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5年，在香港上小学一年级的我随父母回到祖国生活；34年后，我只身返回出生地香港“第二次插队”（又称“洋插队”，指知青后来出国出境打工“吃二遍苦”——笔者注），工作四年后置业。香港金融界闻人詹培忠说我是拿到遗产买的房子——身为名人之后，被世俗之见误解，在所难免，不必辩解，更何况父亲马师曾给我的遗产令小子受用终生？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父亲留给我的精神遗产】
父亲是粤剧名演员，却不是科班出身。在1920年代成名的“大老倌”多数没读过什么书，像父亲那样能够自编、自演的是异数。他珍玩有一方私章“学而优”，虽系名“优”，却不忘学人本色。他对儿子的教育抓得很早，在我3岁那年请来了一位老夫子，也不管你肚子里有几两墨汁，就得死记硬背《孟子见梁惠王》——乳臭小儿不知所云没有关系，只要能字正腔圆背诵两三百字，就可免受父亲的责罚。鬼使神差地，60年后，在我递交广东省政协提案时，这些知识竟派上了用场——“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欣然命笔后查书核对，居然没什么差错。历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绝大部分是讲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政协委员的发言也离不开“挣钱”和“花钱”这“四字真经”。我引用胡锦涛同志“居安思危”的警句，接连四年在大会的自由发言环节中“抢唛”，发表“盛世危言”。两千多年前中华大地百家争鸣的开放气象与胸襟，是我从父亲的启蒙教育承传下来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我在政协的提案和发言都倡议加强中国岛屿和海疆主权的维护和光复，如今中央政府部署在钓鱼岛的常态海空巡逻，以及国家对南海岛礁的关注，使我初尝政协参政议政的欣喜。当年父亲任全国政协委员时，为反映1950年代后期“农民在饿死边缘”上书毛主席，皆因经历过国破家亡的父亲很知道挨饿的痛苦（抗日战争走难广西八步时，全家老小几乎断粒），他为民请命的同时，也是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报知遇之恩。在旧社会，“戏子”是贱人，随便一个土豪地痞都可以欺凌戏班子。父亲长期为抗日义演，在当时主政广西的张发奎上将那里弄了个上校头衔，他以为藉此可方便行走江湖。岂料乡下一个土霸王要调戏女演员，剧团的护身符一钱不值，这土匪叫嚣：“张发奎第九！”（广东话是贬义，意为无名之辈，算老几——笔者注）解放后，父亲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称呼他“马老”，父亲不敢当，连说“最多是叫老马”，周总理笑道“那你叫我老周”——那是父亲回到香港后，对我们津津乐道的伟人逸事。父亲在1957年是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华传统犯颜直谏，上书九重。2013年开春，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表示：执政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党外人士要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我作为沟通上下信息的政协委员，也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父亲因为这次上书差点被打成右派，经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缓颊，内部定性为“中右”。1964年初，父亲患癌症晚期，在北京同仁医院救治。他让我看《老残游记》的第十四回“大县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分送馒头”，这是父亲推荐给我的唯一名著。当时初中三年级的我正爱看《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基度山恩仇记》《斯巴达克斯》《李自成》《堂·吉诃德》和《水浒传》，未有心思和能力把刚过去的三年饥荒，同《老残游记》描述的晚清大水灾联系在一起。父亲的书房，我们小孩子轻易不敢进去，也看不懂书柜里那一套二十四史的线装书。他晚年演出《关汉卿》和《屈原》，重温少年时代在武昌两湖书院经学馆攻读的国学经典，结合大半生的颠沛流离，引发了他对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思考。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由赖以起家的丑生行当华丽转身为老生，成功塑造关汉卿和屈原等中华传统文化人的光辉形象，在舞台上呈现了民间教育家谢宝、民族戏剧家关汉卿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气质和风骨。
【对父亲在舞台上敬业、乐业的演出有所感应】
