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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害怕他成为那种人：激烈、爱憎分明、愿意为原则抛头颅洒热血。他可怜母亲能够明辨是非，却仍要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他依然不喜欢自己太温和，希望自己有立场有观点，而不是“不极端的、普通的和事佬。”同样的原因促成了他的“休学出走”
9月15日，孙中伦要飞往英国，成为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启程前两天，他还在行前准备和见朋友的间隙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6月，他的新书《回来》出版。这本书记述了他休学一年的心路历程：2015年夏天，美国波莫纳学院准大四学生孙中伦休学；9月，他成为东莞工厂流水线工人；10月，大理民宿店小二；11月，甘肃定西中学老师；2016年春天，北京《单读》编辑部实习生；5月，成都漆器厂学徒。休学结束，他回到校园，完成学业和二十余万字书稿。
这个暑假，他带着这本书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宣传、签售、接受采访。
“90后”“休学”“流浪者”的标签下，他被赞赏，也被质疑。有网友问他：“你们这类型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谈生活、谈情操、谈感悟、谈种种种种感性又容易令人厌倦的心灵鸡汤似的东西，累不累？！？！”
孙中伦回答：“累的，你呢？”
这句自嘲背后是自我怀疑，他不享受被关注和讨论的状态。“我休学的初衷是想去反抗某种光鲜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东西，现在我却四处接受采访、好像自己也成了一个光鲜的人，这让我觉得挺可笑的。”
这个23岁的男生总是笑眯眯的，露出洁白的牙齿，厚厚的刘海盖在额前，让人误以为是很好欺负的邻家少年。只有当他沉默片刻，不经意发出某句诘问的时候，才会暴露内心的警觉。
“人总是矛盾的，出版社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有义务配合他们把书卖好，但是成为畅销书作家，这是我想要的吗？”
最后这个问句让人有种错觉，好像面前坐的是两年前那个刚刚决定休学的他。
那之前的许多夜晚，孙中伦睡不着，关灯之前把床上的饮料罐头扔向门口的垃圾桶，“黑色的液体洒在地上，像发霉的血。”校园生活令他尴尬又焦虑。
从上海的高中毕业以后，孙中伦进入美国波莫纳学院，主修PPE（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专业）和德语。大学前两年，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平等、再分配和资本的伪善。临近毕业，同学们各寻出路，以“面对社会”为由，价值观变得模棱两可。
他无法接受别人谈论的一些高频词汇，比如“精英”，“感觉就是你们这些人比别人更高级一样。”
他在书里写，“仿佛教育的潮流，不再是架设智识的阶梯，而是替特权埋单。”
书出版以后，不止一位读者问他，“休学是个艰难的决定么？”
“不艰难，因为没有选项，就是中断。”孙中伦说，“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是有一个反抗的姿态而已。”
“休学去做什么呢？”教授问他。
“理发师。”孙中伦说。
“离我生活这么近的一群人，而我根本不了解他们。”他觉得这是很多职业的缩影，数量庞大，来无影去无踪，“他们连个真名都不叫，男孩都叫Tony，女孩都叫丽丽，有时候洗头问上次给我洗头的那个谁去哪了？不知道，走了呗。”
最终没能做成理发师，他的出发点没变，“看看除了所谓胜利者，其他生命的价值。”
为了真正“参与”他人的生活，孙中伦没有以观察者的身份去采访，而是在检测电容器、打扫民宿卫生、制作漆器的间隙与身边的人聊天。
东莞工厂里的阿姨问他，“看到我们这样最底层的生活，过得很艰苦吧？”接着阿姨又说，“其实我最看不来工厂打工的，最没出息。可是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一年下来，教科书上宏大叙事的历史被打破成无数的个体故事，他从中看到了中国制造、南水北调、留守儿童、汶川地震……很多时候，他的叙述被无力的、悲凉的命运感笼罩。
“作为定西孩子，你要为外出务工的父母疏于管教负责。你的父母也曾是孩子，他们要为年少时的饥饿与贫穷负责。命运是环环相扣的，你没有反驳的余地。”
