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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亲，母亲这辈子从来没有主动过，就连做爱都没有睁开过眼——她这辈子没对任何男人说过一个“爱”字，这对她是空白
国亚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送给父亲一个深长的吻别。这个最后的吻，也是第一个吻。
父亲叫国之杭，母亲叫张秀菊。标准的中国名字，普通的工人家庭。
2005年春节，国亚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到父亲的灵前，并把自己刚刚完成并出版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在父亲灵前焚化。
“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人把我这一生都写下来呀。”病中的父亲曾向儿子感叹。这部原本仅为完成父亲遗愿的书，后来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列为本科生必读书。国亚，这个以金融业为生的业余作家，因此备受关注。
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坐在沙发的一角捧读国亚的书稿。老伴走后，夜夜无眠。她曾无数次想用攒的600多片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国亚认为，母亲很爱父亲，但这种爱“主要是亲情”。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国亚坦陈，“那就不好说了。”
国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活了30多年，从没见过父母之间有过亲热的举动。如今，母亲住在武汉中央商务区一个安静的小区里，平静度日。这个普通的中国妇女，至今还“觉得多说一个‘爱’字都是很羞耻的事”。
介绍对象
中国有两个特有的词：自由恋爱和介绍对象。国亚父母的结合属于后者。
母亲初次见到父亲，是1967年8月的一天早上。母亲被她姐姐领着，来到介绍人张大娘家里相亲。双方约好了时间，究竟是几点母亲并不知道，跟着姐姐走就是了。
因为辛苦劳作、省吃俭用攒下了40多亩地，外婆和外公被划为地主。母亲的命运也因此而注定。
母亲老家是河南滑县。那里的各种政治运动总是异常猛烈，而且还花样翻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文革”中就有一种“发明”：把挂木牌戴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在一起，弄一些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一次，一枚威力奇大的二踢脚在母亲耳边炸响，把她的右耳炸聋了。
这次批斗会之后，外婆就放出话来，要给母亲找婆家，而且越远越好。同村的张大娘经常跟着儿子一起住在郑州，于是她介绍了她在郑州的邻居，就是国亚的父亲。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父亲22岁那年赶上“大鸣大放”，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的他给领导提了条意见，说他们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结果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第一个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
刑满释放后，父亲当了一名铁路工人。那时，父亲交了个女朋友：20岁出头的大姑娘，工人阶级，个头比父亲还高，祖母也满意，只是太热心政治。每次上街，这位铁姑娘一看到哪里围着一堆人在大辩论，就立刻钻进去，拉都拉不走，这让父亲头疼不已。
父亲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冒的。他16岁参军时也是热血青年，刚到劳改营时也诚心诚意反思过自己。“困难时期”他身在劳改农场反而没饿着，吃甘蔗吃坏了牙保住了命。那时，父亲没有生存之忧，于是学会了观察和思考。父亲一直记得，他跟着劳改营的豫剧团第一次到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的情景：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新坟头，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父亲进门时，母亲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又老又瘦又丑，跟幻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此，她这一生再也没有正眼直视过任何男人，包括国亚的父亲。
父亲正好相反，“一眼看去就是你”。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三百遍、五百遍”地说过这句话。父亲对母亲说，要出去办点事。办完事回来，父亲请客下馆子吃了顿饭，事情就算定了。
母亲后来才知道，父亲出去办的事，就是和那个铁姑娘分手。父亲后来常常千百遍地感叹，是命运把母亲送给他的，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命运的召唤，所以尽管32岁了，多少年没沾过女的，总是觉着不能动。那个铁姑娘和父亲交朋友的时候，她到屋里总要把窗帘拉上，“她拉上我就拉开，她拉上我就拉开”。
两个月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证上，父亲年龄29岁，比实际年龄减了3岁；母亲19岁，比实际增加了3岁。16岁的母亲，那时还是个女孩，结婚时穿36码的鞋，发育成熟后穿40码。
扭曲的家庭关系
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免票的优惠，父亲带母亲到北京大姑家旅行结婚。在那里，母亲第一次见到祖母。