余生也晚，少年时代看父亲的戏，似懂非懂。成年后不断被中外媒体追问“为什么没有子承父业？”我直觉的答案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名人之后的巨大压力如影随形。即使我不在戏行，离开广州，到花甲之年还摘不掉“某某、某某的小儿子”这顶“桂冠”，如果我从小被带进粤剧界，唱得再努力也只能是狗尾续貂。不过父母赋予我的DNA与生俱来，表演欲在血液中脉动，我13岁进中南海在周恩来总理家中说相声，观众是总理和邓大姐（我们习惯跟着父辈叫——笔者注），还有“报幕”的红线女。我学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完全是跟着电台播音练的，母亲还以为是侯先生亲自所教。小毛孩不知天高地厚就给周总理比划上一段，人来疯似的还自作主张“安哥”（英语“encore”，再来一次的意思——编者注）另一段。后来经历“文革”的四年农村插队、六年在山区工厂工作，同中华民族一道熬过十年浩劫，我心底对父亲的唱词有了共鸣。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山大学读研时，我特地到广州粤剧团借戏服，自编自导自演一小品《官气》，还请来学弟邓原“帮衬”。后任职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春晚”时我应观众要求学唱父亲的名曲《步月抒怀》，虽知道在行家听来，我唱得荒腔走板，但唱词起码能掷地有声，声声入耳：“吏恶官贪真堪叹，刑清政简再见难。附势趋炎吾不惯，卑躬屈膝太无颜。甘愿粗茶和淡饭，荣华富贵视等闲。非是老夫脾性硬，应留正气在人间。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虽穷何患。”这段唱词在1980年代中，同50年代中父亲改编上演的《搜书院》，都“一体能抓大众心。”（这是田汉写给父亲的诗句——笔者注）2010年，我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办的“纪念粤剧艺术大师马师曾诞辰110周年”演出晚会上，也献唱了父亲的《步月抒怀》，充其量只是卡拉OK水平，却也赢得了满场掌声——这当然是粤剧观众对马师曾的感情深厚，所以我当场申明：学唱父亲的名曲我是荒腔走板，但是学习他的爱国忧民思想则不敢后人。
我在香港二十余年的媒体工作，大半游走于电视台、电台之间，算是“娱乐圈”中人，同父亲的演艺生涯沾亲带故。十几年前，我在香港电台做“夜来风”闲谈节目主持人，同嘉宾谈笑风生，已带有表演成分；后来在凤凰卫视做“风范大国民”、“往事如烟”和“开卷8分钟”等节目，夹叙夹议中也运用了说书人的表现形式，折扇耍得绘声绘色。在亚洲电视台开“读知天下”的个人节目，因为集编、导、演于一身，又能在电视荧屏尽情发挥嗜书如命的读书人本色，渐渐对父亲在舞台上敬业、乐业的演出有所感应。 父亲的名剧《搜书院》有两句台词；“文有文职权，武有武官佐”，“谢某虽不才（掌教）也是朝廷器脉，书院虽小有助于举士开科”。中华文化历来信奉“唯有读书高”，然现代社会拜金、拜权之风吹得人心不古，所谓GDP上天，斯文扫地。父亲“好读书，读好书”的遗志，我念兹在兹，努力让下一代承传下去；他“学而优”的自况，其实是警戒自己身在“娱乐圈”不要忘记读书人的根本。随着步入盛年，我对父亲的认识，开始有了由表及里的领悟。
【父亲癌症晚期，忍痛向听众和观众谢幕】
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父亲一生吃尽艰辛。青年时期，他卖身到新加坡当奴工，下矿井当苦力。1930年代初，他到美国作文化游历，被奸商诈骗，长时间羁留，被迫筹巨款赎身。1941年日寇攻占香港，强迫他歌舞升平；父亲毅然毁家纾难，忍痛放弃苦心经营十年、事业有大成的香港舞台阵地，冒着生命危险，带头偷渡回归祖国抗战大后方。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也正是父亲在广西贫病交加，吐血绝粒之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带头回广州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义演筹款；因此被香港殖民当局政治部传讯，父亲理直气壮回应“我是个中国人”。一些同行趁机落井下石，在《八和会馆》围攻杯葛父亲。正如名剧《关汉卿》的名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父亲连洋鬼子都不怕，还会在乎曾经在维持会卵翼下粉饰太平的个别同行吗？
凡是读书人都崇敬孟子的风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的父辈经历战乱的锉磨，而有幸避过战火荼毒的我辈，只是略略尝到贫贱的苦涩。在不堪回首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每天八两口粮，75%是粗粮，包括发霉的仓底杂和面，副食品奇缺；学校一天开伙两顿，下午四点吞下那几口配给品，仍然肚子空空，心里慌慌，人人都盼着明天上午九点的早午饭。当然比起断炊的几亿农民，比起逃难饿饭的父亲，我这点点辛酸不值一提，但也有资格教育下一代“千金难买少年贫”。
