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族的奥运与奥运的民族
以奥运为代表的两方体育竞技一直占据着中国体育的主流舞台。从奥运的比赛项目和历来奥运的金牌榜上看，中同是体育大国，但断不敢称体育强国。因为，在这场“奥运游戏”中，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玩自己的体育”，在很多国际赛事中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众所周知，南美洲的巴西、欧洲的意大利和英国等都是足球的国度，他们在踢球中享受快乐，强壮了一代代的孩童，足球赛场上的胜负成为国家的荣誉。他们是足球的民族，足球是维持其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阵地之一。此外，像韩国的跆拳道、印度的瑜伽等由于其强身保健的功效，迎合了当今追求健康生活的时尚潮流而受世界流行。
奥运亦然。2008年北京奥运，无疑是民族的奥运，激励着中华民族的无数儿女。但奥运是世界的，百年奥运终将在半个月的灿烂上演后，移师它地。奥运走后，就需要我们由“民族的奥运”向“奥运的民族”嬗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用奥运精神和现实性的体育渴求，在奥运中查找体育事业的缺憾，重塑我们的体育精神，从而让自己自觉地从民族办奥运的呐喊中，成为奥运民族中的一员。
(戈止)
让少数民族成为保护民族文化的主体
少数民族在标签中区分，这标签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其背后有国家为弥合民族关系，而推行的涉及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让少数民族更热衷于民族认同。而那些民族交界的模糊地带的边缘人群，对于自身的风俗、文化等方面的民族特色的表征，更加刻意保护。哪怕这只是形式，至少可以让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
看起来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族群中延续，但保留的却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其精髓已不复存在。一如北京高楼环伺之下的四合院。可我们没有理由来谴责他们的做法。毕竟，他们也有生存权和发展权。
我们必须做的，更多的是给少数民族以发展的机会，让这些民族在经济地位上平等，进而推动他们在民族意识上的觉醒，认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再去思考核如何保护的问题。
即民族文化的保护，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是少数民族自我觉醒的过程，而非外力的一厢情愿；基次，这应当是民族觉醒之后，本民族自上而下的保护，而非出于生存保留的一点文化的外衣。当然，在民族觉醒之前，则需要注意，发展不应以民族文化的消亡为代价，也不能对这个民族存在的社会环境造成重创。这样，才有复原的基。
在今天，阿米绪人对近代文叫的成果依旧排斥，却仍能够在保守中，游走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而不消亡。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索，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却不用为生计而忧心。这也许是一种参照。
(谭大朝)
社会合作与社会团结，从何而来?
在一系列社会泄愤事件背后，其实质是社会群体的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大规模卷入，说明借助现代传播渠道，人们对“命运共同体下”各自社会境遇、遭遇的“共感”与“通感”日渐增强。民众在偶然事件中的“借题发挥”，恰恰在昭示着民众的主要心理诉求，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召唤。群体性泄愤事件之发生，与分配失衡等社会不公，以及公权异化等权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有关，也与长期以来，政府对民众的利益和权利诉求没有作出很好的回应有关。及至当下，对待从宏观到具体的社会问题，社会群体正在形成区别于官方的认知，甚至在危机爆发时，民众对官方做出的各种解释都持怀疑的态度，而执著寻求早已先假定于内心的“真相”。社会认同与政治认同在分化，社会合作与社会团结的基础在流失。
而中国目前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治体制，显然无法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危机处理。此种自上而下的增压体制，虽在应对大型自然灾害面前。有利于体系和体系内资源的快速激活、迅速动员、高效整合，但在平时却“重上轻下”，惯于控制而不善引导，在社会危机爆发时，对来自社会的任何异动都表现为恐惧与习惯性的打压，明显地表现出与民间平等互动的陌生。
为维持良好的社会合作秩序，提升并改善政府的管治力实属必要。但怎样使单个官员在危机中提升的公共沟通技巧，体现在持续性的制度转变和从政者为政理念和作风的改变上，却不是朝夕间的事项。当务之急是，建立常态的、制度化的、便利的利益和权利诉求通道，给民众的悲情一个合法的、可控的出口，也可对为政者起到督导作用；更要紧的是，守卫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底线，无论是立法、行政还是司法上，都应让人们看到对社会公平与正义诉求的切实回应，社会合作与社会团结，始于政府对公平与正义底线的坚守，其增量系于各权利与利益主体间的积极、正向与常态的呼与应。
