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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昏沉，像四下里抖动的轻薄尘埃。长长的窄巷，潮湿坑洼的青泥砖，嘈杂的市井人声，恍惚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草粿”。“草粿”的吆喝—种种这些，构成一个充满隐喻、却又陌生化的世界，在我眼里徐徐展开了它陈旧的幕布。
我不是初来乍到，但每次的体验却出奇一致，都带一点惊异。跨桥而来，这里和居住的现代新城，隔了一条不深不浅的江，景致却完全两样，这里满是杂乱，弥漫着陈腐的味道，不是新城那一类的人造乌托邦。我来这，来找杨医生，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中医。
父亲陪同，长巷已过，来到一所大院前。最稀疏平常的大院，能住四五十户人家。现在是白日，所以大门洞开，一旦晚间，则必然是大门紧闭，偶尔在夜色里传来犬吠，需要父亲叫门，里头的人才应声来开。大院子里所有的人家都挨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这边喊着那边喝着。时常有人在院里无所忌惮地洗着衣服，或是一颗土豆，或是几捧叶菜。支起的晾衣架上种种男女衣物，浸在一汪浑水一般的阳光里。
杨医生住在二楼。我们父子二人走入狭窄的楼道，里头没什么光线，很是昏暗。门前敲了许久，不见动静。这是常有的事，毕竟十有八九的时间杨医生都在床上，可能在睡觉，也可能只是假寐，不理会外头的世界。换别人就不会有开门的可能，但我们毕竟是常客，所以听到模模糊糊的声音应着，一个赤脚的、消瘦的身形来开了门。
“打扰了。在睡觉么？”父亲问。
“嗯……是。”杨医生答道。
说这话时，杨医生笑了起来，一种苍白绵薄的笑容，映在他长满胡须的脸庞上，嶙峋奇诡的骨架上搭着一件布满黑汗渍的背心。父亲陈述了一番我的病情，杨医生没有点头，也没追问，不知道听到了没有。我坐在老木椅上，在这昏暗的空间，在屋里的尘埃气味中，感到一阵晕眩、迷蒙，视听也尽是连绵的含混，像是置身在一层薄雾里般。
我感到一阵冰凉，那是杨医生的手，在把着脉。杨医生的手亦是消瘦，大拇指指甲留得很长，里头藏着一层黄垢。他紧闭着眼，半侧着头，入定一般，屋里三个人都无比沉默着。忽然不知从哪层楼里的哪户人家，传来了一阵悠长的潮剧声：
“幽幽醒来啊—啊—啊—”
就这么在院里，无边际地飘着，撞着，每一个唱词都像极了一场大梦。可屋里的人还在把脉。
时间被拉得很长、很长，不知过去多久，杨医生这才收了手。这也是我们一家信任杨医生的原因，他确实很精通脉理，因此每一次把脉的时间，都显得特别的长，不像那些沽名钓誉的中医，不过拿把脉做做样子。杨医生打开杂乱的抽屉，里头横竖摆着《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他从中拿出泛黄的纸，开始写起处方来。桑叶、菊花、桔梗、薄荷……一味又一味，在纸上轻轻地浮现，丰盛瑰丽的百草在不断滋长。
可药终于只开了四味，杨医生开始了他常有的不动声色的冥思。他点起了香烟，浓郁的烟云从杨医生那扩散开来，无形的身体轻盈起舞，渐渐弥漫整个房间。我就这么困在一朵又一朵的烟云里。
