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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李聪甫以他救死扶伤的动人事迹和丰硕的医学成果,被推选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以他为主撰写的《脾胃论注释》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成果奖。全国科技大会后,李聪甫倍受鼓舞,回首自己70余年坎坷历程,壮心不已,吟成了一首绝句:
豪情奔放集英才,北国风光送暖来。
揽月攻关重抖擞,年过七十壮心飞。
遵母命立志学医
1905年5月27日,李聪甫出生在湖北省黄梅县城一户贫民家庭。父亲是一位小手工业者,以帮工维持生活。母亲胡氏,粗识文字,会针黹,以刺绣所得补贴家用。她每日侍奉婆母,照顾丈夫,抚育孩子,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终因积劳成疾,于1915年去世。临终前,她一边气喘、咳嗽,一边抚摸着刚满10岁的李聪甫的头说:“我得的是痨病(即肺结核),很难治,就是有钱也没有办法治好。你将来学医吧,救治像我这样的病人。”
李聪甫自幼聪颖好学,但由于家贫只读了5年私塾、1年小学后就辍学了。1918年,13岁的李聪甫遵母命,只身来到江西省九江市“赵恒兴药店”当学徒。店主安排大量繁重杂活,如上下门板,打扫店堂,担水驮药,碾切泡制,无役不从,他却尽力担当,专心磨炼。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夜晚收工后允许阅读医药书籍。李聪甫白天在碾药槽上干活,深夜上门板后,便在铺台上看书。就这样持之以恒,3年便学完了《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医方集解》、《诊家正眼》、《素灵类纂》、《医宗必读》和《医门法律》等书,初步打下了中医理论基础。有急症病人入店,他亦能对症下药,为人开方捡药。
1922年,李聪甫结束了3年学徒1年帮工生活,回到黄梅随县城四代祖传名医石椿山学医。双方商定,帮工不领薪水,从师不缴学费。他第一年授读《伤寒论浅注》,参阅《伤寒来苏集》、《伤寒尚论篇》和《金匮心典》等,第二年随师侍诊,第三年即能独立应诊。
在他学徒期间,一位年过50的族房长辈患中风病,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前服小续命汤等祛风药,月余,病人两颧泛赤,舌降咽痛,滴水不入,喉中痰鸣,舌喑不语,目瞀神昏,全身麻木强直,二便秘涩。李聪甫仔细诊察,断为五志过极,肾阴亏损,心火暴甚,肝阳上亢之症。初仿喻嘉言论贝母瓜蒌散中“瘦人多实火虚风宜用甘寒”方,意以开咽闭、清热痰;继用六味地黄汤加黄芪、当归、双钩、秦艽、百合、胡麻、芍药等味加减,滋肾水以涵肝木,制肝阳以平心火。抉口灌药,缓缓渗入,使咽润便通,神志苏醒,经治两月余,肢体活动恢复,健康如常。这一病例传扬乡里,登门救治者日益增多。
李聪甫在黄梅渡师3年,广为涉猎医书,择其善本精研探理,熟读精思,尊师勤问,掌握了牢固的中医临床基本功,并养成严谨的医风。
边行医,边作革命工作
1925年,李聪甫在黄梅县城正式开业行医。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农民运动热火朝天。在共产党员周维邦等的领导下,黄梅县建立了党团组织,平民救国团、农民武装队等革命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李聪甫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军阀统治下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的惨状,同时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拯救中国而发出的呐喊,他写出“尘世几无干净土,传来天外一声钟”的诗句,并以医生身份作掩护,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冬,经同学李子芬介绍,李聪甫加入国民党,随后当选为国民党区分部常委。1926年秋,国民党黄梅县党部指示李聪甫组织商民协会,取代封建的旧商会,并当选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他在周维邦的支持下,发动店员、作坊老板、工商业主捐钱捐物,支援北伐;组织商会成员写标语,上街游行,声援北伐;协助平民团禁鸦片,捉赌徒,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
1926年冬,黄梅县人民自卫团成立,聘李聪甫为团医,兼宣传、联络工作。在中共党员发动下,人民自卫团举行秋收起义,占领县城。湖北军阀势力很强大,组织反动军警包围了县城。李聪甫利用出诊的机会,将起义军的密信、宣传品藏在他乘坐的轿子里,秘密带出去,又将起义军所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带回来。这是对起义军的重要支援,然而这又是一项冒生命危险的工作,如果被敌人发现是要杀头的。而李聪甫,凭着他的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梅县所有革命党团均被禁止活动,李聪甫从此脱离了与国民党的关系。
