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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标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回望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每当改革关键时期，各种错误思潮便会冒了出来，企图干扰乃至误导改革进程。当下，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然会遇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这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它是一种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需要的理论思潮。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而言，其主要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曾一度呈加剧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以来，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纷纷粉墨登场，说什么全会《决定》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取代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就是主张“由市场说了算”，就是要建立一个“消除了行政干预的市场”，这“符合私有资本和西方投资人利益”。这明显是在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误导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
由此，准确理解并阐释全会《决定》关于“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述，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清醒看到，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
新自由主义根本排斥政府对市场、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和宏观调控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根本排斥政府对市场、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和宏观调控。从哈耶克到科斯，到弗里德曼，无一不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和调控行为都是无效率的、不必要的。他们主张的自由市场、自由经营等是绝对的自由。
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确实具有灵敏性、灵活性的优势，可以推动企业按照价值规律改善经营管理，推动企业根据供求规律主动适应市场供求变化，促使资源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流向经效益好的企业或行业、部门，从而在一定时间段内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但必须看到，市场同时又具有盲目性这一先天性的缺陷，特别是在宏观经济领域，正是市场的盲目性这一先天的致命缺陷，往往给社会酿成巨大灾难——经济危机。从19世纪20年代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至今的近200年间，每隔10年左右的时间，资本主义世界就暴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或金融货币危机，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便是证明。
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单个企业内部的有计划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而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一客观规律。也正是由于这一客观规律，推动“由市场说了算”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被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完美结合为基础、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基本特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
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这一客观规律，全会《决定》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当然不是要回到“由市场说了算”，其出发点是为了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这两者间的关系。就是说，其前提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并存，既要发挥市场在调节方面的灵活性、灵敏性，以解决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发挥政府事前的规划或计划的指导，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特别是在市场失灵时的宏观调控功能，以解决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确保国民经济协调平稳运行，减少波动、杜绝危机发生。
新自由主义主张在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由市场说了算”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调节支配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也就是所谓在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由市场说了算”。
《决定》提出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仅仅限于资源配置，而且这里的资源，主要是指一般性资源，并不包括地下资源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由国家控制的战略性资源、特殊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源配置问题绝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它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比如，文化、教育、医疗甚至金融领域等提供服务性及其他公共产品的领域的经营活动，关系国计民生。这些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不能完全以赢利为目的，可以引入市场的竞争性机制，但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能“由市场说了算”。
以往一个时期，一些人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推行市场化改革，提出所谓文化、教育、医疗领域实行“产业化”、“市场化”，结果如何呢？导致一些文化产品低俗、媚俗、庸俗，严重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教育单位“去意识形态化”、进而“西化”，偏离党制定的多年行之有效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导致邓小平同志20多年前就已指出过的“最大失误在教育”局面长期不能扭转，甚至在有些方面越来越严重；卫生医疗领域一度形成因价格高企致使普通百姓看病难、买药难等就医难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剧变不久，以盖达尔为代表的一部分食洋不化的俄罗斯青年精英，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十分痴迷。于是，推行了他们所谓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并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的主导思想。俄罗斯在不到10年的转型中，经济、社会几近崩溃，推行的“休克疗法”以失败告终。但对于西方垄断资本来说，摧毁苏联遗留下来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就是胜利。前车之鉴，不可不警觉。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所有制基础不同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两者的所有制基础是根本不同的。
新自由主义的“由市场说了算”，是以彻底私有化为前提或基础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公有、国有必然导致垄断，不可能“由市场说了算”，经济活动也不可能有效率。因此，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他们利用一切场合、一切机会，给公有企业、国有企业泼脏水，抹黑公有经济、国有经济。 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是：公有制 市场机制。所以，《决定》在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这就清楚地表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不是要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换句话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以私有化为前提的。
可见，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借“解读”《决定》之机，攻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攻击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为垄断，叫嚣要消除这种“垄断”，搞垮国有经济，居心不良，值得各界高度警惕。
新自由主义坚持“资本优先”，目的是为资本说话、为资本服务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现在分配领域，是坚持“劳动者优先”和依法保护资本的合法利益，还是坚持“资本优先”。
