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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西方档案学的两大支柱理论，它们都魂系历史主义。从19世纪至今，两大支柱理论经历了形成、并立和完善的发展进程。这也正是西方档案学从形成走向成熟的最佳写照。西方档案学经历了“立魂、守魂”的发展轨迹。当前电子时代，档案学面临诸多挑战。两大支柱理论自我完善的事实证明，档案学必须始终坚守自己的思想灵魂，必须以尊重档案的本质属性和维护档案专业的社会功能为前提，
关键词：西方档案学 档案学理论
个人立身世界、国家立足天下，都应有自己的立身之本和立国之本。一门学科也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性理论作为其独立体系的灵魂、核心和根基，16世纪萌芽的西方档案学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在逐步走向丰满和深刻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立完整的、拥有核心理论的学科体系。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就是西方档案学两大支柱理论，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因为来源原则划清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体现并维护了档案的本质属性，确立了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从文件到档案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使管理活动依循这一客观存在的轨迹贯通而行，形成科学的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证文件、档案价值的实现。
从19世纪至今，两大支柱理论经历了形成、并立和完善的发展进程。这实际上也正是西方档案学从形成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最佳写照。两大支柱理论一直贯穿着历史主义的核心思想——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存在，尊重档案形成过程、尊重有机联系，对历史主义的坚持，是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立为档案学支柱理论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历史主义是档案学理论体系之魂。
两大支柱理论以其发展嬗变的过程对西方档案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假如拥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来源原则和半个多世纪前萌生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还保持当初的模样毫无变化的话，西方档案学不会有今天的这般生机。两大支柱理论从确立到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过程，体现了档案管理领域对历史主义的确认、坚守和发扬光大，笔者认为这正是西方档案学“立魂”、“守魂”和“扬魂”的标志。在当前电子时代，两大支柱理论顺应社会环境和档案实践的变化实现了新高度上的理论抽象，进一步弘扬了历史主义思想，为档案学应对电子文件以及未来挑战打通了道路，也为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了“航标”。
1、西方档案学“立魂”：来源原则的确立
西方档案学萌芽于16世纪后期的欧洲。但直到18世纪末以来，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相继开展的档案工作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包括建立综合性国家档案馆、设置中央和地方档案馆网、实行档案事业集中管理、实施档案开放原则，等等。这些成果为档案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20世纪初来源原则的确立才是西方档案学真正形成、或者说真正独立于学科之林的标志。
来源原则尽管于19世纪中期以来在法国起源和在德国形成，但得到普遍认可还是在20世纪初，1898年荷兰手册的出版推动了来源原则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西方许多国家逐步认同了它在档案管理活动中的指导意义，进而树立了它在档案专业中的核心地位。这种普遍认可始于191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图书与档案人员的国际大会。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等23个国家的500余名代表中有档案界代表120多名，他们围绕档案立法、档案库房结构、档案保管与修复、案卷目录编制、私人档案保护和档案人员职业教育等专业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布鲁塞尔大会宣布来源原则是档案专业的基本原则，由此成为来源原则确立的起点。各国档案代表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肯定了来源原则对事由原则的替代，公认了来源原则在档案专业中的核心地位。
来源原则的确立，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综合性档案馆馆藏实体整理的现实难题，而且从理论上明确了档案的本质属性和档案专业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为西方档案学的“寻根”进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16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初，西方档案学处在从萌芽走向形成的道路上，西方档案学者一直在孜孜求索档案专业的根基。他们一度以为事由原则就是其苦苦追寻的目标，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发现了自身所犯的严重错误。直到来源原则的提出，他们才真正使档案学走上了独立和正确的轨道，并最终确立了档案专业的“灵魂”——历史主义。从此，西方档案学开始踏上漫漫“征途”。
2、西方档案学“守魂”：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并立
西方档案界将档案学的发展划分为古典和现代两个阶段，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被公认为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则被公认为现代学派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西方档案学从古典到现代的飞跃实际上体现的是档案学的进步和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就是两大支柱理论的并立。