1968年，我同千千万万失学的中国青年一样，被赶出大城小镇的家园，到陌生的农村、边疆、荒原“接受再教育”，并曾目睹一些为求温饱偷渡香港的知青朋友，被五花大绑从监狱押回公社接受批判斗争。四年后，我被调到粤北山区的三线工厂，从月薪18元的学徒工干起。十年浩劫导致我们工厂连年亏损，工人伙食不要说鱼肉腥味，有时连椰菜、苦麦菜也没有，十天半个月都用腐乳或酱油捞饭。这种长期营养不良的经历在我们老三届是司空见惯，对下一代80后、90后，告诉他们也难以置信。真是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
稍微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二次“洋插队”，住在唐楼（我国华南地区及香港一带建造于20世纪初至1960年代的建筑，一般三至八层高，一层为商铺，其他楼层为住宅——编者注），板间房，没有卫生间，冬天想洗热水澡要去公共厕所同贫民一起排队。半尺长的家鼠能啃穿塑料桶偷米吃，每天下班回家都看到枕头有老鼠屎尿。1989年我回香港定居，第一份工作是在鞋厂做时薪7港元的散工，两周后被金庸的《明报》录用为资料员，开始时月薪仅四千大元。为做房奴，我打三份工攒钱，四年后贷款买了30平方米的“蜗居”，家庭过半收入要归还房贷。多年的社会底层生活，至今历历在目，令我深知民间疾苦。
父亲在香港演出前后近20年，当年那一代名演员买几处房产稀松平常，按父亲的经济条件，买一栋大厦也不是新闻。但他就是家无恒产，该花钱时一掷万金。抗战时期，父亲积极编、导、演宣扬民族气节的剧目，带头长期为抗日捐款。他的爱国情怀对下一代身教言传，使我从小对历史、对战争兴趣浓厚。我大学时期的第一篇历史学术论文《中日甲午海战的胜负问题》，参加在辽宁召开的第一届“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唯一的学生会员。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时，发表了《香港战役十八天》。回香港定居后曾参加“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作为代表向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并发表演说。我反复对媒体同行解释：反日游行绝不是“请愿”，而是代表中华民族向日寇示威，汉贼不两立！
三国刘备临终说，“人年五十，不称夭寿。朕六十有余，死复何恨”。先父马师曾得寿六十四岁，以他关汉卿的脾性，怕是熬不过十年浩劫，亲朋好友都说他1964年病逝可谓不幸中的大幸。在他最后一次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时已经是喉癌晚期，实在唱不成声。我在北京的录音室亲眼看着父亲以“题四句”诗文的方式履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他忍着化疗的剧痛，一字一句向全球听众和观众谢幕，以“莘莘学子，学序其志”与天下读书人共勉。父亲遗下的精神财富，让我终生享用。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父亲留给我的精神遗产】
父亲是粤剧名演员，却不是科班出身。在1920年代成名的“大老倌”多数没读过什么书，像父亲那样能够自编、自演的是异数。他珍玩有一方私章“学而优”，虽系名“优”，却不忘学人本色。他对儿子的教育抓得很早，在我3岁那年请来了一位老夫子，也不管你肚子里有几两墨汁，就得死记硬背《孟子见梁惠王》——乳臭小儿不知所云没有关系，只要能字正腔圆背诵两三百字，就可免受父亲的责罚。鬼使神差地，60年后，在我递交广东省政协提案时，这些知识竟派上了用场——“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欣然命笔后查书核对，居然没什么差错。历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绝大部分是讲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政协委员的发言也离不开“挣钱”和“花钱”这“四字真经”。我引用胡锦涛同志“居安思危”的警句，接连四年在大会的自由发言环节中“抢唛”，发表“盛世危言”。两千多年前中华大地百家争鸣的开放气象与胸襟，是我从父亲的启蒙教育承传下来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我在政协的提案和发言都倡议加强中国岛屿和海疆主权的维护和光复，如今中央政府部署在钓鱼岛的常态海空巡逻，以及国家对南海岛礁的关注，使我初尝政协参政议政的欣喜。当年父亲任全国政协委员时，为反映1950年代后期“农民在饿死边缘”上书毛主席，皆因经历过国破家亡的父亲很知道挨饿的痛苦（抗日战争走难广西八步时，全家老小几乎断粒），他为民请命的同时，也是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报知遇之恩。在旧社会，“戏子”是贱人，随便一个土豪地痞都可以欺凌戏班子。父亲长期为抗日义演，在当时主政广西的张发奎上将那里弄了个上校头衔，他以为藉此可方便行走江湖。岂料乡下一个土霸王要调戏女演员，剧团的护身符一钱不值，这土匪叫嚣：“张发奎第九！”（广东话是贬义，意为无名之辈，算老几——笔者注）解放后，父亲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称呼他“马老”，父亲不敢当，连说“最多是叫老马”，周总理笑道“那你叫我老周”——那是父亲回到香港后，对我们津津乐道的伟人逸事。