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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疯狂进取的中国与持重古板的美国之间的差异。在美国的帕洛阿尔托市，一名年轻女子与一位中国企业家外出共进晚餐。在开车送她回家途中，他在黄灯马上要变红灯时加速冲过十字路口。到家后，那名女子没有邀请他进门。她说，他显然靠不住。他在十字路口将她的生命置于险境。在北京，这名企业家与另一名女子约会，并送她回家。在黄灯前，他停了下来。在她家门口，她也冷落了他。他为什么要停下来？显然，他不知道在机会出现时如何抓住它。
仅仅说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改变”了自己，未免还远远不够。曾经的“东亚病夫”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9年时仅为403美元，而今年将上升到7000美元。笔者在中国的大学同学1982年毕业时，工资微不足道；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至少一套公寓，家里的平板电视比笔者家的小货车还大。
但这段从经济上完全瘫痪的第三世界国家到全球经济强国的旅程并非没有遭遇挑战。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多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的空气、土壤和水中存在各种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还大。
多年来，欧逸文（埃文·奥斯诺斯）一直在《纽约人》杂志中描述和解释这个新中国，并不时拿它开玩笑。在《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一书中，欧逸文更进一步，以一种几乎无人用过的方式，向世人描述这个他所谓的中国的“镀金时代”及其欲望、挑战和困境。
在这本引人入胜而且通俗易懂的探索现代“中央王国”的书中，贯穿了两大主题。第一个是饥饿感。欧逸文在开头就宣称，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这种饥饿感不仅是针对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肉制品消费量已经增加6倍——中国正在全球搜寻大宗商品、财富、经验和尊重。第二个主题是追逐。欧逸文写道：“整个中国，人们都在开始自己的旅程，加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他并非单指身体的旅行。在书中，他穿插了很多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在精神、经济、情感和哲学上展开旅行，这些旅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
而且，这一切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欧逸文指出，1980年版本的《辞海》称个人主义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损人利己的行为。而如今，中国人已经欣然接受个人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动因这种观点。
欧逸文将此书分为三部分，分别描述了中国人对财富、自由和信仰的追寻。读者可以在书中读到对众多中国追寻者的文笔生动的描述。人们看到，1979年，台湾年轻军官林毅夫作出了游到大陆的惊人决定，然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这种资本主义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主要拉拉队员之一。
还有创建了一个婚恋网站的农民之女龚海燕。这是一个从一贫如洗到家财万贯的典型故事，这种故事已经成了中国自我意识的中心所在。
欧逸文的书令人想起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性格》都是流传最广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该书充斥着那个时代常见的屈尊俯就态度和种族主义，但不失为极富洞见之作。明恩溥对中国人“面子”观念的描述给了中国大作家鲁迅以灵感，使他写出了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
欧逸文对中国人野心的研究在揭示现代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方面同样野心勃勃。虽然中国人认为，与美国人相比，自己较为谨慎，但欧逸文指出，心理研究表明，在投资方面，中国人所冒风险往往大于与他们财富相当的美国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是孩子在成年后能够挣多少钱的决定性因素。但欧逸文写道，在中国，“父母的人脉关系而不是受教育水平”是关键所在，这使中国的城市成为世界上社会流动性最弱的地方之一。
最后，欧逸文写道，尽管中国充满狂热和活力、经济在奇迹般增长，但这个镀金时代是一个没有“中心旋律”的时代，在中国人灵魂的中心，存在一个巨大的精神空洞。他声称，这使得这个伟大国家的未来存在不确定性，而且这对他们自己和我们来说，都有点儿令人害怕——无疑，明恩溥能够理解这一洞见。
仅仅说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改变”了自己，未免还远远不够。曾经的“东亚病夫”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9年时仅为403美元，而今年将上升到7000美元。笔者在中国的大学同学1982年毕业时，工资微不足道；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至少一套公寓，家里的平板电视比笔者家的小货车还大。
但这段从经济上完全瘫痪的第三世界国家到全球经济强国的旅程并非没有遭遇挑战。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多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的空气、土壤和水中存在各种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还大。
多年来，欧逸文（埃文·奥斯诺斯）一直在《纽约人》杂志中描述和解释这个新中国，并不时拿它开玩笑。在《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一书中，欧逸文更进一步，以一种几乎无人用过的方式，向世人描述这个他所谓的中国的“镀金时代”及其欲望、挑战和困境。
在这本引人入胜而且通俗易懂的探索现代“中央王国”的书中，贯穿了两大主题。第一个是饥饿感。欧逸文在开头就宣称，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这种饥饿感不仅是针对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肉制品消费量已经增加6倍——中国正在全球搜寻大宗商品、财富、经验和尊重。第二个主题是追逐。欧逸文写道：“整个中国，人们都在开始自己的旅程，加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他并非单指身体的旅行。在书中，他穿插了很多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在精神、经济、情感和哲学上展开旅行，这些旅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
而且，这一切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欧逸文指出，1980年版本的《辞海》称个人主义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损人利己的行为。而如今，中国人已经欣然接受个人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动因这种观点。
欧逸文将此书分为三部分，分别描述了中国人对财富、自由和信仰的追寻。读者可以在书中读到对众多中国追寻者的文笔生动的描述。人们看到，1979年，台湾年轻军官林毅夫作出了游到大陆的惊人决定，然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这种资本主义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主要拉拉队员之一。
还有创建了一个婚恋网站的农民之女龚海燕。这是一个从一贫如洗到家财万贯的典型故事，这种故事已经成了中国自我意识的中心所在。
欧逸文的书令人想起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性格》都是流传最广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该书充斥着那个时代常见的屈尊俯就态度和种族主义，但不失为极富洞见之作。明恩溥对中国人“面子”观念的描述给了中国大作家鲁迅以灵感，使他写出了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
欧逸文对中国人野心的研究在揭示现代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方面同样野心勃勃。虽然中国人认为，与美国人相比，自己较为谨慎，但欧逸文指出，心理研究表明，在投资方面，中国人所冒风险往往大于与他们财富相当的美国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是孩子在成年后能够挣多少钱的决定性因素。但欧逸文写道，在中国，“父母的人脉关系而不是受教育水平”是关键所在，这使中国的城市成为世界上社会流动性最弱的地方之一。
最后，欧逸文写道，尽管中国充满狂热和活力、经济在奇迹般增长，但这个镀金时代是一个没有“中心旋律”的时代，在中国人灵魂的中心，存在一个巨大的精神空洞。他声称，这使得这个伟大国家的未来存在不确定性，而且这对他们自己和我们来说，都有点儿令人害怕——无疑，明恩溥能够理解这一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