书写苦难的时候，孙中伦陷入纠结，“一方面下定决心写很好的东西出来，另一方面你又发现你所写的给不了他们任何帮助，这让我很愧疚。”
他唯一一次提供现实帮助是在定西一个男孩家，母亲自称“打工者”，靠打零工供儿子上学。他们租来的房间只有几平米大，母亲每天都打扫，把每件家具摆得整整齐齐。天快冷了，家里窮得揭不开锅，男孩连件棉衣都没有。
家访结束，孙中伦硬塞给男孩妈妈一百块钱。“那么穷，家里干干净净，那种尊严感给我特别大的震动。”
在很多场合，未曾离开过校园、没有贫穷体验的孙中伦都会被问道，“你真的能理解底层的痛苦和烦恼吗？”
尽管不情愿，他不得不承认现有理解不是百分之百的抵达。“我接下来学人类学，就是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人行为和生活背后的东西。”
去年3月左右，《回来》的编辑第一次看到这个选题，七八万字的样稿中有东莞日记、大理见闻，“很像何伟《寻路中国》的感觉。”
当时孙中伦“还在路上”，之后他的叙述有了明显的变化，依然在记录见闻，但同时投射了更多“自我”在其中，他在向外探索的同时，开始反观个人的成长经历。
他说“我们都曾是定西孩子”，他在北京寻找“异乡人”，都源于他少年离家的记忆，“我很看重人与故乡的关系。”
初三那年，他离开父母和朋友，从老家江阴转学到上海。爸爸妈妈送他入学的时候，一家人想到一所很有名的高中去看看。
那天下着小雨，爸爸坐在驾驶座，妈妈坐在副驾驶，他们把车停在学校门口，爸爸下车问保安，“我们一直想上这个学校，进去看看呗。”保安说：“这里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吗？” 他们在门外望了望，“哎，要是能进去就好了。”
转学上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好像彼得·潘突然飞到你的窗口，说想不想去看另外一个世界，你当然说想，只知道那里是大城市，有乐高玩具卖。真正的代价根本想不到，并不是到了那个地方就进入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可能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是没有门票的。”
孙中伦因为迟交卷被老师说，“别把你们那里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里来！”同学模仿他的口音，哈哈大笑。初三一年，他没有朋友，在自卑和羞耻中赔着尴尬的笑脸。
他憎恨家乡，又依恋家乡，周末往返于小城和上海之间，起大早赶路只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汽车站的热狗油腻，气味浓重，像廉价的口红和蕾丝袜。站台里，人流来往不息，有婴儿哭泣。路上，天色渐晚，到最后，抵抗黑暗的只剩下摇摆的车灯。”车厢的幽暗气息里，他辨认出“异乡人”的模样——有着残忍的清醒和自知。
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与家乡和解的，也无法回答这段记忆对他的心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休学这一年，他在北京遇到一个有相同经历的女生，女生说，“做一个outsider，这点很重要，能接受这个角色很重要。”
或许因为接受了这个角色，孙中伦的观察和写作带着很强的间离感，稀释了强烈的情绪，变成克制的表达。
他的书写异常坦诚，初恋、初吻、亲人的离世。他写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被亲戚指责；他写母亲去世后，他在储物间翻找母亲的日记和照片。
对当下时代他人命运的记录和个人经验的私密表达构成了书名“回来”的两层含义：第一个“回来”，是物理上回到了我生长的这片土地，我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里的人；第二个“回来”，是去面对自己之前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是给自己的交代。
休学结束，书已出版，“回来这件事完成了么？”
“事情做完了，但是反思和解决困惑才刚刚开始。”
孙中伦在书里写：“我们这样时刻热切的写作者，总是无法明白自己别无所长。”
旅行后半段，写作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他在成都的时候住在鱼阿姨家，鱼阿姨记得，他时常半天半天把自己窝在房间，有时候皱着眉头走出来说“我好像遇到坎了。”
“写点东西”是他在出发前就决定的。起初的叙述更像纪实，“写着写着，我非常想写出好东西来。”定西之后，他的表达明显呈现出文学色彩，描写更精细，叙事逻辑也加入了设计感。