谢伦伯格对詹金逊的超越集中体现了西方档案学从古典阶段飞跃到现代阶段的进步。
詹金逊被视为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其档案思想今天看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他反对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主张“由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在他看来，文件的鉴定只能由产生它的行政官员负责，如果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不仅会玷污档案证据的神圣性，还会妨碍档案保存的目的，不利于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的利用需求。这种鉴定观显然十分片面和狭隘。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既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因为行政官员可以刻意剔除、销毁甚至编造文件：又不利于保证档案的总体质量，因为行政官员不易把握销毁的“度”，容易销毁过多或者过少：同时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全面判断和充分发现，因为行政官员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他要求建立“档案组合”的前提是文件形成机关必须稳定和结构完备，这样才能按照机关原始的组织结构和整理体系进行整理和编目。这种观点过于机械和呆板，很难适应现代行政机关组织结构和职能活动频繁变动且异常复杂的现实特点，
谢伦伯格被视为现代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克服了古典学派的局限，提出了充满现代气息的档案新思想，使档案学理论的面貌焕然一新。主要有四点表现。
第一，谢伦伯格的档案观超越了詹金逊的古典档案观。针对詹金逊以馆藏档案为基础的档案定义，谢伦伯格引入了一种现代的文件和档案观，因为他认为“以中世纪材料为考虑对象而导引出来的定义，势必难以适应以处理现代文件为主要职责的档案工作者的需要”，这种现代“公共文件是档案工作者的主要工作 对象”。而且，谢伦伯格的档案观具有明显的辩证色彩。他认为“档案一词显然并没有一个不可更动而必须优先采用的、最终的、最完备的定义。它的定义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作不同的修改，以适应不同的需要。被采纳的定义都应该提供一个基础，使档案工作者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有效地应付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所产生的各种材料。凡是有损于他们的工作效力的定义，就不应该接受”。这不仅指明了各国形形色色档案定义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定义档案的科学指导思想。
第二，谢伦伯格的鉴定观超越了詹金逊的古典鉴定观。针对詹金逊反对档案人员参与鉴定的观点，谢伦伯格提出了一种全面而科学的现代鉴定观，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和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并对鉴定职责进行合理分工——行政人员主要鉴定第一价值，档案人员主要鉴定第二价值。这种鉴定观的优越性是既消除了鉴定的片面性，使机关与档案部门共同参与：又为档案部门对机关文件的前端控制提供了保证，更重要的是，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论”把鉴定标准确定为文件的价值形态，为后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三，谢伦伯格的文件组合观超越了詹金逊的古典档案组合观。针对詹金逊的档案组合“只适用于死的文件，即过去积累的不再增加的文件或者说已撤销的机关的文件”，谢伦伯格阐释了一种灵活且富有现代特征的文件组合观。他认为美国的现实是“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工作者主要是要应付还在活动的机关，他们所关心的政府组织不是静态的，不能建立固定数量的文件组合，而是动态的，其组织单位和职能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国家档案馆内，要为其地位和权力在政府等级系统中都在不断变化的那些行政单位的文件建立文件组合”。据此，他提出文件组合的建立尽管以文件来源为基础，但必须结合考虑机关行政管理史、文件复杂性和文件数量等因素。这样才能符合现代行政机关组织结构和职能活动频繁变动且异常复杂的现实特点，才符合现代文件数量庞大、载体多样化的现实特点。因为档案馆既可以严格按照来源组建文件组合，又能根据机关的职能变化、文件的数量多少等因素灵活地组建“汇集型”组合。
第四，谢伦伯格的档案理论充分包含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尽管他在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并未明确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的概念并解释其含义，也没有展开论述文件的运动过程及具体的阶段划分，但他对文件和档案定义的揭示、对现行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关系的认识，无不体现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这是詹金逊无法媲美的。
谢伦伯格对文件和档案定义的揭示反映出对广义文件观的认同。他采用了两段式定义法，文件是“任何公私机构，在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过程中，或者在与其本职业务过程有关的情况下所制作或收到，并且作为其职能、政策、决定、程序、行动或者其他活动之证据，或者由于其所含内容具有情报价值，而被该机构或该机构之合法继承者所保存或者指定加以保存的一切簿册、证件、地图、照片和其他记录材料，而不论其物质形式和特征如何”；而档案是“经鉴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业已选出准备藏人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文件”，这说明，他把“文件”视为一个广义概念， “档案”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谢伦伯格对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相互关系的认识反映出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思想的全面把握。根据美国传统，谢伦伯格揭示的文件管理实际上是指进馆前的文件管理。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区别和联系，尽管在书中把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作为两大部分分别进行论述，但他承认“档案管理方法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同现行文件的管理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指出“档案工作者在对公共文件进行整理、编目、鉴定和提供利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全部问题，都要溯源于各政府机关对这些文件的处理方式”，这表明，他把机关的现行文件管理视为档案管理的源头，其质量优劣直接决定着档案管理的成败。为此要求档案人员参与机关文件管理，与文件管理人员协作，共同提高文件工作效率，确保进馆档案的质量。这充分体现了文档一体化管理的思想。谢伦伯格在一部论述档案管理原则与技术的著作中包含现行文件管理内容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他把档案实践管理和理论研究的对象都进行了扩展。