1930年,安徽军阀方振武反蒋败退到鄂皖边界,溃兵劫掠,城空如洗,黄梅不宁。为避战祸,李聪甫孑然一身转至九江开业应诊。一绸缎店经理梅贤林的同事因患噤口痢(中毒性痢疾),危重在急,九江良医请遍,无济于事,准备料理后事。经李聪甫试诊遣方,服用几副即有转机,此后医名渐振,成为九江著名的“梅花庵三杰”之一。
1933年,李聪甫因同情同乡码头工人遭工头欺压,发起组织黄梅旅浔同乡会,维护码头工人利益。同年10月,李聪甫被九江特务处逮捕,以“共嫌”押解到南昌,旋由九江市商会会长肖懋谦联络九江40家店主营救,具保获释。
李聪甫在九江中医界有一定的名气,但从不自傲,仍虚心求教。1934年,李聪甫治疗脑膜炎和盲肠炎疗效显著,自认为脑膜炎即痉病,盲肠炎即肠痈。为此,他曾写信求教于上海名医陆士谔。陆士谔充分肯定他的正确认识,复函说:“千里外惠书论学,虚怀若谷,不耻下问,钦佩之至。尊论脑膜炎即是痉病,盲肠炎即是肠痈,认症正确,足见手眼之明快。”对此,李聪甫曾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年过30,能得到前辈开诚的指点,深刻的启迪,至今难以忘怀。
日寇侵华漂泊三湘七泽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逼近江防要塞,九江危急,李聪甫携妻挈子逃难至湖南湘潭、新化、溆浦、沅陵、安化等地,颠沛流离,过着难民生活,家藏医书荡然无存。足迹所至,以医为业。对于患病的难民兄弟姐妹,李聪甫常常是免费看病,免费拿药,宅心淳谨,态度谦和。
1940年,避寇雪峰山下的安化梅城,李聪甫加入爱国诗人团体萸江诗社和南社,拜谒贺汇川、柳蜃庵、谢石麟等前辈门下学诗,诗筒往返,唱酬为乐。
1941年,李聪甫给萸江诗社社友曾次兰女士赠诗:
墨花泪汁自缤纷,肠断天风一夜声,
我作流人君苦节,相看同是不胜情。
曾次兰才思敏捷,即有《答聪甫见赠》:
秋风秋雨病难支,深锁幽闺断肠时,
自叹浮生真一梦,敢将忧怨写新词。
曾次兰出生封建礼教的家庭,她的父亲曾月川是新化维山大绅士。她中学毕业,爱好诗词,参加了萸江诗社,成了该诗社罕见的女社友。18岁时她嫁到陈家,因丈夫患肺结核不久去世,她被娘家接回来了。李聪甫对年轻守寡的曾次兰,因诗词往来,由怜悯同情而生爱意。曾次兰聪慧、贤淑,识大体,顾大局,对丈夫秉承母志,从事治病救人的医药工作十分理解,她拿出自己积存的一笔压箱钱,支持他发展中医药事业。1946年,李聪甫就用这笔资金在省城长沙营盘街王祠巷买了一栋宅院,开办李氏医寓,结束了8年流浪生活。
批判余岩谬论捍卫中医药事业
1947年,国民政府中有一小撮官僚由于愚昧无知和崇洋媚外,企图扼杀中医,提出“废医存药”的主张。李聪甫多次撰文,在《中央日报》上慷慨陈辞,力辟政府“废医存药”之谬,得到全国中医界的普遍支持。
1949年底,中华医药界一位叫余岩的顽固分子,借上海筹备召开计划委员会之机,抛出了“中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诬蔑中医“虚玄”,是“巫医”,“不科学”。其实,余岩早在1939年汪精卫当政的时候,就利用当时反动势力,勾结汉奸褚民谊等,提议废除中医中药。全国中医药界和社会上大多数爱护中医药的人们顶住压力,坚决反对,余岩自然没有得逞。10年后,坚持反动立场的余岩再次跳出来,以“向科学的径路前进”为幌子,诬蔑中医不科学,企图取消中医中药,废除中医中药。
李聪甫认真研读了余岩的“中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逐条逐款进行分析批判。在批判“医药分开论”和“巫医论”时,李聪甫说:“在药开始发现的时候,何以知道它是药?何以知道它能用来治病呢?药的存在,原有治病的质能,人的意识能够决定用它来治病,就是实践工作得来的成果,先有药的存在,才有医的产生,可以说找寻食物的人们发现了药,知道它有治病的功用,利用它来治病的,他就是医的祖先,也就是医的萌生时代。换言之,凡是发明了药能治病的人,他就名之曰“医”,所以医药是互相联系而发展的,假使有药无医,药即废物,有医无药,何以去病?怎能把它分化?这种分化方法是不合理的。再谈到巫医并称,那是周朝的风气,与医药本身,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因为当时巫教盛行,他们用祈祷治病的又是一套,是巫,不是医,不要‘鱼目混珠’来诬蔑中医,这一点也必须分辨清楚。然而,这些普通的常识,相信你未必不懂,为什么偏要歪曲事实呢?谁都知道你有消灭中医药的大志,过去做了一回卖力的工作,不料反加强中医药界的团结,现在又想来个医药分化的消灭计划,好像你学会了帝国主义那套‘侵略’本领,或许你在日本留过学吧。”
孙中山说:“中国医学,早著科学雏形”,又说“中国卫生医学,其初以为不合科学,其终可证以科学之理,无一不合科学者”。毛泽东也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李聪甫于1950年初撰写了15000余字的《对余岩‘中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的批判》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孙中山、毛泽东上述的两段话,强调了中医学的科学性,希望不要违反毛泽东关于“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号召,愿与西医交流合作,共同为人民服务。
