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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层 在法国的第一场雪
我在法国打过几次工，第一次是我到法国两个多月后，在一个日本餐厅里，为期三个月。虽然名义上是日本餐厅，但实际上是一对法国兄弟开的，店里的工作人员也并非日本人，而是几个中国和越南来的留学生，因为很少有日本人会在法国打工。
我在餐厅的厨房里工作，一个星期去两三次，每次都是从下午放学后开始，一直到餐馆的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工作到深夜一点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厨房工作最累的地方就是要站一个晚上，客人又总是很多，似乎永远有做不完的饭，切不完的三文鱼和卷不完的紫菜卷，只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老板就会跑过来问我们还想不想干了。有一段时间，我在超市里看到三文鱼都觉得想吐。
从象牙塔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到什么都干的外来雇工，最难受的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理上的落差。有一次我跟国内的朋友通电话，脾气一上来就说了些气话，他说我现在说白了就一“法国民工”。这句话刺痛了我，我挂了电话，擦干眼泪，就又去打工了。当晚我一直魂不守合，做错了很多事，老板多次暴跳如雷。我没有反驳，一个人拿着芥末粉在角落里调芥末，不知道是因为那呛鼻的气味还是什么，泪水不住地往下掉。
那天晚上，从餐馆出来的时候下雪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深夜里昏黄的路灯照在洁白的雪上。想不到，我在法国看到的第一场雪，会来得如此安静。曾经，我无数次想象过漫天飞雪的优雅，渴望有一天能在雪地里奔跑，然而现在，雪正悄悄地下着，我的心却如此孤独。
我掏出电话想找人倾诉，却发现同室的Pham在一个小时前的短信：“Eva(我的法文名字)，我记得你说你来这里就是为了看雪，我说这里天气太干燥不会有雪，现在看来你才是对的!我刚才从打工的餐厅里带回一个Pizza，你现在在哪里，要不要一起吃?”
雪夜中，我紧紧握着手机，把这条短信，读了千遍。
第十层 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是2007年出国的，在法国的第一个学年，中国正是多事之秋。
首先是雪灾，然后火车相撞，接着奥运火炬在巴黎被扑灭，接着汶川大地震。连续半年，中国的消息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新闻和各大报刊国际版头条，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也从开始的盲目愤怒渐渐到困惑思索，最后学会理智捍卫。
我很遗憾，这一年没有在中国一起承担那些苦难，亲身经历那些伟大时刻，但我也很有幸能够在外国远眺它的光芒。那段时间，每个中国留学生的神经都非常敏感，只要在路上听到或者看到“中国”这个单词，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关心一下，一副“时刻准备着”的样子。
当时走在街上，我们都会被一些法国小混混扔石子。我甚至开始想，当年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法国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所承受的压力，会是我们的多少倍?
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去改变一个时代，但是只要有需要，我们同样会毫不犹豫地去捍卫祖国的名誉。在奥运火炬被扑灭的那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得到了可能会在三个地方(巴黎、伦敦和洛杉矶)同时组织抗议示威的消息，但是还并不清楚确切的时间、地点。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四，确切的消息便在当地中国留学生中广为流传，星期五晚上，我们三十多个留学生包了一辆大巴，北上巴黎。
巴黎共和国广场上，一面面中国国旗迎风飘扬，在场的十多万人无不慷慨激昂，努力让法国人知道，因为误解，我们都受伤了。
从南部到巴黎，来回要坐二十多个小时的汽车，为了参加这四个小时的抗议，我们义无反顾地未了。我们来寻求理解，并不是来闹事；我们来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而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了解法国的文化，但是更希望这种了解是相互的。
我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激动，一次次唱响国歌，许多人都哭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我们期待着这次抗议表达会让当地舆论在涉及中国的报道内容有所缓和、不再偏激时，一场大地震几乎震碎了我们所有人的心。上课的时候，没有人能再听得进老师的话，因为我们满脑子都在关心国内救灾的情况；下了课的时候，我们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守在电脑前，看在线直播，家里没有网络的就到图书馆里看，图书馆关门了就跑到有网络的朋友家里看，不论日夜。我们都恨自己，这时为什么身在国外，在这个最需要全员一起担当、努力的时候，我们却什么都不能做!