父亲在1957年是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华传统犯颜直谏，上书九重。2013年开春，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表示：执政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党外人士要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我作为沟通上下信息的政协委员，也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父亲因为这次上书差点被打成右派，经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缓颊，内部定性为“中右”。1964年初，父亲患癌症晚期，在北京同仁医院救治。他让我看《老残游记》的第十四回“大县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分送馒头”，这是父亲推荐给我的唯一名著。当时初中三年级的我正爱看《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基度山恩仇记》《斯巴达克斯》《李自成》《堂·吉诃德》和《水浒传》，未有心思和能力把刚过去的三年饥荒，同《老残游记》描述的晚清大水灾联系在一起。父亲的书房，我们小孩子轻易不敢进去，也看不懂书柜里那一套二十四史的线装书。他晚年演出《关汉卿》和《屈原》，重温少年时代在武昌两湖书院经学馆攻读的国学经典，结合大半生的颠沛流离，引发了他对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思考。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由赖以起家的丑生行当华丽转身为老生，成功塑造关汉卿和屈原等中华传统文化人的光辉形象，在舞台上呈现了民间教育家谢宝、民族戏剧家关汉卿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气质和风骨。
【对父亲在舞台上敬业、乐业的演出有所感应】
余生也晚，少年时代看父亲的戏，似懂非懂。成年后不断被中外媒体追问“为什么没有子承父业？”我直觉的答案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名人之后的巨大压力如影随形。即使我不在戏行，离开广州，到花甲之年还摘不掉“某某、某某的小儿子”这顶“桂冠”，如果我从小被带进粤剧界，唱得再努力也只能是狗尾续貂。不过父母赋予我的DNA与生俱来，表演欲在血液中脉动，我13岁进中南海在周恩来总理家中说相声，观众是总理和邓大姐（我们习惯跟着父辈叫——笔者注），还有“报幕”的红线女。我学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完全是跟着电台播音练的，母亲还以为是侯先生亲自所教。小毛孩不知天高地厚就给周总理比划上一段，人来疯似的还自作主张“安哥”（英语“encore”，再来一次的意思——编者注）另一段。后来经历“文革”的四年农村插队、六年在山区工厂工作，同中华民族一道熬过十年浩劫，我心底对父亲的唱词有了共鸣。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山大学读研时，我特地到广州粤剧团借戏服，自编自导自演一小品《官气》，还请来学弟邓原“帮衬”。后任职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春晚”时我应观众要求学唱父亲的名曲《步月抒怀》，虽知道在行家听来，我唱得荒腔走板，但唱词起码能掷地有声，声声入耳：“吏恶官贪真堪叹，刑清政简再见难。附势趋炎吾不惯，卑躬屈膝太无颜。甘愿粗茶和淡饭，荣华富贵视等闲。非是老夫脾性硬，应留正气在人间。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虽穷何患。”这段唱词在1980年代中，同50年代中父亲改编上演的《搜书院》，都“一体能抓大众心。”（这是田汉写给父亲的诗句——笔者注）2010年，我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办的“纪念粤剧艺术大师马师曾诞辰110周年”演出晚会上，也献唱了父亲的《步月抒怀》，充其量只是卡拉OK水平，却也赢得了满场掌声——这当然是粤剧观众对马师曾的感情深厚，所以我当场申明：学唱父亲的名曲我是荒腔走板，但是学习他的爱国忧民思想则不敢后人。
我在香港二十余年的媒体工作，大半游走于电视台、电台之间，算是“娱乐圈”中人，同父亲的演艺生涯沾亲带故。十几年前，我在香港电台做“夜来风”闲谈节目主持人，同嘉宾谈笑风生，已带有表演成分；后来在凤凰卫视做“风范大国民”、“往事如烟”和“开卷8分钟”等节目，夹叙夹议中也运用了说书人的表现形式，折扇耍得绘声绘色。在亚洲电视台开“读知天下”的个人节目，因为集编、导、演于一身，又能在电视荧屏尽情发挥嗜书如命的读书人本色，渐渐对父亲在舞台上敬业、乐业的演出有所感应。 父亲的名剧《搜书院》有两句台词；“文有文职权，武有武官佐”，“谢某虽不才（掌教）也是朝廷器脉，书院虽小有助于举士开科”。中华文化历来信奉“唯有读书高”，然现代社会拜金、拜权之风吹得人心不古，所谓GDP上天，斯文扫地。父亲“好读书，读好书”的遗志，我念兹在兹，努力让下一代承传下去；他“学而优”的自况，其实是警戒自己身在“娱乐圈”不要忘记读书人的根本。随着步入盛年，我对父亲的认识，开始有了由表及里的领悟。