为此,李聪甫还向中央卫生局提出了4条建议:一、举办全国性的中医专门学校,培育中医继起人才,用科学方法整理和改进中国固有医药文化。编订教材,其教材以合乎现代生理、解剖、病理、诊断、药物等学为原则。二、首都及各省、市、县创设中医院,院内设备完全仿西医院的办法。诊断方面,除用原有的望、闻、问、切四诊外,并利用器械检查,相辅而行,更为明确。治疗全用中药,才能发挥中药的效能,在中药未发明注射剂以前,病人需要注射时,可利用西药。三、全国各大学设有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的,应增设中医学术研究机构,使新进西医能够了解中国固有医学的价值。四、开办制药厂,凡经实验良方,加以化验,摄取精液,制成药片或液剂,不特便利中医之用,并且可代替西药之用,同时,逐步地将各药个别的化验,研究它实在的性质,以备配方之用,这样才能做到中西医学术交流,才能完成“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伟大任务。
施展才干培养中医人才
解放后,长沙市军管会委派李聪甫接管湖南国医馆(后改为湖南中医学院)。李聪甫坐堂行医,就诊者络绎不绝,声名远播。1950年12月,李聪甫当选为长沙市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后被选为主任委员。1952年5月,就任湖南省立中医院院长兼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从此结束了开业行医生涯,开始了大规模培育人才。
李聪甫受省卫生厅之托,举办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这是湖南省第一所中医中等专科学校。李聪甫既是校长,又是教师,还是勤杂工,从来不辞辛劳。他除了负责诸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的制订等教学工作外,还亲自讲授中医经典、基础理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即是当时的讲稿。为了讲好这一课程,他专门去湖南医学院系统旁听了《现代生理学原理》、《诊断学》等课程,翻阅了大量资料,认真备课。在教学中,李聪甫认真讲授,热情答疑,大大提高了学员的研读兴趣和知识素养。4年间,该校先后结业400余人,学员遍及省内外,且多已成为各地中医骨干和专家,其中郭振球、刘行知、彭泽兰、赵尚久、李育福等成为20世纪60年代湖南中医学院各科专业教学中坚。
1956年,李聪甫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中医规划。2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接见了李聪甫等参加制定科学远景规划的部分代表,并和李聪甫握手垂询。51岁的李聪甫心情激动,濡笔成诗:盛遇华檐丽阁中,怀仁堂上喜从龙,朱霞拥得朝阳出,万国争看喷薄红。
1966年,李聪甫出任省中医学院副院长。他经常鼓励青年医师,要在学术上做出成就,首先必须勤学好问。“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他传授学术经验的方法和形式多样:讨论病案,临证释疑,谈写病历,专题座谈,指导论文,修改稿件等,总是细心指点,诲人不倦。平时,他特别注意指导青年医师读书,并按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分别选定主要读本和参考读本。他经常把整理、编写、课题研究等交给青年医师去做,自己从中指导,以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此外,李聪甫对青年医师要求亦很严格:写病历不仅要求记录详细,而且字体要工整;写论文用引语,要反复核对,引用要恰当,融汇自然,有说服力。
李聪甫热爱中医药事业,不但自己辛勤耕耘了大半辈子,而且还从自己的5个子女中,挑选两个天分尚高的一儿一女研习中医。其中老二李肇夷于1961年由工学院毕业之后,再攻读湖南中医学院中医系。40年来,李肇夷不负父望,一直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其临床长于中医内科,兼通妇、儿科,尤擅治胃肠病、肾病、风湿病、心血管病等疑难杂症,已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医学专家,被誉为李聪甫的嫡传人。
1973年,李聪甫带领青年教师承担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药物的研究。
著书立说名列中国当代中医学家之林
1966年,李聪甫任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兼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接踵而至的“文革”,耽误了李聪甫医学攻关的宝贵时光。
