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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声教（1935—2017年）为我国资深外交官。我与厉声教大哥相识相知已有61年，加上众多工作、亲属、爱好等关系，彼此了解、信任、互助，是无话不谈的知音。
声教大哥与先父1956年同年进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一聊，发现大家竟曾是上海的邻居，左邻右舍的，彼此都很熟。且他的表弟和我是清华大学同班同学，表弟的夫人又和我是上海培进女中的同学。另外，我初中的班主任是声教大哥市西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上海的老熟人汤兴伯与他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们十分投缘。
先母每周日都会请声教大哥到我们家里一起吃饭，那时他还很年轻，还没成家。他青年时温文儒雅，风度翩翩，先母给他介绍了不少对象。经常一有什么消息，他就会和我们汇报一下，然后先母就请他们来家里一起吃饭。我们那时住在苏州胡同，旁边就是他师傅刘泽荣家，我们都住在一个院里。那时候是有界限的，是有阶级路线的，所以在部里，声教大哥称呼先父倪委员，而回到我们家就叫倪伯伯、倪伯母。
声教大哥退休后，几乎每年都要回南方，一住都是三个月以上，这一趟就要回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杭州是他的籍贯所在地，南京是他的出生地，而上海则是他度过一生中最重要时光的地方。他从2岁直至高中毕业这段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对上海感情很深。每次回南方，在上海都要走亲访友，住上一个多月。他每次也都会去探望我们的老邻居庞伯母。庞伯母与我们两家都很亲，也是看着声教大哥长大的。现在她已近百岁了。
声教大哥的嘴非常紧，讲话十分谨慎，很多话他都只和我说。在声教大哥一病不起前，最后打电话的一个人就是我。
声教大哥非常喜欢吃西餐，总是老一套：炸猪排或是鸡排，土豆沙拉，红菜汤，最后是冰淇淋，与先父的口味也很相投。记得有一次，他去委内瑞拉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那时中国和委内瑞拉还没有建交，到那儿后没有使馆，对方也不招待安排住宾馆，弄了一些刚建好的公寓，没有交付使用就安排他们先住下来了。结果先父和声教大哥就住在了一套房间里，他们都很高兴，很有照应。他们要自己做饭，声教大哥还能做一点，先父是根本就不会做，在家里都是饭来张口的人，他俩就一起七扯八扯地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很有意思。
有时，他们也出去吃。有一次点菜，声教大哥点的牛排，先父点的也是牛排。声教大哥点的是五分熟的，而先父点的是七分的。牛排一上来，声教大哥就傻了，看到五分熟的牛排上还带着血。先父就说，我来吃你的，你吃我的吧。后来派了一个厨师来帮他们做饭，才解决了吃饭问题。那时开国际会议还是很忙的，时间很紧张的。那时还是比较艰苦，被一些琐事分散精力，生活上也没有保障。老一辈的外交官是比较清苦的，待遇条件和现在的没法比，他们这一代人算是奉献了。
声教大哥的一个特点就是，人缘特别好，先父也是，他们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也很相似，都是不求名利，为人谦逊，平易近人，踏踏实实做实事儿。
声教大哥兴趣很广泛。年轻时足球、篮球、田径都很好。从小他父亲就培养他的兴趣爱好，还给他在弄堂里的墙上做了一个篮板和一个球筐，所以从小他的球感就很好。他篮球打得非常好，后来到外交部，年纪大了，打乒乓球也打得很好，曾获得过外交部乒乓球冠军。我在篮球方面也有特长，曾是清华大学校女子篮球队和北京高校女篮的队长。他大学时代是南京市男子篮球队队员和南京大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所以我们在这点上也很投缘。每逢我在城里体育场馆比赛时，声教大哥总会陪同先父作为“亲友团”成员，一起来观战助威。此外，他在音乐、文艺方面的素养也不错。
声教大哥21岁南大毕业，一开始进入外交学院工作，外交部几次派人去邀请他为外交部工作。除了一些民主党派的老专家外，他也是极少的、以非党团员身份进入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他在外交部人面很广，因为工作方面各个司都需要与他所在的条法司进行业务合作，同时他兴趣爱好又很广泛，所以结交了很多朋友，打乒乓球、下棋，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干部都愿意和他一起。原驻德国大使卢秋田回来和我一说，提起厉声教，马上就说，很熟的，我们一起下棋的。当年条法司的那些青年干部，声教大哥下班后，还和他们一起下棋呢。他为人不功利，这也是他朋友多的原因之一吧。
声教大哥1960年和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一起去勘察中缅边界，很艰苦，随时可能有危险。当时派了一队解放军给他护卫，带着他一起骑着马，跟着巡逻兵，在边境上一点点地勘察。有水就喝，没水就喝那些脏水，吃了很多苦。
