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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上，诸葛亮是一座丰碑。
二十七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田野，他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一个赏识他的伯乐出现，这一等就是十年。这种等待，在之前或许是因为年龄，之后当然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原因。
智者总是善于等待。
诸葛亮为何不会去投奔刘表？刘表虽为汉室后裔，但他浮夸、空洞；曹操的核心智囊集团也不可能进入，毕竟，诸葛亮当时籍籍无名，不为当时的政治阵营所知。
当然，诸葛亮不可能过着隐居生活，他没有隐居的背景和必要，不像陶渊明那样做过官，有官场的经历和体验，有官场与田园的对比和选择，有着政治和心灵的交叉碰撞。这一切诸葛亮都没有，且20多岁，根本就无法具有像范蠡、张良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要知道，陶渊明的隐退是美梦变成噩梦后的选择，是前进不得而无奈的后退。隆中也不是一块世外桃源，它离荆州不远，有随时传递而来的战争信息，有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有祸福荣辱的低吟浅叹。诸葛亮是在观察等待。
卧龙一定要有飞天的时刻。
中国知识分子都自诩为千里马，迫切希望自己能从山间草莽一跃而成庙堂重臣。而诸葛亮首先得到三国时期的第一个伯乐司马徽的推荐，司马徽对刘备说，当今天下有两人，得一人者得天下也。其次再加上徐庶走马荐诸葛。
最终，诸葛亮等来了四十七岁的刘备，“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成了天下知识分子歆羡的梦想。
“三顾茅庐”也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心理推向了极致。
这以后，历史演义、民间传说、街坊酒肆的大肆渲染和极力夸赞，很自然地将诸葛亮推向了“智圣”的巅峰，将那些不存在的事情：空城计、草船借箭、借东风……附会到诸葛亮身上，其实是为诸葛亮的生命设置相应的智慧等级。这样，诸葛亮在政治名誉和军事名誉上的兼备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人格，不至于使中华民族的历史人格与文化人格沦为无聊与庸常。进而成为后世之人追慕不已的丰碑。
从三国的文化角度来看，诸葛亮和曹操都进入了文化坐标，但诸葛亮的文学高度远远低于曹操，曹操关注的是星汉宇宙，是生命的吞吐，是忧思的排解，是天下归心，关注点太高太远，无法贴近大众，再加上他的出生背景，所以他在文学地位上是一座孤峰，总是处于别人无法理解的孤寂状态；而诸葛亮的关注点更能贴近大众，呼应大众，感应大众。《出师表》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千百年来，人们对《出师表》赞不绝口的理由绝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诸葛亮人格情感的真实流露，是他忠君情思的诚挚表白。“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最能打动后世文人。
这时的诸葛亮已不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上升到文学的真实了。文学不在乎真实的历史依据，而在乎生命在一段历史当中如何呈现出一种具有非凡力度的造型和超越时空的造型。这使得诸葛亮从历史美学进入到了文化美学的范畴。历史美学总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文化美学具有广泛的普片性和民众性。一旦进入，诸葛亮就具有了生命存在意义和生态意义的广泛价值。
《出师表》是诸葛亮二十余年高尚人格的沉淀与积累。
对诸葛亮智谋的赞美是对技术层面的恭维，作为“智圣”，是人们对他的道德层面和人格层面的无限崇拜。古往今来，许多文人都有着道德层面和人格层面的高度，却都因这因那而无法实现徒生悲哀。在追慕诸葛亮的过程当中，无数的文人墨客是否会迷失自己已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文人从三国的硝烟当中感受到了诸葛亮的人格温度，他们也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定位和人格定位。这一点，总会让我们倍感温暖。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庙堂情结”或“庙堂情绪”决定了他们必然走上层路线的最终使命，他们的“大众情结”或“大众情绪”太少，这必然导致怀才不遇和不得志的心理症结，李白也只能吟出“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陈子昂也只能感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但是，中国古代，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文学地位都远远超过诸葛亮的人很多，像屈原、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等，为什么不能成为“无法超越的丰碑”？其实，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是否遇上了明君圣主，是否有最好的结局，二者缺一不可。屈原虽得楚怀王重用，但接着却被流放，最后怀石投江；王安石的改革被推翻，他最后在郁闷中死去；司马光死后被鞭尸；范仲淹最后遭贬……这都是天下人所不愿看到所不愿经历的。而诸葛亮深得刘备重用，杜甫说“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后来又成为“相父”，即使五十四岁病死五丈原，但那也是生命最终的自然旅程。
当然，我们眷顾文化历史，不是为了简单的拾掇历史故事，也不是为了故作的怀古伤今，而是为了从沉重昏暗的底色当中探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轨迹，感受人性在高度浓缩之后的崇高与卑微、高尚与琐屑，并询问古代先贤与知识分子合力倾泻的坦诚的最终遗言。