午后时分，小小的店铺，我正在那张长条木椅上，半倚靠着斑驳的、杂乱写着白字的老木门。杨医生喝着啤酒，已有几分浓浓的醉意，地上排满了酒瓶。他的身后，是陈旧的、褪了色的棕褐色储药柜，柜正对的桌上是捣药杵、算盘和一个饼干盒。桌前，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站在那，穿得比他规整体面许多，戴着个眼镜，穿着光亮的皮鞋，颇有几分书生气。
杨医生的脸上，时不时地浮现迷幻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望向他就感到一种迷晕，眼睛里像是起了雾一般，间或从雾里闪过几只黑燕，那颜色和巷子里东倒西歪的电线杆别无二致。
我的感觉自然有几分是疾病的缘故，毕竟已是几日高烧不退。父母的脸上都是十分焦急，杨医生却很镇定。把脉，开药，两步便完成了他诊疗的全部工作。完成后，他又开始酌起啤酒，一面絮絮叨叨地同我父母说着什么醉话。我有点迷糊，听不真切。
趁着那边在拿药的空隙，我们决定出去转转。这条巷子无论如何，算是个古巷，尽管不是很有名气。弯弯曲曲，两边被墙面夹峙，没一百米就分出几条更小的巷子，通向一座座不同宗族的门楼。这是一个迷宫的空间，我只不明所以地被牵着走，左兜右转，见识着无休无止的重复和相似。
当然我最后还是走出了迷宫，被父母带到了城隍庙中。那庙倒是颇有历史了，清朝的翘檐式风格，斗拱间是华美精致的双龙戏珠浮雕。进庙的两边挂着五六联道家式的、宣扬善恶报应轮回的对子，中间自然是一只高大的香炉，专门供香客上香。再往里，便是满桌的祭品，有金桔、面条、猪肉、点红点的包和粿，偶尔有几只苍蝇在上面飞着。享用祭品的，是神龛里的观音、罗汉、关帝、天官……他们仿佛隐遁在深宫中，高高在上、镀满金粉，庄严而不可测。有几个香客在庙里求着签，签子一落地，清脆的声音响起，声音很短，也显得很空。
这是这座城市的魂魄所在，所有的愿望、惘然、虚无在这里悠悠地集合，又随着香火，悠悠地飘散。
我不知道父母带我来这里是专为游览，还是有祭拜以去病消灾的目的。只感觉经过香一熏，头愈发晕，再去望时，别说是那些神明，就是整座庙都感觉像在天上，高远、渺茫，令人崇尚。
香炉里的无数香一齐发出迷蒙的烟，笼罩天地，供奉出一个迷离的时空。在丛丛的轻烟深处，我猛然看见，经年前那个数十里之外的老家，也有一丛香火一齐燃着—那是在奶奶的葬礼上。
周围都是清一色的乌黑，黑色的素衣、黑色的帘布，反衬着那仅有的花圈的白，一切充满了沉静的肃穆。葬礼开始，只听得台上人道 “其人寿七十”云云。然后就是请来的乐队，开始吹起萨克斯，敲起鼓，演奏哀乐。我一路跟从人群，出了圍，走到村道上，缓缓地在热烈的阳光下巡游着。而后就是奶奶灵柩出山，被开来的车送走。再而后就是一群人又在围里围坐，配合做法者超度。
可在这些过程里，或许是我年纪尚小的缘故，竟没有哭，反而显得有些淡漠。后来母亲曾不止一次地道“葬礼上你没有一滴眼泪”，以此责怪我的冷漠和自私，让我感到隐隐的懊悔和愧怍。 仪式都完结后，已是晚上。来参加的宾客离开，围子里人烟稀少，初冬的风轻轻吹过，一轮明月照着有些破旧的院落。我和父母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去，我却仍没有哭，只是觉得惘然。
