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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钱上的女拖拉机手
1949年春天，黑龙江明水县19岁姑娘梁军，第一次开上拖拉机。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就这样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并作为女性农工的代表，被印上了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的票面。
关于未来的命运，梁军感到遥远而未知，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从成为女拖拉机手的那一刻起，禁锢自己多年的童养媳身份，被彻底打碎了。
与全国最先开展女性解放运动的黑龙江等地区不同，此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女性大多还处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蒙昧之中。直到1950年5月1日，被誉为“恢复女性人权宣言”的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付诸实施。《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禁止童养媳，禁止买卖、包办婚姻，，深受“三权”（神权、族权、夫权）压迫的中国妇女，才有了走出家门、寻求政治地位及经济自主的可能。
《婚姻法》颁布一个月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中国农村妇女来说，更是一次大解放。按照这一法律，妇女首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并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劳动者。但是，即便女性就业在国家话语体系中获得了法律支持，真正能够走出家门，投身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依旧寥寥无几。
据资料记载，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大生产热潮时期，贵州养龙司乡堡子村于1954年年底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男社员轻视女性的旧思想还未扭转，不赞成妇女出门干活儿。全村23名女社员，出工的只有三四名。她们和男社员干同样的活儿，以当时的工分制来算，男社员每天记7分，女社员只给记2.5分。
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主任易华仙发声了：“毛主席都说男女平等了，女社员也应该出工，并且工分要和男社员一样多。”易华仙带领妇女和男社员一起下田犁土、插秧，调动了全村妇女的积极性。当年，农作物产量增加了三成，全村上下充满干劲。
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刊物发表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表彰这个第一个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村子。毛泽东看到文章后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随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妇女与男人一样，挣取家庭收入，不再是不受薪的家务奴隶”，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走进工厂和公社，走进生产和生活的第一线。
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成为趋势，工作本身也使她们具有了经济独立的可能，进而迈向人格独立的更高境界——大寨铁姑娘突击队、大庆女子钻井队、三八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等一系列新中国女子“革命加拼命”的时代典型纷纷涌现。
女性工人被赋予了无限的荣光，她们深耕生命，找到最能展示自身魅力也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切口，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有了一席之地。即使是在流水线上做一名普通的装配工，她们也会由衷地说：“有工作，可真好。”
熟悉的陌生人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企转制，失业、下岗人数持续增长。在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中，就业机会的缩减，女性工人自然要遭遇大面积尴尬，工作生活模式的骤然改变，让命运剧烈震动。
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有直面伤痛的勇气，她们会哭、会怨，但更会行动。在遭遇困境时，普通女工大多选择直视，并在妥协中寻求自救。
