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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学校就如它的创办者一样，是个孤独地寻找出路但始终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在2003年12月13日召开的“贫困地区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研讨会”上，国家扶贫办主任高鸿宾的讲话中有两句引得全场呼应，第一句是：“经济学家大多喜欢说空话。但茅于轼例外，”这让当时会场内包括茅于轼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哑然失笑；第二句是他指着湖南和安徽的扶贫工作人员说：“明年你们要送1000名学生来富平学校培训，这可以当作行政命令。”富平学校的工作人员带头，全场热烈鼓掌。
生源问题
“富平”的名字是学校的董事长茅于轼起的，意思是要平民百姓富裕起来。
开办富平学校的动机，在于茅于轼认定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而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剩余劳动力太多。作为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资本市场非常缺乏效率，一方面大量资本闲置，另一方面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两者却配合不起来，资本流动存在很大障碍。
“如果这一障碍不能有效打破，它将从根本上制约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茅于轼说。
于是，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等人，在山西吕梁山区进行了多年的扶贫实验。他们以村为单位建立扶贫基金，然后免息或低息借给急需用钱的农民。但茅于轼觉得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解决农村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送到城里去。
办富平学校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城市居民输送合格的家政服务员。
当初，两位经济学家的“野心”不仅是办保姆班，还包括开办“园丁班”、“宾馆服务员班”等等，总之只要能让农民进城的专业都办。他们的设想中，当办学达到一定规模，他们将实施下一个实验目标：教育融资。汤敏曾经在一些场合谈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到时可以动员银行来投资，给想进城的农民发放培训贷款，形成农民进城的规模之路。
显然，这是一条让茅于轼和汤敏等人振奋的扶贫之路。从创办之日起，他们就指望着学校能逐步长大。
但是，自从2002年4月创办以来，学校虽然非常符合他们所定位的“非盈利性”，可学校赔了不少钱。现在，已经很难靠学费的收取来支撑学校的运转。“其实这就是学校召开这次会的原因。”一位知情人士对《商务周刊》说。
学校严重亏损主要原因是创办学校的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农民并不领情，学校生源严重不足。
记者看到，在5000平方米的校园里，只有两个来自陕西和安徽的班在上课，加起来大概有50多人。而根据测算，富平学校想不赔钱，起码要有300个人同时上课才可能。
富平学校一个月的培训食宿费用是600元，其中50%由学员负担，50%由富平学校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先期为学员垫付，待学员就业3个月后还清。但这些费用并不是学校生源不足的原因，甚至在学校创办之初，学生根本不用提前缴纳费用。茅于轼曾考虑到，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按市场规律进城，同样会造成新的贫富差距，因为有钱的农村人可以优先受到培训然后进城，而没钱的人可能进不了城，继续贫困。于是两位经济学家开始了“先就业后交费”的实验。
但这一试验被证实是不成功的，为了硕士论文跟踪富平学校一年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学生李湘萍对《商务周刊》说：“学校不收钱，路费也是当地扶贫办负担，结果好多人是抱着一种来北京免费旅游的心理来富平学校的，还出现过学员集体‘逃亡’事件。后来收点钱，学员们反而知道珍惜这个机会，比原来还好一点。”
富平学校2002年曾到全国一些地方去招生，结果花了几千元只招到三四十人，因为农民怕上当受骗。慕“茅爷爷”之名而来学校接受培训的学生毕竟是少数，真正的生源显然不能靠经济学家们挨个去找，这时候，茅于轼等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地方扶贫办搭上联系，并首先获得了安徽省扶贫办的协助。“招生问题立刻得到缓解，过去一个月只能招到三四十人，现在光安徽一个省就能有上百人。”茅于轼说。
茅于轼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算了一笔账：政府帮助学校招生的资金和人力投入，相比解决农民进城所得的收益，是十分值得的，政府每投入1元钱，两年之内可以帮助农民收入10元钱，一个地方政府一年输出100人，两年内可以帮助农民收入100万元，这100万元如果汇回农村，可以增加购买力，活跃当地经济，增加当地就业。
然而，对身体力行的当地扶贫办或妇联的工作人员而言，与比较简单的发放扶贫款相比，动员贫困户把女儿送到富平培训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挨门挨户的去找，去做工作，但老乡们觉得是叫女儿去伺候人，还是不愿意，”一位扶贫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遇到的一个老汉对她说：“我宁愿让女儿饿死在家，也不让她去伺候你们城里人。”
保姆“逃亡”
富平学校在创办一年多以来几次易址，现在租用通州区的一个机械学校作为自己的校园，在校园附近匍匐着一条沉默的河，那是著名的大运河的北源。