大多数的交流场合，读者关注的是“休学”“反叛”“感悟”这些现实层面的问题，文学是少被提及的隐秘角落。
写作曾伴随孙中伦成长。小学二年级，他成绩不好，被老师同学嘲笑，在挫败感的折磨下，他酝酿了一个伟大的写作计划《我的一生》，“人生就像一条小船，行驶在大海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
大计划虽然搁浅，却像一个预言。他从11岁开始写博客一直到高中毕业；初到上海的孤独生活中，他泡在街角的书店。在文学的空间里，他的价值观逐渐建立。起初他记录生活，谈论音乐、书、电影，慢慢开始评论新闻。
父亲学新闻出身，母亲学中文出身，他们支持孙中伦写作，还把他的博客文章集结出版，命名《疯狂列车上的达人秀》。另一方面，妈妈的担心与日俱增。
她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儿子，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希望看到你长袖善舞，同时，又保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精神世界。如果谦和是你的外表，方正是你的精神，爱应当是你的内心。”
谆谆教导下，母子冲突无法掩藏，“她阻止你成为她害怕你成为的那种人：激烈、爱憎分明、愿意为原则抛头颅洒热血；你可怜她能够明辨是非，却仍要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争论总是以苦笑结束。
這么多年过去，孙中伦回想当年的自己也觉得可笑，“那时候好爱发表自以为是的评论，其实都是复制别人的观点。”
但是有一点没有变，他依然“不喜欢自己太温和”，他希望自己有立场有观点，而不是“不极端的、普通的和事佬。”同样的原因促成了他的“休学出走”。
父亲最初不同意，“你会后悔的。”现在《回来》面世，父亲是最骄傲的，朋友圈里转发的全是赞赏儿子的评论。
“写的时候很痛苦，写完蛮爽的，很有成就感。”孙中伦说。
他在书的前半部分埋下伏笔，七封看似自言自语的信串起了每一站的旅行经历。书的结尾谜底揭晓，七封回信来自当年没能存活下来的双胞胎兄弟。
他在给胞兄的最后一封信里写，“我会去想，生我的女人，与我一同诞生的男人，会不会在离开的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回来。所以，我讲话，写信，自言自语，你大概要觉得可笑。可是，这难道不是文学的意义吗？坚持那些被否定的，实现那些已不可能的。文学让一切都重生。”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这是我想要的吗？”
9月15日，孙中伦要飞往英国，成为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启程前两天，他还在行前准备和见朋友的间隙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6月，他的新书《回来》出版。这本书记述了他休学一年的心路历程：2015年夏天，美国波莫纳学院准大四学生孙中伦休学；9月，他成为东莞工厂流水线工人；10月，大理民宿店小二；11月，甘肃定西中学老师；2016年春天，北京《单读》编辑部实习生；5月，成都漆器厂学徒。休学结束，他回到校园，完成学业和二十余万字书稿。
这个暑假，他带着这本书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宣传、签售、接受采访。
“90后”“休学”“流浪者”的标签下，他被赞赏，也被质疑。有网友问他：“你们这类型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谈生活、谈情操、谈感悟、谈种种种种感性又容易令人厌倦的心灵鸡汤似的东西，累不累？！？！”
孙中伦回答：“累的，你呢？”
这句自嘲背后是自我怀疑，他不享受被关注和讨论的状态。“我休学的初衷是想去反抗某种光鲜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东西，现在我却四处接受采访、好像自己也成了一个光鲜的人，这让我觉得挺可笑的。”
这个23岁的男生总是笑眯眯的，露出洁白的牙齿，厚厚的刘海盖在额前，让人误以为是很好欺负的邻家少年。只有当他沉默片刻，不经意发出某句诘问的时候，才会暴露内心的警觉。
“人总是矛盾的，出版社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有义务配合他们把书卖好，但是成为畅销书作家，这是我想要的吗？”
最后这个问句让人有种错觉，好像面前坐的是两年前那个刚刚决定休学的他。
那之前的许多夜晚，孙中伦睡不着，关灯之前把床上的饮料罐头扔向门口的垃圾桶，“黑色的液体洒在地上，像发霉的血。”校园生活令他尴尬又焦虑。