那座围子叫建龙围，一座传统的、有些体量的老式农村建筑。后来奶奶三周年大祭我又去过一回，久而未至，院落已经生了荒草。我站立在阴凉的屋内，烧着香，偶尔听到一阵鸟啼声，心里说不出的失落。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去那。我连老家都很少再回过。奶奶的去世显然隔断了我和家乡最后的连结—奶奶的过世意味着家中最后一位老人的逝去，家乡的亲人，只剩下那些半生不熟，又因城乡分隔而极少来往的远房亲戚。在那些人里头，有不少人赌博，一见面便不住地向我们家借钱，势利得使人反感。双方一坐下来，尽是尴尬，找不到什么共同话语，甚至那些亲戚们，一说起城中生活都隐含着一种妒忌的语气，城乡的两地人，隔阂就越发深重。一开始清明过年我还会回老家，后来几年就连年节也没有回去。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奶奶逝世的那一年起，困居城市的我便成了无乡之人，故乡、村庄、传统，都化作悠远虚幻的图景，陌生荒诞的符号，如同一团无形之物。
只有当下，漫卷无形的烟云，让这团无形之物终于有了栖居之处。杨医生也终于琢磨出了下一道药，那便是甘草，他苍白凌乱的眉毛终于舒展开，把它写了下来。一味一味的，美妙的中草药，在我眼里就如同是乡下老屋前后的野草一般，在风中飘摇，枝叶摇荡着乡愁书写者笔下曼妙的童年记忆，以及点点滴滴晦涩枯瘦的传统。
杨医生开药的片刻，我注意到杨医生潮湿的地板上，零乱摆了几颗半腐烂的金桔，就在旁近，是几尊泥塑的关公像，形态各异。在角落里，我还瞥见一个香钵，边缘都磨损了，上面堆着浅浅的土和灰冷的余烬，插了几根烧得只剩一小截的香。离香钵不远，竟还有些违和地摆放几个鼓肚子的紫陶壶，壶嘴长长的，九曲回环的形态，夸张得很，看上去是从某个小地摊上淘来的。
而杂乱布置的地板尽头，挨着狭隘的阳台，在那往周围一看，只见四处都是连绵的黛黑色屋顶的民居，一座又一座—一片黑色的原野，望不到头。
正巧赶上那个中年男子送饭来，饭菜是用保鲜盒装的，几只大虾，几棵青菜和一碗稀粥。那人送了饭菜就走了，没有说一句话。杨医生把饭菜放在一旁，并没有吃。
“不吃吗？”父亲问道。
“等会再吃。”他答。
很快那饭菜就不再冒气，大概它被送来时就只是半温的。杨医生终于把那药方开完了，便从靠背上直起身，坐在微弱的阳光里。杨医生与我的距离，一下子近了，那种幽冷、绵薄的气息，在空气里若隐若现。那个无始无终的声音又一次飘了过来：
“幽幽醒来啊—啊—啊—”
空灵的唱腔，唱的是那种虚空的梦，声音中没有鼓点，也没有铜锣。
“回去了。”父亲道。
到家的我半倚靠在家中棕色的木床上，那木床结构拼接不良，常发出一阵幽然的咿呀声。我半睡半醒，昏沉间脑里总闪过种种的影像。坐在阳光里，笑得苍冷的杨医生，地上散乱着的金桔、关公和香炉，这些影像，在我的脑里，眼前，消逝又浮现，浮现又消逝，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而这群蝴蝶，亦在神灵和香的烟雾间，在这间不大的庙里，翩然起舞，映进了我的眼眸，魅惑而神秘，很快就消失不见。
我和父母走出了庙，沿原路回到了杨医生的店面。一路上仍然是致幻的巷道迷宫。偶尔在门楼前，看见有几个小孩在玩皮球，或是几个老人微眯着眼睛坐在小木椅上，手里的蒲扇轻轻摇动，一坐或许就是一整个白天。
中年男子已经拿好了药，正在门口同对面人家说话。见我们回来了，便将药递上。杨医生仍在喝酒。店里再也没有其他病人。
杨医生在这爿店行医，已经很有些时间了。早在我还没出生时，父母就常来这里问诊。那时杨医生还和他的妻子一块看店。他负责看，妻子负责抓药，这是种绝佳的搭配。杨医生在老城区，是颇有名声的中医，因为他是有师从的，祖上也算是这方面的世家。