祖母被父亲的先斩后奏激怒，何况还是舍弃了工人，娶个吃“高价粮”的农村户口的。祖母见到母亲后，耷拉着眼皮，一口水都没喝，屁股也没落座，就把母亲打发到隔壁房间。躺在行军床上，母亲听着隔壁的骂声、拐棍打在身上的声音，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后来，祖母回到郑州，母亲跟她住在一起。从此，母亲陷入无尽的深渊。
祖母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嫁给做官的祖父后一步登天，过门才1年就生了儿子，因为有功，更是骄纵。这个老太太在无数次命运的大起大落和历次运动中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斗争哲学。国亚分析她，首先是演技高明，会装慈祥装可怜；其次是善于分化瓦解，懂得把人分为同盟军和斗争对象。
贫困还给祖母塑造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见不得人多吃几口。母亲婚后一直吃“两样饭”，祖母吃肉，她吃面汤，饿得婚后第一周，整整一周没大便。春节前，趁着祖母和父亲去北京大姑家奔丧，留守的母亲才第一次吃饱了饭。祖母回来看到面箱空了，哭得几乎晕死过去。一半是报复，一半也因粮食短缺。在母亲一个人干完所有活之后，祖母在大年三十下午突然让她回娘家去。
“一听这话，我就自己给自己判死刑了。”这个逆来顺受的中国妇女对记者说，她本来打算一出去就往车下钻，但父亲偷偷跟了出来，还拉了她的手，这是父亲第一次拉她的手。父亲把新手表卖了，把她安置在旅馆中过了春节。
但祖母终于还是知道了，怒火更炽。初八这天，飞沙走石，行人稀少。母亲身上藏了一根晾衣绳，带上纸笔，来到跟父亲约会时去过的郑州人民公园。她写好遗书，上面写有家里的地址，并且嘱咐父亲不要告诉外公外婆是自杀，就说是车祸死的。她在公园僻静处找了棵松树，旁边有块突起的石头，她站上去，系上套子，比划好，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脚往前一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太好了！”渐渐地，高音喇叭的声音听不见了……
后来，母亲被路人救下，死里逃生。再后来，母亲又一次被祖母赶出家门，跳河自杀，也被好心人救起。
父亲当年，没有帮母亲说过一句话。多少年来，他都是忍着，没说过祖母一句坏话。直到临终前几天，父亲向母亲和国亚回顾这段经历时，一边说，一边咬牙切齿地痛斥祖母的恶劣品行。国亚认为，当年父亲是“愚孝”。
母亲的“婚外恋”
国亚说，母亲20岁那年，曾经“与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擦肩而过”。
那年，父亲随宣传队外出，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简陋的工棚里。那一年铁路局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一个姓赵的小伙子，长得像《渡江侦察记》里的孙道临，高个、白净、浓眉大眼，父母都是医生，比母亲小1岁。他慢慢地开始接近母亲，帮她干活，直至表白想和她结婚。
国亚写书时得知了此事。他小时候不懂，上中学后开家长会，他开始意识到，同学的妈都没有他妈年轻漂亮。母亲1米65的个子，一口标准普通话，标准的鸭蛋脸，细长的眼睛很有味道，记忆中母亲脸上没有任何瑕疵斑点。而父亲，只有1米68，年轻时五官还比较清秀，老了越来越像个老右派的模样。他曾听见几个家属院的妇女议论他父亲比母亲看着老20岁。
1972年春节过后，国亚一家随父亲所在的铁路局迁到山西，在太谷县定居下来，远离了祖母的干扰，主要矛盾也随之转化为跟贫穷作斗争。
为了挣钱，母亲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过搬运工，就是把每麻袋50斤重的玉米芯背到10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上去，每袋挣1分钱。她一次背整整3个麻袋，每天背1万到1万5千斤，挣两到三块钱。后来母亲终于时来运转，在一家生产铁丝的县办集体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并且一年多后解决了转正问题。
父亲得知那个“孙道临”追求母亲的事后，开玩笑说自己应该让路。但后来父亲也感到过焦虑，毕竟，他们有16岁的年龄差。
趁一次人流手术的机会，母亲做了绝育手术。当时的主刀大夫甚至不知道哪里是输卵管，勾了一上午，勾出来一个不是，勾出一个又不是……麻药打了三四次。
连父亲都觉得，母亲这决心表得有点过头了。父亲不会做饭，只会炖汤，于是他就买了20多只小鸡养着，每天熬汤送到医院，吃得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吃鸡。
最后一吻，也是第一个吻
进入80年代，母亲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那时建材开始紧俏起来，母亲从工厂里买了许多废品铁丝回来加工，一吨就净挣近2000块。这活辛苦异常，却让母亲成了中国第一批万元户。
母亲很尊敬父亲，甚至有些崇拜他，似乎没有父亲不懂的东西。父亲是个“精神贵族”，画画、乐器无师自通，没事就看书。母亲从来不嫌父亲不会挣钱，总是当面背后地说，如果赶上好时候，父亲绝对是天才。母亲在家从不当自己是女强人，从不让父亲做家务，做好了饭，一定是碗筷都准备好，才喊着父亲吃饭。
90年代，随着儿女上学、通货膨胀，本来以为够花一辈子的积蓄很快折腾一空，母亲开始二次创业。这次她选的是花灯生意。采访时谈起来，国亚非常遗憾母亲选错了行，辛苦却挣不到大钱。但母亲却说，她选择这一行是另有考虑的。做花灯，可以让父亲画画的天赋有用武之地。母亲想让父亲感到，家里的收入有他的心血和付出。母亲精心给父亲分配好工作量，而自己的劳动强度是父亲的四五倍。父亲是否了解母亲的苦心，现在已无从了解了，但孩子们都看到，父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母亲原来希望，父亲能活到90岁，而她自己活到70岁就足够了。两个人一起走。但2000年，父亲查出得了多发性骨髓瘤。父亲生病后，母亲就自己给他理发、刮胡子、掏耳朵。父亲在母亲的怀里，像个孩子似的，母亲的手托着父亲的头。父亲总是满足得叹气，说，除了这个病，“幸福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母亲私下里告诉记者，孩子们不知道，她跟老伴在一起实际上有说不完的话。“在孩子跟前避讳，不能说得太多，但只要孩子不在跟前，他那个嘴嗒嗒嗒的，跟我有说不完的话。谈社会，谈命运，相互倾诉。”直到父亲病重，戴着氧气面罩，母亲来了，他都要摘下面罩，要跟母亲一起抽支烟，说会儿话。