从上海的高中毕业以后，孙中伦进入美国波莫纳学院，主修PPE（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专业）和德语。大学前两年，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平等、再分配和资本的伪善。临近毕业，同学们各寻出路，以“面对社会”为由，价值观变得模棱两可。
他无法接受别人谈论的一些高频词汇，比如“精英”，“感觉就是你们这些人比别人更高级一样。”
他在书里写，“仿佛教育的潮流，不再是架设智识的阶梯，而是替特权埋单。”
书出版以后，不止一位读者问他，“休学是个艰难的决定么？”
“不艰难，因为没有选项，就是中断。”孙中伦说，“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是有一个反抗的姿态而已。”
“闯入者”
“休学去做什么呢？”教授问他。
“理发师。”孙中伦说。
“离我生活这么近的一群人，而我根本不了解他们。”他觉得这是很多职业的缩影，数量庞大，来无影去无踪，“他们连个真名都不叫，男孩都叫Tony，女孩都叫丽丽，有时候洗头问上次给我洗头的那个谁去哪了？不知道，走了呗。”
最终没能做成理发师，他的出发点没变，“看看除了所谓胜利者，其他生命的价值。”
为了真正“参与”他人的生活，孙中伦没有以观察者的身份去采访，而是在检测电容器、打扫民宿卫生、制作漆器的间隙与身边的人聊天。
东莞工厂里的阿姨问他，“看到我们这样最底层的生活，过得很艰苦吧？”接着阿姨又说，“其实我最看不来工厂打工的，最没出息。可是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一年下来，教科书上宏大叙事的历史被打破成无数的个体故事，他从中看到了中国制造、南水北调、留守儿童、汶川地震……很多时候，他的叙述被无力的、悲凉的命运感笼罩。
“作为定西孩子，你要为外出务工的父母疏于管教负责。你的父母也曾是孩子，他们要为年少时的饥饿与贫穷负责。命运是环环相扣的，你没有反驳的余地。”
书写苦难的时候，孙中伦陷入纠结，“一方面下定决心写很好的东西出来，另一方面你又发现你所写的给不了他们任何帮助，这让我很愧疚。”
他唯一一次提供现实帮助是在定西一个男孩家，母亲自称“打工者”，靠打零工供儿子上学。他们租来的房间只有几平米大，母亲每天都打扫，把每件家具摆得整整齐齐。天快冷了，家里窮得揭不开锅，男孩连件棉衣都没有。
家访结束，孙中伦硬塞给男孩妈妈一百块钱。“那么穷，家里干干净净，那种尊严感给我特别大的震动。”
在很多场合，未曾离开过校园、没有贫穷体验的孙中伦都会被问道，“你真的能理解底层的痛苦和烦恼吗？”
尽管不情愿，他不得不承认现有理解不是百分之百的抵达。“我接下来学人类学，就是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人行为和生活背后的东西。”
“异乡人”
去年3月左右，《回来》的编辑第一次看到这个选题，七八万字的样稿中有东莞日记、大理见闻，“很像何伟《寻路中国》的感觉。”
当时孙中伦“还在路上”，之后他的叙述有了明显的变化，依然在记录见闻，但同时投射了更多“自我”在其中，他在向外探索的同时，开始反观个人的成长经历。
他说“我们都曾是定西孩子”，他在北京寻找“异乡人”，都源于他少年离家的记忆，“我很看重人与故乡的关系。”
初三那年，他离开父母和朋友，从老家江阴转学到上海。爸爸妈妈送他入学的时候，一家人想到一所很有名的高中去看看。
那天下着小雨，爸爸坐在驾驶座，妈妈坐在副驾驶，他们把车停在学校门口，爸爸下车问保安，“我们一直想上这个学校，进去看看呗。”保安说：“这里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吗？” 他们在门外望了望，“哎，要是能进去就好了。”
转学上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好像彼得·潘突然飞到你的窗口，说想不想去看另外一个世界，你当然说想，只知道那里是大城市，有乐高玩具卖。真正的代价根本想不到，并不是到了那个地方就进入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可能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是没有门票的。”
孙中伦因为迟交卷被老师说，“别把你们那里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里来！”同学模仿他的口音，哈哈大笑。初三一年，他没有朋友，在自卑和羞耻中赔着尴尬的笑脸。