老城区小巷众多，回环曲折的各个胡同里，几乎都有那么一两家小诊所，整个城区加起来，大概不下百间。这些医生，大抵都有不同的风格：有中西并用的;有纯用西医的;当然还有一类，是像杨医生这一种，纯用中药，绝少使用西药的。在众多诊所中，我父母独独青睐杨医生，可见其行医确是有几分功力的。
可后来就都变了。大概在我出世后几年，杨医生和妻子离了婚，子女们已长大，不知道是跟了妻子一方还是如何，总之就极少和杨医生来往。杨医生渐渐老去，自我照料有些不便，便由他舅爷出面照顾。说是他的舅爷，那大概是辈分上的叫法，实际他比杨医生还要年轻许多。杨医生的生活起居由他全然負责，包括接送杨医生，以及替代他妻子拿药的工作。
实际上杨医生在离婚后，就有些恍惚，胡须也常年没有剃，加上整日酗酒，精神就更加不振，因此来客渐渐稀少了。杨医生自然也不再能担得起经营的细节，店等于归他舅爷所有。他舅爷见生意不佳，就对那些熟人下手，开始把收费提得很高，每次报价都像是随性地一口要价。这样一来，看病的就更少了。没了客，店里的中药常常是放了很久，里面有味药叫蝉壳，都已经极僵且腐化。店里几乎没有人气，门窗桌凳上都染上了灰尘。
只我和父母因为信任杨医生，还来光顾。
每每在晦暗的、尘埃浮动的店里，都见杨医生喝酒喝得高兴，他舅爷站在那长桌前，陪他叨叨些什么。他舅爷着实有那么些底蕴，说起老城的历史，以前有谁砍了头，又有哪个县官当政，都极有一套。杨医生借着酒兴，时不时附和着，不过他讲的事情却没那么古，只听他常常说道：“感谢当年毛主席，看我们穷，便分粮给我们吃，不然都要饿死。”讲这些时，他往往发出一两声闷闷的笑。
我随同父母问诊，很多时候是黄昏，这时就觉得这些历史在这样一些人口中，在这样一间近于作古的店中，言说、讲述，虽真假参半、正野杂糅，但衰朽之味却大抵一致。永远地，店里面坐着一个杨医生，长桌前是他的舅爷。永远地，在店里的时间还未完全消弭前，一些过去的事情被反复咀嚼。
借着酒兴，杨医生管我父亲叫“局长”，父亲自然知道这绝对拔高了他，只有不断地赔着笑。
“不不不，主顾嘛，都是主顾，主顾就都是局长。”当然有时他更荒唐，竟称呼父亲为“校长”。
对于我母亲，他在沉醉中有时奇异地直呼其名，有时却称之为“夫人”，不过一旦是夫人，则有些让她紧张和感到不妙，只能尴尬地笑着，因为这么个西式用词从一个传统化的老中医那说出，总有几分隐约的、近乎性的暗示。
有时他也大谈医理，而且父亲自诩有一些经验，也乐于和他讨论，当然最后父亲只能无奈地笑道：“这些还是你精通，还请多指教。”
“一行归一行嘛。别的我不懂，就只会这些中医上的。”他嘻嘻笑道。他的笑声很远，像是不在店里，而是在店外缓慢地飘荡。
确实，旁的事他都不管了，他只管看病、开药。其它的，家庭的变故、店面的经营，都似乎和他没有关系。
可店面还是不能坚持了，一面是再付不起铺租，另一面是旧城改造，许多类似的诊所都关了门，因而杨医生从此只在家看病。这样就更不会有人去问诊了，大抵去的只有我们。
杨医生极少出门，仿佛幽居般，永远在家待着，少有的一次出门，不知从哪带来了几个野番茄，还有一尊关公像。他的饮食由舅爷不知在哪做了送来，很多时候是几餐一起送。大概是没有舅爷在旁边，他几乎没有了言语，我们来时只是静静地看病。白日里有许多时间是在床上—这是他对待时间的方式。时间对于他，是一团没有分界和轮廓的含混。
我和父母拿了药，一路走出长长的巷道。病中的我觉得很虚弱、很虚弱，像一条潺潺的溪流，被隐隐地坠落和无力感包围。我总想要握住些什么，在一片虚化的、苍白的雾气中。
