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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慈善——一个是专业的学科背景，一个是课外的人文关怀，因为个人的兴趣，更因为时代的契机，使两者结合在了一起；在法律的语境下推进慈善发展，在慈善的构建中探讨法律问题，正是秉承着这份志向和机缘，我加入到北京大学慈善、体育与法律研究中心做研究助理，一做便坚持了6年。
6年来我切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慈善法》（草案）的立法研讨课题，走进了全国红十字总会做调研，参与政策对慈善的推动；与壹基金团队走进汶川，探究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绣的帮扶；深入海南，探索民间养老产业的制度化建设；携手姚基金、李宁基金和香港赛马会共同探讨体育与慈善的双赢发展，感受来自民间慈善的力量。
行动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慈善”给了我一个机会，深入社会，走进乡土中国，了解慈善的具体需求；也给了我一个平台，运用法律，比较西方制度，摸索慈善的发展方向。
从香港来到大陆，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国民富裕了。民间资本的成长壮大，是推动“慈善”巨大的力量。我们今天所要聚焦的——是慈善事业的产业化；产业化需要专业的管理团队和运作模式以及对“慈善”在法律框架内的规制与监督。
从政务司社会福利署到香港赛马会再到壹基金，在香港，慈善经历了从事业到产业再到职业的转化。视角的转移自然包含主体的推动，从政府救济到企业社会责任再到平民慈善的建构，香港慈善内部发生着结构式的转型；而更加突显的，则是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公益事业的运作需要企业化的管理和规则，毕竟慈善的发展相对于企业的壮大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保障，如何建构、塑造慈善业的运行制度，是香港慈善从业人长期的关注；在他们眼中慈善不仅是一份崇高的事业，更被当作一份职业来认可与致力。
亲历了壹基金的团队执行和香港赛马会的实际操作，才能真正体会“善款”是如何像股东利益一样被保护；才能明白一项慈善捐赠计划的立项是多么复杂与细致，需要前期反复的考量和可行性研讨以及后期持久的跟进和长效回馈。慈善的产业与职业化，并不如同经济学体系下的引入竞争模式，当然从根本上看，对于绩效的提高是共同追求的目的。
“事业的高度，职业的态度”，是慈善产业所需要的理念，我参与到民政部的立法调研，走进红十字总会做专访，与汶川阿坝州妇女羌绣帮扶中心做互动，一方面感受到他们对慈善事业的崇高执着，以及内心对慈善理想的追求和向往；一方面也深刻意识到法律规制的不足和配套管理团队的严重缺失及需求。
我带领挑战杯团队到海南实地调研，从政策扶植、民营资本运作、相关行业法律规制三个维度为切入，对海南岛的“社区养老”与“养老社区”的市场化模式进行解读和分析。养老产业作为“品牌”和“阳光”产业虽然在海南有了一定量的发展，但都还停留在理念宣传阶段，真正要做到吸引民间资本，依靠社会力量提供保障，进行市场化操作的持续经营，还需要政策的配套和法律定位。
从事业到产业进而职业化的慈善发展，需要的不仅是法律的完备，还需要时间的积累和理念及认识上的深化，但法律的制度保障确是基础而必不可少的，这其中既包含政策的法律化——赋予其稳定性和强制力，更需要强调立法对慈善主体和行为的规制，描绘产业的发展蓝图首先需要确立的是法律边界。
就当下之情形，几次大灾之后，相比于慈善数额及捐赠范围在量上的提高，对于“慈善”领域本身的专业法律研究，则是相对落后，甚至空白的。我三年来也一直跟进、参与着慈善业的学术理论推进，然而目前的理论水平只停留在具体问题的提出上——慈善税收优惠与激励机制、政府角色的转变、公民慈善意识的引导等，却没有更深入的探究并且给出一个建设性的答案，而一个成熟的“慈善”运作机制，需要直面并回馈这些现实中的问题。
就大陆法律规制而言，对慈善组织的性质定位、慈善事业运行的政策规范、监督机制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等方面，在立法层面上都缺乏完善、系统的法规政策规范；对于其他相关法律，比如税法对慈善领域也欠缺完整的规定，以至于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资投资、退出等完整法律框架尚未形成；在运作模式上，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和规划“善款”、引导公民的“慈善”意识，也是我国慈善领域目前的主要问题，毕竟现代化的慈善应该是一种常态，而不仅仅是大的“灾难”或“事故”后的突击措施，慈善产业的运作需要一套规范、专业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
