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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浙江省3县（市）农户调查数据，描述分析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利用现状，采用多元回归和Tobit模型，实证考察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安排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浙江省農村居民闲暇时间充裕、季节性特征较弱、活动单一等特点。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干活，以及家庭规模、家中是否有儿童、耕地面积等因素对闲暇总时间及其具体安排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闲暇时间；影响因素；浙江农村
一、引言
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安排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载体。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居民如何安排闲暇时间已经成为农村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的实现。研究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安排，积极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健康的闲暇生活方式，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学者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闲暇问题。肖翔尹、汪晓宇（2014）研究分析了贫困山区农民休闲生活方式的变化。郑群明等（2004）考察了农村居民的闲暇生活和旅游活动。谷中原、余成普（2005）对大别山区农民闲暇时间利用进行了描述分析，并探讨了可能的影响因素。蔡玲、钟涨宝（2008）实证考察了农民闲暇时间总量的影响因素。陈晓宏（2011）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女性闲暇活动不足的原因。上述研究主要考察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情况，针对东部地区农村的研究尚不多见。此外，已有研究大多是闲暇时间总量分析，更为细分的考察尚显缺乏。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浙江省3个县（市）的农户抽样调查，在对浙江省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总量及其分配状况进行统计描述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计量模型考察可能的影响因素，并据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方法与数据；第三部分是关于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安排的统计描述；第四部分给出回归结果；最后是结论与讨论。
二、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为考察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安排的可能影响因素，设定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LT=β0+β1IND+β2HHD+β3VIL+β4CTY+ε（1）
其中，LT是被解释变量，分别表征闲暇总时间，以及用在体育锻炼、社会交往、自我提升、娱乐消遣等方面的时间。IND表示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是否干活；HHD表示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家中有否6岁及以下儿童、耕地面积、林地面积；VIL代表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健身设施种类，以及有否公共图书阅览室、老年活动室和棋牌室。此外，CTY用来控制地区虚拟变量。β0-β4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闲暇时间总量是一个连续不为零的变量，故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此外，考虑到并非所有农村居民在各闲暇类别上都分配时间，也即四类闲暇时间的取值存在不能忽略的零值情形，因此，对四类闲暇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时，采用Tobit模型方法。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7月课题组开展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本次调查以农户为单位，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共获得浙江省建德、开化和安吉三个县（市）360个农户的人口、经济，特别是家庭成员的闲暇时间利用数据。调研中，共收集到1296人的信息，在剔除学生和缺失信息的观测之后，最终使用的样本量为961。其中，男性488人，占51%，女性473人，占49%，被调查者平均52岁，身体健康的占到81%，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年，干活的比例占71%。变量定义及基本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安排现状
（一）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分布的季节性特征
浙江省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大。由表2可以看出，春、秋季忙碌的农村居民比例在26%以上，而冬、夏季忙碌的农民比例在23%左右。这主要由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导致的，但是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农户兼业化经营，闲暇时间的季节性差异并不明显。由此可以推断，农村居民在春、秋的闲暇时间会比冬夏两季少一些，但是差异不会特别明显。根据调研数据，样本农户中，仅从事农林业的“纯农户”只占17.48%，农户的非农就业、兼业化削弱了闲暇时间的季节性分布。
（二）不同类型的闲暇活动时间分配特征
根据曾春燕，卿前龙等（2010）从时间分类的角度，闲暇时间被解释为“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指人们生活中除工作、家务劳动、儿童照料、满足生理需要等时间以外，剩余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强调的是个人时间的可自由支配性。参考熊立春等（2016）对于闲暇活动分类，并结合调研实际，本文将闲暇活动分为体育锻炼、社会交往、自我提升和娱乐消遣四类。表3给出了按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三个特征分类的闲暇时间状况。
由表3可以看出，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的闲暇总时间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看，教育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越多。分项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用在体育锻炼、自我提升两个方面的时间会越多，而在闲谈等社会交往方面的时间会越少。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上网方面的时间会增加，看电视的时间会减少。
分年龄看如表3所示，农村老年人的闲暇总时间平均每天4.63小时，农村中年、青年的闲暇总时间每天相对要多0.3个小时左右。分项看，农村青年的社会交往时间最少，而用在自我提升方面的时间最多。总的来说，中老年人的闲暇方式较为单一，是看电视和与他人闲聊。
