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暑假已至，本是校外培训的传统“黄金时段”。校外培训机构却普遍反映，招生“很不乐观”“生存艰难”。
2020年的新冠疫情为在线教育企业提供了绝佳发展机会，部分在线教育公司发挥优势，在填补学校教育“缝隙”、普及互联网教育、消除数字鸿沟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但2020年下半年开始，资本逐利以及把教育机构当做纯网络公司的做法暴露出种种问题。低价促销、漫天广告、虚构教师经历、超前教学，部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路似乎越走越偏。
政策监管随之升级。今年4到5月，跟谁学、新东方、学而思、作业帮、猿辅导等多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因价格违法、虚假宣传等行为受到处罚。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意见）。当天，北京市教委等四部门发布文件，针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学费及存管问题，明确提出要采用银行存管模式开展资金监管。
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
严管之下，行业巨变。校外培训机构想要继续生存，应如何找准定位，找到出路、活路？
北京等大城市对校外培训的整顿效果立竿见影。北京的中小学家长里，“佛系”家长认为此举是缓解教育焦虑，“鸡娃”家长则叫苦连天。
全面监管
“补习班”早在2008年就进入了教育部的监管视野。
当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2008年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包括“严禁学校、教师举办或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举办向学生收费的各种培训班、补习班、提高班等有偿培训”的内容。
随着教育竞争压力不断增大，以“应试”为导向的校外培训市场进一步扩张：2014年，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中小学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上广等地更高达70%，2016年我国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已超8000亿元人民币。校外培训市场集中度低、办学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也更加受到人们关注。
在教育差异显著、教育资源失衡的背景下，家长和孩子面临升学压力，进入名校好班的需求不减反增，校外培训逐渐成为刚需。
有网友称，校外培训创造了一套独立于公立学校之外的教育体系，甚至成为制造教育焦虑的始作俑者。“你来，我们培养你孩子;你不来，我们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宣传语被光明正大贴在培训机构门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反映到教育上，就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要同教育不均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教育公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8年2月22日，《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印发，针对以 “应试”和 “超前教育”为导向、与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的教育背道而驰的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全面整治。
全国范围的联动治理体系快速形成，整治效果明显。然而2018年的整治对象，大多针对的是线下校外培训机构。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育公司呈“井喷”发展之势并不断占领下沉市场，监管的重点也转为线上线下并重。
最严监管
为了扩大招生，电梯广告、网剧植入、电影院投放，校外培训广告酣战不停。
2019年暑期，仅十余家K12机构营销费用就达30亿至40亿元。仅2020年7月，教育行业广告主投放费用超过20亿元，平均每天烧掉六七千万。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分析，资本的过度涌入，让本应该关注教育本身的行业，将重心转向营销推广，以互联网的思路来做教育培训，将教育这一公益行业的初心异化为逐利。
2021年，校外培训机构先后经历了“政策严管、资本收手、市场收缩、广告收兵”的境遇。学而思等校外培训机构线下课纷纷停课整顿。行业裁员传闻不断，根据拉勾发布的在线教育招聘数据，自今年4月起，在线教育职位投递指数持续下跌，求职热度逐渐降温。
暑期来临，本应热火朝天的校外培训机构迎来一盆盆凉水，整治范围从北京向全国蔓延。
6月10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代号为“利剑”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全市统一执法行动;17日，山东省教育厅发文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得在假期期间组织学生集体到校或通过网络上课、补课或统一组织自习;7月初，河南省多地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校外培训机构全部暂停营业。
7月2日上午，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17天后，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了该司领导班子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俞伟跃担任该司司长，副司长为杨剑波和陈东升。该司成立的目的正如其名，将发挥其对校外培训行业统筹协调的监管职能。
在成立专门的监管司之前，对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管理主要由教育部下设的两个处级单位负责，分别是基础教育司下的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发展规划司下的民办教育处。
从处级单位上升到司局级部门，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监管校外培训，意味何在？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導师蒋建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说明对校外培训行业，不是引导，更不是鼓励，而是监督管理。监督管理层级提高，监管力度加大，监管工作常态化。人员配置说明教育部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也说明此项工作的紧迫性。” 刘林认为，“司取代原来的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发挥其综合协调职能，比如在执法上协调市场监管部门，肯定更有力度”。他认为，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更多被赋予协调与指导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工作的职能，“通过校外培训监管司来制定相关政策，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执法工作，完善健全相关机制，这是成立新司的主要目的”。