一些报道里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是进行“劳动锻炼”。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回不回得来，因为当时外交部条法司散了，已经被撤并到国际条法司去了。先父留下了，后来居然还参加国际会议了，过去就是做二线工作。后来成立了国际条法司，部里陆陆续续才把优秀的人才从干校抽调回来。声教大哥被抽调回来，后来在运动中又几次被下放，吃了非常多的苦。从干校回来后，他样子整个都走形了。外交部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一直在那里保留公职，不容易，一次次都会不断有人被淘汰，被调出去。
声教大哥与先父一同参加了长达十年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和随后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他开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时候，非常忙，一年大概有三次，日内瓦、纽约，来来回回地跑。他那时零用钱很少，一天1美元，去开一次会，一个月也就30美元。刘泽荣、凌其翰、先父还有声教大哥，他们是第一批搞国际海洋法的，算是先驱。条法司的人比较专业，不过硬就要被淘汰，对外语要求挺高的。外交部总的来说是人才济济，什么事儿都要有根有据的。不过后来有很多人都流失了，还有觉得收入比较低，都去做律师了。
声教大哥为人非常温和，从不教训人，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对平级、下级，他都一碗水端平，一样对待，都相处得很好。外交部有派系斗争，他是少有的十分温和的，不去批斗别人的，所以和哪一派的人关系都还可以。不过，在周恩来遭受冲击的时候，他是坚决拥护周恩来的。他比较潇洒，活得很随意，与人无争，不功利，不玩弄权术，对名利看得比较淡。有报道上说他是“学者型外交官”，我觉得这个概括得非常准确。
声教大哥晚年还应外交部之邀，承担起为部里撰写条法司司史的重任。年近八旬的他每周四都要到部里调用有关资料，并联系一些当事人核实情况。为此他曾邀我相助，与一些当年外交部老专家的后人联系、会面。
几十年风雨情缘，一朝痛失挚友，心情久难平复。声教大哥逝世已有一段时间了，提笔回忆他生前的点滴，也算是我表達哀伤与思念的一种方式。
（作者为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徵之女、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
声教大哥与先父1956年同年进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一聊，发现大家竟曾是上海的邻居，左邻右舍的，彼此都很熟。且他的表弟和我是清华大学同班同学，表弟的夫人又和我是上海培进女中的同学。另外，我初中的班主任是声教大哥市西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上海的老熟人汤兴伯与他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们十分投缘。
先母每周日都会请声教大哥到我们家里一起吃饭，那时他还很年轻，还没成家。他青年时温文儒雅，风度翩翩，先母给他介绍了不少对象。经常一有什么消息，他就会和我们汇报一下，然后先母就请他们来家里一起吃饭。我们那时住在苏州胡同，旁边就是他师傅刘泽荣家，我们都住在一个院里。那时候是有界限的，是有阶级路线的，所以在部里，声教大哥称呼先父倪委员，而回到我们家就叫倪伯伯、倪伯母。
声教大哥退休后，几乎每年都要回南方，一住都是三个月以上，这一趟就要回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杭州是他的籍贯所在地，南京是他的出生地，而上海则是他度过一生中最重要时光的地方。他从2岁直至高中毕业这段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对上海感情很深。每次回南方，在上海都要走亲访友，住上一个多月。他每次也都会去探望我们的老邻居庞伯母。庞伯母与我们两家都很亲，也是看着声教大哥长大的。现在她已近百岁了。
声教大哥的嘴非常紧，讲话十分谨慎，很多话他都只和我说。在声教大哥一病不起前，最后打电话的一个人就是我。
声教大哥非常喜欢吃西餐，总是老一套：炸猪排或是鸡排，土豆沙拉，红菜汤，最后是冰淇淋，与先父的口味也很相投。记得有一次，他去委内瑞拉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那时中国和委内瑞拉还没有建交，到那儿后没有使馆，对方也不招待安排住宾馆，弄了一些刚建好的公寓，没有交付使用就安排他们先住下来了。结果先父和声教大哥就住在了一套房间里，他们都很高兴，很有照应。他们要自己做饭，声教大哥还能做一点，先父是根本就不会做，在家里都是饭来张口的人，他俩就一起七扯八扯地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很有意思。
