记者的优势以及做研究员的与众不同。
谈到往事，他总是一脸温馨的笑容，记者禁不住问到“您的生活是不是特别幸福”。他又笑，“这和幸福与否没关系，这是态度问题。消极的态度才是真正的问题，积极的态度总能让上天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眷顾你。人生是否有出路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