分性别看如表3所示，农村男性的闲暇总时间要多于女性0.29小时/天。由于忙于家务活动较多，女性纯粹闲暇时间相对较少。分项看，农村男性在自我提升方面比女性用了更多的时间，且男性看电视、上网等娱乐消遣的时间支出均多于女性。总体上，男性和女性不仅在闲暇时间总量上存在差异，在不同类别的文化活动中的时间安排同样差异明显。 四、回归结果
基于模型1，以闲暇总时间和四个分类时间为被解释变量，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从闲暇总时间来看，受教育年限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程度高意味着接触的知识面更广，休闲娱乐意识也会更强，从而闲暇时间安排的意识更高。干活、家庭规模和耕地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参与劳动和家庭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民，在生产劳作中花费的精力越多，在有限休息的时间里，会更多的选择睡一个好觉、吃一顿安稳的饭来改善工作压力和恢复精力；同时家庭人数越多，个人的独立生活空间越小，需要为家人分担的生活琐事越多，闲暇时间也越少。
从体育锻炼时间看，受教育年限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劳动有显著负影响，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原因和其对闲暇总时间的影响原因类似。健康状况具有显著正效应，身体越不健康的人越缺乏参加体育锻炼气力，会选择传统的修养方式。有6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成员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照顾儿童，其体育锻炼的时间相应显著减少。林地面积有显著正影响，山林劳作需要更好的身体条件，很多经营农户都表示为了健壮有耐力的身体会在闲暇时间要进行锻炼。
从社会交往时间来看，婚姻状况和家庭是否有6岁及以下儿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婚的人拥有的人际脉络是夫妻双方人脉关系的总和，比没有配偶的人有更多社会交往时间。有6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其家庭成员会为了培养孩子而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家庭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数多的人，其社交范围更局限于家庭内部，而不是对外的社会交往。
从自我提升时间来看，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男性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为了生活工作需要，会更主动地提升自己的技能或者读书看报纸丰富知识。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更能了解提升自己能力素养的重要性，会在闲暇时间更多地学习知识增强技能。耕地面积更大的农民，经济收入更依赖于劳作生产，为了提升其劳作效率会不断去学习新的劳作技能、防灾手段等。有6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其成员更多精力都花费在培养下一代，而缺乏时间来学习知识或提升技能。
从娱乐消遣时间来看，性别、受教育年限、家庭有6岁及以下儿童有显著正影响，男性相对女性忙于家务之事相对少，自主安排上网看电视的时间会多一些。受教育年限高的人，娛乐休闲意识会更强，会主动参加更多娱乐活动。家庭有6岁及以下的儿童，其家庭成员会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同下一代，将闲暇时间分配到娱乐活动中去。健康状况越好，从事工农业生产的概率会越大，从而降低娱乐消遣时间。是否干活、家庭规模和耕地面积也有显著负影响，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原因和其对闲暇总时间的影响原因近似。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2017年浙江省三县（市）的农户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利用现状，并采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农村居民闲暇时间的可能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当前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季节性分布特征仍存在，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只从事农林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大幅减少，长年或季节性的非农业兼业使“农闲闲出病”情况被缓和；而农业现代生产技术的应用以及农村土地集体化经营，农村居民在土地上花费时间减少，使得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且收入得到一定增长，又反过来使闲暇时间增加。
其次，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增加，配置存在不合理现象，闲暇生活内容单调。样本村农村居民人均每天闲暇时间在4小时以上。看电视仍为居民闲暇生活的首选，平均每天有1.96个小时，占总闲暇时间的40.2%。上网、与他人闲聊也成为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比均为17.3%。自我提升型闲暇活动时间在总闲暇时间中仅占6.1%，闲暇活动层次较低。
最后，更好的受教育程度，无论是对闲暇总时间的影响，还是对闲暇时间质量的影响都是积极而显著的，能从农户个体观念上提升享受闲暇时间的理念，和对丰富多彩的农闲时光的追求。
综上，我们了解到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分布均衡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联系。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度化，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农户兼业情况更加普遍，闲暇时间分配从由“农忙季节”“农闲季节”的支配转向由农户自由选择的兼业情况而定。农户闲暇时间配置水平提升是一个长远的问题，由于大部分农户对收入水平并不满足，而且其娱乐消费意识不强，传统节约的观念根深蒂固，老一辈居民很少会主动花费时间、金钱去购置娱乐器材或参与娱乐活动，即便参加，也只是局限于麻将、广场舞、闲聊等等低层次的娱乐活动，这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及中国人传统观念的约束密不可分。所以要想居民闲暇时间质量能进一步提升，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社会各界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参考文献：
[1]肖翔尹，汪晓宇.贫困山区农民休闲生活方式研究[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
[2]郑群明，贺小荣，陈耿.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人文地理，2004（01）.
[3]谷中原，余成普.山区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以大别山区一行政村为例[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
[4]蔡玲，钟涨宝.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5]陈晓宏.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女性闲暇生活及其影响因素[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12）.
[6]曾春燕，卿前龙.闲暇时间的产生及其经济性质[J].商业研究，2010（04）.