“文革”中,李聪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群专”和“下放”干校劳动改造,前后达7年之久。漫长的7年时间,使得李聪甫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回顾和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他冒着有随时升级为“反革命分子”的危险,热情为群众治病,进行学术研究……夜深人静,他伴着孤灯,整理病例或写心得。在没有一本像样的参考书和资料的情况下,靠记忆和毅力写下了几万字的《李东垣脾胃论》初稿。
李东垣是金元时期的医学大师,他的《脾胃论》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长期以来,李聪甫紧密结合临床实践,潜心研究李东垣的《脾胃论》,提出了以形神学说为指导、脾胃学说为枢纽的整体论,并据此于1976年主撰了《<脾胃论>注释》,进一步阐发了李东垣理论,并有不少创新性的见解,引起同道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垂暮之年的他不避酷暑严寒,仍笔耕不辍。1979年他编著了《李聪甫医案》,1980年又汇辑《李聪甫医论》。这两本书是他近60年来对中医内、妇、儿科理论与临证以及医史、各家学说等方面的精辟阐发。
1982年,已经77岁高龄的李聪甫,更是分秒必争,把茶余饭后的时间和节假日都挤出来,用在了医疗、教学和科研上。不少亲友都劝他图点清闲,享点清福。李聪甫却说:“我老了,更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思将垂暮之年,作为报国之日,为使我热爱的和终生从事的中医事业不断发展,后继有人,后继有术,当鞠躬尽瘁,竭尽心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图。”
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愈切,他怀着一腔时不我待的心情,笔不停挥,奋斗不息。从1981年起的不到4年时间里,他写出了20余篇论文,在国内各专业杂志上发表。又与刘炳凡一起,三易其稿,完成了《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一书。这部45万字的皇皇巨著,于1983年11月出版。出版后立即引起中医界普遍注意,被誉为“旁征博引,弃偏见撷众长,理文并茂,宏大而精深”之佳作。
除此之外,李聪甫主编了《传统老年医学》,已被译成日文。他所编著的《金匮明理论》,连载于《湖南中医杂志》。他还协助审阅了《湖南老中医医案选》,担任了全国组稿的《中医名著精华》一书脏腑部分的编撰工作,审核了大量稿件,编写了研究生班的《金匮要略》讲稿15万字。
几十年来,李聪甫为中医事业的生存、巩固与发展竭心尽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中医界的广泛尊重,被公认为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写进了中国现代医学家丛书之一《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之中。
1984年11月13日,在长沙结束的《中藏经》整理研究课题论证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西、广东和湖南的30多名中医专家、教授和中医研究工作者一致通过了李聪甫提出的《中藏经》整理研究报告。他说:“人生岁月有限,而要做的事又太多了!我现已届八十,存日无多,报国之时有限,所以不揣冒昧,主动向卫生部和国家中医管理局承担了这项课题,并担任《中藏经校注本》主编。希望在有生之年为让祖国医学瑰宝多放光辉,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李聪甫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著述等身。他于1956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当选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常委,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第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第一届、二届、五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政协副主席,第二届、五届、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委,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会长、名誉会长、顾问组长。1988年6月,83岁高龄的李聪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少同志赞扬他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李聪甫年过八旬,满头银发,不扶拐杖,以“白发丹枫争夕照”的精神和毅力,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劳碌奔波,在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他即席吟有“誓为人民争贡献,不辞老骥走风雷”的诗句。这是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生动写照。
