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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为改善高等院校中科研和教学相分离的状况，苏联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鼓励在高校开展中科研工作。在此基础上苏联高等院校中的科研状逐步改善，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科研工作者人数过多、科研设备资金投入不足、科研奖励遭到怀疑等等，这些都阻碍了苏联高等院校中科研工作的发展。50年代以来，我国是在“以俄为师”的基础上发展高等教育的。因此，回顾苏联高校科研的历史，有益于反思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关键词】苏联；高等院校；科研
【中图号】G640【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134-02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俄及其后继苏联（以下统称“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占有独特的地位。但是，苏联高等教育领域的科研状况多被我国学者忽视了。毋庸讳言，由于我国长期“以俄为师”，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建设也或多或少地带上了“老大哥”特色。这些特色对于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本文对前苏联高等教育当中的科研状况做一个大致的勾勒，以使我们能够充分地以史为鉴，反思现状，走向未来。
1苏联高等院校科研的政策沿革
苏联的大学可以追溯到1774年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创办莫斯科大学。以后有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都是苏联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学。在这些大学涌现了“几何学上的哥白尼”尼古拉•罗巴切夫斯基（创立非欧几何），化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基米特里•门捷列夫（建立元素周期表）。[1]还有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瓦维诺夫和卡皮察，都是苏联科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犖犖于世的伟大科学家和教育家。但是，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出现与苏联高等院校的整体科研状况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一点，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都未给以足够的关注。
十月革命以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以教学为主，兼有科学研究方面的要求，体现为“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苏联高等院校的许多科研人才移居西方，如莫斯科大学的茨沃里津1918年逃到美国之后，1928年发明了电视机系统（televison set）。[2]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在高等院校之外建立了新的科学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新的专业研究所和实验室。于是，留在高等教育机构里的教授和讲师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也转向和限于教学工作。这种研究和教学分离的做法，虽然在当时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却没有引起苏联高层的重视。直到30年代，关注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尖锐，苏维埃党中央委员会终于在1936年6月通过了《关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活动及其管理》法令。该《法令》明确指出，“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機构中的科研状况，因为高等教育机构不仅要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所要求的水平的专业人员和教师，而且要进行科学研究”[3]。从那以后，苏联政府才开始致力于消除过去低估高等院校中科研工作的观点。但是，这个法令缺乏鼓励在高等院校开展科研活动的具体措施，使得这个法令在实际执行中流于形式。真正在改善高等院校科研状况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法令则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颁布的。比如，1956年4月12日发布的法令将科研工作重新正式引入高等院校。它规定了科研机构归属于高等院校，还授权高等院校校长决定在六小时工作日中多少时间用于教学，多少时间用于科研。从那以后，科研活动在高等院校中重新受到重视。1961年3月，1962年5月，1963年3月以及1966年9月，苏联政府发表了一系列法令，为高等院校中的科研活动提供了许多政策条件和法律保障。如1961年3月颁布的法令明确给出了高等院校的科研命题，规定其应该着手解决国民经济中最急迫的问题、编纂教科书、进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工作等等。[4]这样细致的规定有利于在高校中开展科研活动。这样，高等院校中越来越强调科研，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2苏联高等院校中的科研实践
自从1936年苏联出台《关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活动及其管理》法令之后，苏联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相状况得到了纠正，高等院校的科研状况才逐步得到了改善，科研能力得到提升，科学家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其中，尤以60年代增长最快。见表1。资料来源：依据参考文献〔5〕整理。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虽然在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间，苏联高等院校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增加了70%，而高等院校系一级的机构数却只增加了23%[5]。由于系一级的机构增加量，远远低于科学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幅度，高等院校科学工作者的有效安置问题突出起来。事实上，当时苏联政府及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科学家数量和高等院校所能提供的职位数量比例悬殊过大，使得这个问题长期在协调中搁置，极大地束缚了很多科学家潜在科研能力的发挥，进而制约整个高等院校的科研水平的提高。
高校中科研人员数量较之实际工作岗位偏多的原因，除了科研工作者数量剧增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高校科研人数有增无已，原有在岗科研工作人员老科学家需要发挥余热而继续在岗而挤占了为数不多的科研岗位。例如，高尔基师范学院1965年教授和副教授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3岁和63岁[6]。由之，年龄老化，人浮于事，一度成为苏联高等院校科研工作的通病。它一方面给各个高校造成强大的岗位压力，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限制了高等院校的科学家潜能的发挥，无形中制约了苏联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水平的提高。
但是，科学研究不是光有人就可以进行的。没有相关的机构建设和设备投入，科学研究也依然是无法进行的。虽然苏联在调整高等院校的体制之后，苏联高等院校的科学家数量迅速增加，但是，研究所需的设备投入却显得严重不足。下表反映了这一时期高等院校设备投入严重不足的一个侧面：[7] （单位：千卢布／月）。