此外，谢伦伯格对西方档案学的重大贡献还体现在他明确并系统地论述了档案的本质属性和档案专业的独特性，以前的所有西方档案学者，包括詹金逊，都没有达到他的认识高度。早期西方档案学者均未明确阐述档案的本质属性，需要从他们的档案定义中加以概括。但谢伦伯格在其代表作中已明确揭示出档案与图书、档案管理与图书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他看来，档案与图书的根本区别在于，档案的产生和积累同其特定形成机关的职能活动直接相关，其意义取决于档案与机关的来源联系及其他有机联系：而图书的产生首先是为了实现文化目的，它的意义同单件与单件之间的关系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档案管理与图书管理的根本区别包括：其一，就收集而言，档案收集往往有特定的主体，主要按照例行制度接收，收购、捐赠等都是辅助方式：而图书搜集没有特定的主体，搜集方式以购买为主。其二，就鉴定和挑选而言，档案人员必须通过考察档案的整体联系才能判断单份文件的价值，鉴定的着眼点首先是形成机关的职能和组织结构而非文件的主题内容：而图书人员的挑选是以图书单件为对象，鉴定的着眼点就是图书的主题内容。其三，就整理而言，档案分类应遵循来源原则，首先区分档案的形成机关：而图书分类按照预定的逻辑整理方案进行，可以说，谢伦伯格对档案本质属性和档案管理特有方法的系统论述为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灵活运用，为丰富发展来源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以来是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立的时期。来源原则经过布鲁塞尔大会确立后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灵活运用和丰富发展的过程。各国档案学者一致对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认为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应用价值。来源原则在为档案管理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并大量解决具体管理问题的同时，也在思想理论层面澄清了档案应怎样管理、为什么只能这样管理的基本认识，为档案专业和档案学奠定了理性基础，成为档案学理论的一大支柱。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文件数量的激增促使西方档案学者开始关注文件管理问题，他们从对文件中心的理论解释起步，后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以普遍联 系和运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文件从现行机关产生直到进入档案馆转化为档案的整体运动过程，最终科学地揭示出这一运动过程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为现行文件直至档案的管理提供了一种全面控制和高效管理的宏观指导思想。它为文件管理直接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现代档案学成熟的标志之一，备受西方档案界的推崇。
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并立是西方档案学真正成熟的标志。这是因为，首先。它们促使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得以扩展，变得更加全面。现代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超越了古典档案学关注的馆藏档案，扩大为现代文件——集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和档案于一身的广义文件。其次，它们促使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得以丰满，变得更加丰富。随着研究对象的扩展，现代档案学的研究内容不再像古典档案学那样只局限于馆藏档案的管理，还包括进馆前文件管理的所有内容——文件的收集、归档、整理、著录、鉴定和处置，等等。随着档案实践的发展，现代档案学不再局限于古典档案学关注的馆藏档案的整理和编目，而是全面涉及文件运动过程的一切环节——收集、鉴定、保管、检索、统计、提供利用等。随着档案载体的多元化，现代档案学不再像古典档案学那样局限于研究纸质档案，而是把各种新型载体的档案都纳入研究范围。再次，它们促使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得以改进，变得更加科学。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思维与辩证法结合运用的产物，现代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克服了古典档案学片面、机械和静止等局限，表现出全面、灵活和动态的特征。总之，具有全面研究对象、丰富研究内容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档案学才意味着档案学的真正成熟。
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并立还是西方档案学“守魂”的标志。历史主义是档案专业的理性之魂。对历史主义的坚持，正是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立为档案学支柱理论的根基所在，也是它们受到西方档案界普遍推崇的根本原因。来源原则从根本上认清了档案的本质联系——来源联系，确立了一个最能维护档案本质联系的保管单位——全宗，提出了一种馆藏档案管理不同于图书或其他文献资料管理的独特方法——区分来源组成全宗，从而找到了档案专业的立足之本。同样，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更广的范围内为现代档案学奠定了根基。它将档案专业的实践管理对象和理论研究对象从馆藏档案科学地扩展为现代文件，并通过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深入挖掘，明确了文件运动的本质特征——整体性、连续性和阶段性并存，提出了一种文件全过程管理的独特方法——全程控制与阶段管理有机融合。可见，两大理论巧妙地赋予历史主义鲜明的专业色彩，实现了尊重档案形成的客观过程和有机联系、确保档案的本质属性、维护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专业宗旨。正因为如此，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使西方档案学“大厦”更加稳固。