1990年4月14日,李聪甫病逝于长沙,享年85岁。
(压题照片为1984年李聪甫在书房)
豪情奔放集英才,北国风光送暖来。
揽月攻关重抖擞,年过七十壮心飞。
遵母命立志学医
1905年5月27日,李聪甫出生在湖北省黄梅县城一户贫民家庭。父亲是一位小手工业者,以帮工维持生活。母亲胡氏,粗识文字,会针黹,以刺绣所得补贴家用。她每日侍奉婆母,照顾丈夫,抚育孩子,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终因积劳成疾,于1915年去世。临终前,她一边气喘、咳嗽,一边抚摸着刚满10岁的李聪甫的头说:“我得的是痨病(即肺结核),很难治,就是有钱也没有办法治好。你将来学医吧,救治像我这样的病人。”
李聪甫自幼聪颖好学,但由于家贫只读了5年私塾、1年小学后就辍学了。1918年,13岁的李聪甫遵母命,只身来到江西省九江市“赵恒兴药店”当学徒。店主安排大量繁重杂活,如上下门板,打扫店堂,担水驮药,碾切泡制,无役不从,他却尽力担当,专心磨炼。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夜晚收工后允许阅读医药书籍。李聪甫白天在碾药槽上干活,深夜上门板后,便在铺台上看书。就这样持之以恒,3年便学完了《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医方集解》、《诊家正眼》、《素灵类纂》、《医宗必读》和《医门法律》等书,初步打下了中医理论基础。有急症病人入店,他亦能对症下药,为人开方捡药。
1922年,李聪甫结束了3年学徒1年帮工生活,回到黄梅随县城四代祖传名医石椿山学医。双方商定,帮工不领薪水,从师不缴学费。他第一年授读《伤寒论浅注》,参阅《伤寒来苏集》、《伤寒尚论篇》和《金匮心典》等,第二年随师侍诊,第三年即能独立应诊。
在他学徒期间,一位年过50的族房长辈患中风病,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前服小续命汤等祛风药,月余,病人两颧泛赤,舌降咽痛,滴水不入,喉中痰鸣,舌喑不语,目瞀神昏,全身麻木强直,二便秘涩。李聪甫仔细诊察,断为五志过极,肾阴亏损,心火暴甚,肝阳上亢之症。初仿喻嘉言论贝母瓜蒌散中“瘦人多实火虚风宜用甘寒”方,意以开咽闭、清热痰;继用六味地黄汤加黄芪、当归、双钩、秦艽、百合、胡麻、芍药等味加减,滋肾水以涵肝木,制肝阳以平心火。抉口灌药,缓缓渗入,使咽润便通,神志苏醒,经治两月余,肢体活动恢复,健康如常。这一病例传扬乡里,登门救治者日益增多。
李聪甫在黄梅渡师3年,广为涉猎医书,择其善本精研探理,熟读精思,尊师勤问,掌握了牢固的中医临床基本功,并养成严谨的医风。
边行医,边作革命工作
1925年,李聪甫在黄梅县城正式开业行医。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农民运动热火朝天。在共产党员周维邦等的领导下,黄梅县建立了党团组织,平民救国团、农民武装队等革命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李聪甫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军阀统治下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的惨状,同时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拯救中国而发出的呐喊,他写出“尘世几无干净土,传来天外一声钟”的诗句,并以医生身份作掩护,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冬,经同学李子芬介绍,李聪甫加入国民党,随后当选为国民党区分部常委。1926年秋,国民党黄梅县党部指示李聪甫组织商民协会,取代封建的旧商会,并当选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他在周维邦的支持下,发动店员、作坊老板、工商业主捐钱捐物,支援北伐;组织商会成员写标语,上街游行,声援北伐;协助平民团禁鸦片,捉赌徒,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
1926年冬,黄梅县人民自卫团成立,聘李聪甫为团医,兼宣传、联络工作。在中共党员发动下,人民自卫团举行秋收起义,占领县城。湖北军阀势力很强大,组织反动军警包围了县城。李聪甫利用出诊的机会,将起义军的密信、宣传品藏在他乘坐的轿子里,秘密带出去,又将起义军所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带回来。这是对起义军的重要支援,然而这又是一项冒生命危险的工作,如果被敌人发现是要杀头的。而李聪甫,凭着他的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梅县所有革命党团均被禁止活动,李聪甫从此脱离了与国民党的关系。
1930年,安徽军阀方振武反蒋败退到鄂皖边界,溃兵劫掠,城空如洗,黄梅不宁。为避战祸,李聪甫孑然一身转至九江开业应诊。一绸缎店经理梅贤林的同事因患噤口痢(中毒性痢疾),危重在急,九江良医请遍,无济于事,准备料理后事。经李聪甫试诊遣方,服用几副即有转机,此后医名渐振,成为九江著名的“梅花庵三杰”之一。
