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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和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提高劳动工资收入的措施正在逐步出台。继宁夏、吉林等11个省份相继调高最低工资标准10%以上之后,7月1日,河南、陕西、安徽等10个省份亦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以上,海南省最高,增幅高达31.7%。
6月3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媒体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有望年内出台,中国已经基本具备学习日本当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的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翻一番的“倍增”安排。
然而,全国性最低工资的大幅上涨和“工资收入倍增”的美好愿景,必然带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中国经济能否承担如此重负,顺利完成经济转型?政府、企业到底谁来为如此巨额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埋单?最终是否会演变为“公务员工资倍增”、“垄断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倍增”,而且带来“物价倍增”、“失业倍增”的恶果?
本期《中国财富》邀请了来自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相关人士对以上话题进行探讨。
营企业能埋单吗
《中国财富》:我国的经济状况目前是否具备大幅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的能力?如果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即年均工资提高10%～15%的水平,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承受?
陈俊:近几年,民营企业经营已经出现了十分艰难的情况,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民营企业正面临生存的困境。此时提出“职工工资倍增”,无疑是给民营企业雪上加霜,结果不但职工收入难以提高,就连企业都无法生存。实施“工资倍增计划”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陈呈富:就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论,民营企业职工收入的高低与什么国家工资标准基本没什么关系。民营企业实施的是计件工资,而企业销售一个产品的利润就那么一点,所以,职工每生产一件产品的收入就难以提高。如果希望职工工资增长,就要延长职工的工作时间。
现在实业是最不好干的。如果产品不涨价,还要倍增职工工资,企业就干不下去了。民营企业的老板是从市场需求、利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现在,实业的利润正在降低,职工工资又要大幅上涨,那么,老板们索性关门大吉了。把做实业的土地卖掉,反而能赚更多的钱。
以义乌市为例,原来是每亩10万元的工业用地,现在已经涨到每亩50万元了,企业一转手每亩就能赚到40万元。倒卖土地如此挣钱,我们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经营实业呢?现在许多浙江做实业的老板已经转行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中国财富》:按照企业界人士的说法,民营企业目前经营情况不是很好,难以承受“工资倍增”的压力。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民营企业必须承受的转型之痛呢?
仲大军: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长职工工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难以承受。我认为至少有60%～70%的企业还是拥有提高工资的空间的,难以承受涨薪压力的只有20%左右的企业,尤其是微利企业。对于企业是否真的难以承受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必须做具体的分析判断。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20%的企业不能承受工资增长,就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不提高职工工资。
市场会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进行自我调节。生产某些微利产品的企业不能承受工资上涨压力,完全可以选择关门大吉。如果市场对这个产品有需求,产品价格自然会上涨,重新产生利润空间。如此一来,就会有企业重新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市场没有产生新的需求,那么,说明市场本身就不需要这样的企业,这种企业就应该倒闭。
陈呈富:“工资倍增”、“产业转型”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一个上千人、上万人的工厂,实施“工资倍增”、“产业升级”需要多少钱?企业这些年积累的资金恐怕都难以承受。银行又不会为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太多的贷款。企业还没有完成转型之前,订单和资金就已经没有了,最后只有关门大吉。这是最实际的情况。
以义乌某全国知名品牌为例,现在经营已经陷入了困境。老板们本来合计想关掉工厂,但当地政府怕影响政绩,就是不答应。最后政府拿出100多亩土地来补贴这家企业。看上去企业还在经营实体,实际上,能够维持企业运行的却是房地产。结果,中央领导一来视察,看到的全是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常运营的工厂,什么问题都发现不了。实际上,中央哪里知道这家企业已经濒临倒闭了。
陈俊:现在的实业利润率比较低,传统的机电、服装的利润率尤其低,大部分传统行业的中小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不到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施劳动工资的倍增?金融危机一来,大量中小企业倒闭,老板都活不下去了,还怎么给职工涨工资?工资倍增的结果只能导致失业的倍增。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实现产业转型的华丽转身的。
林江:我们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来看,目前提出工资增长10%～15%是能够支持的,哪怕是不去考虑劳动对于生产率的贡献问题,这种幅度的工资上涨也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工资增长是否合理。现在有些人只是抽象地把劳动要素的回报抽出来,而没有计算一些别的要素的贡献。所以,当和企业家们谈论涨工资的时候,企业家会觉得很不服气。
“工资倍增计划”不能把对于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解决方案建立在对于企业的不公之上。
谁多分了蛋糕
《中国财富》:通过专家们的讨论,我们发现所谓的“工资倍增”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能否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那么,是谁动了本应属于劳动者的那块蛋糕呢?