关键词：西方档案学 档案学理论
个人立身世界、国家立足天下，都应有自己的立身之本和立国之本。一门学科也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性理论作为其独立体系的灵魂、核心和根基，16世纪萌芽的西方档案学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在逐步走向丰满和深刻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立完整的、拥有核心理论的学科体系。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就是西方档案学两大支柱理论，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因为来源原则划清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体现并维护了档案的本质属性，确立了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从文件到档案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使管理活动依循这一客观存在的轨迹贯通而行，形成科学的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证文件、档案价值的实现。
从19世纪至今，两大支柱理论经历了形成、并立和完善的发展进程。这实际上也正是西方档案学从形成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最佳写照。两大支柱理论一直贯穿着历史主义的核心思想——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存在，尊重档案形成过程、尊重有机联系，对历史主义的坚持，是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立为档案学支柱理论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历史主义是档案学理论体系之魂。
两大支柱理论以其发展嬗变的过程对西方档案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假如拥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来源原则和半个多世纪前萌生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还保持当初的模样毫无变化的话，西方档案学不会有今天的这般生机。两大支柱理论从确立到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过程，体现了档案管理领域对历史主义的确认、坚守和发扬光大，笔者认为这正是西方档案学“立魂”、“守魂”和“扬魂”的标志。在当前电子时代，两大支柱理论顺应社会环境和档案实践的变化实现了新高度上的理论抽象，进一步弘扬了历史主义思想，为档案学应对电子文件以及未来挑战打通了道路，也为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了“航标”。
1、西方档案学“立魂”：来源原则的确立
西方档案学萌芽于16世纪后期的欧洲。但直到18世纪末以来，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相继开展的档案工作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包括建立综合性国家档案馆、设置中央和地方档案馆网、实行档案事业集中管理、实施档案开放原则，等等。这些成果为档案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20世纪初来源原则的确立才是西方档案学真正形成、或者说真正独立于学科之林的标志。
来源原则尽管于19世纪中期以来在法国起源和在德国形成，但得到普遍认可还是在20世纪初，1898年荷兰手册的出版推动了来源原则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西方许多国家逐步认同了它在档案管理活动中的指导意义，进而树立了它在档案专业中的核心地位。这种普遍认可始于191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图书与档案人员的国际大会。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等23个国家的500余名代表中有档案界代表120多名，他们围绕档案立法、档案库房结构、档案保管与修复、案卷目录编制、私人档案保护和档案人员职业教育等专业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布鲁塞尔大会宣布来源原则是档案专业的基本原则，由此成为来源原则确立的起点。各国档案代表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肯定了来源原则对事由原则的替代，公认了来源原则在档案专业中的核心地位。
来源原则的确立，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综合性档案馆馆藏实体整理的现实难题，而且从理论上明确了档案的本质属性和档案专业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为西方档案学的“寻根”进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16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初，西方档案学处在从萌芽走向形成的道路上，西方档案学者一直在孜孜求索档案专业的根基。他们一度以为事由原则就是其苦苦追寻的目标，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发现了自身所犯的严重错误。直到来源原则的提出，他们才真正使档案学走上了独立和正确的轨道，并最终确立了档案专业的“灵魂”——历史主义。从此，西方档案学开始踏上漫漫“征途”。
2、西方档案学“守魂”：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并立
西方档案界将档案学的发展划分为古典和现代两个阶段，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被公认为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则被公认为现代学派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西方档案学从古典到现代的飞跃实际上体现的是档案学的进步和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就是两大支柱理论的并立。
谢伦伯格对詹金逊的超越集中体现了西方档案学从古典阶段飞跃到现代阶段的进步。