[7]熊立春，吴伟光，王凤婷.集体林区农村居民闲暇时间配置及其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意度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16（01）.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
关键词：闲暇时间；影响因素；浙江农村
一、引言
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安排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载体。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居民如何安排闲暇时间已经成为农村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的实现。研究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安排，积极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健康的闲暇生活方式，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学者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闲暇问题。肖翔尹、汪晓宇（2014）研究分析了贫困山区农民休闲生活方式的变化。郑群明等（2004）考察了农村居民的闲暇生活和旅游活动。谷中原、余成普（2005）对大别山区农民闲暇时间利用进行了描述分析，并探讨了可能的影响因素。蔡玲、钟涨宝（2008）实证考察了农民闲暇时间总量的影响因素。陈晓宏（2011）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女性闲暇活动不足的原因。上述研究主要考察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情况，针对东部地区农村的研究尚不多见。此外，已有研究大多是闲暇时间总量分析，更为细分的考察尚显缺乏。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浙江省3个县（市）的农户抽样调查，在对浙江省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总量及其分配状况进行统计描述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计量模型考察可能的影响因素，并据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方法与数据；第三部分是关于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安排的统计描述；第四部分给出回归结果；最后是结论与讨论。
二、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为考察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安排的可能影响因素，设定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LT=β0+β1IND+β2HHD+β3VIL+β4CTY+ε（1）
其中，LT是被解释变量，分别表征闲暇总时间，以及用在体育锻炼、社会交往、自我提升、娱乐消遣等方面的时间。IND表示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是否干活；HHD表示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家中有否6岁及以下儿童、耕地面积、林地面积；VIL代表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健身设施种类，以及有否公共图书阅览室、老年活动室和棋牌室。此外，CTY用来控制地区虚拟变量。β0-β4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闲暇时间总量是一个连续不为零的变量，故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此外，考虑到并非所有农村居民在各闲暇类别上都分配时间，也即四类闲暇时间的取值存在不能忽略的零值情形，因此，对四类闲暇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时，采用Tobit模型方法。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7月课题组开展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本次调查以农户为单位，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共获得浙江省建德、开化和安吉三个县（市）360个农户的人口、经济，特别是家庭成员的闲暇时间利用数据。调研中，共收集到1296人的信息，在剔除学生和缺失信息的观测之后，最终使用的样本量为961。其中，男性488人，占51%，女性473人，占49%，被调查者平均52岁，身体健康的占到81%，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年，干活的比例占71%。变量定义及基本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安排现状
（一）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分布的季节性特征
浙江省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大。由表2可以看出，春、秋季忙碌的农村居民比例在26%以上，而冬、夏季忙碌的农民比例在23%左右。这主要由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导致的，但是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农户兼业化经营，闲暇时间的季节性差异并不明显。由此可以推断，农村居民在春、秋的闲暇时间会比冬夏两季少一些，但是差异不会特别明显。根据调研数据，样本农户中，仅从事农林业的“纯农户”只占17.48%，农户的非农就业、兼业化削弱了闲暇时间的季节性分布。
（二）不同类型的闲暇活动时间分配特征
根据曾春燕，卿前龙等（2010）从时间分类的角度，闲暇时间被解释为“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指人们生活中除工作、家务劳动、儿童照料、满足生理需要等时间以外，剩余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强调的是个人时间的可自由支配性。参考熊立春等（2016）对于闲暇活动分类，并结合调研实际，本文将闲暇活动分为体育锻炼、社会交往、自我提升和娱乐消遣四类。表3给出了按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三个特征分类的闲暇时间状况。
由表3可以看出，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的闲暇总时间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看，教育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越多。分项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用在体育锻炼、自我提升两个方面的时间会越多，而在闲谈等社会交往方面的时间会越少。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上网方面的时间会增加，看电视的时间会减少。
分年龄看如表3所示，农村老年人的闲暇总时间平均每天4.63小时，农村中年、青年的闲暇总时间每天相对要多0.3个小时左右。分项看，农村青年的社会交往时间最少，而用在自我提升方面的时间最多。总的来说，中老年人的闲暇方式较为单一，是看电视和与他人闲聊。
分性别看如表3所示，农村男性的闲暇总时间要多于女性0.29小时/天。由于忙于家务活动较多，女性纯粹闲暇时间相对较少。分项看，农村男性在自我提升方面比女性用了更多的时间，且男性看电视、上网等娱乐消遣的时间支出均多于女性。总体上，男性和女性不仅在闲暇时间总量上存在差异，在不同类别的文化活动中的时间安排同样差异明显。 四、回归结果
