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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一部具有独特思想艺术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在凭借幽深的文学笔法刻画花妖狐媚的同时，更使得众多兼具“悍”、“妒”特质的妇人形象跃然纸上。本文旨在剖析具体人物内在的典型特质以揭露她们背后隐藏的社会意识。
关键词：《聊斋志异》；妒妇形象；社会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01
悍妇、妒妇文化是中华文明由来已久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对于长期以女性为主导的“悍妒”形象的描摹自然也就成为了古代文学作品及人物研究中难以规避的文学话题。蒲松龄《聊斋志异》在对花妖狐媚形象的进行构造时，有20余篇刻画了颇具典型气质的带有“悍”色彩的妒妇形象。《江城》篇中的人妇江城、《马介甫》篇中的尹氏等，由此可见《聊斋志异》一书中所集结的具有剽悍特质的“妒妇”不仅数目较多，而且其狂悍的本性以及嫉妒的恻隐心生后所暴发的肆虐行径几乎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谈声色变的程度。
一、欺凌丈夫的典型——江城
凶悍。《江城》篇中对江城这一极具“悍妒”心理与狂虐行为的妇人形象的刻画贯穿于江城与其夫君高蕃的爱恨情仇与恩怨纠葛之中。江城既是高蕃两小无猜的玩伴，又是通过对抗封建婚姻家长制后迎娶进门的妻子。在小说如此开头的叙写中，谁都会认为他们经过长期感情积淀后所组建的家庭一定羡煞旁人，其实不然。可能连高蕃自己也不会想到他所娶回来的看上去眉清目秀、明眸秀齿的“佳人”在绝俗的外表之下是一副粗暴、善变与嫉妒成疾的本性。“稍稍反其恶声。女愈怒，挞逐出户，阖其扉。生喈喈门外，不敢扣关，抱膝宿檐下。[1]”高蕃在经历如此的待见时，不敢有丝毫的违背与反抗之意，因为他深知自己只要稍一表露不满之情，等待他的就只有江城的棍棒，或者野蛮式的拳打脚踢。
甚妒。当江城得知丈夫背着自己“纳妓斋中”的隐情之后，暴戾恣睢的她在狂吠哭闹之余强忍着内心的醋意，私下里谋生出假扮妓女与丈夫约会的计策。在约会之中，面对高蕃一番甜言蜜语的挑逗与肢体动作的蜷蜷，她首先表现出的是“女默不语”，然后又强抑制住内心的暴怒，在丈夫娓娓道来的言语之下是“女终不语”所以，当高蕃实在是觉得怪异后滋生的一系列动作之中，才将她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暴露无遗。“躬身促火一照，则江城也。大惧失色，堕烛于地，长跪觳觫，若兵在颈。”[1]江城在内心无限的“嫉妒”心理影响下滋生的精心设计与熟练操作表明她在长期的生活或者与丈夫高蕃的感情生涯里一直扮演着猜忌甚至企图“擒制”对方的角色，而失去了夫权尊严的丈夫长期沉浸在高压管治下，出于自身本能的需求等，一有空隙或者一旦江城有所松懈，就自然会出去寻花问柳。所以，江城后来一妒再妒，甚至女扮男装暗查丈夫的行踪，一旦发现高蕃与其他女子甚至府里丫鬟在感情方面几乎连私情都算不上的细枝末节时，拳脚相加也就成了理所应当。
二、祸及门庭的代表——尹氏
与江城相比，尹氏对丈夫及整个家庭的控制与打压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当尹氏知道丈夫杨万石与侍妾王氏“木已成舟”并且有了一个儿子时，满腔的醋意伴着蛮横的行径便直接发泄到了丈夫身上。肢体上的暴打早已不在话下，她甚至在夫权至上的封建礼教体系笼罩中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丈夫戴上妇女的头巾，并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鞭子将丈夫往外赶。更有意思的是，早已被折磨得百孔千疮的丈夫杨万石不仅没有把它看成是妻子对自己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男权社会的羞辱与挑战，反而担心头巾落下来。在杨万石看似司空见惯的生活情节或者他早已想当然地把妻子强加的打压当做夫妻生活之乐事的不抵抗下，是妻子那一颗醋意难消的“嫉妒心”和永远不知疲倦的“蛮横劲”。