新自由主义者深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与劳动这一组关系，资本总是处于强势、支配地位。资本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有意识地保留一支失业大军，以便造成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供求关系中有利于资本的“市场决定”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均反对、批判国家运用财政等手段解决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以刺激需求和增加就业机会的原因所在。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总统所自我标榜的“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采纳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供给学派极力鼓吹“资本优先”，主张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国家财政向资本倾斜，尤其主张降低资本所得的边际税率，以刺激资本投资，增加供给。这也就是所谓“效率优先”的由来。很明显，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这一套理论是为资本说话、为资本服务的理论。
自里根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均延续这一政策，其后果是导致美国严重的贫富不均。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的新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统计揭示：近100年来，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导致的贫富差距经历了“U”型曲线变化，上世纪经济大萧条前夕的1929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全美50%的财富。罗斯福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新政”，使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二战期间及其以后有所缩小。进入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美国贫富差距的走势发生逆转。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全美财富的比例高达75%。
30多年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造成了美国社会99%与1%严重对立的社会格局，并最终导致2007年的严重金融危机，并蔓延至全世界、祸害全世界，美国也因此沦落为人类灾难的制造者。
美国发生的灾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面绝好的镜子。近些年来，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在收入分配方面应注意解决不平等问题。但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有的地方政府迷信“市场决定”，将屁股坐到了资本一边，对有些私人企业、私人资本对工人施行的超低工资、近乎零劳保福利的现象熟视无睹。
正是这种由所谓“市场决定”的不公平的分配政策，造成当前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不稳定因素四伏；由于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有效需求不足，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困难重重。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们党和政府在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中的信誉降低，发展下去，将会动摇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所以，《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完全适用于分配领域。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领域，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但拒绝“由市场说了算”，而应由市场和政府各自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初次分配中市场的作用可以而且也应该大一些，但政府也不是置身事外，必须注重宏观指导，如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并通过立法等途径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则应主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在收入分配的全过程中，要下大力气解决当前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保障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决定》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真理再多迈出一步，就成谬误。这一点用在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十分恰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是有边界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划清边界，准确地拿捏好、掌握好分寸，多迈出一步，就会堕入新自由主义的万丈深渊，我们就有可能犯颠覆性的历史性错误。
（责任编辑：翁淮南）
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它是一种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需要的理论思潮。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而言，其主要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曾一度呈加剧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以来，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纷纷粉墨登场，说什么全会《决定》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取代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就是主张“由市场说了算”，就是要建立一个“消除了行政干预的市场”，这“符合私有资本和西方投资人利益”。这明显是在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误导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
由此，准确理解并阐释全会《决定》关于“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述，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清醒看到，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
新自由主义根本排斥政府对市场、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和宏观调控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根本排斥政府对市场、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和宏观调控。从哈耶克到科斯，到弗里德曼，无一不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和调控行为都是无效率的、不必要的。他们主张的自由市场、自由经营等是绝对的自由。
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确实具有灵敏性、灵活性的优势，可以推动企业按照价值规律改善经营管理，推动企业根据供求规律主动适应市场供求变化，促使资源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流向经效益好的企业或行业、部门，从而在一定时间段内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但必须看到，市场同时又具有盲目性这一先天性的缺陷，特别是在宏观经济领域，正是市场的盲目性这一先天的致命缺陷，往往给社会酿成巨大灾难——经济危机。从19世纪20年代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至今的近200年间，每隔10年左右的时间，资本主义世界就暴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或金融货币危机，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便是证明。
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单个企业内部的有计划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而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一客观规律。也正是由于这一客观规律，推动“由市场说了算”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被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完美结合为基础、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基本特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
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这一客观规律，全会《决定》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当然不是要回到“由市场说了算”，其出发点是为了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这两者间的关系。就是说，其前提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并存，既要发挥市场在调节方面的灵活性、灵敏性，以解决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发挥政府事前的规划或计划的指导，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特别是在市场失灵时的宏观调控功能，以解决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确保国民经济协调平稳运行，减少波动、杜绝危机发生。