仲大军:五年实现劳动收入倍增,应该不是问题,但这确实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的问题在于各个经济部门之间极不平衡的收入差距——不光是工资问题,社会福利、医疗、养老等福利,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相差多少?城市和农村的福利分配相差多少?我们应当强调在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调整。
陈呈富:以义乌市为例,目前对于一些大的企业老板来说年薪至少要60万～80万元,而普通一线员工的月薪只有大约2000元,这就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分配不公平。另一方面,公务员系统里,现在乡镇书记也有十来万元的年薪,再加上无法计算的灰色收入和十分可观的福利待遇,这又构成了另一个巨大的分配不公。
林江:我们国家一度是资本极其缺乏的国家,因此我们一度过于看重资本的作用,大量引进外资,对资本家特别“厚爱”。直至目前,这种“偏爱”资本的观念还是难以改变,尤其是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更是如此,从而人为抬高了资本相对于劳动对生产率的贡献。
再加之,目前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较大一部分是由于资本的聚集、技术的提高带来的。虽然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是远远落后于资本投入所占的比例。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理论,我们企业家通常认为,由资本的投入和机械设备的投入所带来的企业利润应该归资本所有,所以出现了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相差过于悬殊的问题。
但是,由于垄断导致的畸形的虚假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比资本投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更加严重。
国企改革之后,虽然国企的绝对数量已经减少到接近300家,但是国企的经济总量仍然占据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国有垄断企业不仅凭借着行政垄断地位,正在不断吸纳着社会财富,而且通过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严重削弱了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造成了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工资的畸高。这种同为企业职工层面的工资收入的巨大差距,成为了更大的分配不公。
仲大军:我们的公务员的收入要高于企业的收入,国有企业的收入要高于民营企业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差距已经明显过大。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收入差距,是因为我们税收没有把效益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盈利收上来。即使收上来之后,也是被政府拿走,更多地用于政府开支和投资,而很少用于增加社会福利、补偿社会保障的不足。
目前,单就我们的公务员和依靠财政支出人员的数量已经达到4000多万,政府支出已经占到了GDP的30%,每年十几万亿元的社会财富都花到了公务员的身上。现在公务员还在实施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制度,他们的利益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利益。
陈俊:历次涉及收入分配体制的调整中,利益的天平总是向公务员、向资本倾斜。而在向资本倾斜的时候,天平肯定会更偏向国有资本一方。当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已经低到一定程度后,最后政府还是要对民间资本“开刀”,通过增加税收和垄断市场的方式,以满足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国有企业收益的增长,提高公务员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现在,公务员的队伍如此庞大,大量的税收被他们消耗干净了,仅仅是公务员的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费用,一年就不知道能给多少普通职工实现“工资倍增”。
谁来为“工资倍增”埋单
《中国财富》: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在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状况下,实现“工资倍增”,实现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有效调整呢?
仲大军:与其单纯地涨工资,不如加大福利保证。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之后,必定会挤垮一批企业,肯定会挤出一部分劳动力来。一部分人失业后,必须有失业保险、贫困救济等来保障这些人的生存。政府财政还必须要拿出钱来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
所以,最好能够把效益好的企业的盈利收上来以后,通过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形式反馈给那些微利企业的职工。这才是一种有效提高职工收入的方法。如果不能避免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过大的问题,那么,职工能享受到一个相同的、较好的福利保证,也算提高职工收入、平衡社会收入差距的一种形式。
陈俊:政府应该减少自己的收益,将这些收益返还给企业,用来增长职工收入。例如,从目前33%的企业经营税中,降低3个百分点,用这些资金建立专用账户,实施专款专用,用于改善职工的待遇。这样,政府不会损失较大利益,企业负担还能相应减少,职工利益又能得到提高。
林江:要以牺牲国家的税收为代价,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我估计中央政府不一定会答应。政府已经花钱花惯了,减税的可能性不大。
仲大军:目前的确没有看到政府有主动让利的举措,反而采取的是一种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实施“工资倍增”,促使企业升级、转型的倒逼机制。
政府通过抬高基础产业部门、服务部门职工的收入,一方面淘汰一部分效益低下的产业和落后的产能;另一方面带动基本的财富消费,而不是奢侈品的财富消费,从而引导一部分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社会资金重新进入到实体商品的生产之中。
林江:通过倒逼的方法,表面上看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实际上不是太可取。如果我们淘汰了那些所谓的低端的、落后的产能,我们的普遍供给就会大幅减少。在垄断尚未被打破,又淘汰了落后产能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产品供给就会出现问题。因为,淘汰落后产能与增加劳动收入之间是有一个时间差的。这个时间差最终将导致收入水平没有显著提高之前,通胀却已经迅速上涨。这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最为痛苦、最难以忍受的事情。
仲大军: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定时期、一定幅度的通货膨胀,但是,这种通胀却是好的通胀,可以带动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向实体经济转移。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地提高存款利率,提高社会保障金、失业保障金等措施,来补偿老百姓由于通胀所带来的损失。只要政府能够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同时,控制住资本的价格,就会使这些通胀的成本由高收入人群来埋单。
《中国财富》:无论是降低企业税收,还是提高职工福利,或是通过倒闭的方式变相转移社会财富,都是要求削减社会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削减公务员的开支。那么,这些社会既得利益人群是否会通过这样的改革方案呢?