学校里走动着穿统一粉色校服、扎红头巾的女孩，在下课时喜欢同县或同镇的几个挤在一起聊天，像一窝待哺的小鸟。她们中不乏村里的勇敢者，看了电视的招生广告后自己跑到扶贫办联系来北京的。教室后墙上的黑板报上，写满了她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憧憬和豪言壮语。她们在学校的一个月时间里，将在护理、烹调、电器使用和礼仪等方面受到基础的培训。茅于轼认为，这些操作上的培训其实是次要的，他认为富平更主要的是在对这些女孩心理上的培训，“我们在教她们如何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大城市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而按照高鸿宾的说法，我们办这样的培训，就是“要把虫变成鸟，要把鱼变成龙。要把穷人变成一个有尊严的人”。
但是，来自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这让很多在家乡过惯了懒散生活而又对城市生活充满过高估计的女孩，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生源流失成为富平学校的又一大难题。
“一醒来，我看我们宿舍的全跑光了。”一个已经在富平学校毕业的女孩对记者讲述着她所遇到的一次保姆“大逃亡”，“就是因为以前的班回来返校，和我们说做保姆苦，都把她们吓跑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富平再次显得无能为力。“这种事我们很难管，因为这不是居留所。”一位学校的员工无可奈何地对记者说，实际上，即便是他们本人，在这里工作每月的工资已经显得微薄。
寻找出路
当然，最终也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来源。在茅于轼看来，农民进城尤其需要民间资金以及人力的投入。“这里面有一个不经济的矛盾，”茅说，农民收入很低，负担能力很弱，不可能向他们收取高额费用；而培训介绍工作、提供职业保护、解决劳资矛盾等都需要大量人力，成本很高，让工资水平较高的城里人为收入较低的农民服务注定无法赢利，“所有这项工作必须有非赢利机构来做，而且一定要有政府的帮助”。
在学校的股份中，茅于轼和汤敏共占51%，来自于两个人的个人积蓄。政府拨款和来自民间的筹款只占少数。而自学校开办以来，茅于轼介绍说，学校已经亏了100万。所幸的是，因为茅于轼和汤敏等创办人的影响力，富平学校至今仍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赞助。但茅于轼很清楚，这样没有自身造血机能的情况对任何组织而言都是危险的，他说：“全靠外界资金的注入才能维持，这样是不能持久的。”
“要做成一件事情总会有困难的。”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的话非常像《大话西游》里一句著名的对白，“有人问我这件事多长时间能见到成效，我会说，20年。”
茅于轼，这位被评价为最关注民生问题的经济学家对《商务周刊》记者这样评价自己的学校：“即使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也需要一些凭理想完成的事。我们很失败，但我们从没有灰心。”
在2003年12月13日召开的“贫困地区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研讨会”上，国家扶贫办主任高鸿宾的讲话中有两句引得全场呼应，第一句是：“经济学家大多喜欢说空话。但茅于轼例外，”这让当时会场内包括茅于轼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哑然失笑；第二句是他指着湖南和安徽的扶贫工作人员说：“明年你们要送1000名学生来富平学校培训，这可以当作行政命令。”富平学校的工作人员带头，全场热烈鼓掌。
生源问题
“富平”的名字是学校的董事长茅于轼起的，意思是要平民百姓富裕起来。
开办富平学校的动机，在于茅于轼认定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而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剩余劳动力太多。作为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资本市场非常缺乏效率，一方面大量资本闲置，另一方面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两者却配合不起来，资本流动存在很大障碍。
“如果这一障碍不能有效打破，它将从根本上制约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茅于轼说。
于是，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等人，在山西吕梁山区进行了多年的扶贫实验。他们以村为单位建立扶贫基金，然后免息或低息借给急需用钱的农民。但茅于轼觉得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解决农村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送到城里去。
办富平学校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城市居民输送合格的家政服务员。
当初，两位经济学家的“野心”不仅是办保姆班，还包括开办“园丁班”、“宾馆服务员班”等等，总之只要能让农民进城的专业都办。他们的设想中，当办学达到一定规模，他们将实施下一个实验目标：教育融资。汤敏曾经在一些场合谈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到时可以动员银行来投资，给想进城的农民发放培训贷款，形成农民进城的规模之路。
显然，这是一条让茅于轼和汤敏等人振奋的扶贫之路。从创办之日起，他们就指望着学校能逐步长大。
但是，自从2002年4月创办以来，学校虽然非常符合他们所定位的“非盈利性”，可学校赔了不少钱。现在，已经很难靠学费的收取来支撑学校的运转。“其实这就是学校召开这次会的原因。”一位知情人士对《商务周刊》说。