我知道那应是什么。我回头望向那条漫长的的巷道，以及巷道深处的那爿店，午后的他们像极了盛放灿烂的生命。我注目他们渐渐地、如同镜像一般，归入一片白花花的苍茫，而自己也随其慢慢消融，仿佛魂归故里，身体被阳光照得无比透明。
（责任编辑：胡携航）
我不是初来乍到，但每次的体验却出奇一致，都带一点惊异。跨桥而来，这里和居住的现代新城，隔了一条不深不浅的江，景致却完全两样，这里满是杂乱，弥漫着陈腐的味道，不是新城那一类的人造乌托邦。我来这，来找杨医生，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中医。
父亲陪同，长巷已过，来到一所大院前。最稀疏平常的大院，能住四五十户人家。现在是白日，所以大门洞开，一旦晚间，则必然是大门紧闭，偶尔在夜色里传来犬吠，需要父亲叫门，里头的人才应声来开。大院子里所有的人家都挨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这边喊着那边喝着。时常有人在院里无所忌惮地洗着衣服，或是一颗土豆，或是几捧叶菜。支起的晾衣架上种种男女衣物，浸在一汪浑水一般的阳光里。
杨医生住在二楼。我们父子二人走入狭窄的楼道，里头没什么光线，很是昏暗。门前敲了许久，不见动静。这是常有的事，毕竟十有八九的时间杨医生都在床上，可能在睡觉，也可能只是假寐，不理会外头的世界。换别人就不会有开门的可能，但我们毕竟是常客，所以听到模模糊糊的声音应着，一个赤脚的、消瘦的身形来开了门。
“打扰了。在睡觉么？”父亲问。
“嗯……是。”杨医生答道。
说这话时，杨医生笑了起来，一种苍白绵薄的笑容，映在他长满胡须的脸庞上，嶙峋奇诡的骨架上搭着一件布满黑汗渍的背心。父亲陈述了一番我的病情，杨医生没有点头，也没追问，不知道听到了没有。我坐在老木椅上，在这昏暗的空间，在屋里的尘埃气味中，感到一阵晕眩、迷蒙，视听也尽是连绵的含混，像是置身在一层薄雾里般。
我感到一阵冰凉，那是杨医生的手，在把着脉。杨医生的手亦是消瘦，大拇指指甲留得很长，里头藏着一层黄垢。他紧闭着眼，半侧着头，入定一般，屋里三个人都无比沉默着。忽然不知从哪层楼里的哪户人家，传来了一阵悠长的潮剧声：
“幽幽醒来啊—啊—啊—”
就这么在院里，无边际地飘着，撞着，每一个唱词都像极了一场大梦。可屋里的人还在把脉。
时间被拉得很长、很长，不知过去多久，杨医生这才收了手。这也是我们一家信任杨医生的原因，他确实很精通脉理，因此每一次把脉的时间，都显得特别的长，不像那些沽名钓誉的中医，不过拿把脉做做样子。杨医生打开杂乱的抽屉，里头横竖摆着《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他从中拿出泛黄的纸，开始写起处方来。桑叶、菊花、桔梗、薄荷……一味又一味，在纸上轻轻地浮现，丰盛瑰丽的百草在不断滋长。
可药终于只开了四味，杨医生开始了他常有的不动声色的冥思。他点起了香烟，浓郁的烟云从杨医生那扩散开来，无形的身体轻盈起舞，渐渐弥漫整个房间。我就这么困在一朵又一朵的烟云里。
午后时分，小小的店铺，我正在那张长条木椅上，半倚靠着斑驳的、杂乱写着白字的老木门。杨医生喝着啤酒，已有几分浓浓的醉意，地上排满了酒瓶。他的身后，是陈旧的、褪了色的棕褐色储药柜，柜正对的桌上是捣药杵、算盘和一个饼干盒。桌前，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站在那，穿得比他规整体面许多，戴着个眼镜，穿着光亮的皮鞋，颇有几分书生气。