1933年,李聪甫因同情同乡码头工人遭工头欺压,发起组织黄梅旅浔同乡会,维护码头工人利益。同年10月,李聪甫被九江特务处逮捕,以“共嫌”押解到南昌,旋由九江市商会会长肖懋谦联络九江40家店主营救,具保获释。
李聪甫在九江中医界有一定的名气,但从不自傲,仍虚心求教。1934年,李聪甫治疗脑膜炎和盲肠炎疗效显著,自认为脑膜炎即痉病,盲肠炎即肠痈。为此,他曾写信求教于上海名医陆士谔。陆士谔充分肯定他的正确认识,复函说:“千里外惠书论学,虚怀若谷,不耻下问,钦佩之至。尊论脑膜炎即是痉病,盲肠炎即是肠痈,认症正确,足见手眼之明快。”对此,李聪甫曾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年过30,能得到前辈开诚的指点,深刻的启迪,至今难以忘怀。
日寇侵华漂泊三湘七泽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逼近江防要塞,九江危急,李聪甫携妻挈子逃难至湖南湘潭、新化、溆浦、沅陵、安化等地,颠沛流离,过着难民生活,家藏医书荡然无存。足迹所至,以医为业。对于患病的难民兄弟姐妹,李聪甫常常是免费看病,免费拿药,宅心淳谨,态度谦和。
1940年,避寇雪峰山下的安化梅城,李聪甫加入爱国诗人团体萸江诗社和南社,拜谒贺汇川、柳蜃庵、谢石麟等前辈门下学诗,诗筒往返,唱酬为乐。
1941年,李聪甫给萸江诗社社友曾次兰女士赠诗:
墨花泪汁自缤纷,肠断天风一夜声,
我作流人君苦节,相看同是不胜情。
曾次兰才思敏捷,即有《答聪甫见赠》:
秋风秋雨病难支,深锁幽闺断肠时,
自叹浮生真一梦,敢将忧怨写新词。
曾次兰出生封建礼教的家庭,她的父亲曾月川是新化维山大绅士。她中学毕业,爱好诗词,参加了萸江诗社,成了该诗社罕见的女社友。18岁时她嫁到陈家,因丈夫患肺结核不久去世,她被娘家接回来了。李聪甫对年轻守寡的曾次兰,因诗词往来,由怜悯同情而生爱意。曾次兰聪慧、贤淑,识大体,顾大局,对丈夫秉承母志,从事治病救人的医药工作十分理解,她拿出自己积存的一笔压箱钱,支持他发展中医药事业。1946年,李聪甫就用这笔资金在省城长沙营盘街王祠巷买了一栋宅院,开办李氏医寓,结束了8年流浪生活。
批判余岩谬论捍卫中医药事业
1947年,国民政府中有一小撮官僚由于愚昧无知和崇洋媚外,企图扼杀中医,提出“废医存药”的主张。李聪甫多次撰文,在《中央日报》上慷慨陈辞,力辟政府“废医存药”之谬,得到全国中医界的普遍支持。
1949年底,中华医药界一位叫余岩的顽固分子,借上海筹备召开计划委员会之机,抛出了“中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诬蔑中医“虚玄”,是“巫医”,“不科学”。其实,余岩早在1939年汪精卫当政的时候,就利用当时反动势力,勾结汉奸褚民谊等,提议废除中医中药。全国中医药界和社会上大多数爱护中医药的人们顶住压力,坚决反对,余岩自然没有得逞。10年后,坚持反动立场的余岩再次跳出来,以“向科学的径路前进”为幌子,诬蔑中医不科学,企图取消中医中药,废除中医中药。
李聪甫认真研读了余岩的“中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逐条逐款进行分析批判。在批判“医药分开论”和“巫医论”时,李聪甫说:“在药开始发现的时候,何以知道它是药?何以知道它能用来治病呢?药的存在,原有治病的质能,人的意识能够决定用它来治病,就是实践工作得来的成果,先有药的存在,才有医的产生,可以说找寻食物的人们发现了药,知道它有治病的功用,利用它来治病的,他就是医的祖先,也就是医的萌生时代。换言之,凡是发明了药能治病的人,他就名之曰“医”,所以医药是互相联系而发展的,假使有药无医,药即废物,有医无药,何以去病?怎能把它分化?这种分化方法是不合理的。再谈到巫医并称,那是周朝的风气,与医药本身,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因为当时巫教盛行,他们用祈祷治病的又是一套,是巫,不是医,不要‘鱼目混珠’来诬蔑中医,这一点也必须分辨清楚。然而,这些普通的常识,相信你未必不懂,为什么偏要歪曲事实呢?谁都知道你有消灭中医药的大志,过去做了一回卖力的工作,不料反加强中医药界的团结,现在又想来个医药分化的消灭计划,好像你学会了帝国主义那套‘侵略’本领,或许你在日本留过学吧。”
孙中山说:“中国医学,早著科学雏形”,又说“中国卫生医学,其初以为不合科学,其终可证以科学之理,无一不合科学者”。毛泽东也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李聪甫于1950年初撰写了15000余字的《对余岩‘中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的批判》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孙中山、毛泽东上述的两段话,强调了中医学的科学性,希望不要违反毛泽东关于“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号召,愿与西医交流合作,共同为人民服务。
