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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最出色的圣贤大儒中,幼年丧父者很多。比如,孔子三岁丧父,孟子两岁丧父,欧阳修四岁丧父,范仲淹则是三岁丧父。这四个人中,孔子是儒家圣人,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欧阳修、范仲淹也都是千古少有的儒家贤人。他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除范仲淹母亲改嫁外,其他人都是由寡母艰难带大。而岳飞、张载等儒家典范人物虽然不是幼年丧父,但也是在少年时丧父。
也许只是巧合。
也许未必是巧合。
众所周知,影响文化形成的元素是多方面的。比如,江南地区气候温和,江南人也往往性情柔和,文化则偏于旖旎奢靡;而北方苦寒,北人往往性情粗悍,文化偏于豪放不羁。为文化奠基的巨人的个人因素对这个文化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而且此影响比气候地理的影响更为直接,他们的思想是这个文化的中心。因此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不能不去理解老庄、孔孟等人的个人成长背景。
一个人幼年的家庭环境,对他们的性格、思想乃至所塑造的文化肯定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么,三岁丧父会对幼小的孔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孔子建立的儒家思想又有什么影响呢?
幻想与现实
父亲早丧,对孔子的最大的影响是:他希望有一个父亲。渴望有父亲而又没有,则常见的一个心理反应是:幻想一个父亲。孔子就是这样。
幻想的父亲和实际的父亲最大的区别是:幻想的父亲可以达到完美无缺,而现实的父亲总会有他的缺点。
孔子幻想中的父亲,是很完美的。当然,孔子现实中的父亲,鲁国人叔梁纥也很出色,据说力气极大。在某次战斗中,敌人打开城门,引诱叔梁纥所在的队伍冲入瓮城,然后把沉重的城门从上面往下放,试图杀死先冲入瓮城的十几个勇士。在这危急时刻,叔梁纥奋力托起沉重的城门,使己方安全撤退。这次战斗使叔梁纥威名大震,成了鲁国最有名的勇士。
可以想象,幼年的孔丘询问母亲颜征,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当时年纪不过二十出头的母亲,说起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会是什么口气,而孔丘对父亲的想象又会多么的美好。
但现实中的父亲不论多么好,都会有不好的地方。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弱点总会暴露,会和妻子有矛盾,会和儿子有冲突。而孔子的父亲没有这样的弱点,因为他早早去世了,没有机会暴露自己的缺点——这也使儿子没有机会了解一个现实的人的父亲,没有机会学习和一个有缺点的父亲交往——在孔子的心目中,这个父亲几乎可以是神。
君王何故尊儒家
幻想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父亲,对孔子的思想有不小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一个高度重视“孝”的思想体系。孝是儒家最重要的私德,甚至是公德。因为儒家相信,只有在家中对父母孝的人,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好人。
不幸的是,儒家对君王也产生了这样的幻想,他们希望而且相信国王是一个“圣王” ,会像一个慈祥的父亲爱孩子一样爱自己的臣民。孔子以为,一个在家庭中孝敬父母的人,可以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国王,而国王则关心着自己国家中所有的“孩子”。这样一个国 “家”,就成为了像温馨家庭一样的父慈子孝的理想国。
这对儒家思想来说,有利也有弊。
其利,是儒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美好的理想,一个像家庭一样亲密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中文中才有“国家”一词,而不是希腊人的“城邦”。受这个理想感召,历代儒家不懈地努力,也的确为中国文化中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家庭思想,让中国人远比其他人得到了天伦之乐的享受。
其弊,就是缺乏对为君父者有效的制约机制。幼年的孔丘没有看到父亲的缺点,对父亲可能有的消极方面没有切身感受;青春期的孔丘也没有和多数男孩子一样,经历过反叛父亲并且和父亲冲突的过程;成年后的孔子也没有终于在心理上和父亲和解。所有正常心理发展过程中的父子关系,他都没有经历过,因此也没有设计出一个更现实的而非理想化的父子交往模式。这样,他的政治设计中也相对缺少现实地处理君臣冲突并制约君主权力的机制。
正是儒家思想的这个弱点,使之适应了专制统治者的胃口。于是专制帝王变本加厉地改造儒家思想,使之更极端地增加了“君父”的权力,从而强化了中国文化中民众对专制的顺从。
种种弊端一开始或许不明显,积久则愈演愈烈,最后居然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把臣子完全变成了君父的奴隶。这就和孔子设想中的“父慈子孝 ”的美好情景南辕北辙了。终于在五四时期中国人不堪忍受,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果孔子死而有知,当然要大叫冤枉,因为按照孔子纯净的儒家思想,如果父亲不讲理甚至残暴得要害死儿子时,儿子并不应该引颈就案,而是应该掉头就跑。儒家理想人物舜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舜的父亲再婚后,受到后妻的挑拨,对舜看不上眼,曾经试图杀死舜,舜也并没有“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没有慷慨受死。
当然,儒家思想在中国堕落并被专制统治者利用,孔子也多少有一些责任,毕竟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和他的政治设计中,对“君父”过于理想化,期待过多而防范太少,结果常常使我们被“恶父”所害。
写完这篇文章后,忽有一天,读林语堂的文章,林语堂说,“孔子为什么注重孝道……吴经雄博士曾提出过……其原因是因为孔子出生时没有父亲”。不禁掩卷长叹,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也许只是巧合。
也许未必是巧合。
众所周知,影响文化形成的元素是多方面的。比如,江南地区气候温和,江南人也往往性情柔和,文化则偏于旖旎奢靡;而北方苦寒,北人往往性情粗悍,文化偏于豪放不羁。为文化奠基的巨人的个人因素对这个文化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而且此影响比气候地理的影响更为直接,他们的思想是这个文化的中心。因此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不能不去理解老庄、孔孟等人的个人成长背景。
一个人幼年的家庭环境,对他们的性格、思想乃至所塑造的文化肯定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么,三岁丧父会对幼小的孔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孔子建立的儒家思想又有什么影响呢?