二十七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田野，他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一个赏识他的伯乐出现，这一等就是十年。这种等待，在之前或许是因为年龄，之后当然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原因。
智者总是善于等待。
诸葛亮为何不会去投奔刘表？刘表虽为汉室后裔，但他浮夸、空洞；曹操的核心智囊集团也不可能进入，毕竟，诸葛亮当时籍籍无名，不为当时的政治阵营所知。
当然，诸葛亮不可能过着隐居生活，他没有隐居的背景和必要，不像陶渊明那样做过官，有官场的经历和体验，有官场与田园的对比和选择，有着政治和心灵的交叉碰撞。这一切诸葛亮都没有，且20多岁，根本就无法具有像范蠡、张良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要知道，陶渊明的隐退是美梦变成噩梦后的选择，是前进不得而无奈的后退。隆中也不是一块世外桃源，它离荆州不远，有随时传递而来的战争信息，有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有祸福荣辱的低吟浅叹。诸葛亮是在观察等待。
卧龙一定要有飞天的时刻。
中国知识分子都自诩为千里马，迫切希望自己能从山间草莽一跃而成庙堂重臣。而诸葛亮首先得到三国时期的第一个伯乐司马徽的推荐，司马徽对刘备说，当今天下有两人，得一人者得天下也。其次再加上徐庶走马荐诸葛。
最终，诸葛亮等来了四十七岁的刘备，“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成了天下知识分子歆羡的梦想。
“三顾茅庐”也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心理推向了极致。
这以后，历史演义、民间传说、街坊酒肆的大肆渲染和极力夸赞，很自然地将诸葛亮推向了“智圣”的巅峰，将那些不存在的事情：空城计、草船借箭、借东风……附会到诸葛亮身上，其实是为诸葛亮的生命设置相应的智慧等级。这样，诸葛亮在政治名誉和军事名誉上的兼备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人格，不至于使中华民族的历史人格与文化人格沦为无聊与庸常。进而成为后世之人追慕不已的丰碑。
从三国的文化角度来看，诸葛亮和曹操都进入了文化坐标，但诸葛亮的文学高度远远低于曹操，曹操关注的是星汉宇宙，是生命的吞吐，是忧思的排解，是天下归心，关注点太高太远，无法贴近大众，再加上他的出生背景，所以他在文学地位上是一座孤峰，总是处于别人无法理解的孤寂状态；而诸葛亮的关注点更能贴近大众，呼应大众，感应大众。《出师表》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千百年来，人们对《出师表》赞不绝口的理由绝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诸葛亮人格情感的真实流露，是他忠君情思的诚挚表白。“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最能打动后世文人。
这时的诸葛亮已不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上升到文学的真实了。文学不在乎真实的历史依据，而在乎生命在一段历史当中如何呈现出一种具有非凡力度的造型和超越时空的造型。这使得诸葛亮从历史美学进入到了文化美学的范畴。历史美学总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文化美学具有广泛的普片性和民众性。一旦进入，诸葛亮就具有了生命存在意义和生态意义的广泛价值。
《出师表》是诸葛亮二十余年高尚人格的沉淀与积累。
对诸葛亮智谋的赞美是对技术层面的恭维，作为“智圣”，是人们对他的道德层面和人格层面的无限崇拜。古往今来，许多文人都有着道德层面和人格层面的高度，却都因这因那而无法实现徒生悲哀。在追慕诸葛亮的过程当中，无数的文人墨客是否会迷失自己已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文人从三国的硝烟当中感受到了诸葛亮的人格温度，他们也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定位和人格定位。这一点，总会让我们倍感温暖。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庙堂情结”或“庙堂情绪”决定了他们必然走上层路线的最终使命，他们的“大众情结”或“大众情绪”太少，这必然导致怀才不遇和不得志的心理症结，李白也只能吟出“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陈子昂也只能感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但是，中国古代，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文学地位都远远超过诸葛亮的人很多，像屈原、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等，为什么不能成为“无法超越的丰碑”？其实，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是否遇上了明君圣主，是否有最好的结局，二者缺一不可。屈原虽得楚怀王重用，但接着却被流放，最后怀石投江；王安石的改革被推翻，他最后在郁闷中死去；司马光死后被鞭尸；范仲淹最后遭贬……这都是天下人所不愿看到所不愿经历的。而诸葛亮深得刘备重用，杜甫说“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后来又成为“相父”，即使五十四岁病死五丈原，但那也是生命最终的自然旅程。
当然，我们眷顾文化历史，不是为了简单的拾掇历史故事，也不是为了故作的怀古伤今，而是为了从沉重昏暗的底色当中探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轨迹，感受人性在高度浓缩之后的崇高与卑微、高尚与琐屑，并询问古代先贤与知识分子合力倾泻的坦诚的最终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