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代问题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
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制约因素，任何战略都只能在给定的舞台上策划和运行，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发展道路和安全战略的选择形成最根本规定的是时代环境。回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摒弃了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安全形势判断，果断地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变，但对全面战争进行防范的心理准备并未完全消除。而一旦我们党对国际战略安全环境的认识发生了肯定性的改变，确立了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认知后，一个体现匍下身子搞建设谋发展、放开手脚改革国内经济体制、全方位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政治路线就随之诞生了。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代，并根据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运行规律的分析，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列宁之所以能够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就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规律，相应地制定和实施了反映时代潮流的战略与策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将时代特点和中国特点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之后，才踏上胜利的坦途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是关于时代问题的判断。胡锦涛深刻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我们自身来讲，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而从外部世界来讲，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
时代问题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时代环境是国家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最基本的外部依据，也是我们在认识上理解和在思想上深化国家安全战略的准绳。
“全球化进程”步入“全球化时代”
界定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大背景，使用最多的词汇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把非常大的尺子——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共产党宣言》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迄今，全球化在其数百年的演进过程中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原初全球化时期、初步全球化时期和当代全球化时期。这三个时期的跨度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算起至今大约250多年，用这样一把大跨度的尺子来度量和说明当今的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
全球化在它2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总的来讲一直都是在范围、规模和强度上进行着时断时续的量的扩张。唯独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才跨过了一个临界点，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邓小平为我们揭示的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则是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
第一、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深化是全球化的逻辑起点，而全球化时代的标志首先是市场经济成为全世界统一的经济形态，成为国际社会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基础。
第二、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出现。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飞跃，历来是时代转换的物质技术标志。信息技术的出现及其网络化，为人类从全社会的范围有效地组织生产和消费开辟了可能。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分别开启了全球化的三个历史阶段。“全球化虽产生于信息革命之前，却因信息革命而大大增强。”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物质技术手段。
第三、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9．11事件是国际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拐点。9．11事件的实质，是国际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性和爆炸性的极端表现，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全球化发展中个别国家的有组织性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所积累的全球矛盾和所造成的全球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正常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了。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至此，全球化呈现出全方位和多维度的面貌，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已经围绕着全球化由谁来治理和怎样治理激烈展开。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凸现了全球治理的不同道路和模式之争。
“和平、发展、治理”（或曰和平、发展、合作）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我们说9．11事件具有历史的转折意义，其深刻含义就在于此。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求全球性的国际政治结构与之相适应、国际关系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往我们只强调经济全球化，在政治上则是讲多极化。于是有人感到很迷惑，好像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合，政治发展的趋势是分，两者发展趋势不相一致。这实际是个误解，我们主张的全球政治秩序不是要搞美国的一统天下，而是要搞大家协商，公平合理地来共管这个世界。因此多极化也是一种合的趋势，是保持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合，是我们的政治全球化的主张、政治全球化的旗帜。
总之，全球市场化建立了新时代的物质基础，社会信息化提供了新时代的技术手段，9．11事件推动了国际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一个崭新的社会大变动的完整雏形已经显现。这就是经济上的市场化、技术上的信息化、政治上的多极化、文化上的多元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所以我们说，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只是到了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向更高的社会形态的过渡时代
那么，全球化时代的性质该如何来把握呢？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性质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推及全世界。全球化的初始阶段本质上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本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的第三阶段，即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阶段，本质上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
正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的这一资本扩张的本质属性，使得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推展，日益演化为各个国家的内部矛盾和全球化的深刻危机。美国霸权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冒险、全球贫富悬殊的加剧、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民族宗教矛盾的尖锐化、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人类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流行、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和腐败之风的盛行等现象大量发生，其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在全球化时代的放大反映。
一系列全球问题和危机的出现，以及它们对人类社会和各国发展和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容纳全球化的巨大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全球化呼唤着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全球化时代与帝国主义时代同为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在本质上又有着重大区别。帝国主义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而全球化时代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在全球化情况下，再继续推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瓜分世界和向外部空间转嫁危机的帝国主义政策就很难行得通了。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就开始为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合作或者和平、发展、治理的主题所取代，全球化时代或者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实际上正孕育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方式的改造与否定。也就是说，作为全球化时代性质规定的“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它的本质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它已经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出现了新旧两种社会形态大量混合的因素。一方面，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扩及全球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开启了变革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进程和主流是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张，但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方向和结局则是迈向一个更高的社会文明。这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崭新文明，是走向各民族和谐发展的崭新文明，它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明，这才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底色。而这个新文明最广义的涵义，就是指人类的行为摆脱单纯追逐利润的资本的枷锁，而能够对自身的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进行科学、理性、民主和合乎客观规律的调节和管理。它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践和理论模式，应当是“社会市场经济＋信息调控手段＋科学发展理念＋民主政治管理”。而这个新社会文明模式的许多因素，已经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内部广泛生长出来。而且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育成熟的社会，新文明生产方式的要素也越多。中国新领导集体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世界主张的提出，也正是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文明转型的必然性上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回应。