上表显示，即使苏联的重点大学，在薪金和设备投入两个方面都低于苏联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机构，其中列宁格勒大学员工的薪金只有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员工的45％，设备投入只有科学院的60％，赫赫有名的莫斯科大学，设备投入仅有科学院系统的20％。其它普通教育机构的员工薪金甚至只有研究院的30％，设备投入只有科学院所属机构的20％。这就足以说明高等院校在人员增加以后，设备和薪金方面的严重不足。
由于苏联高等院校科研人员的薪金和设备严重不足，苏联政府不得不赋予高等院校的校长一种职权，允许高等院校教师外出兼职。比如，1956年，苏联政府颁布的法令规定，“允许高等院校的校长有权批准教学人员在企业、专业研究所、设计院、检验站、诊疗所、科技局，以及其它类似机构中兼任研究工作”，同时也“允许工业系统的专家在高等教育机构兼课，也鼓励为为期三个月的科研任务加薪”[8]。1964年颁布的法令又强调了这些改革，规定各国家委员会、各部、各科研机构、各州经济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都有权给辅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分配基金和劳动定额，鼓励高校里的科学家在各种研究中兼职。这种情况持续到60年代中期，也招徕了许多非议。比如，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主任在1967年的全苏高教工作者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说，高等院校中的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高校过分强调科研对教学并不是最有利的。
3苏联高等院校科研实践的反思
苏联高等院校中各种科研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波折。由于重教学，轻科研，其实践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或许对我们当前的高等教育有所启发：首先，1936年，苏联政府调整高等院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之后，高等院校科学家人数增长速度超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增长速度，这使得高等院校里的科学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严重妨碍了高等院校科研能力的提升，挫伤了高等院校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其次，高等院校科研设备和科研经费的需求量和政府部门的实际能够提供的数量之间的差距，使得高等院校僧多粥少，难以把高校科研坚持下去。以上两个方面的后果，无疑严重妨碍了苏联高等院校科研工作的展开。它不但影响了科研，也势必影响教学。这就是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内和政府内，不断有人怀疑高等院校开展科学研究是否得当的问题。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革命以后苏联高等院校在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的关系的问题上走了许多弯路。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由于我国高等院校是在“一边倒”和“以俄为师”的口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我国现在高校里边存在的问题，恰恰也是苏联在30年代调整高等院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以后已经碰到过的问题。这就值得我们从苏联的教训中反思我们当前的现状了。
4参考文献
[1]顾明远，战后苏联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3]张健.略论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与问题[J].人民教育,1955,(2)
[4]郑刚，兰军.世纪年代高等教育界聘请苏联专家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影响[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5]王义高.苏联教育七十年成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
[6]于富增.国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7]《苏联普通教育法令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
[8]Ｅ.扎列斯基.王恩译.苏联的科学政策[M].科学出版社，1984
【关键词】苏联；高等院校；科研
【中图号】G640【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134-02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俄及其后继苏联（以下统称“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占有独特的地位。但是，苏联高等教育领域的科研状况多被我国学者忽视了。毋庸讳言，由于我国长期“以俄为师”，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建设也或多或少地带上了“老大哥”特色。这些特色对于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本文对前苏联高等教育当中的科研状况做一个大致的勾勒，以使我们能够充分地以史为鉴，反思现状，走向未来。
1苏联高等院校科研的政策沿革
苏联的大学可以追溯到1774年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创办莫斯科大学。以后有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都是苏联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学。在这些大学涌现了“几何学上的哥白尼”尼古拉•罗巴切夫斯基（创立非欧几何），化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基米特里•门捷列夫（建立元素周期表）。[1]还有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瓦维诺夫和卡皮察，都是苏联科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犖犖于世的伟大科学家和教育家。但是，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出现与苏联高等院校的整体科研状况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一点，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都未给以足够的关注。
十月革命以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以教学为主，兼有科学研究方面的要求，体现为“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苏联高等院校的许多科研人才移居西方，如莫斯科大学的茨沃里津1918年逃到美国之后，1928年发明了电视机系统（televison set）。[2]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在高等院校之外建立了新的科学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新的专业研究所和实验室。于是，留在高等教育机构里的教授和讲师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也转向和限于教学工作。这种研究和教学分离的做法，虽然在当时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却没有引起苏联高层的重视。直到30年代，关注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尖锐，苏维埃党中央委员会终于在1936年6月通过了《关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活动及其管理》法令。该《法令》明确指出，“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機构中的科研状况，因为高等教育机构不仅要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所要求的水平的专业人员和教师，而且要进行科学研究”[3]。从那以后，苏联政府才开始致力于消除过去低估高等院校中科研工作的观点。但是，这个法令缺乏鼓励在高等院校开展科研活动的具体措施，使得这个法令在实际执行中流于形式。真正在改善高等院校科研状况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法令则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颁布的。比如，1956年4月12日发布的法令将科研工作重新正式引入高等院校。它规定了科研机构归属于高等院校，还授权高等院校校长决定在六小时工作日中多少时间用于教学，多少时间用于科研。从那以后，科研活动在高等院校中重新受到重视。1961年3月，1962年5月，1963年3月以及1966年9月，苏联政府发表了一系列法令，为高等院校中的科研活动提供了许多政策条件和法律保障。如1961年3月颁布的法令明确给出了高等院校的科研命题，规定其应该着手解决国民经济中最急迫的问题、编纂教科书、进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工作等等。[4]这样细致的规定有利于在高校中开展科研活动。这样，高等院校中越来越强调科研，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2苏联高等院校中的科研实践