在家中，尹氏的霸道与杨万石的懦弱形成天然的对比，如此的一来一往中，祸及门庭就在所难免。杨钟（杨万石的弟弟）因为看不惯恶嫂尹氏的霸道行径却又在封建体系之下那一套“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纲常里无动于衷，最后在不得已之下选择了投井自杀。不和夫婿，不睦兄弟，尹氏对家中的老父亦是百般刁难，使得本该颐养天年的杨父在家的地位是“齿奴隶数”，在风烛残年之中衣衫褴褛，靠着儿子偷窃而来的食物潦倒度日。就连马介甫实在是看不下去后施舍给杨父的新袍子也在尹氏一怒之下的“就翁身条条割裂”[1]里惨遭断送，更令人发指的是，她并没有因此作罢，反倒顺手狠狠地给了老翁一个嘴巴子，并且用力地拽扯老翁的胡须，在大逆不道之中逼得杨父走投无路，最后在不堪其辱中遁世而去。
三、妒妇悍妻之下的社会潜意识
解构蒲松龄笔下具有典型特质的女性形象，难以掩藏的是她们狂悍的外表与凶神恶煞的语言下毫无内敛气质的“冷妒”心肠，因此她们常常作为“妒妇悍妻”群像的代表矗立于文学史上。总体来看她们长期都是被否定甚至深恶痛绝的对象，这无疑彰显了小说家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去审视妒妇的群像，不可否认，她们是特定时代男性隐秘心理的一种表露。所以，究其时代性与社会潜意识，不难看出，其阴影背后的悲凉底蕴。一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封建体系下桎梏的婚姻制度，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夫多妻制”所滋生出来的连最简单的性需求都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必然滋生“嫉妒”之性；二是社會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及家庭条件落差所导致的连女性基本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等，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嫉妒”心理的形成；三是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中和思想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意识的影响，使男子在基本谋生方面变得无德无能，这必然迫使女性为了维权而奋起，而她们在性格上的强势与反抗、心理上的嫉妒与狭隘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参考文献：
[1]蒲松龄.王刻聊斋志异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8.
关键词：《聊斋志异》；妒妇形象；社会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01
悍妇、妒妇文化是中华文明由来已久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对于长期以女性为主导的“悍妒”形象的描摹自然也就成为了古代文学作品及人物研究中难以规避的文学话题。蒲松龄《聊斋志异》在对花妖狐媚形象的进行构造时，有20余篇刻画了颇具典型气质的带有“悍”色彩的妒妇形象。《江城》篇中的人妇江城、《马介甫》篇中的尹氏等，由此可见《聊斋志异》一书中所集结的具有剽悍特质的“妒妇”不仅数目较多，而且其狂悍的本性以及嫉妒的恻隐心生后所暴发的肆虐行径几乎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谈声色变的程度。
一、欺凌丈夫的典型——江城
凶悍。《江城》篇中对江城这一极具“悍妒”心理与狂虐行为的妇人形象的刻画贯穿于江城与其夫君高蕃的爱恨情仇与恩怨纠葛之中。江城既是高蕃两小无猜的玩伴，又是通过对抗封建婚姻家长制后迎娶进门的妻子。在小说如此开头的叙写中，谁都会认为他们经过长期感情积淀后所组建的家庭一定羡煞旁人，其实不然。可能连高蕃自己也不会想到他所娶回来的看上去眉清目秀、明眸秀齿的“佳人”在绝俗的外表之下是一副粗暴、善变与嫉妒成疾的本性。“稍稍反其恶声。女愈怒，挞逐出户，阖其扉。生喈喈门外，不敢扣关，抱膝宿檐下。[1]”高蕃在经历如此的待见时，不敢有丝毫的违背与反抗之意，因为他深知自己只要稍一表露不满之情，等待他的就只有江城的棍棒，或者野蛮式的拳打脚踢。