杨医生的脸上，时不时地浮现迷幻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望向他就感到一种迷晕，眼睛里像是起了雾一般，间或从雾里闪过几只黑燕，那颜色和巷子里东倒西歪的电线杆别无二致。
我的感觉自然有几分是疾病的缘故，毕竟已是几日高烧不退。父母的脸上都是十分焦急，杨医生却很镇定。把脉，开药，两步便完成了他诊疗的全部工作。完成后，他又开始酌起啤酒，一面絮絮叨叨地同我父母说着什么醉话。我有点迷糊，听不真切。
趁着那边在拿药的空隙，我们决定出去转转。这条巷子无论如何，算是个古巷，尽管不是很有名气。弯弯曲曲，两边被墙面夹峙，没一百米就分出几条更小的巷子，通向一座座不同宗族的门楼。这是一个迷宫的空间，我只不明所以地被牵着走，左兜右转，见识着无休无止的重复和相似。
当然我最后还是走出了迷宫，被父母带到了城隍庙中。那庙倒是颇有历史了，清朝的翘檐式风格，斗拱间是华美精致的双龙戏珠浮雕。进庙的两边挂着五六联道家式的、宣扬善恶报应轮回的对子，中间自然是一只高大的香炉，专门供香客上香。再往里，便是满桌的祭品，有金桔、面条、猪肉、点红点的包和粿，偶尔有几只苍蝇在上面飞着。享用祭品的，是神龛里的观音、罗汉、关帝、天官……他们仿佛隐遁在深宫中，高高在上、镀满金粉，庄严而不可测。有几个香客在庙里求着签，签子一落地，清脆的声音响起，声音很短，也显得很空。
这是这座城市的魂魄所在，所有的愿望、惘然、虚无在这里悠悠地集合，又随着香火，悠悠地飘散。
我不知道父母带我来这里是专为游览，还是有祭拜以去病消灾的目的。只感觉经过香一熏，头愈发晕，再去望时，别说是那些神明，就是整座庙都感觉像在天上，高远、渺茫，令人崇尚。
香炉里的无数香一齐发出迷蒙的烟，笼罩天地，供奉出一个迷离的时空。在丛丛的轻烟深处，我猛然看见，经年前那个数十里之外的老家，也有一丛香火一齐燃着—那是在奶奶的葬礼上。
周围都是清一色的乌黑，黑色的素衣、黑色的帘布，反衬着那仅有的花圈的白，一切充满了沉静的肃穆。葬礼开始，只听得台上人道 “其人寿七十”云云。然后就是请来的乐队，开始吹起萨克斯，敲起鼓，演奏哀乐。我一路跟从人群，出了圍，走到村道上，缓缓地在热烈的阳光下巡游着。而后就是奶奶灵柩出山，被开来的车送走。再而后就是一群人又在围里围坐，配合做法者超度。
可在这些过程里，或许是我年纪尚小的缘故，竟没有哭，反而显得有些淡漠。后来母亲曾不止一次地道“葬礼上你没有一滴眼泪”，以此责怪我的冷漠和自私，让我感到隐隐的懊悔和愧怍。 仪式都完结后，已是晚上。来参加的宾客离开，围子里人烟稀少，初冬的风轻轻吹过，一轮明月照着有些破旧的院落。我和父母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去，我却仍没有哭，只是觉得惘然。
那座围子叫建龙围，一座传统的、有些体量的老式农村建筑。后来奶奶三周年大祭我又去过一回，久而未至，院落已经生了荒草。我站立在阴凉的屋内，烧着香，偶尔听到一阵鸟啼声，心里说不出的失落。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去那。我连老家都很少再回过。奶奶的去世显然隔断了我和家乡最后的连结—奶奶的过世意味着家中最后一位老人的逝去，家乡的亲人，只剩下那些半生不熟，又因城乡分隔而极少来往的远房亲戚。在那些人里头，有不少人赌博，一见面便不住地向我们家借钱，势利得使人反感。双方一坐下来，尽是尴尬，找不到什么共同话语，甚至那些亲戚们，一说起城中生活都隐含着一种妒忌的语气，城乡的两地人，隔阂就越发深重。一开始清明过年我还会回老家，后来几年就连年节也没有回去。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奶奶逝世的那一年起，困居城市的我便成了无乡之人，故乡、村庄、传统，都化作悠远虚幻的图景，陌生荒诞的符号，如同一团无形之物。