自从1936年苏联出台《关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活动及其管理》法令之后，苏联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相状况得到了纠正，高等院校的科研状况才逐步得到了改善，科研能力得到提升，科学家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其中，尤以60年代增长最快。见表1。资料来源：依据参考文献〔5〕整理。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虽然在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间，苏联高等院校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增加了70%，而高等院校系一级的机构数却只增加了23%[5]。由于系一级的机构增加量，远远低于科学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幅度，高等院校科学工作者的有效安置问题突出起来。事实上，当时苏联政府及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科学家数量和高等院校所能提供的职位数量比例悬殊过大，使得这个问题长期在协调中搁置，极大地束缚了很多科学家潜在科研能力的发挥，进而制约整个高等院校的科研水平的提高。
高校中科研人员数量较之实际工作岗位偏多的原因，除了科研工作者数量剧增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高校科研人数有增无已，原有在岗科研工作人员老科学家需要发挥余热而继续在岗而挤占了为数不多的科研岗位。例如，高尔基师范学院1965年教授和副教授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3岁和63岁[6]。由之，年龄老化，人浮于事，一度成为苏联高等院校科研工作的通病。它一方面给各个高校造成强大的岗位压力，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限制了高等院校的科学家潜能的发挥，无形中制约了苏联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水平的提高。
但是，科学研究不是光有人就可以进行的。没有相关的机构建设和设备投入，科学研究也依然是无法进行的。虽然苏联在调整高等院校的体制之后，苏联高等院校的科学家数量迅速增加，但是，研究所需的设备投入却显得严重不足。下表反映了这一时期高等院校设备投入严重不足的一个侧面：[7] （单位：千卢布／月）。
上表显示，即使苏联的重点大学，在薪金和设备投入两个方面都低于苏联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机构，其中列宁格勒大学员工的薪金只有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员工的45％，设备投入只有科学院的60％，赫赫有名的莫斯科大学，设备投入仅有科学院系统的20％。其它普通教育机构的员工薪金甚至只有研究院的30％，设备投入只有科学院所属机构的20％。这就足以说明高等院校在人员增加以后，设备和薪金方面的严重不足。
由于苏联高等院校科研人员的薪金和设备严重不足，苏联政府不得不赋予高等院校的校长一种职权，允许高等院校教师外出兼职。比如，1956年，苏联政府颁布的法令规定，“允许高等院校的校长有权批准教学人员在企业、专业研究所、设计院、检验站、诊疗所、科技局，以及其它类似机构中兼任研究工作”，同时也“允许工业系统的专家在高等教育机构兼课，也鼓励为为期三个月的科研任务加薪”[8]。1964年颁布的法令又强调了这些改革，规定各国家委员会、各部、各科研机构、各州经济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都有权给辅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分配基金和劳动定额，鼓励高校里的科学家在各种研究中兼职。这种情况持续到60年代中期，也招徕了许多非议。比如，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主任在1967年的全苏高教工作者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说，高等院校中的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高校过分强调科研对教学并不是最有利的。
3苏联高等院校科研实践的反思
苏联高等院校中各种科研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波折。由于重教学，轻科研，其实践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或许对我们当前的高等教育有所启发：首先，1936年，苏联政府调整高等院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之后，高等院校科学家人数增长速度超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增长速度，这使得高等院校里的科学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严重妨碍了高等院校科研能力的提升，挫伤了高等院校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其次，高等院校科研设备和科研经费的需求量和政府部门的实际能够提供的数量之间的差距，使得高等院校僧多粥少，难以把高校科研坚持下去。以上两个方面的后果，无疑严重妨碍了苏联高等院校科研工作的展开。它不但影响了科研，也势必影响教学。这就是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内和政府内，不断有人怀疑高等院校开展科学研究是否得当的问题。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革命以后苏联高等院校在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的关系的问题上走了许多弯路。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由于我国高等院校是在“一边倒”和“以俄为师”的口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我国现在高校里边存在的问题，恰恰也是苏联在30年代调整高等院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以后已经碰到过的问题。这就值得我们从苏联的教训中反思我们当前的现状了。
4参考文献
[1]顾明远，战后苏联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3]张健.略论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与问题[J].人民教育,1955,(2)
[4]郑刚，兰军.世纪年代高等教育界聘请苏联专家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影响[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5]王义高.苏联教育七十年成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
[6]于富增.国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7]《苏联普通教育法令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
[8]Ｅ.扎列斯基.王恩译.苏联的科学政策[M].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