慈善法领域作为交叉性极强的学科，掺杂着法理学、公司法学、财税法学及宪法行政法学等诸多的学科背景和知识，除了立法的指导外更需要和看重行动者的力量。
慈善是关怀，是民生大计；法律是践行，是制度建构。慈善梦、中国梦，需要法律的护航。
6年来我切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慈善法》（草案）的立法研讨课题，走进了全国红十字总会做调研，参与政策对慈善的推动；与壹基金团队走进汶川，探究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绣的帮扶；深入海南，探索民间养老产业的制度化建设；携手姚基金、李宁基金和香港赛马会共同探讨体育与慈善的双赢发展，感受来自民间慈善的力量。
行动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慈善”给了我一个机会，深入社会，走进乡土中国，了解慈善的具体需求；也给了我一个平台，运用法律，比较西方制度，摸索慈善的发展方向。
从香港来到大陆，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国民富裕了。民间资本的成长壮大，是推动“慈善”巨大的力量。我们今天所要聚焦的——是慈善事业的产业化；产业化需要专业的管理团队和运作模式以及对“慈善”在法律框架内的规制与监督。
从政务司社会福利署到香港赛马会再到壹基金，在香港，慈善经历了从事业到产业再到职业的转化。视角的转移自然包含主体的推动，从政府救济到企业社会责任再到平民慈善的建构，香港慈善内部发生着结构式的转型；而更加突显的，则是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公益事业的运作需要企业化的管理和规则，毕竟慈善的发展相对于企业的壮大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保障，如何建构、塑造慈善业的运行制度，是香港慈善从业人长期的关注；在他们眼中慈善不仅是一份崇高的事业，更被当作一份职业来认可与致力。
亲历了壹基金的团队执行和香港赛马会的实际操作，才能真正体会“善款”是如何像股东利益一样被保护；才能明白一项慈善捐赠计划的立项是多么复杂与细致，需要前期反复的考量和可行性研讨以及后期持久的跟进和长效回馈。慈善的产业与职业化，并不如同经济学体系下的引入竞争模式，当然从根本上看，对于绩效的提高是共同追求的目的。
“事业的高度，职业的态度”，是慈善产业所需要的理念，我参与到民政部的立法调研，走进红十字总会做专访，与汶川阿坝州妇女羌绣帮扶中心做互动，一方面感受到他们对慈善事业的崇高执着，以及内心对慈善理想的追求和向往；一方面也深刻意识到法律规制的不足和配套管理团队的严重缺失及需求。
我带领挑战杯团队到海南实地调研，从政策扶植、民营资本运作、相关行业法律规制三个维度为切入，对海南岛的“社区养老”与“养老社区”的市场化模式进行解读和分析。养老产业作为“品牌”和“阳光”产业虽然在海南有了一定量的发展，但都还停留在理念宣传阶段，真正要做到吸引民间资本，依靠社会力量提供保障，进行市场化操作的持续经营，还需要政策的配套和法律定位。
从事业到产业进而职业化的慈善发展，需要的不仅是法律的完备，还需要时间的积累和理念及认识上的深化，但法律的制度保障确是基础而必不可少的，这其中既包含政策的法律化——赋予其稳定性和强制力，更需要强调立法对慈善主体和行为的规制，描绘产业的发展蓝图首先需要确立的是法律边界。
就当下之情形，几次大灾之后，相比于慈善数额及捐赠范围在量上的提高，对于“慈善”领域本身的专业法律研究，则是相对落后，甚至空白的。我三年来也一直跟进、参与着慈善业的学术理论推进，然而目前的理论水平只停留在具体问题的提出上——慈善税收优惠与激励机制、政府角色的转变、公民慈善意识的引导等，却没有更深入的探究并且给出一个建设性的答案，而一个成熟的“慈善”运作机制，需要直面并回馈这些现实中的问题。
就大陆法律规制而言，对慈善组织的性质定位、慈善事业运行的政策规范、监督机制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等方面，在立法层面上都缺乏完善、系统的法规政策规范；对于其他相关法律，比如税法对慈善领域也欠缺完整的规定，以至于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资投资、退出等完整法律框架尚未形成；在运作模式上，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和规划“善款”、引导公民的“慈善”意识，也是我国慈善领域目前的主要问题，毕竟现代化的慈善应该是一种常态，而不仅仅是大的“灾难”或“事故”后的突击措施，慈善产业的运作需要一套规范、专业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
慈善法领域作为交叉性极强的学科，掺杂着法理学、公司法学、财税法学及宪法行政法学等诸多的学科背景和知识，除了立法的指导外更需要和看重行动者的力量。
慈善是关怀，是民生大计；法律是践行，是制度建构。慈善梦、中国梦，需要法律的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