(程国)
以奥运为代表的两方体育竞技一直占据着中国体育的主流舞台。从奥运的比赛项目和历来奥运的金牌榜上看，中同是体育大国，但断不敢称体育强国。因为，在这场“奥运游戏”中，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玩自己的体育”，在很多国际赛事中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众所周知，南美洲的巴西、欧洲的意大利和英国等都是足球的国度，他们在踢球中享受快乐，强壮了一代代的孩童，足球赛场上的胜负成为国家的荣誉。他们是足球的民族，足球是维持其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阵地之一。此外，像韩国的跆拳道、印度的瑜伽等由于其强身保健的功效，迎合了当今追求健康生活的时尚潮流而受世界流行。
奥运亦然。2008年北京奥运，无疑是民族的奥运，激励着中华民族的无数儿女。但奥运是世界的，百年奥运终将在半个月的灿烂上演后，移师它地。奥运走后，就需要我们由“民族的奥运”向“奥运的民族”嬗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用奥运精神和现实性的体育渴求，在奥运中查找体育事业的缺憾，重塑我们的体育精神，从而让自己自觉地从民族办奥运的呐喊中，成为奥运民族中的一员。
(戈止)
让少数民族成为保护民族文化的主体
少数民族在标签中区分，这标签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其背后有国家为弥合民族关系，而推行的涉及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让少数民族更热衷于民族认同。而那些民族交界的模糊地带的边缘人群，对于自身的风俗、文化等方面的民族特色的表征，更加刻意保护。哪怕这只是形式，至少可以让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
看起来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族群中延续，但保留的却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其精髓已不复存在。一如北京高楼环伺之下的四合院。可我们没有理由来谴责他们的做法。毕竟，他们也有生存权和发展权。
我们必须做的，更多的是给少数民族以发展的机会，让这些民族在经济地位上平等，进而推动他们在民族意识上的觉醒，认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再去思考核如何保护的问题。
即民族文化的保护，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是少数民族自我觉醒的过程，而非外力的一厢情愿；基次，这应当是民族觉醒之后，本民族自上而下的保护，而非出于生存保留的一点文化的外衣。当然，在民族觉醒之前，则需要注意，发展不应以民族文化的消亡为代价，也不能对这个民族存在的社会环境造成重创。这样，才有复原的基。
在今天，阿米绪人对近代文叫的成果依旧排斥，却仍能够在保守中，游走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而不消亡。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索，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却不用为生计而忧心。这也许是一种参照。
(谭大朝)
社会合作与社会团结，从何而来?
在一系列社会泄愤事件背后，其实质是社会群体的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大规模卷入，说明借助现代传播渠道，人们对“命运共同体下”各自社会境遇、遭遇的“共感”与“通感”日渐增强。民众在偶然事件中的“借题发挥”，恰恰在昭示着民众的主要心理诉求，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召唤。群体性泄愤事件之发生，与分配失衡等社会不公，以及公权异化等权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有关，也与长期以来，政府对民众的利益和权利诉求没有作出很好的回应有关。及至当下，对待从宏观到具体的社会问题，社会群体正在形成区别于官方的认知，甚至在危机爆发时，民众对官方做出的各种解释都持怀疑的态度，而执著寻求早已先假定于内心的“真相”。社会认同与政治认同在分化，社会合作与社会团结的基础在流失。
而中国目前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治体制，显然无法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危机处理。此种自上而下的增压体制，虽在应对大型自然灾害面前。有利于体系和体系内资源的快速激活、迅速动员、高效整合，但在平时却“重上轻下”，惯于控制而不善引导，在社会危机爆发时，对来自社会的任何异动都表现为恐惧与习惯性的打压，明显地表现出与民间平等互动的陌生。
为维持良好的社会合作秩序，提升并改善政府的管治力实属必要。但怎样使单个官员在危机中提升的公共沟通技巧，体现在持续性的制度转变和从政者为政理念和作风的改变上，却不是朝夕间的事项。当务之急是，建立常态的、制度化的、便利的利益和权利诉求通道，给民众的悲情一个合法的、可控的出口，也可对为政者起到督导作用；更要紧的是，守卫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底线，无论是立法、行政还是司法上，都应让人们看到对社会公平与正义诉求的切实回应，社会合作与社会团结，始于政府对公平与正义底线的坚守，其增量系于各权利与利益主体间的积极、正向与常态的呼与应。
(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