新自由主义主张在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由市场说了算”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调节支配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也就是所谓在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由市场说了算”。
《决定》提出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仅仅限于资源配置，而且这里的资源，主要是指一般性资源，并不包括地下资源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由国家控制的战略性资源、特殊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源配置问题绝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它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比如，文化、教育、医疗甚至金融领域等提供服务性及其他公共产品的领域的经营活动，关系国计民生。这些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不能完全以赢利为目的，可以引入市场的竞争性机制，但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能“由市场说了算”。
以往一个时期，一些人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推行市场化改革，提出所谓文化、教育、医疗领域实行“产业化”、“市场化”，结果如何呢？导致一些文化产品低俗、媚俗、庸俗，严重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教育单位“去意识形态化”、进而“西化”，偏离党制定的多年行之有效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导致邓小平同志20多年前就已指出过的“最大失误在教育”局面长期不能扭转，甚至在有些方面越来越严重；卫生医疗领域一度形成因价格高企致使普通百姓看病难、买药难等就医难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剧变不久，以盖达尔为代表的一部分食洋不化的俄罗斯青年精英，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十分痴迷。于是，推行了他们所谓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并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的主导思想。俄罗斯在不到10年的转型中，经济、社会几近崩溃，推行的“休克疗法”以失败告终。但对于西方垄断资本来说，摧毁苏联遗留下来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就是胜利。前车之鉴，不可不警觉。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所有制基础不同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两者的所有制基础是根本不同的。
新自由主义的“由市场说了算”，是以彻底私有化为前提或基础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公有、国有必然导致垄断，不可能“由市场说了算”，经济活动也不可能有效率。因此，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他们利用一切场合、一切机会，给公有企业、国有企业泼脏水，抹黑公有经济、国有经济。 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是：公有制 市场机制。所以，《决定》在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这就清楚地表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不是要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换句话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以私有化为前提的。
可见，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借“解读”《决定》之机，攻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攻击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为垄断，叫嚣要消除这种“垄断”，搞垮国有经济，居心不良，值得各界高度警惕。
新自由主义坚持“资本优先”，目的是为资本说话、为资本服务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现在分配领域，是坚持“劳动者优先”和依法保护资本的合法利益，还是坚持“资本优先”。
新自由主义者深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与劳动这一组关系，资本总是处于强势、支配地位。资本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有意识地保留一支失业大军，以便造成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供求关系中有利于资本的“市场决定”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均反对、批判国家运用财政等手段解决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以刺激需求和增加就业机会的原因所在。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总统所自我标榜的“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采纳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供给学派极力鼓吹“资本优先”，主张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国家财政向资本倾斜，尤其主张降低资本所得的边际税率，以刺激资本投资，增加供给。这也就是所谓“效率优先”的由来。很明显，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这一套理论是为资本说话、为资本服务的理论。
自里根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均延续这一政策，其后果是导致美国严重的贫富不均。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的新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统计揭示：近100年来，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导致的贫富差距经历了“U”型曲线变化，上世纪经济大萧条前夕的1929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全美50%的财富。罗斯福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新政”，使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二战期间及其以后有所缩小。进入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美国贫富差距的走势发生逆转。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全美财富的比例高达75%。
30多年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造成了美国社会99%与1%严重对立的社会格局，并最终导致2007年的严重金融危机，并蔓延至全世界、祸害全世界，美国也因此沦落为人类灾难的制造者。
美国发生的灾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面绝好的镜子。近些年来，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在收入分配方面应注意解决不平等问题。但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有的地方政府迷信“市场决定”，将屁股坐到了资本一边，对有些私人企业、私人资本对工人施行的超低工资、近乎零劳保福利的现象熟视无睹。
正是这种由所谓“市场决定”的不公平的分配政策，造成当前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不稳定因素四伏；由于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有效需求不足，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困难重重。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们党和政府在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中的信誉降低，发展下去，将会动摇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所以，《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完全适用于分配领域。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领域，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但拒绝“由市场说了算”，而应由市场和政府各自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初次分配中市场的作用可以而且也应该大一些，但政府也不是置身事外，必须注重宏观指导，如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并通过立法等途径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则应主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在收入分配的全过程中，要下大力气解决当前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保障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决定》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真理再多迈出一步，就成谬误。这一点用在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十分恰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是有边界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划清边界，准确地拿捏好、掌握好分寸，多迈出一步，就会堕入新自由主义的万丈深渊，我们就有可能犯颠覆性的历史性错误。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