幻想与现实
父亲早丧,对孔子的最大的影响是:他希望有一个父亲。渴望有父亲而又没有,则常见的一个心理反应是:幻想一个父亲。孔子就是这样。
幻想的父亲和实际的父亲最大的区别是:幻想的父亲可以达到完美无缺,而现实的父亲总会有他的缺点。
孔子幻想中的父亲,是很完美的。当然,孔子现实中的父亲,鲁国人叔梁纥也很出色,据说力气极大。在某次战斗中,敌人打开城门,引诱叔梁纥所在的队伍冲入瓮城,然后把沉重的城门从上面往下放,试图杀死先冲入瓮城的十几个勇士。在这危急时刻,叔梁纥奋力托起沉重的城门,使己方安全撤退。这次战斗使叔梁纥威名大震,成了鲁国最有名的勇士。
可以想象,幼年的孔丘询问母亲颜征,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当时年纪不过二十出头的母亲,说起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会是什么口气,而孔丘对父亲的想象又会多么的美好。
但现实中的父亲不论多么好,都会有不好的地方。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弱点总会暴露,会和妻子有矛盾,会和儿子有冲突。而孔子的父亲没有这样的弱点,因为他早早去世了,没有机会暴露自己的缺点——这也使儿子没有机会了解一个现实的人的父亲,没有机会学习和一个有缺点的父亲交往——在孔子的心目中,这个父亲几乎可以是神。
君王何故尊儒家
幻想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父亲,对孔子的思想有不小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一个高度重视“孝”的思想体系。孝是儒家最重要的私德,甚至是公德。因为儒家相信,只有在家中对父母孝的人,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好人。
不幸的是,儒家对君王也产生了这样的幻想,他们希望而且相信国王是一个“圣王” ,会像一个慈祥的父亲爱孩子一样爱自己的臣民。孔子以为,一个在家庭中孝敬父母的人,可以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国王,而国王则关心着自己国家中所有的“孩子”。这样一个国 “家”,就成为了像温馨家庭一样的父慈子孝的理想国。
这对儒家思想来说,有利也有弊。
其利,是儒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美好的理想,一个像家庭一样亲密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中文中才有“国家”一词,而不是希腊人的“城邦”。受这个理想感召,历代儒家不懈地努力,也的确为中国文化中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家庭思想,让中国人远比其他人得到了天伦之乐的享受。
其弊,就是缺乏对为君父者有效的制约机制。幼年的孔丘没有看到父亲的缺点,对父亲可能有的消极方面没有切身感受;青春期的孔丘也没有和多数男孩子一样,经历过反叛父亲并且和父亲冲突的过程;成年后的孔子也没有终于在心理上和父亲和解。所有正常心理发展过程中的父子关系,他都没有经历过,因此也没有设计出一个更现实的而非理想化的父子交往模式。这样,他的政治设计中也相对缺少现实地处理君臣冲突并制约君主权力的机制。
正是儒家思想的这个弱点,使之适应了专制统治者的胃口。于是专制帝王变本加厉地改造儒家思想,使之更极端地增加了“君父”的权力,从而强化了中国文化中民众对专制的顺从。
种种弊端一开始或许不明显,积久则愈演愈烈,最后居然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把臣子完全变成了君父的奴隶。这就和孔子设想中的“父慈子孝 ”的美好情景南辕北辙了。终于在五四时期中国人不堪忍受,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果孔子死而有知,当然要大叫冤枉,因为按照孔子纯净的儒家思想,如果父亲不讲理甚至残暴得要害死儿子时,儿子并不应该引颈就案,而是应该掉头就跑。儒家理想人物舜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舜的父亲再婚后,受到后妻的挑拨,对舜看不上眼,曾经试图杀死舜,舜也并没有“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没有慷慨受死。
当然,儒家思想在中国堕落并被专制统治者利用,孔子也多少有一些责任,毕竟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和他的政治设计中,对“君父”过于理想化,期待过多而防范太少,结果常常使我们被“恶父”所害。
写完这篇文章后,忽有一天,读林语堂的文章,林语堂说,“孔子为什么注重孝道……吴经雄博士曾提出过……其原因是因为孔子出生时没有父亲”。不禁掩卷长叹,天下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