那段时间，各个教堂里忽然出现了好多中国人。修女说，法语不好不要紧，不是教徒也不要紧，不知道怎么祷告还是不要紧，只要用心去说，无论说什么，主都会听到。
尽管祖国遇到那么多困难，但是最后我们都骄傲地走过来了，我们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坚强。我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一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对于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留学生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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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生活费很高，即使是当地学生，高中之后也会打短工，至于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想要减轻家庭负担和更快掌握语言，打工更是必然之选。虽然辛苦，但报酬尚可，时薪至少8.4欧元，扣除税款，还有6.7欧元，也就是说，打一个晚上工就可以收入四十来欧元。
为了保证合法的雇佣关系，雇主和雇员都必须缴纳高额税款及社会保险金，除假期外，学生每周打工不得超过20个小时。于是，不少学生甘愿成为“黑工”，这样做的风险不言而喻，如果该雇主不拖欠工资或者不签订劳动合同(那就不用交税)，成为“黑工”是一个短期“脱贫”的绝佳方法。
有些人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打工上，以致留级，而留级又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压力，于是，这些人年复一年地生活在打工和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据说法国的大学对外国人有一个限制，如果连续几年都无法升学，将被推定为有移民倾向，相关机构就会出具警告信，在一定期限内再不能升学就必须离开法国。
我在法国打过几次工，第一次是我到法国两个多月后，在一个日本餐厅里，为期三个月。虽然名义上是日本餐厅，但实际上是一对法国兄弟开的，店里的工作人员也并非日本人，而是几个中国和越南来的留学生，因为很少有日本人会在法国打工。
我在餐厅的厨房里工作，一个星期去两三次，每次都是从下午放学后开始，一直到餐馆的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工作到深夜一点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厨房工作最累的地方就是要站一个晚上，客人又总是很多，似乎永远有做不完的饭，切不完的三文鱼和卷不完的紫菜卷，只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老板就会跑过来问我们还想不想干了。有一段时间，我在超市里看到三文鱼都觉得想吐。
从象牙塔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到什么都干的外来雇工，最难受的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理上的落差。有一次我跟国内的朋友通电话，脾气一上来就说了些气话，他说我现在说白了就一“法国民工”。这句话刺痛了我，我挂了电话，擦干眼泪，就又去打工了。当晚我一直魂不守合，做错了很多事，老板多次暴跳如雷。我没有反驳，一个人拿着芥末粉在角落里调芥末，不知道是因为那呛鼻的气味还是什么，泪水不住地往下掉。
那天晚上，从餐馆出来的时候下雪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深夜里昏黄的路灯照在洁白的雪上。想不到，我在法国看到的第一场雪，会来得如此安静。曾经，我无数次想象过漫天飞雪的优雅，渴望有一天能在雪地里奔跑，然而现在，雪正悄悄地下着，我的心却如此孤独。
我掏出电话想找人倾诉，却发现同室的Pham在一个小时前的短信：“Eva(我的法文名字)，我记得你说你来这里就是为了看雪，我说这里天气太干燥不会有雪，现在看来你才是对的!我刚才从打工的餐厅里带回一个Pizza，你现在在哪里，要不要一起吃?”
雪夜中，我紧紧握着手机，把这条短信，读了千遍。
第十层 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是2007年出国的，在法国的第一个学年，中国正是多事之秋。
首先是雪灾，然后火车相撞，接着奥运火炬在巴黎被扑灭，接着汶川大地震。连续半年，中国的消息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新闻和各大报刊国际版头条，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也从开始的盲目愤怒渐渐到困惑思索，最后学会理智捍卫。
我很遗憾，这一年没有在中国一起承担那些苦难，亲身经历那些伟大时刻，但我也很有幸能够在外国远眺它的光芒。那段时间，每个中国留学生的神经都非常敏感，只要在路上听到或者看到“中国”这个单词，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关心一下，一副“时刻准备着”的样子。
当时走在街上，我们都会被一些法国小混混扔石子。我甚至开始想，当年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法国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所承受的压力，会是我们的多少倍?
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去改变一个时代，但是只要有需要，我们同样会毫不犹豫地去捍卫祖国的名誉。在奥运火炬被扑灭的那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得到了可能会在三个地方(巴黎、伦敦和洛杉矶)同时组织抗议示威的消息，但是还并不清楚确切的时间、地点。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四，确切的消息便在当地中国留学生中广为流传，星期五晚上，我们三十多个留学生包了一辆大巴，北上巴黎。
巴黎共和国广场上，一面面中国国旗迎风飘扬，在场的十多万人无不慷慨激昂，努力让法国人知道，因为误解，我们都受伤了。
从南部到巴黎，来回要坐二十多个小时的汽车，为了参加这四个小时的抗议，我们义无反顾地未了。我们来寻求理解，并不是来闹事；我们来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而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了解法国的文化，但是更希望这种了解是相互的。
我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激动，一次次唱响国歌，许多人都哭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我们期待着这次抗议表达会让当地舆论在涉及中国的报道内容有所缓和、不再偏激时，一场大地震几乎震碎了我们所有人的心。上课的时候，没有人能再听得进老师的话，因为我们满脑子都在关心国内救灾的情况；下了课的时候，我们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守在电脑前，看在线直播，家里没有网络的就到图书馆里看，图书馆关门了就跑到有网络的朋友家里看，不论日夜。我们都恨自己，这时为什么身在国外，在这个最需要全员一起担当、努力的时候，我们却什么都不能做!
那段时间，各个教堂里忽然出现了好多中国人。修女说，法语不好不要紧，不是教徒也不要紧，不知道怎么祷告还是不要紧，只要用心去说，无论说什么，主都会听到。
尽管祖国遇到那么多困难，但是最后我们都骄傲地走过来了，我们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坚强。我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一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对于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留学生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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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生活费很高，即使是当地学生，高中之后也会打短工，至于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想要减轻家庭负担和更快掌握语言，打工更是必然之选。虽然辛苦，但报酬尚可，时薪至少8.4欧元，扣除税款，还有6.7欧元，也就是说，打一个晚上工就可以收入四十来欧元。
为了保证合法的雇佣关系，雇主和雇员都必须缴纳高额税款及社会保险金，除假期外，学生每周打工不得超过20个小时。于是，不少学生甘愿成为“黑工”，这样做的风险不言而喻，如果该雇主不拖欠工资或者不签订劳动合同(那就不用交税)，成为“黑工”是一个短期“脱贫”的绝佳方法。
有些人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打工上，以致留级，而留级又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压力，于是，这些人年复一年地生活在打工和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据说法国的大学对外国人有一个限制，如果连续几年都无法升学，将被推定为有移民倾向，相关机构就会出具警告信，在一定期限内再不能升学就必须离开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