仲大军:目前政府能够采取的收入分配调整措施,最多就是提高一些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一些垄断利润增加一些税收。对于直接调整既得利益群体财富所得,例如增收资产所得税、物业税、大幅提高奢侈品税、实施公务员财产公开等措施,在既得利益群体的游说和阻拦下,根本无法出台。
陈俊:我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持比较悲观的看法。仅就公务员的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来讲,到目前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办法能够根除。所谓的政府财务公开、公务员财产公开更是遥遥无期。
反正,如果逼迫企业实施“工资倍增”,那么,就请政府拿出钱来,减轻实体经济的税负和各种隐性负担。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不增加企业税收,企业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林江:实现“工资倍增”的前提应该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而不是政府操控的机制。如果政府最后勒令民营企业必须实施“工资倍增”,那只能促使民营企业加快倒闭。目前,只有想方设法增加民营企业的盈利,才能实现民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倍增”。
仲大军:这个社会一旦达到了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的程度,就非得产生这种财富再分配、再平衡的过程,这是任何人的意志阻拦不了的。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政治问题。我们从经济方法和经济手段来探讨解决方案是根本讨论不清的。政府必须努力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形成一种社会潮流,再配合以合理、合法的经济、政策措施。我想,那些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不会有太大的反抗。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优点所在,一旦中央政府认定了正确的方向,依靠强力的政府手段,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整。
(责任编辑于小龙)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和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提高劳动工资收入的措施正在逐步出台。继宁夏、吉林等11个省份相继调高最低工资标准10%以上之后,7月1日,河南、陕西、安徽等10个省份亦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以上,海南省最高,增幅高达31.7%。
6月3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媒体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有望年内出台,中国已经基本具备学习日本当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的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翻一番的“倍增”安排。
然而,全国性最低工资的大幅上涨和“工资收入倍增”的美好愿景,必然带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中国经济能否承担如此重负,顺利完成经济转型?政府、企业到底谁来为如此巨额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埋单?最终是否会演变为“公务员工资倍增”、“垄断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倍增”,而且带来“物价倍增”、“失业倍增”的恶果?
本期《中国财富》邀请了来自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相关人士对以上话题进行探讨。
营企业能埋单吗
《中国财富》:我国的经济状况目前是否具备大幅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的能力?如果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即年均工资提高10%～15%的水平,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承受?
陈俊:近几年,民营企业经营已经出现了十分艰难的情况,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民营企业正面临生存的困境。此时提出“职工工资倍增”,无疑是给民营企业雪上加霜,结果不但职工收入难以提高,就连企业都无法生存。实施“工资倍增计划”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陈呈富:就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论,民营企业职工收入的高低与什么国家工资标准基本没什么关系。民营企业实施的是计件工资,而企业销售一个产品的利润就那么一点,所以,职工每生产一件产品的收入就难以提高。如果希望职工工资增长,就要延长职工的工作时间。
现在实业是最不好干的。如果产品不涨价,还要倍增职工工资,企业就干不下去了。民营企业的老板是从市场需求、利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现在,实业的利润正在降低,职工工资又要大幅上涨,那么,老板们索性关门大吉了。把做实业的土地卖掉,反而能赚更多的钱。
以义乌市为例,原来是每亩10万元的工业用地,现在已经涨到每亩50万元了,企业一转手每亩就能赚到40万元。倒卖土地如此挣钱,我们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经营实业呢?现在许多浙江做实业的老板已经转行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中国财富》:按照企业界人士的说法,民营企业目前经营情况不是很好,难以承受“工资倍增”的压力。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民营企业必须承受的转型之痛呢?