“女性工人下岗是因为她们技术单一，她们失去工作还可以回归家庭。”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在这样的语境下，被一笔带过地化解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学表达中对全职太太的塑造，让女性退守家庭成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风起云涌，多元且丰富的机会，催生了越发细化的社会分工。一些不具备回归家庭、成为所谓全职太太的女性，开始自谋出路——她们纷纷进入喧嚣的城区，在低端行业打工，这时，女性工人的社会地位随着工人身份的式微也相应下降——“打工妹”成了现象级的存在。
一个“妹”字，有多少说不出的琐碎苦涩，正切切实实地影响着她们的生活。有前行者谆谆告诫每一位后来人，要在每一个细节面前孜孜不倦，才会慢慢地在大都市站稳脚跟。
客观地说，每一位拼搏的打工妹，心里都藏着一个关于明天的梦想。她们的生活是平静的，同时也时时处在瞬息万变的日月交织中——资本的逐利性更趋向于将她们变成廉价劳动力。她们所面对的，不仅是老乡口中的“高工资”，还有高强度的流水线作业、现代化的诱惑和与老家生活截然不同的高压管理。
“真希望机器突然能停一会儿，它拖得我们越干越快，我们干得越快，老板就赚得越多。他们自己赚大钱，只给我们一点点。”47岁的沈阳桓宇装饰公司女工刘霞，回忆20年前在东莞的打工生活，仍唏嘘不已。
刘霞在东莞换过很多工作，无一例外都是流水线上的机械性劳作。“有一阵子我在一个小织造厂的塑胶部干活儿，那是一个很适合女人的部门，我的工作就是把塑胶零件中不合格的挑出来扔掉。”刘霞所在的工厂，打工妹每天要從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九十点，一个星期只休一天。
休息时，男工人常凑过来，跟她们聊天时讨论最多的是“谁看上了谁”“要给谁介绍对象”。在大多数打工妹眼中，爱情看起来又年轻又时髦，是不分贵贱高低的话题。“他们讲一些黄色笑话，我是从来不笑的，我觉得在车间里被黄色笑话逗乐会显得不正经，而且我心里清楚，自己迟早有一天要回老家去，和这些人不会有结果。”刘霞回忆说。
辽宁省丹东市一家民营木屑加工厂的刘老板，谈及雇佣女工人大吐苦水：“我这么一个小厂，生产线上一共才13名工人，3名女工人接连怀孕，你说怎么办？”木屑加工行业有特殊性，一旦女工人怀孕，就不适宜继续在一线工作。无奈之下，刘老板只能把3人安排到厨房帮工。这样一来，生产线上人手不够，只好急招了两名男工人，人力成本陡增。等到3名女工生完孩子要陆续回归岗位，刘老板果断地说：“两名男工人就能干的活儿，我为什么要用3名女工人？算了，你们不用来上班了。” 由于缺乏制度保障，打工妹的劳动红利褪色后，便成了城市里的匆匆过客，最后不得不离开——她们成了转型社会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过低的身份认同和职业归属，使她们成为市场化时代“熟悉的陌生人”。
新女工的人生礼物
21世纪，随着《劳动法》的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一系列保障女职工权益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女性工人的劳动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社会地位也在逐步止跌回升。
在大型国有企业，女工人备受青睐。她们更坚忍、更有纪律性，无论从业绩表现还是劳动成果，都丝毫不逊色于男工人。辽宁省新世纪以来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女劳模，从因研制出我国首套4万空分压缩机组而名震全国的沈鼓“五朵金花”，到中国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设计研制第一人姜妍，再到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出我国第一台用于加工第三代汽车轮毂轴承自动线的盖立亚……新时代女劳模成了国有企业中独树一帜的力量，她们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是劳动业态中的精英一极。
与她们相呼应的，是女性工人中的另外一极——普通女工。据统计，辽宁省产业工人中，无技术等级职称的女工人，在女工人中占比高达66.7%。这些无技术等级职称的普通女工，是生产线上最基层的劳动力，也正是这些人，作为产业工人大军中的基座，保障并支撑着生产线日复一日的轮转。
“在人们的印象中，干铸造的都是男的，但在我们这里，女工人有100多人。”在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翻砂女工们整天同型砂打交道，干着车间里最脏、最累的活儿。
翻砂需要强体力，即便夏天，也要穿着厚厚的帆布服，脚蹬翻毛皮鞋，以防铁水飞溅伤身。遇上赶工，一蹲就是一昼夜，干完活儿根本直不起身。有人直言，这些翻砂女工简直是“犯傻女工”，是脑子坏掉了，才会选择干这样的活儿。实际上，这100多名女人都有足够说服自己坚持的理由。“我女儿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哪哪都需要钱，我吃点儿苦，给她挣个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别像我，一辈子遭没文化的罪。”一名翻砂女工这样说。