为此,李聪甫还向中央卫生局提出了4条建议:一、举办全国性的中医专门学校,培育中医继起人才,用科学方法整理和改进中国固有医药文化。编订教材,其教材以合乎现代生理、解剖、病理、诊断、药物等学为原则。二、首都及各省、市、县创设中医院,院内设备完全仿西医院的办法。诊断方面,除用原有的望、闻、问、切四诊外,并利用器械检查,相辅而行,更为明确。治疗全用中药,才能发挥中药的效能,在中药未发明注射剂以前,病人需要注射时,可利用西药。三、全国各大学设有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的,应增设中医学术研究机构,使新进西医能够了解中国固有医学的价值。四、开办制药厂,凡经实验良方,加以化验,摄取精液,制成药片或液剂,不特便利中医之用,并且可代替西药之用,同时,逐步地将各药个别的化验,研究它实在的性质,以备配方之用,这样才能做到中西医学术交流,才能完成“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伟大任务。
施展才干培养中医人才
解放后,长沙市军管会委派李聪甫接管湖南国医馆(后改为湖南中医学院)。李聪甫坐堂行医,就诊者络绎不绝,声名远播。1950年12月,李聪甫当选为长沙市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后被选为主任委员。1952年5月,就任湖南省立中医院院长兼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从此结束了开业行医生涯,开始了大规模培育人才。
李聪甫受省卫生厅之托,举办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这是湖南省第一所中医中等专科学校。李聪甫既是校长,又是教师,还是勤杂工,从来不辞辛劳。他除了负责诸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的制订等教学工作外,还亲自讲授中医经典、基础理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即是当时的讲稿。为了讲好这一课程,他专门去湖南医学院系统旁听了《现代生理学原理》、《诊断学》等课程,翻阅了大量资料,认真备课。在教学中,李聪甫认真讲授,热情答疑,大大提高了学员的研读兴趣和知识素养。4年间,该校先后结业400余人,学员遍及省内外,且多已成为各地中医骨干和专家,其中郭振球、刘行知、彭泽兰、赵尚久、李育福等成为20世纪60年代湖南中医学院各科专业教学中坚。
1956年,李聪甫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中医规划。2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接见了李聪甫等参加制定科学远景规划的部分代表,并和李聪甫握手垂询。51岁的李聪甫心情激动,濡笔成诗:盛遇华檐丽阁中,怀仁堂上喜从龙,朱霞拥得朝阳出,万国争看喷薄红。
1966年,李聪甫出任省中医学院副院长。他经常鼓励青年医师,要在学术上做出成就,首先必须勤学好问。“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他传授学术经验的方法和形式多样:讨论病案,临证释疑,谈写病历,专题座谈,指导论文,修改稿件等,总是细心指点,诲人不倦。平时,他特别注意指导青年医师读书,并按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分别选定主要读本和参考读本。他经常把整理、编写、课题研究等交给青年医师去做,自己从中指导,以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此外,李聪甫对青年医师要求亦很严格:写病历不仅要求记录详细,而且字体要工整;写论文用引语,要反复核对,引用要恰当,融汇自然,有说服力。
李聪甫热爱中医药事业,不但自己辛勤耕耘了大半辈子,而且还从自己的5个子女中,挑选两个天分尚高的一儿一女研习中医。其中老二李肇夷于1961年由工学院毕业之后,再攻读湖南中医学院中医系。40年来,李肇夷不负父望,一直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其临床长于中医内科,兼通妇、儿科,尤擅治胃肠病、肾病、风湿病、心血管病等疑难杂症,已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医学专家,被誉为李聪甫的嫡传人。
1973年,李聪甫带领青年教师承担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药物的研究。
著书立说名列中国当代中医学家之林
1966年,李聪甫任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兼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接踵而至的“文革”,耽误了李聪甫医学攻关的宝贵时光。
“文革”中,李聪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群专”和“下放”干校劳动改造,前后达7年之久。漫长的7年时间,使得李聪甫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回顾和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他冒着有随时升级为“反革命分子”的危险,热情为群众治病,进行学术研究……夜深人静,他伴着孤灯,整理病例或写心得。在没有一本像样的参考书和资料的情况下,靠记忆和毅力写下了几万字的《李东垣脾胃论》初稿。