甚妒。当江城得知丈夫背着自己“纳妓斋中”的隐情之后，暴戾恣睢的她在狂吠哭闹之余强忍着内心的醋意，私下里谋生出假扮妓女与丈夫约会的计策。在约会之中，面对高蕃一番甜言蜜语的挑逗与肢体动作的蜷蜷，她首先表现出的是“女默不语”，然后又强抑制住内心的暴怒，在丈夫娓娓道来的言语之下是“女终不语”所以，当高蕃实在是觉得怪异后滋生的一系列动作之中，才将她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暴露无遗。“躬身促火一照，则江城也。大惧失色，堕烛于地，长跪觳觫，若兵在颈。”[1]江城在内心无限的“嫉妒”心理影响下滋生的精心设计与熟练操作表明她在长期的生活或者与丈夫高蕃的感情生涯里一直扮演着猜忌甚至企图“擒制”对方的角色，而失去了夫权尊严的丈夫长期沉浸在高压管治下，出于自身本能的需求等，一有空隙或者一旦江城有所松懈，就自然会出去寻花问柳。所以，江城后来一妒再妒，甚至女扮男装暗查丈夫的行踪，一旦发现高蕃与其他女子甚至府里丫鬟在感情方面几乎连私情都算不上的细枝末节时，拳脚相加也就成了理所应当。
二、祸及门庭的代表——尹氏
与江城相比，尹氏对丈夫及整个家庭的控制与打压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当尹氏知道丈夫杨万石与侍妾王氏“木已成舟”并且有了一个儿子时，满腔的醋意伴着蛮横的行径便直接发泄到了丈夫身上。肢体上的暴打早已不在话下，她甚至在夫权至上的封建礼教体系笼罩中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丈夫戴上妇女的头巾，并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鞭子将丈夫往外赶。更有意思的是，早已被折磨得百孔千疮的丈夫杨万石不仅没有把它看成是妻子对自己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男权社会的羞辱与挑战，反而担心头巾落下来。在杨万石看似司空见惯的生活情节或者他早已想当然地把妻子强加的打压当做夫妻生活之乐事的不抵抗下，是妻子那一颗醋意难消的“嫉妒心”和永远不知疲倦的“蛮横劲”。
在家中，尹氏的霸道与杨万石的懦弱形成天然的对比，如此的一来一往中，祸及门庭就在所难免。杨钟（杨万石的弟弟）因为看不惯恶嫂尹氏的霸道行径却又在封建体系之下那一套“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纲常里无动于衷，最后在不得已之下选择了投井自杀。不和夫婿，不睦兄弟，尹氏对家中的老父亦是百般刁难，使得本该颐养天年的杨父在家的地位是“齿奴隶数”，在风烛残年之中衣衫褴褛，靠着儿子偷窃而来的食物潦倒度日。就连马介甫实在是看不下去后施舍给杨父的新袍子也在尹氏一怒之下的“就翁身条条割裂”[1]里惨遭断送，更令人发指的是，她并没有因此作罢，反倒顺手狠狠地给了老翁一个嘴巴子，并且用力地拽扯老翁的胡须，在大逆不道之中逼得杨父走投无路，最后在不堪其辱中遁世而去。
三、妒妇悍妻之下的社会潜意识
解构蒲松龄笔下具有典型特质的女性形象，难以掩藏的是她们狂悍的外表与凶神恶煞的语言下毫无内敛气质的“冷妒”心肠，因此她们常常作为“妒妇悍妻”群像的代表矗立于文学史上。总体来看她们长期都是被否定甚至深恶痛绝的对象，这无疑彰显了小说家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去审视妒妇的群像，不可否认，她们是特定时代男性隐秘心理的一种表露。所以，究其时代性与社会潜意识，不难看出，其阴影背后的悲凉底蕴。一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封建体系下桎梏的婚姻制度，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夫多妻制”所滋生出来的连最简单的性需求都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必然滋生“嫉妒”之性；二是社會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及家庭条件落差所导致的连女性基本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等，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嫉妒”心理的形成；三是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中和思想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意识的影响，使男子在基本谋生方面变得无德无能，这必然迫使女性为了维权而奋起，而她们在性格上的强势与反抗、心理上的嫉妒与狭隘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参考文献：
[1]蒲松龄.王刻聊斋志异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