他憎恨家乡，又依恋家乡，周末往返于小城和上海之间，起大早赶路只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汽车站的热狗油腻，气味浓重，像廉价的口红和蕾丝袜。站台里，人流来往不息，有婴儿哭泣。路上，天色渐晚，到最后，抵抗黑暗的只剩下摇摆的车灯。”车厢的幽暗气息里，他辨认出“异乡人”的模样——有着残忍的清醒和自知。
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与家乡和解的，也无法回答这段记忆对他的心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休学这一年，他在北京遇到一个有相同经历的女生，女生说，“做一个outsider，这点很重要，能接受这个角色很重要。”
或许因为接受了这个角色，孙中伦的观察和写作带着很强的间离感，稀释了强烈的情绪，变成克制的表达。
他的书写异常坦诚，初恋、初吻、亲人的离世。他写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被亲戚指责；他写母亲去世后，他在储物间翻找母亲的日记和照片。
对当下时代他人命运的记录和个人经验的私密表达构成了书名“回来”的两层含义：第一个“回来”，是物理上回到了我生长的这片土地，我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里的人；第二个“回来”，是去面对自己之前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是给自己的交代。
休学结束，书已出版，“回来这件事完成了么？”
“事情做完了，但是反思和解决困惑才刚刚开始。”
文学的意义
孙中伦在书里写：“我们这样时刻热切的写作者，总是无法明白自己别无所长。”
旅行后半段，写作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他在成都的时候住在鱼阿姨家，鱼阿姨记得，他时常半天半天把自己窝在房间，有时候皱着眉头走出来说“我好像遇到坎了。”
“写点东西”是他在出发前就决定的。起初的叙述更像纪实，“写着写着，我非常想写出好东西来。”定西之后，他的表达明显呈现出文学色彩，描写更精细，叙事逻辑也加入了设计感。
大多数的交流场合，读者关注的是“休学”“反叛”“感悟”这些现实层面的问题，文学是少被提及的隐秘角落。
写作曾伴随孙中伦成长。小学二年级，他成绩不好，被老师同学嘲笑，在挫败感的折磨下，他酝酿了一个伟大的写作计划《我的一生》，“人生就像一条小船，行驶在大海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
大计划虽然搁浅，却像一个预言。他从11岁开始写博客一直到高中毕业；初到上海的孤独生活中，他泡在街角的书店。在文学的空间里，他的价值观逐渐建立。起初他记录生活，谈论音乐、书、电影，慢慢开始评论新闻。
父亲学新闻出身，母亲学中文出身，他们支持孙中伦写作，还把他的博客文章集结出版，命名《疯狂列车上的达人秀》。另一方面，妈妈的担心与日俱增。
她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儿子，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希望看到你长袖善舞，同时，又保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精神世界。如果谦和是你的外表，方正是你的精神，爱应当是你的内心。”
谆谆教导下，母子冲突无法掩藏，“她阻止你成为她害怕你成为的那种人：激烈、爱憎分明、愿意为原则抛头颅洒热血；你可怜她能够明辨是非，却仍要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争论总是以苦笑结束。
這么多年过去，孙中伦回想当年的自己也觉得可笑，“那时候好爱发表自以为是的评论，其实都是复制别人的观点。”
但是有一点没有变，他依然“不喜欢自己太温和”，他希望自己有立场有观点，而不是“不极端的、普通的和事佬。”同样的原因促成了他的“休学出走”。
父亲最初不同意，“你会后悔的。”现在《回来》面世，父亲是最骄傲的，朋友圈里转发的全是赞赏儿子的评论。
“写的时候很痛苦，写完蛮爽的，很有成就感。”孙中伦说。
他在书的前半部分埋下伏笔，七封看似自言自语的信串起了每一站的旅行经历。书的结尾谜底揭晓，七封回信来自当年没能存活下来的双胞胎兄弟。
他在给胞兄的最后一封信里写，“我会去想，生我的女人，与我一同诞生的男人，会不会在离开的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回来。所以，我讲话，写信，自言自语，你大概要觉得可笑。可是，这难道不是文学的意义吗？坚持那些被否定的，实现那些已不可能的。文学让一切都重生。”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