只有当下，漫卷无形的烟云，让这团无形之物终于有了栖居之处。杨医生也终于琢磨出了下一道药，那便是甘草，他苍白凌乱的眉毛终于舒展开，把它写了下来。一味一味的，美妙的中草药，在我眼里就如同是乡下老屋前后的野草一般，在风中飘摇，枝叶摇荡着乡愁书写者笔下曼妙的童年记忆，以及点点滴滴晦涩枯瘦的传统。
杨医生开药的片刻，我注意到杨医生潮湿的地板上，零乱摆了几颗半腐烂的金桔，就在旁近，是几尊泥塑的关公像，形态各异。在角落里，我还瞥见一个香钵，边缘都磨损了，上面堆着浅浅的土和灰冷的余烬，插了几根烧得只剩一小截的香。离香钵不远，竟还有些违和地摆放几个鼓肚子的紫陶壶，壶嘴长长的，九曲回环的形态，夸张得很，看上去是从某个小地摊上淘来的。
而杂乱布置的地板尽头，挨着狭隘的阳台，在那往周围一看，只见四处都是连绵的黛黑色屋顶的民居，一座又一座—一片黑色的原野，望不到头。
正巧赶上那个中年男子送饭来，饭菜是用保鲜盒装的，几只大虾，几棵青菜和一碗稀粥。那人送了饭菜就走了，没有说一句话。杨医生把饭菜放在一旁，并没有吃。
“不吃吗？”父亲问道。
“等会再吃。”他答。
很快那饭菜就不再冒气，大概它被送来时就只是半温的。杨医生终于把那药方开完了，便从靠背上直起身，坐在微弱的阳光里。杨医生与我的距离，一下子近了，那种幽冷、绵薄的气息，在空气里若隐若现。那个无始无终的声音又一次飘了过来：
“幽幽醒来啊—啊—啊—”
空灵的唱腔，唱的是那种虚空的梦，声音中没有鼓点，也没有铜锣。
“回去了。”父亲道。
到家的我半倚靠在家中棕色的木床上，那木床结构拼接不良，常发出一阵幽然的咿呀声。我半睡半醒，昏沉间脑里总闪过种种的影像。坐在阳光里，笑得苍冷的杨医生，地上散乱着的金桔、关公和香炉，这些影像，在我的脑里，眼前，消逝又浮现，浮现又消逝，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而这群蝴蝶，亦在神灵和香的烟雾间，在这间不大的庙里，翩然起舞，映进了我的眼眸，魅惑而神秘，很快就消失不见。
我和父母走出了庙，沿原路回到了杨医生的店面。一路上仍然是致幻的巷道迷宫。偶尔在门楼前，看见有几个小孩在玩皮球，或是几个老人微眯着眼睛坐在小木椅上，手里的蒲扇轻轻摇动，一坐或许就是一整个白天。
中年男子已经拿好了药，正在门口同对面人家说话。见我们回来了，便将药递上。杨医生仍在喝酒。店里再也没有其他病人。
杨医生在这爿店行医，已经很有些时间了。早在我还没出生时，父母就常来这里问诊。那时杨医生还和他的妻子一块看店。他负责看，妻子负责抓药，这是种绝佳的搭配。杨医生在老城区，是颇有名声的中医，因为他是有师从的，祖上也算是这方面的世家。
老城区小巷众多，回环曲折的各个胡同里，几乎都有那么一两家小诊所，整个城区加起来，大概不下百间。这些医生，大抵都有不同的风格：有中西并用的;有纯用西医的;当然还有一类，是像杨医生这一种，纯用中药，绝少使用西药的。在众多诊所中，我父母独独青睐杨医生，可见其行医确是有几分功力的。