有时，他们也出去吃。有一次点菜，声教大哥点的牛排，先父点的也是牛排。声教大哥点的是五分熟的，而先父点的是七分的。牛排一上来，声教大哥就傻了，看到五分熟的牛排上还带着血。先父就说，我来吃你的，你吃我的吧。后来派了一个厨师来帮他们做饭，才解决了吃饭问题。那时开国际会议还是很忙的，时间很紧张的。那时还是比较艰苦，被一些琐事分散精力，生活上也没有保障。老一辈的外交官是比较清苦的，待遇条件和现在的没法比，他们这一代人算是奉献了。
声教大哥的一个特点就是，人缘特别好，先父也是，他们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也很相似，都是不求名利，为人谦逊，平易近人，踏踏实实做实事儿。
声教大哥兴趣很广泛。年轻时足球、篮球、田径都很好。从小他父亲就培养他的兴趣爱好，还给他在弄堂里的墙上做了一个篮板和一个球筐，所以从小他的球感就很好。他篮球打得非常好，后来到外交部，年纪大了，打乒乓球也打得很好，曾获得过外交部乒乓球冠军。我在篮球方面也有特长，曾是清华大学校女子篮球队和北京高校女篮的队长。他大学时代是南京市男子篮球队队员和南京大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所以我们在这点上也很投缘。每逢我在城里体育场馆比赛时，声教大哥总会陪同先父作为“亲友团”成员，一起来观战助威。此外，他在音乐、文艺方面的素养也不错。
声教大哥21岁南大毕业，一开始进入外交学院工作，外交部几次派人去邀请他为外交部工作。除了一些民主党派的老专家外，他也是极少的、以非党团员身份进入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他在外交部人面很广，因为工作方面各个司都需要与他所在的条法司进行业务合作，同时他兴趣爱好又很广泛，所以结交了很多朋友，打乒乓球、下棋，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干部都愿意和他一起。原驻德国大使卢秋田回来和我一说，提起厉声教，马上就说，很熟的，我们一起下棋的。当年条法司的那些青年干部，声教大哥下班后，还和他们一起下棋呢。他为人不功利，这也是他朋友多的原因之一吧。
声教大哥1960年和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一起去勘察中缅边界，很艰苦，随时可能有危险。当时派了一队解放军给他护卫，带着他一起骑着马，跟着巡逻兵，在边境上一点点地勘察。有水就喝，没水就喝那些脏水，吃了很多苦。
一些报道里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是进行“劳动锻炼”。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回不回得来，因为当时外交部条法司散了，已经被撤并到国际条法司去了。先父留下了，后来居然还参加国际会议了，过去就是做二线工作。后来成立了国际条法司，部里陆陆续续才把优秀的人才从干校抽调回来。声教大哥被抽调回来，后来在运动中又几次被下放，吃了非常多的苦。从干校回来后，他样子整个都走形了。外交部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一直在那里保留公职，不容易，一次次都会不断有人被淘汰，被调出去。
声教大哥与先父一同参加了长达十年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和随后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他开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时候，非常忙，一年大概有三次，日内瓦、纽约，来来回回地跑。他那时零用钱很少，一天1美元，去开一次会，一个月也就30美元。刘泽荣、凌其翰、先父还有声教大哥，他们是第一批搞国际海洋法的，算是先驱。条法司的人比较专业，不过硬就要被淘汰，对外语要求挺高的。外交部总的来说是人才济济，什么事儿都要有根有据的。不过后来有很多人都流失了，还有觉得收入比较低，都去做律师了。
声教大哥为人非常温和，从不教训人，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对平级、下级，他都一碗水端平，一样对待，都相处得很好。外交部有派系斗争，他是少有的十分温和的，不去批斗别人的，所以和哪一派的人关系都还可以。不过，在周恩来遭受冲击的时候，他是坚决拥护周恩来的。他比较潇洒，活得很随意，与人无争，不功利，不玩弄权术，对名利看得比较淡。有报道上说他是“学者型外交官”，我觉得这个概括得非常准确。
声教大哥晚年还应外交部之邀，承担起为部里撰写条法司司史的重任。年近八旬的他每周四都要到部里调用有关资料，并联系一些当事人核实情况。为此他曾邀我相助，与一些当年外交部老专家的后人联系、会面。
几十年风雨情缘，一朝痛失挚友，心情久难平复。声教大哥逝世已有一段时间了，提笔回忆他生前的点滴，也算是我表達哀伤与思念的一种方式。
（作者为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徵之女、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