学校严重亏损主要原因是创办学校的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农民并不领情，学校生源严重不足。
记者看到，在5000平方米的校园里，只有两个来自陕西和安徽的班在上课，加起来大概有50多人。而根据测算，富平学校想不赔钱，起码要有300个人同时上课才可能。
富平学校一个月的培训食宿费用是600元，其中50%由学员负担，50%由富平学校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先期为学员垫付，待学员就业3个月后还清。但这些费用并不是学校生源不足的原因，甚至在学校创办之初，学生根本不用提前缴纳费用。茅于轼曾考虑到，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按市场规律进城，同样会造成新的贫富差距，因为有钱的农村人可以优先受到培训然后进城，而没钱的人可能进不了城，继续贫困。于是两位经济学家开始了“先就业后交费”的实验。
但这一试验被证实是不成功的，为了硕士论文跟踪富平学校一年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学生李湘萍对《商务周刊》说：“学校不收钱，路费也是当地扶贫办负担，结果好多人是抱着一种来北京免费旅游的心理来富平学校的，还出现过学员集体‘逃亡’事件。后来收点钱，学员们反而知道珍惜这个机会，比原来还好一点。”
富平学校2002年曾到全国一些地方去招生，结果花了几千元只招到三四十人，因为农民怕上当受骗。慕“茅爷爷”之名而来学校接受培训的学生毕竟是少数，真正的生源显然不能靠经济学家们挨个去找，这时候，茅于轼等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地方扶贫办搭上联系，并首先获得了安徽省扶贫办的协助。“招生问题立刻得到缓解，过去一个月只能招到三四十人，现在光安徽一个省就能有上百人。”茅于轼说。
茅于轼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算了一笔账：政府帮助学校招生的资金和人力投入，相比解决农民进城所得的收益，是十分值得的，政府每投入1元钱，两年之内可以帮助农民收入10元钱，一个地方政府一年输出100人，两年内可以帮助农民收入100万元，这100万元如果汇回农村，可以增加购买力，活跃当地经济，增加当地就业。
然而，对身体力行的当地扶贫办或妇联的工作人员而言，与比较简单的发放扶贫款相比，动员贫困户把女儿送到富平培训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挨门挨户的去找，去做工作，但老乡们觉得是叫女儿去伺候人，还是不愿意，”一位扶贫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遇到的一个老汉对她说：“我宁愿让女儿饿死在家，也不让她去伺候你们城里人。”
保姆“逃亡”
富平学校在创办一年多以来几次易址，现在租用通州区的一个机械学校作为自己的校园，在校园附近匍匐着一条沉默的河，那是著名的大运河的北源。
学校里走动着穿统一粉色校服、扎红头巾的女孩，在下课时喜欢同县或同镇的几个挤在一起聊天，像一窝待哺的小鸟。她们中不乏村里的勇敢者，看了电视的招生广告后自己跑到扶贫办联系来北京的。教室后墙上的黑板报上，写满了她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憧憬和豪言壮语。她们在学校的一个月时间里，将在护理、烹调、电器使用和礼仪等方面受到基础的培训。茅于轼认为，这些操作上的培训其实是次要的，他认为富平更主要的是在对这些女孩心理上的培训，“我们在教她们如何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大城市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而按照高鸿宾的说法，我们办这样的培训，就是“要把虫变成鸟，要把鱼变成龙。要把穷人变成一个有尊严的人”。
但是，来自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这让很多在家乡过惯了懒散生活而又对城市生活充满过高估计的女孩，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生源流失成为富平学校的又一大难题。
“一醒来，我看我们宿舍的全跑光了。”一个已经在富平学校毕业的女孩对记者讲述着她所遇到的一次保姆“大逃亡”，“就是因为以前的班回来返校，和我们说做保姆苦，都把她们吓跑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富平再次显得无能为力。“这种事我们很难管，因为这不是居留所。”一位学校的员工无可奈何地对记者说，实际上，即便是他们本人，在这里工作每月的工资已经显得微薄。
寻找出路
当然，最终也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来源。在茅于轼看来，农民进城尤其需要民间资金以及人力的投入。“这里面有一个不经济的矛盾，”茅说，农民收入很低，负担能力很弱，不可能向他们收取高额费用；而培训介绍工作、提供职业保护、解决劳资矛盾等都需要大量人力，成本很高，让工资水平较高的城里人为收入较低的农民服务注定无法赢利，“所有这项工作必须有非赢利机构来做，而且一定要有政府的帮助”。
在学校的股份中，茅于轼和汤敏共占51%，来自于两个人的个人积蓄。政府拨款和来自民间的筹款只占少数。而自学校开办以来，茅于轼介绍说，学校已经亏了100万。所幸的是，因为茅于轼和汤敏等创办人的影响力，富平学校至今仍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赞助。但茅于轼很清楚，这样没有自身造血机能的情况对任何组织而言都是危险的，他说：“全靠外界资金的注入才能维持，这样是不能持久的。”
“要做成一件事情总会有困难的。”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的话非常像《大话西游》里一句著名的对白，“有人问我这件事多长时间能见到成效，我会说，20年。”
茅于轼，这位被评价为最关注民生问题的经济学家对《商务周刊》记者这样评价自己的学校：“即使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也需要一些凭理想完成的事。我们很失败，但我们从没有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