仲大军: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长职工工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难以承受。我认为至少有60%～70%的企业还是拥有提高工资的空间的,难以承受涨薪压力的只有20%左右的企业,尤其是微利企业。对于企业是否真的难以承受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必须做具体的分析判断。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20%的企业不能承受工资增长,就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不提高职工工资。
市场会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进行自我调节。生产某些微利产品的企业不能承受工资上涨压力,完全可以选择关门大吉。如果市场对这个产品有需求,产品价格自然会上涨,重新产生利润空间。如此一来,就会有企业重新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市场没有产生新的需求,那么,说明市场本身就不需要这样的企业,这种企业就应该倒闭。
陈呈富:“工资倍增”、“产业转型”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一个上千人、上万人的工厂,实施“工资倍增”、“产业升级”需要多少钱?企业这些年积累的资金恐怕都难以承受。银行又不会为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太多的贷款。企业还没有完成转型之前,订单和资金就已经没有了,最后只有关门大吉。这是最实际的情况。
以义乌某全国知名品牌为例,现在经营已经陷入了困境。老板们本来合计想关掉工厂,但当地政府怕影响政绩,就是不答应。最后政府拿出100多亩土地来补贴这家企业。看上去企业还在经营实体,实际上,能够维持企业运行的却是房地产。结果,中央领导一来视察,看到的全是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常运营的工厂,什么问题都发现不了。实际上,中央哪里知道这家企业已经濒临倒闭了。
陈俊:现在的实业利润率比较低,传统的机电、服装的利润率尤其低,大部分传统行业的中小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不到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施劳动工资的倍增?金融危机一来,大量中小企业倒闭,老板都活不下去了,还怎么给职工涨工资?工资倍增的结果只能导致失业的倍增。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实现产业转型的华丽转身的。
林江:我们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来看,目前提出工资增长10%～15%是能够支持的,哪怕是不去考虑劳动对于生产率的贡献问题,这种幅度的工资上涨也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工资增长是否合理。现在有些人只是抽象地把劳动要素的回报抽出来,而没有计算一些别的要素的贡献。所以,当和企业家们谈论涨工资的时候,企业家会觉得很不服气。
“工资倍增计划”不能把对于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解决方案建立在对于企业的不公之上。
谁多分了蛋糕
《中国财富》:通过专家们的讨论,我们发现所谓的“工资倍增”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能否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那么,是谁动了本应属于劳动者的那块蛋糕呢?
仲大军:五年实现劳动收入倍增,应该不是问题,但这确实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的问题在于各个经济部门之间极不平衡的收入差距——不光是工资问题,社会福利、医疗、养老等福利,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相差多少?城市和农村的福利分配相差多少?我们应当强调在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调整。
陈呈富:以义乌市为例,目前对于一些大的企业老板来说年薪至少要60万～80万元,而普通一线员工的月薪只有大约2000元,这就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分配不公平。另一方面,公务员系统里,现在乡镇书记也有十来万元的年薪,再加上无法计算的灰色收入和十分可观的福利待遇,这又构成了另一个巨大的分配不公。
林江:我们国家一度是资本极其缺乏的国家,因此我们一度过于看重资本的作用,大量引进外资,对资本家特别“厚爱”。直至目前,这种“偏爱”资本的观念还是难以改变,尤其是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更是如此,从而人为抬高了资本相对于劳动对生产率的贡献。
再加之,目前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较大一部分是由于资本的聚集、技术的提高带来的。虽然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是远远落后于资本投入所占的比例。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理论,我们企业家通常认为,由资本的投入和机械设备的投入所带来的企业利润应该归资本所有,所以出现了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相差过于悬殊的问题。
但是,由于垄断导致的畸形的虚假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比资本投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更加严重。
国企改革之后,虽然国企的绝对数量已经减少到接近300家,但是国企的经济总量仍然占据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国有垄断企业不仅凭借着行政垄断地位,正在不断吸纳着社会财富,而且通过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严重削弱了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造成了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工资的畸高。这种同为企业职工层面的工资收入的巨大差距,成为了更大的分配不公。
仲大军:我们的公务员的收入要高于企业的收入,国有企业的收入要高于民营企业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差距已经明显过大。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收入差距,是因为我们税收没有把效益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盈利收上来。即使收上来之后,也是被政府拿走,更多地用于政府开支和投资,而很少用于增加社会福利、补偿社会保障的不足。
目前,单就我们的公务员和依靠财政支出人员的数量已经达到4000多万,政府支出已经占到了GDP的30%,每年十几万亿元的社会财富都花到了公务员的身上。现在公务员还在实施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制度,他们的利益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利益。
陈俊:历次涉及收入分配体制的调整中,利益的天平总是向公务员、向资本倾斜。而在向资本倾斜的时候,天平肯定会更偏向国有资本一方。当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已经低到一定程度后,最后政府还是要对民间资本“开刀”,通过增加税收和垄断市场的方式,以满足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国有企业收益的增长,提高公务员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现在,公务员的队伍如此庞大,大量的税收被他们消耗干净了,仅仅是公务员的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费用,一年就不知道能给多少普通职工实现“工资倍增”。
谁来为“工资倍增”埋单
《中国财富》: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在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状况下,实现“工资倍增”,实现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有效调整呢?
