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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人,有说好话的时候,也有说坏话的时候,但什么时候该说好话,什么时候该说坏话,这就复杂了。从人的本性上讲,谁都爱听好话,讨厌坏话。我就没听说过有人说了别人好话,反遭辱骂的。
有些明明是硬道理的话,都不敢直说,如触龙说赵太后,极其典型。为了你皇室事操心,还得先把嘴巴上抹满了蜜,可见好心也不能把话说得难听。
我的小外孙蒙特今年刚刚两岁多,一有个伤风感冒,想让他吃药那是太难了,开始答应买好吃的,后来发展到买玩具,最后就是买真汽车,他也不会吃了。这时,我想到了好话的力量,于是我略施小计。
我们一家人比勇敢,看谁能喝药,当然一定是都怕苦了,只有舅舅一人勇敢,喝了一点点药,大家就一起惊讶、赞美他、给他鼓掌,这一幕都在他面前做,这时小家伙就嫉妒舅舅了,主动地说:“我也敢。”我们都装作不信的样子,质疑他“你也敢”?于是就给他一点点儿稀释的药,他当然是能喝下去的,因为婴儿药也不太难喝。孩子们拒绝喝药,主要是心理恐惧。他喝下去以后,就得到一片掌声,大家轮流赞美,有人抚摸,有人亲,小家伙用小小的成本换来了这么多的好话,觉得值,于是他就还要喝药。从此,喝“双黄连口服液”比喝“爽歪歪”还兴奋,因为喝“爽歪歪”没人送好话。有一次,外婆在家让他自己喝药,他看四周没观众,就叫我们家的宠物狗:“‘二毛’过来,看,蒙特开始喝药了。”
有医学专家研究证明,人听到别人说他坏话时生理上的化学反应特敏感,心情会出现晴转阴,情绪上立刻进入难受难忍的状态;听到人家说他好话心里舒服、高兴,精神状态为之愉悦。这是人的本能吧。听好话有利于身心健康,听坏话不利于心理康健。
可你光爱听好话不行,因为人的自私决定了人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对你说好话的,别看说别人好话没什么物质成本,可人们照样吝啬,就连熟人见面说声礼节性的“你好”都那样的不情愿,就是违心地说两句:“你今天的气色真好。”“你今天穿得好漂亮。”都好像自己吃了大亏一样。
其实,人与人之间只要不是什么原则的事儿,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我主张还是多种花,少栽刺,好话一句暖三春,人际关系之间的润滑、和谐缺不得彼此多说好话。谁多说了,谁就能接受到好话的回报。
所谓的坏话,也有两种:一是恶意的伤人;一为善意的批评。恶意伤人的话,连能有装船肚子的宰相都不爱容纳,就别说芝麻官衔都没有的凡夫俗子了。至于善意的批评,多数情况下也没人爱听。
这也来不得勉强,人家不爱听你善意的批评,我们就少说,要尊重人家的感受,连外交政策不是也主张要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吗?既然与你无关,你就用不着批评人家。
但对那些担负着社会角色的人则不同,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他们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直接的关联,批评他们不是批评他们个人,是问责他们的行政行为。当一种体制還不能实现公民自由地批评政府的领导人时,那只能说明这个体制的民主程度还不够。
若批评不能自由,说再多的好话就都没了意义,那不过是阿谀奉承罢了。就像如今有些下级对上级送上的好话,局外人听着就恶心。违心地说好话,是因为接受好话的人有回报你好处的权利。听别人好话也是有成本的,不回报别人送来的好话,你就会被好话给“捧杀”了。
做人做事,得有一份“自知之明对好话、稀里糊涂对坏话”的心态才行。我们对坏话的态度,听着就是了。那么多网友说于丹、余秋雨没文化,也没人当真呀。真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公民对公众人物有说好话与说坏话的自由。
(2010年6月29日下载于
《中国人事报》)
有些明明是硬道理的话,都不敢直说,如触龙说赵太后,极其典型。为了你皇室事操心,还得先把嘴巴上抹满了蜜,可见好心也不能把话说得难听。
我的小外孙蒙特今年刚刚两岁多,一有个伤风感冒,想让他吃药那是太难了,开始答应买好吃的,后来发展到买玩具,最后就是买真汽车,他也不会吃了。这时,我想到了好话的力量,于是我略施小计。
我们一家人比勇敢,看谁能喝药,当然一定是都怕苦了,只有舅舅一人勇敢,喝了一点点药,大家就一起惊讶、赞美他、给他鼓掌,这一幕都在他面前做,这时小家伙就嫉妒舅舅了,主动地说:“我也敢。”我们都装作不信的样子,质疑他“你也敢”?于是就给他一点点儿稀释的药,他当然是能喝下去的,因为婴儿药也不太难喝。孩子们拒绝喝药,主要是心理恐惧。他喝下去以后,就得到一片掌声,大家轮流赞美,有人抚摸,有人亲,小家伙用小小的成本换来了这么多的好话,觉得值,于是他就还要喝药。从此,喝“双黄连口服液”比喝“爽歪歪”还兴奋,因为喝“爽歪歪”没人送好话。有一次,外婆在家让他自己喝药,他看四周没观众,就叫我们家的宠物狗:“‘二毛’过来,看,蒙特开始喝药了。”
有医学专家研究证明,人听到别人说他坏话时生理上的化学反应特敏感,心情会出现晴转阴,情绪上立刻进入难受难忍的状态;听到人家说他好话心里舒服、高兴,精神状态为之愉悦。这是人的本能吧。听好话有利于身心健康,听坏话不利于心理康健。
可你光爱听好话不行,因为人的自私决定了人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对你说好话的,别看说别人好话没什么物质成本,可人们照样吝啬,就连熟人见面说声礼节性的“你好”都那样的不情愿,就是违心地说两句:“你今天的气色真好。”“你今天穿得好漂亮。”都好像自己吃了大亏一样。
其实,人与人之间只要不是什么原则的事儿,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我主张还是多种花,少栽刺,好话一句暖三春,人际关系之间的润滑、和谐缺不得彼此多说好话。谁多说了,谁就能接受到好话的回报。
所谓的坏话,也有两种:一是恶意的伤人;一为善意的批评。恶意伤人的话,连能有装船肚子的宰相都不爱容纳,就别说芝麻官衔都没有的凡夫俗子了。至于善意的批评,多数情况下也没人爱听。
这也来不得勉强,人家不爱听你善意的批评,我们就少说,要尊重人家的感受,连外交政策不是也主张要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吗?既然与你无关,你就用不着批评人家。
但对那些担负着社会角色的人则不同,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他们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直接的关联,批评他们不是批评他们个人,是问责他们的行政行为。当一种体制還不能实现公民自由地批评政府的领导人时,那只能说明这个体制的民主程度还不够。
若批评不能自由,说再多的好话就都没了意义,那不过是阿谀奉承罢了。就像如今有些下级对上级送上的好话,局外人听着就恶心。违心地说好话,是因为接受好话的人有回报你好处的权利。听别人好话也是有成本的,不回报别人送来的好话,你就会被好话给“捧杀”了。
做人做事,得有一份“自知之明对好话、稀里糊涂对坏话”的心态才行。我们对坏话的态度,听着就是了。那么多网友说于丹、余秋雨没文化,也没人当真呀。真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公民对公众人物有说好话与说坏话的自由。
(2010年6月29日下载于
《中国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