有的人是为生活而战，有的人则是为尊严出击。翻砂工晓芸（化名）是从吉林山区走出来的女人，家里重男轻女，两个哥哥都上了初中，唯独她小学都没让念完。她不甘心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便独自一人来到大连。十几岁的小姑娘，身无一分一技，在陌生的城市里谋生存，艰难可想而知。无技术含量的重体力活儿，一个月能有1500元收入，她一半留着，一半寄给家里。
前几年，晓芸老家开始流行盖砖房，她用攒下来的钱，给家里翻新了房子。从那以后，家人看她的眼神变了，“以前，我过年回不去，他们连电话都不打，好像我是个可有可无的。现在逢年过节，他们提前好几天就会问我，我在家里终于有地位了。”母亲在村里到处炫耀自己有个在大城市生活的女儿，这让晓芸十分受用，她甚至夸下海口：“妈，你告诉村里人，让他们来大连找我，我给安排。”可谁又知道，晓芸要如何拼命，才能兑现这维系着家人荣耀，连她自己都觉得十分心虚的承诺。
对很多女工而言，幸福的感受不是衣食无忧，不是没有生存压力，而是要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稳定工作。努力工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棵树，而不是依附于别人的藤蔓。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高空车驾驶是更适合女性从事的工种，却也是船厂里公认的最为艰苦的高危工种。
“干这行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女驾驶员陈新清直言不讳。对43岁的她而言，这的确是份值得倍加珍惜的工作。
2014年，陈新清丈夫突患重症，要长期接受血液治疗，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本就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儿子又刚刚上高中，生活的重担压得陈新清喘不过气。因此，30米作业高空，畏惧也得上，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艳阳炙烤或寒冬里的海风侵袭，忍不了也要忍。她必須拼尽全力，以守住这个对她和她的家庭来说万不能失去的工作。她必须让自己成为一根梁，来擎起那个早已四处漏风的家。
面对生活的诸多困境，陈新清却显得淡定从容。工友们说，她很少主动说起家中遭遇，也从不抱怨、诉苦。在她身上有女性特有的刚强，她用这种刚强，表达着一个女人不屈服生活、不屈服命运的意志与抗争。
像陈新清一样，需要拼尽全力撑起养家、抚育子女重任的女工人绝非个例，她们迎风而立，用自己弱小却充满能量的身躯，对抗着生活的变迁与不测，表达着自己对生命历程的态度和不计成本的付出。她们所展现的，是一份自食其力的体面——这份体面，是生命给予所有努力工作的女人最大的生命礼物。
1949年春天，黑龙江明水县19岁姑娘梁军，第一次开上拖拉机。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就这样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并作为女性农工的代表，被印上了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的票面。
关于未来的命运，梁军感到遥远而未知，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从成为女拖拉机手的那一刻起，禁锢自己多年的童养媳身份，被彻底打碎了。
与全国最先开展女性解放运动的黑龙江等地区不同，此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女性大多还处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蒙昧之中。直到1950年5月1日，被誉为“恢复女性人权宣言”的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付诸实施。《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禁止童养媳，禁止买卖、包办婚姻，，深受“三权”（神权、族权、夫权）压迫的中国妇女，才有了走出家门、寻求政治地位及经济自主的可能。
《婚姻法》颁布一个月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中国农村妇女来说，更是一次大解放。按照这一法律，妇女首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并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劳动者。但是，即便女性就业在国家话语体系中获得了法律支持，真正能够走出家门，投身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依旧寥寥无几。
据资料记载，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大生产热潮时期，贵州养龙司乡堡子村于1954年年底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男社员轻视女性的旧思想还未扭转，不赞成妇女出门干活儿。全村23名女社员，出工的只有三四名。她们和男社员干同样的活儿，以当时的工分制来算，男社员每天记7分，女社员只给记2.5分。