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制约因素，任何战略都只能在给定的舞台上策划和运行，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发展道路和安全战略的选择形成最根本规定的是时代环境。回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摒弃了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安全形势判断，果断地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变，但对全面战争进行防范的心理准备并未完全消除。而一旦我们党对国际战略安全环境的认识发生了肯定性的改变，确立了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认知后，一个体现匍下身子搞建设谋发展、放开手脚改革国内经济体制、全方位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政治路线就随之诞生了。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代，并根据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运行规律的分析，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列宁之所以能够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就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规律，相应地制定和实施了反映时代潮流的战略与策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将时代特点和中国特点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之后，才踏上胜利的坦途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是关于时代问题的判断。胡锦涛深刻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我们自身来讲，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而从外部世界来讲，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
时代问题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时代环境是国家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最基本的外部依据，也是我们在认识上理解和在思想上深化国家安全战略的准绳。
“全球化进程”步入“全球化时代”
界定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大背景，使用最多的词汇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把非常大的尺子——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共产党宣言》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迄今，全球化在其数百年的演进过程中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原初全球化时期、初步全球化时期和当代全球化时期。这三个时期的跨度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算起至今大约250多年，用这样一把大跨度的尺子来度量和说明当今的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
全球化在它2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总的来讲一直都是在范围、规模和强度上进行着时断时续的量的扩张。唯独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才跨过了一个临界点，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邓小平为我们揭示的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则是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
第一、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深化是全球化的逻辑起点，而全球化时代的标志首先是市场经济成为全世界统一的经济形态，成为国际社会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基础。
第二、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出现。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飞跃，历来是时代转换的物质技术标志。信息技术的出现及其网络化，为人类从全社会的范围有效地组织生产和消费开辟了可能。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分别开启了全球化的三个历史阶段。“全球化虽产生于信息革命之前，却因信息革命而大大增强。”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物质技术手段。
第三、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9．11事件是国际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拐点。9．11事件的实质，是国际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性和爆炸性的极端表现，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全球化发展中个别国家的有组织性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所积累的全球矛盾和所造成的全球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正常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了。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至此，全球化呈现出全方位和多维度的面貌，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已经围绕着全球化由谁来治理和怎样治理激烈展开。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凸现了全球治理的不同道路和模式之争。
“和平、发展、治理”（或曰和平、发展、合作）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我们说9．11事件具有历史的转折意义，其深刻含义就在于此。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求全球性的国际政治结构与之相适应、国际关系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往我们只强调经济全球化，在政治上则是讲多极化。于是有人感到很迷惑，好像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合，政治发展的趋势是分，两者发展趋势不相一致。这实际是个误解，我们主张的全球政治秩序不是要搞美国的一统天下，而是要搞大家协商，公平合理地来共管这个世界。因此多极化也是一种合的趋势，是保持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合，是我们的政治全球化的主张、政治全球化的旗帜。
总之，全球市场化建立了新时代的物质基础，社会信息化提供了新时代的技术手段，9．11事件推动了国际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一个崭新的社会大变动的完整雏形已经显现。这就是经济上的市场化、技术上的信息化、政治上的多极化、文化上的多元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所以我们说，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只是到了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向更高的社会形态的过渡时代
那么，全球化时代的性质该如何来把握呢？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性质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推及全世界。全球化的初始阶段本质上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本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的第三阶段，即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阶段，本质上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
正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的这一资本扩张的本质属性，使得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推展，日益演化为各个国家的内部矛盾和全球化的深刻危机。美国霸权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冒险、全球贫富悬殊的加剧、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民族宗教矛盾的尖锐化、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人类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流行、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和腐败之风的盛行等现象大量发生，其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在全球化时代的放大反映。
一系列全球问题和危机的出现，以及它们对人类社会和各国发展和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容纳全球化的巨大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全球化呼唤着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全球化时代与帝国主义时代同为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在本质上又有着重大区别。帝国主义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而全球化时代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在全球化情况下，再继续推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瓜分世界和向外部空间转嫁危机的帝国主义政策就很难行得通了。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就开始为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合作或者和平、发展、治理的主题所取代，全球化时代或者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实际上正孕育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方式的改造与否定。也就是说，作为全球化时代性质规定的“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它的本质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它已经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出现了新旧两种社会形态大量混合的因素。一方面，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扩及全球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开启了变革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进程和主流是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张，但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方向和结局则是迈向一个更高的社会文明。这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崭新文明，是走向各民族和谐发展的崭新文明，它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明，这才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底色。而这个新文明最广义的涵义，就是指人类的行为摆脱单纯追逐利润的资本的枷锁，而能够对自身的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进行科学、理性、民主和合乎客观规律的调节和管理。它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践和理论模式，应当是“社会市场经济＋信息调控手段＋科学发展理念＋民主政治管理”。而这个新社会文明模式的许多因素，已经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内部广泛生长出来。而且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育成熟的社会，新文明生产方式的要素也越多。中国新领导集体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世界主张的提出，也正是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文明转型的必然性上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