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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成为巴菲特那样的人，你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让自己喜欢上牛排？养成喝可乐以及吃汉堡的习惯？这些生活方式大概可以让你的体重再增加20%——这是个玩笑，当然不行啦。那么下苦心研究浩如烟海的公司报表，随时关注交易商的APP发来的市场信息怎么样？首先这事累得不得了，中国内地上市公司有3000多家，新三板的上市公司接近1万家（这只是中国内地市场哦）。其次，关注那些市场信息，大概有80%的时间是被浪费掉的。而且，即使你真的这么做了，离真的能像巴菲特一样投资可能还有差距。
巴菲特本人曾经提到过成功价值投资者的一个要素——有的人5分钟就能理解价值投资说的是什么，并马上加以应用，但有的人你怎么和他说他都不能理解。而且，这和智商无关。
塞斯·卡拉曼是20世纪90年代《财富》杂志评选的最像巴菲特的若干个年轻投资家中的一个。经过二十多年，他效仿巴菲特以及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投资方式成立的Baupost Group的长期投资收益也接近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卡拉曼对成功的价值投资者的评价与巴菲特的说法类似。
那么，这些价值投资者说的这种差别是什么？
从投资行为上看，普通投资者和价值投资者的确存在差别。价值投资者轻视预期，更注重实际获得。所以价值投资者不会大笔投资那些让人遐想无数而现实中还在亏损的高技术公司。普通投资者恰好相反，他们更注重预期中的收益，对没什么想象空间的公司并不买账。
如果你通晓颅神经外科学，或者看过我们以前的文章就会有印象。人们头脑中管理预期和实际获得收益的脑组织并不是同一部分。很可能一般人管理预期收益和预期损失的那部分脑组织要比管理实际获得收益的那部分脑组织大得多，价值投资者负责预期收益的脑组織则相对没那么发达。
人脑中各部分脑组织是怎么成长的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至少我还没看到过针对管理预期收益的脑组织发育的指向性研究。不过看那些著名价值投资者的成长历程会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例如，那些著名的投资家，所谓的著名价值投资者，他们都有个“坏妈妈”。所谓的“坏妈妈”，并不是说他们的母亲有多恶毒，而是指对待孩子比较严厉的妈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妈妈说，看到格雷厄姆出生时非常想把他从窗户扔出去，因为她前两胎都是男孩，第三胎非常想要个女孩。不过得亏老太太没有那么做，要不然，现在我可能在理财专栏里只能和人说无聊的K线图呢。这个严厉的妈妈最后是因为和抢劫犯对打去世的，当时她的包里其实只有3美元。
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的传记里也能看到，虽然都来自当时美国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但他们的妈妈都是既严厉又有点絮叨。还有菲利普·费雪，他的长辈中只有姑姑对他好一点。投资家的“坏妈妈”们的严厉除了压缩了他们对预期的渴望，还造成他们在社交方面成熟得都偏晚。
当然了，投资家们的妈妈或者成长背景并不像他们持有的上市公司一样，被披露的部分非常少。咱们只是从最有名的几个看到一些线索，前面所说的那些推导也更多是我的一种假设。我相信假设也是有价值的，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刚刚去世的斯蒂芬·霍金，他的所有成就几乎都是假设。
另外，即使“坏妈妈”假设成立，那么在“坏妈妈”培养出来的孩子中也只会有很小一部分成为投资家。“坏妈妈”是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至于怎么培养你的孩子，首先是你家庭自己的事。
让自己喜欢上牛排？养成喝可乐以及吃汉堡的习惯？这些生活方式大概可以让你的体重再增加20%——这是个玩笑，当然不行啦。那么下苦心研究浩如烟海的公司报表，随时关注交易商的APP发来的市场信息怎么样？首先这事累得不得了，中国内地上市公司有3000多家，新三板的上市公司接近1万家（这只是中国内地市场哦）。其次，关注那些市场信息，大概有80%的时间是被浪费掉的。而且，即使你真的这么做了，离真的能像巴菲特一样投资可能还有差距。
巴菲特本人曾经提到过成功价值投资者的一个要素——有的人5分钟就能理解价值投资说的是什么，并马上加以应用，但有的人你怎么和他说他都不能理解。而且，这和智商无关。
塞斯·卡拉曼是20世纪90年代《财富》杂志评选的最像巴菲特的若干个年轻投资家中的一个。经过二十多年，他效仿巴菲特以及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投资方式成立的Baupost Group的长期投资收益也接近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卡拉曼对成功的价值投资者的评价与巴菲特的说法类似。
那么，这些价值投资者说的这种差别是什么？
从投资行为上看，普通投资者和价值投资者的确存在差别。价值投资者轻视预期，更注重实际获得。所以价值投资者不会大笔投资那些让人遐想无数而现实中还在亏损的高技术公司。普通投资者恰好相反，他们更注重预期中的收益，对没什么想象空间的公司并不买账。
如果你通晓颅神经外科学，或者看过我们以前的文章就会有印象。人们头脑中管理预期和实际获得收益的脑组织并不是同一部分。很可能一般人管理预期收益和预期损失的那部分脑组织要比管理实际获得收益的那部分脑组织大得多，价值投资者负责预期收益的脑组織则相对没那么发达。
人脑中各部分脑组织是怎么成长的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至少我还没看到过针对管理预期收益的脑组织发育的指向性研究。不过看那些著名价值投资者的成长历程会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例如，那些著名的投资家，所谓的著名价值投资者，他们都有个“坏妈妈”。所谓的“坏妈妈”，并不是说他们的母亲有多恶毒，而是指对待孩子比较严厉的妈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妈妈说，看到格雷厄姆出生时非常想把他从窗户扔出去，因为她前两胎都是男孩，第三胎非常想要个女孩。不过得亏老太太没有那么做，要不然，现在我可能在理财专栏里只能和人说无聊的K线图呢。这个严厉的妈妈最后是因为和抢劫犯对打去世的，当时她的包里其实只有3美元。
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的传记里也能看到，虽然都来自当时美国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但他们的妈妈都是既严厉又有点絮叨。还有菲利普·费雪，他的长辈中只有姑姑对他好一点。投资家的“坏妈妈”们的严厉除了压缩了他们对预期的渴望，还造成他们在社交方面成熟得都偏晚。
当然了，投资家们的妈妈或者成长背景并不像他们持有的上市公司一样，被披露的部分非常少。咱们只是从最有名的几个看到一些线索，前面所说的那些推导也更多是我的一种假设。我相信假设也是有价值的，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刚刚去世的斯蒂芬·霍金，他的所有成就几乎都是假设。
另外，即使“坏妈妈”假设成立，那么在“坏妈妈”培养出来的孩子中也只会有很小一部分成为投资家。“坏妈妈”是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至于怎么培养你的孩子，首先是你家庭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