詹金逊被视为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其档案思想今天看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他反对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主张“由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在他看来，文件的鉴定只能由产生它的行政官员负责，如果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不仅会玷污档案证据的神圣性，还会妨碍档案保存的目的，不利于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的利用需求。这种鉴定观显然十分片面和狭隘。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既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因为行政官员可以刻意剔除、销毁甚至编造文件：又不利于保证档案的总体质量，因为行政官员不易把握销毁的“度”，容易销毁过多或者过少：同时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全面判断和充分发现，因为行政官员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他要求建立“档案组合”的前提是文件形成机关必须稳定和结构完备，这样才能按照机关原始的组织结构和整理体系进行整理和编目。这种观点过于机械和呆板，很难适应现代行政机关组织结构和职能活动频繁变动且异常复杂的现实特点，
谢伦伯格被视为现代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克服了古典学派的局限，提出了充满现代气息的档案新思想，使档案学理论的面貌焕然一新。主要有四点表现。
第一，谢伦伯格的档案观超越了詹金逊的古典档案观。针对詹金逊以馆藏档案为基础的档案定义，谢伦伯格引入了一种现代的文件和档案观，因为他认为“以中世纪材料为考虑对象而导引出来的定义，势必难以适应以处理现代文件为主要职责的档案工作者的需要”，这种现代“公共文件是档案工作者的主要工作 对象”。而且，谢伦伯格的档案观具有明显的辩证色彩。他认为“档案一词显然并没有一个不可更动而必须优先采用的、最终的、最完备的定义。它的定义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作不同的修改，以适应不同的需要。被采纳的定义都应该提供一个基础，使档案工作者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有效地应付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所产生的各种材料。凡是有损于他们的工作效力的定义，就不应该接受”。这不仅指明了各国形形色色档案定义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定义档案的科学指导思想。
第二，谢伦伯格的鉴定观超越了詹金逊的古典鉴定观。针对詹金逊反对档案人员参与鉴定的观点，谢伦伯格提出了一种全面而科学的现代鉴定观，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和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并对鉴定职责进行合理分工——行政人员主要鉴定第一价值，档案人员主要鉴定第二价值。这种鉴定观的优越性是既消除了鉴定的片面性，使机关与档案部门共同参与：又为档案部门对机关文件的前端控制提供了保证，更重要的是，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论”把鉴定标准确定为文件的价值形态，为后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三，谢伦伯格的文件组合观超越了詹金逊的古典档案组合观。针对詹金逊的档案组合“只适用于死的文件，即过去积累的不再增加的文件或者说已撤销的机关的文件”，谢伦伯格阐释了一种灵活且富有现代特征的文件组合观。他认为美国的现实是“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工作者主要是要应付还在活动的机关，他们所关心的政府组织不是静态的，不能建立固定数量的文件组合，而是动态的，其组织单位和职能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国家档案馆内，要为其地位和权力在政府等级系统中都在不断变化的那些行政单位的文件建立文件组合”。据此，他提出文件组合的建立尽管以文件来源为基础，但必须结合考虑机关行政管理史、文件复杂性和文件数量等因素。这样才能符合现代行政机关组织结构和职能活动频繁变动且异常复杂的现实特点，才符合现代文件数量庞大、载体多样化的现实特点。因为档案馆既可以严格按照来源组建文件组合，又能根据机关的职能变化、文件的数量多少等因素灵活地组建“汇集型”组合。
第四，谢伦伯格的档案理论充分包含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尽管他在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并未明确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的概念并解释其含义，也没有展开论述文件的运动过程及具体的阶段划分，但他对文件和档案定义的揭示、对现行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关系的认识，无不体现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这是詹金逊无法媲美的。
谢伦伯格对文件和档案定义的揭示反映出对广义文件观的认同。他采用了两段式定义法，文件是“任何公私机构，在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过程中，或者在与其本职业务过程有关的情况下所制作或收到，并且作为其职能、政策、决定、程序、行动或者其他活动之证据，或者由于其所含内容具有情报价值，而被该机构或该机构之合法继承者所保存或者指定加以保存的一切簿册、证件、地图、照片和其他记录材料，而不论其物质形式和特征如何”；而档案是“经鉴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业已选出准备藏人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文件”，这说明，他把“文件”视为一个广义概念， “档案”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谢伦伯格对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相互关系的认识反映出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思想的全面把握。根据美国传统，谢伦伯格揭示的文件管理实际上是指进馆前的文件管理。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区别和联系，尽管在书中把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作为两大部分分别进行论述，但他承认“档案管理方法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同现行文件的管理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指出“档案工作者在对公共文件进行整理、编目、鉴定和提供利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全部问题，都要溯源于各政府机关对这些文件的处理方式”，这表明，他把机关的现行文件管理视为档案管理的源头，其质量优劣直接决定着档案管理的成败。为此要求档案人员参与机关文件管理，与文件管理人员协作，共同提高文件工作效率，确保进馆档案的质量。这充分体现了文档一体化管理的思想。谢伦伯格在一部论述档案管理原则与技术的著作中包含现行文件管理内容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他把档案实践管理和理论研究的对象都进行了扩展。
