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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陷入农村低技能剩余劳动力供给总量相对充裕、高技能劳动者供给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因而，有效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加大技能型农民工的有效供给总量，则成为新时代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结构性短缺风险的关键，而重点是要努力构建新时代多轮驱动的农民工技能发展体系。
【关键词】农民工 人口红利 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新时代我国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立足于全面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16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77603万人）的36.3%，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41428万人）的68.0%。虽然我国农民工对GDP贡献总量不能简单用就业人口年人均创造GDP数量进行测算，但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表明，没有低成本、源源不断的农村“人口红利”，就难以形成大批与投资、消费、出口相关企业集群的发展。然而，新时代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建立在高质量人力资源有效供给基础上的。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陷入农村低技能剩余劳动力供给总量相对充裕、高技能劳动者供给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因此，有效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加大农民工技能劳动者的有效供给总量，则成为新时代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结构性短缺风险的关键。
从我国城乡人口文化程度和实际从事第二产业工作的数量看，提高城市劳动人口技能人才增量空间有限，而大幅度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的空间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为52.9%，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批发和零售业（11.9%）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0.6%）这两个行业中。虽然我国农民工整体的文化程度较低，但青壮年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3.9%，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近五成。数据说明，我国的农民工接受技能训练并大幅提高技能水平的可塑性较强。因此，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努力让其渴望成才、努力成才、皆可成才的愿望得以尽快实现的精神，要刻不容缓地开发我国这座人才资源的富矿，让农民工的创造活力和聪明才智在新时代竞相迸发并充分涌流，支持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发展的战略性转型。
农民工技能发展与经济转型同步进入重要“窗口期”
虽然近几年我国外出的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但农民工总量还在继续增加，特别是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较快，2016年增速分别达2.5%和3.8%。我国农民工逐年递增的总量态势，反映出我国的农民工群体基本完成了从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但目前我国2.8亿多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批发和零售、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特别是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过程，必然要推动中国经济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精细分工、从低端向高端转变，也必将带来传统行业农民工数量的减少。但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因此农民工群体绝对增量还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这就会出现农民工技能发展与经济转型同步进入重要“窗口期”的现象。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体系对技能人才需求的滞后性，可以为农民工技能提升提供一个最宝贵的“时间差”。如果不尽快利用“窗口期”这个宝贵的“时间差”发展农民工新的职业技能，那么这些较低端的农民工，在整体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下，有可能因产业升级而陷入群体性“失业”状态，最终演变成农民工的“返乡潮”，又可能因许多人难以融入农村生活而成为农民工输出地新型农业体系建设的人口包袱。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的“窗口期”，是通过提高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来调整就业结构从而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发展需要的。但从我国农民工输出地的多项调查看，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其工作的行业属性极不稳定，经常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和区域流动，这就导致大多数农民工难以形成产业劳动者基本的职业意识和实现职业梦想的觉悟。正确把握和利用好这个农民工技能發展的“窗口期”，培育数千万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程度高的技能人才，是收获人才红利，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农民工人才红利获取的现实途径及对策
正确把握新时代农民工技能发展“窗口期”带来的人才红利机遇。构建新时代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跨越关口，实现“两个阶段”的奋斗目标，需要用好“窗口期”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人才、技术缺一不可。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没有形成对农民工技能人才足够大的吸引力时，发展城市现代服务主导型经济有比较充裕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储备优势。虽然我国低水平、劳动力密集产业还可以再维持一段时期，恰好给传统、低端产业的转型升级预留了一定的时间空间，充分利用这个发展的“窗口期”，大幅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可以为工业4.0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奠定充足的人才基础。
把农民工技能提升作为新时代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新时代，人才供给步入技能驱动时代。这就需要，首先，从生产端入手充分了解科技进步和企业转型升级能够释放什么样的生产力，提升经济效率人力资本特征又是什么？才能正确把握新产业体系中技能发展的重点，找到农民工技能提升的突破口。其次，还要充分了解技能换挡的劳动力流向，通过分析劳动力流向可以有效判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深度调整的规律，从而安排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供给的节奏。最后，要搭建农民工技能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大农民工转岗培训的力度，在对他们技能升级和结构优化的调整中，使新的人才红利不断涌现。
充分认识当代农民工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城市技能劳动人口增量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挖掘农民工的技能潜力，能够有效防止我国新产业体系发展中出现技能人才接续不上空挡、从而制约新产业体系发展问题的出现。在外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达42%的背景下，在城市化率提速、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将有数千万农民工陆续加入其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完成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的生力军。为此，必须切实加快推动农民工群体技能水平提高的步伐，实现农民工技能水平向中高端化发展。
努力构建新时代多轮驱动的农民工技能发展体系。多轮驱动的农民工技能发展体系，是建立在终身教育思想基础上、覆盖所有人群的普通教育及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它的显著特点是以企业为主体、职业技术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普通院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紧密联系、农民工输入和输出地密切合作的农民工技能发展培训体系。要使该体系在农民工技能发展中发挥作用，一是国家要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工技能发展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特别是要建立通过企业来落实农民工技能培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刚性制度，矫正企业对农民工技能人才只使用不培养的现象;二是要统筹安排好农民工输出、输入地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计划，特别要重视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的新职业技能培训;三是要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输入和输出地共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对各类返乡人员和拟转移就业的农民工进行相应的和针对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最大限度盘活农民工技能人才存量和提高增量;四是要鼓励和支持部分农民工自费或资助参加一些以提升或发展新职业技能的培训班或者职业资格考试，加大对40岁以下青壮年农民工发展新技能的培训资助力度;五是国家要尽快解决好“农二代”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以激发他们对职业发展的天然渴望。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车士义、郭琳：《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11年第2期。