仲大军:与其单纯地涨工资,不如加大福利保证。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之后,必定会挤垮一批企业,肯定会挤出一部分劳动力来。一部分人失业后,必须有失业保险、贫困救济等来保障这些人的生存。政府财政还必须要拿出钱来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
所以,最好能够把效益好的企业的盈利收上来以后,通过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形式反馈给那些微利企业的职工。这才是一种有效提高职工收入的方法。如果不能避免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过大的问题,那么,职工能享受到一个相同的、较好的福利保证,也算提高职工收入、平衡社会收入差距的一种形式。
陈俊:政府应该减少自己的收益,将这些收益返还给企业,用来增长职工收入。例如,从目前33%的企业经营税中,降低3个百分点,用这些资金建立专用账户,实施专款专用,用于改善职工的待遇。这样,政府不会损失较大利益,企业负担还能相应减少,职工利益又能得到提高。
林江:要以牺牲国家的税收为代价,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我估计中央政府不一定会答应。政府已经花钱花惯了,减税的可能性不大。
仲大军:目前的确没有看到政府有主动让利的举措,反而采取的是一种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实施“工资倍增”,促使企业升级、转型的倒逼机制。
政府通过抬高基础产业部门、服务部门职工的收入,一方面淘汰一部分效益低下的产业和落后的产能;另一方面带动基本的财富消费,而不是奢侈品的财富消费,从而引导一部分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社会资金重新进入到实体商品的生产之中。
林江:通过倒逼的方法,表面上看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实际上不是太可取。如果我们淘汰了那些所谓的低端的、落后的产能,我们的普遍供给就会大幅减少。在垄断尚未被打破,又淘汰了落后产能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产品供给就会出现问题。因为,淘汰落后产能与增加劳动收入之间是有一个时间差的。这个时间差最终将导致收入水平没有显著提高之前,通胀却已经迅速上涨。这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最为痛苦、最难以忍受的事情。
仲大军: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定时期、一定幅度的通货膨胀,但是,这种通胀却是好的通胀,可以带动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向实体经济转移。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地提高存款利率,提高社会保障金、失业保障金等措施,来补偿老百姓由于通胀所带来的损失。只要政府能够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同时,控制住资本的价格,就会使这些通胀的成本由高收入人群来埋单。
《中国财富》:无论是降低企业税收,还是提高职工福利,或是通过倒闭的方式变相转移社会财富,都是要求削减社会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削减公务员的开支。那么,这些社会既得利益人群是否会通过这样的改革方案呢?
仲大军:目前政府能够采取的收入分配调整措施,最多就是提高一些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一些垄断利润增加一些税收。对于直接调整既得利益群体财富所得,例如增收资产所得税、物业税、大幅提高奢侈品税、实施公务员财产公开等措施,在既得利益群体的游说和阻拦下,根本无法出台。
陈俊:我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持比较悲观的看法。仅就公务员的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来讲,到目前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办法能够根除。所谓的政府财务公开、公务员财产公开更是遥遥无期。
反正,如果逼迫企业实施“工资倍增”,那么,就请政府拿出钱来,减轻实体经济的税负和各种隐性负担。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不增加企业税收,企业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林江:实现“工资倍增”的前提应该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而不是政府操控的机制。如果政府最后勒令民营企业必须实施“工资倍增”,那只能促使民营企业加快倒闭。目前,只有想方设法增加民营企业的盈利,才能实现民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倍增”。
仲大军:这个社会一旦达到了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的程度,就非得产生这种财富再分配、再平衡的过程,这是任何人的意志阻拦不了的。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政治问题。我们从经济方法和经济手段来探讨解决方案是根本讨论不清的。政府必须努力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形成一种社会潮流,再配合以合理、合法的经济、政策措施。我想,那些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不会有太大的反抗。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优点所在,一旦中央政府认定了正确的方向,依靠强力的政府手段,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整。
(责任编辑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