此外，谢伦伯格对西方档案学的重大贡献还体现在他明确并系统地论述了档案的本质属性和档案专业的独特性，以前的所有西方档案学者，包括詹金逊，都没有达到他的认识高度。早期西方档案学者均未明确阐述档案的本质属性，需要从他们的档案定义中加以概括。但谢伦伯格在其代表作中已明确揭示出档案与图书、档案管理与图书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他看来，档案与图书的根本区别在于，档案的产生和积累同其特定形成机关的职能活动直接相关，其意义取决于档案与机关的来源联系及其他有机联系：而图书的产生首先是为了实现文化目的，它的意义同单件与单件之间的关系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档案管理与图书管理的根本区别包括：其一，就收集而言，档案收集往往有特定的主体，主要按照例行制度接收，收购、捐赠等都是辅助方式：而图书搜集没有特定的主体，搜集方式以购买为主。其二，就鉴定和挑选而言，档案人员必须通过考察档案的整体联系才能判断单份文件的价值，鉴定的着眼点首先是形成机关的职能和组织结构而非文件的主题内容：而图书人员的挑选是以图书单件为对象，鉴定的着眼点就是图书的主题内容。其三，就整理而言，档案分类应遵循来源原则，首先区分档案的形成机关：而图书分类按照预定的逻辑整理方案进行，可以说，谢伦伯格对档案本质属性和档案管理特有方法的系统论述为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灵活运用，为丰富发展来源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以来是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立的时期。来源原则经过布鲁塞尔大会确立后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灵活运用和丰富发展的过程。各国档案学者一致对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认为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应用价值。来源原则在为档案管理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并大量解决具体管理问题的同时，也在思想理论层面澄清了档案应怎样管理、为什么只能这样管理的基本认识，为档案专业和档案学奠定了理性基础，成为档案学理论的一大支柱。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文件数量的激增促使西方档案学者开始关注文件管理问题，他们从对文件中心的理论解释起步，后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以普遍联 系和运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文件从现行机关产生直到进入档案馆转化为档案的整体运动过程，最终科学地揭示出这一运动过程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为现行文件直至档案的管理提供了一种全面控制和高效管理的宏观指导思想。它为文件管理直接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现代档案学成熟的标志之一，备受西方档案界的推崇。
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并立是西方档案学真正成熟的标志。这是因为，首先。它们促使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得以扩展，变得更加全面。现代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超越了古典档案学关注的馆藏档案，扩大为现代文件——集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和档案于一身的广义文件。其次，它们促使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得以丰满，变得更加丰富。随着研究对象的扩展，现代档案学的研究内容不再像古典档案学那样只局限于馆藏档案的管理，还包括进馆前文件管理的所有内容——文件的收集、归档、整理、著录、鉴定和处置，等等。随着档案实践的发展，现代档案学不再局限于古典档案学关注的馆藏档案的整理和编目，而是全面涉及文件运动过程的一切环节——收集、鉴定、保管、检索、统计、提供利用等。随着档案载体的多元化，现代档案学不再像古典档案学那样局限于研究纸质档案，而是把各种新型载体的档案都纳入研究范围。再次，它们促使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得以改进，变得更加科学。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思维与辩证法结合运用的产物，现代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克服了古典档案学片面、机械和静止等局限，表现出全面、灵活和动态的特征。总之，具有全面研究对象、丰富研究内容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档案学才意味着档案学的真正成熟。
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并立还是西方档案学“守魂”的标志。历史主义是档案专业的理性之魂。对历史主义的坚持，正是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立为档案学支柱理论的根基所在，也是它们受到西方档案界普遍推崇的根本原因。来源原则从根本上认清了档案的本质联系——来源联系，确立了一个最能维护档案本质联系的保管单位——全宗，提出了一种馆藏档案管理不同于图书或其他文献资料管理的独特方法——区分来源组成全宗，从而找到了档案专业的立足之本。同样，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更广的范围内为现代档案学奠定了根基。它将档案专业的实践管理对象和理论研究对象从馆藏档案科学地扩展为现代文件，并通过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深入挖掘，明确了文件运动的本质特征——整体性、连续性和阶段性并存，提出了一种文件全过程管理的独特方法——全程控制与阶段管理有机融合。可见，两大理论巧妙地赋予历史主义鲜明的专业色彩，实现了尊重档案形成的客观过程和有机联系、确保档案的本质属性、维护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专业宗旨。正因为如此，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使西方档案学“大厦”更加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