②张玉鹏：《后人口红利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趋势探析》，《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5期。
责编/刘芋艺 美编/杨玲玲
【关键词】农民工 人口红利 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新时代我国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立足于全面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16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77603万人）的36.3%，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41428万人）的68.0%。虽然我国农民工对GDP贡献总量不能简单用就业人口年人均创造GDP数量进行测算，但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表明，没有低成本、源源不断的农村“人口红利”，就难以形成大批与投资、消费、出口相关企业集群的发展。然而，新时代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建立在高质量人力资源有效供给基础上的。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陷入农村低技能剩余劳动力供给总量相对充裕、高技能劳动者供给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因此，有效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加大农民工技能劳动者的有效供给总量，则成为新时代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结构性短缺风险的关键。
从我国城乡人口文化程度和实际从事第二产业工作的数量看，提高城市劳动人口技能人才增量空间有限，而大幅度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的空间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为52.9%，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批发和零售业（11.9%）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0.6%）这两个行业中。虽然我国农民工整体的文化程度较低，但青壮年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3.9%，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近五成。数据说明，我国的农民工接受技能训练并大幅提高技能水平的可塑性较强。因此，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努力让其渴望成才、努力成才、皆可成才的愿望得以尽快实现的精神，要刻不容缓地开发我国这座人才资源的富矿，让农民工的创造活力和聪明才智在新时代竞相迸发并充分涌流，支持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发展的战略性转型。
农民工技能发展与经济转型同步进入重要“窗口期”
虽然近几年我国外出的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但农民工总量还在继续增加，特别是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较快，2016年增速分别达2.5%和3.8%。我国农民工逐年递增的总量态势，反映出我国的农民工群体基本完成了从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但目前我国2.8亿多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批发和零售、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特别是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过程，必然要推动中国经济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精细分工、从低端向高端转变，也必将带来传统行业农民工数量的减少。但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因此农民工群体绝对增量还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这就会出现农民工技能发展与经济转型同步进入重要“窗口期”的现象。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体系对技能人才需求的滞后性，可以为农民工技能提升提供一个最宝贵的“时间差”。如果不尽快利用“窗口期”这个宝贵的“时间差”发展农民工新的职业技能，那么这些较低端的农民工，在整体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下，有可能因产业升级而陷入群体性“失业”状态，最终演变成农民工的“返乡潮”，又可能因许多人难以融入农村生活而成为农民工输出地新型农业体系建设的人口包袱。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的“窗口期”，是通过提高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来调整就业结构从而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发展需要的。但从我国农民工输出地的多项调查看，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其工作的行业属性极不稳定，经常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和区域流动，这就导致大多数农民工难以形成产业劳动者基本的职业意识和实现职业梦想的觉悟。正确把握和利用好这个农民工技能發展的“窗口期”，培育数千万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程度高的技能人才，是收获人才红利，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农民工人才红利获取的现实途径及对策
正确把握新时代农民工技能发展“窗口期”带来的人才红利机遇。构建新时代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跨越关口，实现“两个阶段”的奋斗目标，需要用好“窗口期”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人才、技术缺一不可。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没有形成对农民工技能人才足够大的吸引力时，发展城市现代服务主导型经济有比较充裕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储备优势。虽然我国低水平、劳动力密集产业还可以再维持一段时期，恰好给传统、低端产业的转型升级预留了一定的时间空间，充分利用这个发展的“窗口期”，大幅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可以为工业4.0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奠定充足的人才基础。
把农民工技能提升作为新时代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新时代，人才供给步入技能驱动时代。这就需要，首先，从生产端入手充分了解科技进步和企业转型升级能够释放什么样的生产力，提升经济效率人力资本特征又是什么？才能正确把握新产业体系中技能发展的重点，找到农民工技能提升的突破口。其次，还要充分了解技能换挡的劳动力流向，通过分析劳动力流向可以有效判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深度调整的规律，从而安排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供给的节奏。最后，要搭建农民工技能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大农民工转岗培训的力度，在对他们技能升级和结构优化的调整中，使新的人才红利不断涌现。
充分认识当代农民工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城市技能劳动人口增量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挖掘农民工的技能潜力，能够有效防止我国新产业体系发展中出现技能人才接续不上空挡、从而制约新产业体系发展问题的出现。在外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达42%的背景下，在城市化率提速、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将有数千万农民工陆续加入其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完成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的生力军。为此，必须切实加快推动农民工群体技能水平提高的步伐，实现农民工技能水平向中高端化发展。
努力构建新时代多轮驱动的农民工技能发展体系。多轮驱动的农民工技能发展体系，是建立在终身教育思想基础上、覆盖所有人群的普通教育及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它的显著特点是以企业为主体、职业技术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普通院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紧密联系、农民工输入和输出地密切合作的农民工技能发展培训体系。要使该体系在农民工技能发展中发挥作用，一是国家要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工技能发展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特别是要建立通过企业来落实农民工技能培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刚性制度，矫正企业对农民工技能人才只使用不培养的现象;二是要统筹安排好农民工输出、输入地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计划，特别要重视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的新职业技能培训;三是要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输入和输出地共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对各类返乡人员和拟转移就业的农民工进行相应的和针对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最大限度盘活农民工技能人才存量和提高增量;四是要鼓励和支持部分农民工自费或资助参加一些以提升或发展新职业技能的培训班或者职业资格考试，加大对40岁以下青壮年农民工发展新技能的培训资助力度;五是国家要尽快解决好“农二代”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以激发他们对职业发展的天然渴望。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车士义、郭琳：《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11年第2期。
②张玉鹏：《后人口红利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趋势探析》，《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5期。
责编/刘芋艺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