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主任易华仙发声了：“毛主席都说男女平等了，女社员也应该出工，并且工分要和男社员一样多。”易华仙带领妇女和男社员一起下田犁土、插秧，调动了全村妇女的积极性。当年，农作物产量增加了三成，全村上下充满干劲。
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刊物发表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表彰这个第一个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村子。毛泽东看到文章后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随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妇女与男人一样，挣取家庭收入，不再是不受薪的家务奴隶”，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走进工厂和公社，走进生产和生活的第一线。
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成为趋势，工作本身也使她们具有了经济独立的可能，进而迈向人格独立的更高境界——大寨铁姑娘突击队、大庆女子钻井队、三八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等一系列新中国女子“革命加拼命”的时代典型纷纷涌现。
女性工人被赋予了无限的荣光，她们深耕生命，找到最能展示自身魅力也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切口，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有了一席之地。即使是在流水线上做一名普通的装配工，她们也会由衷地说：“有工作，可真好。”
熟悉的陌生人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企转制，失业、下岗人数持续增长。在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中，就业机会的缩减，女性工人自然要遭遇大面积尴尬，工作生活模式的骤然改变，让命运剧烈震动。
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有直面伤痛的勇气，她们会哭、会怨，但更会行动。在遭遇困境时，普通女工大多选择直视，并在妥协中寻求自救。
“女性工人下岗是因为她们技术单一，她们失去工作还可以回归家庭。”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在这样的语境下，被一笔带过地化解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学表达中对全职太太的塑造，让女性退守家庭成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风起云涌，多元且丰富的机会，催生了越发细化的社会分工。一些不具备回归家庭、成为所谓全职太太的女性，开始自谋出路——她们纷纷进入喧嚣的城区，在低端行业打工，这时，女性工人的社会地位随着工人身份的式微也相应下降——“打工妹”成了现象级的存在。
一个“妹”字，有多少说不出的琐碎苦涩，正切切实实地影响着她们的生活。有前行者谆谆告诫每一位后来人，要在每一个细节面前孜孜不倦，才会慢慢地在大都市站稳脚跟。
客观地说，每一位拼搏的打工妹，心里都藏着一个关于明天的梦想。她们的生活是平静的，同时也时时处在瞬息万变的日月交织中——资本的逐利性更趋向于将她们变成廉价劳动力。她们所面对的，不仅是老乡口中的“高工资”，还有高强度的流水线作业、现代化的诱惑和与老家生活截然不同的高压管理。
“真希望机器突然能停一会儿，它拖得我们越干越快，我们干得越快，老板就赚得越多。他们自己赚大钱，只给我们一点点。”47岁的沈阳桓宇装饰公司女工刘霞，回忆20年前在东莞的打工生活，仍唏嘘不已。
刘霞在东莞换过很多工作，无一例外都是流水线上的机械性劳作。“有一阵子我在一个小织造厂的塑胶部干活儿，那是一个很适合女人的部门，我的工作就是把塑胶零件中不合格的挑出来扔掉。”刘霞所在的工厂，打工妹每天要從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九十点，一个星期只休一天。
休息时，男工人常凑过来，跟她们聊天时讨论最多的是“谁看上了谁”“要给谁介绍对象”。在大多数打工妹眼中，爱情看起来又年轻又时髦，是不分贵贱高低的话题。“他们讲一些黄色笑话，我是从来不笑的，我觉得在车间里被黄色笑话逗乐会显得不正经，而且我心里清楚，自己迟早有一天要回老家去，和这些人不会有结果。”刘霞回忆说。
辽宁省丹东市一家民营木屑加工厂的刘老板，谈及雇佣女工人大吐苦水：“我这么一个小厂，生产线上一共才13名工人，3名女工人接连怀孕，你说怎么办？”木屑加工行业有特殊性，一旦女工人怀孕，就不适宜继续在一线工作。无奈之下，刘老板只能把3人安排到厨房帮工。这样一来，生产线上人手不够，只好急招了两名男工人，人力成本陡增。等到3名女工生完孩子要陆续回归岗位，刘老板果断地说：“两名男工人就能干的活儿，我为什么要用3名女工人？算了，你们不用来上班了。” 由于缺乏制度保障，打工妹的劳动红利褪色后，便成了城市里的匆匆过客，最后不得不离开——她们成了转型社会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过低的身份认同和职业归属，使她们成为市场化时代“熟悉的陌生人”。