会“死掉”吗？
据知情人士介绍，“双减”方案会对培训时间、投放广告、师资资质做出前所未有的严格规制。
教培行业的业态可能会发生根本变化，主打K12领域的校外培训机构将面临大洗牌。
当前，校外培训行业约有8000亿产值，从业人员达几百万之多。暑假不招生，没有营业收入，培训机构将无法支付房租和人员开支等成本。
事实上，受强监管政策的影響，半年时间，仅高途、新东方、好未来三家头部公司，市值就已蒸发超5700亿元。
然而，对校外培训大力打击，不同城市，不同家长，看法不同。
3月以来，北京等大城市对校外培训的整顿效果立竿见影。北京的中小学家长里，“佛系”家长认为此举是缓解教育焦虑，让孩子回归快乐成长的好办法，“鸡娃”家长则叫苦连天，私底下攒课，想尽办法继续“鸡”。
禁止校外培训，对三四线城市的影响与一线城市不同，相对而言，三四线城市“鸡娃”家长不多，对禁止校外培训敏感度不强。
那么，校外培训会被全面禁止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对于监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有人呼吁取缔、关停所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不理性的，因为对于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是现实存在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如果出现上述“双减”方案的具体禁令，一些机构则可能变成地下或者分散化经营。
如何理性看待校外培训？
蒋建华认为，校外教育培训，作为社会教育的一个部分，可以配合学校教育，可以支持家庭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加强校外教育培训的监管，主要是克服其缺点，发扬其优点。
“校外教育培训以‘影子教育’的形式与学校教育相伴随，满足部分家庭对提分的要求，这是其缺点;校外教育培训的教育场所具有临时性，安全问题也令人担忧;校外教育培训在学校教育时间之外进行，一旦监管薄弱，就会无限制加重家长和学生负担;校外教育培训还受资本逐利本性的左右，对其教育属性造成冲击。为此，对各种形式校外教育培训的监管，需要选择相应的政策工具。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校外教育培训，要规范得当，才可能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配合，促进学生发展。”蒋建华说。
出路何在？
重压之下，营收主要依靠K12领域的教育培训机构，出路何在？
事实上，这半年，国内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开始在K12学科培训业务之外寻找新的出路，高途砍掉了低幼业务和小早启蒙，转头押注成人赛道，大力教育被曝课程形态重点转向AI录播课。
学而思网校、猿辅导等多家在线教育企业纷纷布局本地化网课，实现本地化招生、本地化服务。
在政府鼓励面向成人的职业教育背景下，一些头部教育机构均在布局针对成人的教育行业，如教师资格证培训、公务员培训等。网易有道推出了针对成人教育业务的独立品牌。
另一种出路是，从K12领域的学科类培训，转向艺术、主持、舞蹈、乐器、编程等素质类培训。有的教育公司则在探索“出海”的可能性。
刘林分析，不管怎样转型，如果还依靠打价格战的商业逻辑，不做强产品内容的研发，继续无序发展、恶性竞争，那么这些转战职业教育、素质教育领域的机构可能会重演今天在K12领域的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遵循教育规律，回归教育本质，转换公司发展思路。
蒋建华认为，校外培训机构的生存发展空间，一方面在于，与学校教育区别开来，只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而不代替学校教育的工作，比如兴趣班、特色班、提高班，这些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形式的学校教育均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在于，与家庭教育衔接起来，切实为家长分忧，特别是把家长从接送孩子、陪伴孩子中解脱出来。
其实，刚刚上任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司长俞伟跃在“2020在线教育论坛”上已明确表示，校外培训机构要做学校教育的“绿色补充”，他表示：“要做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开展音体美、琴棋书画等培训，特别在学科类教学方面不要替代学校的教育功能。”
暑期托管“大门”放开，或许给了正处在飘摇状态的校外培训机构一些新的可能。
暑期托管新机遇？
机遇似乎已经来了。
7月2日，北京市教委通过官方微信“首都教育”发文称，暑假期间，北京市将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学生的托管服务。
根据相关要求，托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有组织地开展体育活动等，不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托管服务适当收取费用，对家庭困难学生免收。
在北京之外，武汉、上海及河南的部分县市也发布了提供暑期托管服务的相关信息。暑期托管“大门”放开，或许给了正处在飘摇状态的校外培训机构一些新的可能。
北京市教委倡议，社会各界和相关单位可发挥资源优势，为中小学生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在学科培训被严监管的现状下，机构们转向托管市场发展或将成为转型的选择。
其实，早在2020年11月，好未来和新东方就在北京和深圳尝试过托管业务。两家的托管形式均以晚托为主，托管内容为培养孩子独立完成作业，老师提供辅助辅导。
如今，新东方有将这一业务扩大的趋势。
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显示，新东方旗下的天津新东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于日前进行了经营范围变更。变更前的原经营范围为培训、业余面授，变更后的许可项目包括了幼儿园及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等。
引入校外培训机构承办暑期托管业务，如何杜绝托管服务变成学校学习的延伸？
蒋建华建议，首先托管要与学校教育活动区别开来;其次，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要以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人员为主，学校教师可自愿参与;再次，校外教育机构到学校开展的托管服务，要实行政府指导定价，通过服务设施免费、政府购买和适当收费方式，调动校外培训机构参与的积极性;最后，要为家长学生设计各种各样的可选择机会，从而充分体现社会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的一面。
不管怎样，行业重塑期已经到来，是否还有明天，有待教培机构与企业主动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