【父亲癌症晚期，忍痛向听众和观众谢幕】
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父亲一生吃尽艰辛。青年时期，他卖身到新加坡当奴工，下矿井当苦力。1930年代初，他到美国作文化游历，被奸商诈骗，长时间羁留，被迫筹巨款赎身。1941年日寇攻占香港，强迫他歌舞升平；父亲毅然毁家纾难，忍痛放弃苦心经营十年、事业有大成的香港舞台阵地，冒着生命危险，带头偷渡回归祖国抗战大后方。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也正是父亲在广西贫病交加，吐血绝粒之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带头回广州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义演筹款；因此被香港殖民当局政治部传讯，父亲理直气壮回应“我是个中国人”。一些同行趁机落井下石，在《八和会馆》围攻杯葛父亲。正如名剧《关汉卿》的名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父亲连洋鬼子都不怕，还会在乎曾经在维持会卵翼下粉饰太平的个别同行吗？
凡是读书人都崇敬孟子的风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的父辈经历战乱的锉磨，而有幸避过战火荼毒的我辈，只是略略尝到贫贱的苦涩。在不堪回首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每天八两口粮，75%是粗粮，包括发霉的仓底杂和面，副食品奇缺；学校一天开伙两顿，下午四点吞下那几口配给品，仍然肚子空空，心里慌慌，人人都盼着明天上午九点的早午饭。当然比起断炊的几亿农民，比起逃难饿饭的父亲，我这点点辛酸不值一提，但也有资格教育下一代“千金难买少年贫”。
1968年，我同千千万万失学的中国青年一样，被赶出大城小镇的家园，到陌生的农村、边疆、荒原“接受再教育”，并曾目睹一些为求温饱偷渡香港的知青朋友，被五花大绑从监狱押回公社接受批判斗争。四年后，我被调到粤北山区的三线工厂，从月薪18元的学徒工干起。十年浩劫导致我们工厂连年亏损，工人伙食不要说鱼肉腥味，有时连椰菜、苦麦菜也没有，十天半个月都用腐乳或酱油捞饭。这种长期营养不良的经历在我们老三届是司空见惯，对下一代80后、90后，告诉他们也难以置信。真是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
稍微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二次“洋插队”，住在唐楼（我国华南地区及香港一带建造于20世纪初至1960年代的建筑，一般三至八层高，一层为商铺，其他楼层为住宅——编者注），板间房，没有卫生间，冬天想洗热水澡要去公共厕所同贫民一起排队。半尺长的家鼠能啃穿塑料桶偷米吃，每天下班回家都看到枕头有老鼠屎尿。1989年我回香港定居，第一份工作是在鞋厂做时薪7港元的散工，两周后被金庸的《明报》录用为资料员，开始时月薪仅四千大元。为做房奴，我打三份工攒钱，四年后贷款买了30平方米的“蜗居”，家庭过半收入要归还房贷。多年的社会底层生活，至今历历在目，令我深知民间疾苦。
父亲在香港演出前后近20年，当年那一代名演员买几处房产稀松平常，按父亲的经济条件，买一栋大厦也不是新闻。但他就是家无恒产，该花钱时一掷万金。抗战时期，父亲积极编、导、演宣扬民族气节的剧目，带头长期为抗日捐款。他的爱国情怀对下一代身教言传，使我从小对历史、对战争兴趣浓厚。我大学时期的第一篇历史学术论文《中日甲午海战的胜负问题》，参加在辽宁召开的第一届“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唯一的学生会员。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时，发表了《香港战役十八天》。回香港定居后曾参加“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作为代表向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并发表演说。我反复对媒体同行解释：反日游行绝不是“请愿”，而是代表中华民族向日寇示威，汉贼不两立！
三国刘备临终说，“人年五十，不称夭寿。朕六十有余，死复何恨”。先父马师曾得寿六十四岁，以他关汉卿的脾性，怕是熬不过十年浩劫，亲朋好友都说他1964年病逝可谓不幸中的大幸。在他最后一次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时已经是喉癌晚期，实在唱不成声。我在北京的录音室亲眼看着父亲以“题四句”诗文的方式履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他忍着化疗的剧痛，一字一句向全球听众和观众谢幕，以“莘莘学子，学序其志”与天下读书人共勉。父亲遗下的精神财富，让我终生享用。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