新女工的人生礼物
21世纪，随着《劳动法》的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一系列保障女职工权益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女性工人的劳动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社会地位也在逐步止跌回升。
在大型国有企业，女工人备受青睐。她们更坚忍、更有纪律性，无论从业绩表现还是劳动成果，都丝毫不逊色于男工人。辽宁省新世纪以来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女劳模，从因研制出我国首套4万空分压缩机组而名震全国的沈鼓“五朵金花”，到中国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设计研制第一人姜妍，再到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出我国第一台用于加工第三代汽车轮毂轴承自动线的盖立亚……新时代女劳模成了国有企业中独树一帜的力量，她们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是劳动业态中的精英一极。
与她们相呼应的，是女性工人中的另外一极——普通女工。据统计，辽宁省产业工人中，无技术等级职称的女工人，在女工人中占比高达66.7%。这些无技术等级职称的普通女工，是生产线上最基层的劳动力，也正是这些人，作为产业工人大军中的基座，保障并支撑着生产线日复一日的轮转。
“在人们的印象中，干铸造的都是男的，但在我们这里，女工人有100多人。”在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翻砂女工们整天同型砂打交道，干着车间里最脏、最累的活儿。
翻砂需要强体力，即便夏天，也要穿着厚厚的帆布服，脚蹬翻毛皮鞋，以防铁水飞溅伤身。遇上赶工，一蹲就是一昼夜，干完活儿根本直不起身。有人直言，这些翻砂女工简直是“犯傻女工”，是脑子坏掉了，才会选择干这样的活儿。实际上，这100多名女人都有足够说服自己坚持的理由。“我女儿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哪哪都需要钱，我吃点儿苦，给她挣个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别像我，一辈子遭没文化的罪。”一名翻砂女工这样说。
有的人是为生活而战，有的人则是为尊严出击。翻砂工晓芸（化名）是从吉林山区走出来的女人，家里重男轻女，两个哥哥都上了初中，唯独她小学都没让念完。她不甘心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便独自一人来到大连。十几岁的小姑娘，身无一分一技，在陌生的城市里谋生存，艰难可想而知。无技术含量的重体力活儿，一个月能有1500元收入，她一半留着，一半寄给家里。
前几年，晓芸老家开始流行盖砖房，她用攒下来的钱，给家里翻新了房子。从那以后，家人看她的眼神变了，“以前，我过年回不去，他们连电话都不打，好像我是个可有可无的。现在逢年过节，他们提前好几天就会问我，我在家里终于有地位了。”母亲在村里到处炫耀自己有个在大城市生活的女儿，这让晓芸十分受用，她甚至夸下海口：“妈，你告诉村里人，让他们来大连找我，我给安排。”可谁又知道，晓芸要如何拼命，才能兑现这维系着家人荣耀，连她自己都觉得十分心虚的承诺。
对很多女工而言，幸福的感受不是衣食无忧，不是没有生存压力，而是要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稳定工作。努力工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棵树，而不是依附于别人的藤蔓。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高空车驾驶是更适合女性从事的工种，却也是船厂里公认的最为艰苦的高危工种。
“干这行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女驾驶员陈新清直言不讳。对43岁的她而言，这的确是份值得倍加珍惜的工作。
2014年，陈新清丈夫突患重症，要长期接受血液治疗，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本就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儿子又刚刚上高中，生活的重担压得陈新清喘不过气。因此，30米作业高空，畏惧也得上，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艳阳炙烤或寒冬里的海风侵袭，忍不了也要忍。她必須拼尽全力，以守住这个对她和她的家庭来说万不能失去的工作。她必须让自己成为一根梁，来擎起那个早已四处漏风的家。
面对生活的诸多困境，陈新清却显得淡定从容。工友们说，她很少主动说起家中遭遇，也从不抱怨、诉苦。在她身上有女性特有的刚强，她用这种刚强，表达着一个女人不屈服生活、不屈服命运的意志与抗争。
像陈新清一样，需要拼尽全力撑起养家、抚育子女重任的女工人绝非个例，她们迎风而立，用自己弱小却充满能量的身躯，对抗着生活的变迁与不测，表达着自己对生命历程的态度和不计成本的付出。她们所展现的，是一份自食其力的体面——这份体面，是生命给予所有努力工作的女人最大的生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