基于模型1，以闲暇总时间和四个分类时间为被解释变量，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从闲暇总时间来看，受教育年限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程度高意味着接触的知识面更广，休闲娱乐意识也会更强，从而闲暇时间安排的意识更高。干活、家庭规模和耕地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参与劳动和家庭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民，在生产劳作中花费的精力越多，在有限休息的时间里，会更多的选择睡一个好觉、吃一顿安稳的饭来改善工作压力和恢复精力；同时家庭人数越多，个人的独立生活空间越小，需要为家人分担的生活琐事越多，闲暇时间也越少。
从体育锻炼时间看，受教育年限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劳动有显著负影响，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原因和其对闲暇总时间的影响原因类似。健康状况具有显著正效应，身体越不健康的人越缺乏参加体育锻炼气力，会选择传统的修养方式。有6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成员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照顾儿童，其体育锻炼的时间相应显著减少。林地面积有显著正影响，山林劳作需要更好的身体条件，很多经营农户都表示为了健壮有耐力的身体会在闲暇时间要进行锻炼。
从社会交往时间来看，婚姻状况和家庭是否有6岁及以下儿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婚的人拥有的人际脉络是夫妻双方人脉关系的总和，比没有配偶的人有更多社会交往时间。有6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其家庭成员会为了培养孩子而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家庭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数多的人，其社交范围更局限于家庭内部，而不是对外的社会交往。
从自我提升时间来看，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男性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为了生活工作需要，会更主动地提升自己的技能或者读书看报纸丰富知识。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更能了解提升自己能力素养的重要性，会在闲暇时间更多地学习知识增强技能。耕地面积更大的农民，经济收入更依赖于劳作生产，为了提升其劳作效率会不断去学习新的劳作技能、防灾手段等。有6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其成员更多精力都花费在培养下一代，而缺乏时间来学习知识或提升技能。
从娱乐消遣时间来看，性别、受教育年限、家庭有6岁及以下儿童有显著正影响，男性相对女性忙于家务之事相对少，自主安排上网看电视的时间会多一些。受教育年限高的人，娛乐休闲意识会更强，会主动参加更多娱乐活动。家庭有6岁及以下的儿童，其家庭成员会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同下一代，将闲暇时间分配到娱乐活动中去。健康状况越好，从事工农业生产的概率会越大，从而降低娱乐消遣时间。是否干活、家庭规模和耕地面积也有显著负影响，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原因和其对闲暇总时间的影响原因近似。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2017年浙江省三县（市）的农户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利用现状，并采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农村居民闲暇时间的可能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当前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季节性分布特征仍存在，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只从事农林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大幅减少，长年或季节性的非农业兼业使“农闲闲出病”情况被缓和；而农业现代生产技术的应用以及农村土地集体化经营，农村居民在土地上花费时间减少，使得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且收入得到一定增长，又反过来使闲暇时间增加。
其次，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增加，配置存在不合理现象，闲暇生活内容单调。样本村农村居民人均每天闲暇时间在4小时以上。看电视仍为居民闲暇生活的首选，平均每天有1.96个小时，占总闲暇时间的40.2%。上网、与他人闲聊也成为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比均为17.3%。自我提升型闲暇活动时间在总闲暇时间中仅占6.1%，闲暇活动层次较低。
最后，更好的受教育程度，无论是对闲暇总时间的影响，还是对闲暇时间质量的影响都是积极而显著的，能从农户个体观念上提升享受闲暇时间的理念，和对丰富多彩的农闲时光的追求。
综上，我们了解到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分布均衡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联系。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度化，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农户兼业情况更加普遍，闲暇时间分配从由“农忙季节”“农闲季节”的支配转向由农户自由选择的兼业情况而定。农户闲暇时间配置水平提升是一个长远的问题，由于大部分农户对收入水平并不满足，而且其娱乐消费意识不强，传统节约的观念根深蒂固，老一辈居民很少会主动花费时间、金钱去购置娱乐器材或参与娱乐活动，即便参加，也只是局限于麻将、广场舞、闲聊等等低层次的娱乐活动，这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及中国人传统观念的约束密不可分。所以要想居民闲暇时间质量能进一步提升，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社会各界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参考文献：
[1]肖翔尹，汪晓宇.贫困山区农民休闲生活方式研究[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
[2]郑群明，贺小荣，陈耿.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人文地理，2004（01）.
[3]谷中原，余成普.山区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以大别山区一行政村为例[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
[4]蔡玲，钟涨宝.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5]陈晓宏.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女性闲暇生活及其影响因素[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12）.
[6]曾春燕，卿前龙.闲暇时间的产生及其经济性质[J].商业研究，2010（04）.
[7]熊立春，吴伟光，王凤婷.集体林区农村居民闲暇时间配置及其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意度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16（01）.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