李东垣是金元时期的医学大师,他的《脾胃论》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长期以来,李聪甫紧密结合临床实践,潜心研究李东垣的《脾胃论》,提出了以形神学说为指导、脾胃学说为枢纽的整体论,并据此于1976年主撰了《<脾胃论>注释》,进一步阐发了李东垣理论,并有不少创新性的见解,引起同道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垂暮之年的他不避酷暑严寒,仍笔耕不辍。1979年他编著了《李聪甫医案》,1980年又汇辑《李聪甫医论》。这两本书是他近60年来对中医内、妇、儿科理论与临证以及医史、各家学说等方面的精辟阐发。
1982年,已经77岁高龄的李聪甫,更是分秒必争,把茶余饭后的时间和节假日都挤出来,用在了医疗、教学和科研上。不少亲友都劝他图点清闲,享点清福。李聪甫却说:“我老了,更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思将垂暮之年,作为报国之日,为使我热爱的和终生从事的中医事业不断发展,后继有人,后继有术,当鞠躬尽瘁,竭尽心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图。”
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愈切,他怀着一腔时不我待的心情,笔不停挥,奋斗不息。从1981年起的不到4年时间里,他写出了20余篇论文,在国内各专业杂志上发表。又与刘炳凡一起,三易其稿,完成了《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一书。这部45万字的皇皇巨著,于1983年11月出版。出版后立即引起中医界普遍注意,被誉为“旁征博引,弃偏见撷众长,理文并茂,宏大而精深”之佳作。
除此之外,李聪甫主编了《传统老年医学》,已被译成日文。他所编著的《金匮明理论》,连载于《湖南中医杂志》。他还协助审阅了《湖南老中医医案选》,担任了全国组稿的《中医名著精华》一书脏腑部分的编撰工作,审核了大量稿件,编写了研究生班的《金匮要略》讲稿15万字。
几十年来,李聪甫为中医事业的生存、巩固与发展竭心尽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中医界的广泛尊重,被公认为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写进了中国现代医学家丛书之一《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之中。
1984年11月13日,在长沙结束的《中藏经》整理研究课题论证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西、广东和湖南的30多名中医专家、教授和中医研究工作者一致通过了李聪甫提出的《中藏经》整理研究报告。他说:“人生岁月有限,而要做的事又太多了!我现已届八十,存日无多,报国之时有限,所以不揣冒昧,主动向卫生部和国家中医管理局承担了这项课题,并担任《中藏经校注本》主编。希望在有生之年为让祖国医学瑰宝多放光辉,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李聪甫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著述等身。他于1956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当选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常委,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第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第一届、二届、五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政协副主席,第二届、五届、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委,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会长、名誉会长、顾问组长。1988年6月,83岁高龄的李聪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少同志赞扬他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李聪甫年过八旬,满头银发,不扶拐杖,以“白发丹枫争夕照”的精神和毅力,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劳碌奔波,在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他即席吟有“誓为人民争贡献,不辞老骥走风雷”的诗句。这是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生动写照。
1990年4月14日,李聪甫病逝于长沙,享年85岁。
(压题照片为1984年李聪甫在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