可后来就都变了。大概在我出世后几年，杨医生和妻子离了婚，子女们已长大，不知道是跟了妻子一方还是如何，总之就极少和杨医生来往。杨医生渐渐老去，自我照料有些不便，便由他舅爷出面照顾。说是他的舅爷，那大概是辈分上的叫法，实际他比杨医生还要年轻许多。杨医生的生活起居由他全然負责，包括接送杨医生，以及替代他妻子拿药的工作。
实际上杨医生在离婚后，就有些恍惚，胡须也常年没有剃，加上整日酗酒，精神就更加不振，因此来客渐渐稀少了。杨医生自然也不再能担得起经营的细节，店等于归他舅爷所有。他舅爷见生意不佳，就对那些熟人下手，开始把收费提得很高，每次报价都像是随性地一口要价。这样一来，看病的就更少了。没了客，店里的中药常常是放了很久，里面有味药叫蝉壳，都已经极僵且腐化。店里几乎没有人气，门窗桌凳上都染上了灰尘。
只我和父母因为信任杨医生，还来光顾。
每每在晦暗的、尘埃浮动的店里，都见杨医生喝酒喝得高兴，他舅爷站在那长桌前，陪他叨叨些什么。他舅爷着实有那么些底蕴，说起老城的历史，以前有谁砍了头，又有哪个县官当政，都极有一套。杨医生借着酒兴，时不时附和着，不过他讲的事情却没那么古，只听他常常说道：“感谢当年毛主席，看我们穷，便分粮给我们吃，不然都要饿死。”讲这些时，他往往发出一两声闷闷的笑。
我随同父母问诊，很多时候是黄昏，这时就觉得这些历史在这样一些人口中，在这样一间近于作古的店中，言说、讲述，虽真假参半、正野杂糅，但衰朽之味却大抵一致。永远地，店里面坐着一个杨医生，长桌前是他的舅爷。永远地，在店里的时间还未完全消弭前，一些过去的事情被反复咀嚼。
借着酒兴，杨医生管我父亲叫“局长”，父亲自然知道这绝对拔高了他，只有不断地赔着笑。
“不不不，主顾嘛，都是主顾，主顾就都是局长。”当然有时他更荒唐，竟称呼父亲为“校长”。
对于我母亲，他在沉醉中有时奇异地直呼其名，有时却称之为“夫人”，不过一旦是夫人，则有些让她紧张和感到不妙，只能尴尬地笑着，因为这么个西式用词从一个传统化的老中医那说出，总有几分隐约的、近乎性的暗示。
有时他也大谈医理，而且父亲自诩有一些经验，也乐于和他讨论，当然最后父亲只能无奈地笑道：“这些还是你精通，还请多指教。”
“一行归一行嘛。别的我不懂，就只会这些中医上的。”他嘻嘻笑道。他的笑声很远，像是不在店里，而是在店外缓慢地飘荡。
确实，旁的事他都不管了，他只管看病、开药。其它的，家庭的变故、店面的经营，都似乎和他没有关系。
可店面还是不能坚持了，一面是再付不起铺租，另一面是旧城改造，许多类似的诊所都关了门，因而杨医生从此只在家看病。这样就更不会有人去问诊了，大抵去的只有我们。
杨医生极少出门，仿佛幽居般，永远在家待着，少有的一次出门，不知从哪带来了几个野番茄，还有一尊关公像。他的饮食由舅爷不知在哪做了送来，很多时候是几餐一起送。大概是没有舅爷在旁边，他几乎没有了言语，我们来时只是静静地看病。白日里有许多时间是在床上—这是他对待时间的方式。时间对于他，是一团没有分界和轮廓的含混。
我和父母拿了药，一路走出长长的巷道。病中的我觉得很虚弱、很虚弱，像一条潺潺的溪流，被隐隐地坠落和无力感包围。我总想要握住些什么，在一片虚化的、苍白的雾气中。
我知道那应是什么。我回头望向那条漫长的的巷道，以及巷道深处的那爿店，午后的他们像极了盛放灿烂的生命。我注目他们渐渐地、如同镜像一般，归入一片白花花的苍茫，而自己也随其慢慢消融，仿佛魂归故里，身体被阳光照得无比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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