2004年4月2日，在经过近20次化疗之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医生问家属切不切喉管抢救，母亲哭了，说不出话，看看父亲，摇了摇头。父亲的身体渐渐凉了。母亲给父亲用毛巾擦净了身子，从里到外换好衣服，刮干净胡子。然后，她捧起父亲的脸，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吻。这是最后一个吻，也是第一个吻。
母亲说，对父亲，她这辈子从来没有主动过。做爱都没有睁开过眼。母亲说，“这很残酷”，认为“是个悲剧”。
“我这辈子没有对任何男人说过一个‘爱’字，这对我是空白。他爸爸问我，你爱我不爱我？我说，我们俩只有亲情。”母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
国亚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送给父亲一个深长的吻别。这个最后的吻，也是第一个吻。
父亲叫国之杭，母亲叫张秀菊。标准的中国名字，普通的工人家庭。
2005年春节，国亚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到父亲的灵前，并把自己刚刚完成并出版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在父亲灵前焚化。
“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人把我这一生都写下来呀。”病中的父亲曾向儿子感叹。这部原本仅为完成父亲遗愿的书，后来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列为本科生必读书。国亚，这个以金融业为生的业余作家，因此备受关注。
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坐在沙发的一角捧读国亚的书稿。老伴走后，夜夜无眠。她曾无数次想用攒的600多片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国亚认为，母亲很爱父亲，但这种爱“主要是亲情”。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国亚坦陈，“那就不好说了。”
国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活了30多年，从没见过父母之间有过亲热的举动。如今，母亲住在武汉中央商务区一个安静的小区里，平静度日。这个普通的中国妇女，至今还“觉得多说一个‘爱’字都是很羞耻的事”。
介绍对象
中国有两个特有的词：自由恋爱和介绍对象。国亚父母的结合属于后者。
母亲初次见到父亲，是1967年8月的一天早上。母亲被她姐姐领着，来到介绍人张大娘家里相亲。双方约好了时间，究竟是几点母亲并不知道，跟着姐姐走就是了。
因为辛苦劳作、省吃俭用攒下了40多亩地，外婆和外公被划为地主。母亲的命运也因此而注定。
母亲老家是河南滑县。那里的各种政治运动总是异常猛烈，而且还花样翻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文革”中就有一种“发明”：把挂木牌戴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在一起，弄一些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一次，一枚威力奇大的二踢脚在母亲耳边炸响，把她的右耳炸聋了。
这次批斗会之后，外婆就放出话来，要给母亲找婆家，而且越远越好。同村的张大娘经常跟着儿子一起住在郑州，于是她介绍了她在郑州的邻居，就是国亚的父亲。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父亲22岁那年赶上“大鸣大放”，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的他给领导提了条意见，说他们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结果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第一个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
刑满释放后，父亲当了一名铁路工人。那时，父亲交了个女朋友：20岁出头的大姑娘，工人阶级，个头比父亲还高，祖母也满意，只是太热心政治。每次上街，这位铁姑娘一看到哪里围着一堆人在大辩论，就立刻钻进去，拉都拉不走，这让父亲头疼不已。
父亲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冒的。他16岁参军时也是热血青年，刚到劳改营时也诚心诚意反思过自己。“困难时期”他身在劳改农场反而没饿着，吃甘蔗吃坏了牙保住了命。那时，父亲没有生存之忧，于是学会了观察和思考。父亲一直记得，他跟着劳改营的豫剧团第一次到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的情景：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新坟头，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父亲进门时，母亲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又老又瘦又丑，跟幻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此，她这一生再也没有正眼直视过任何男人，包括国亚的父亲。
父亲正好相反，“一眼看去就是你”。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三百遍、五百遍”地说过这句话。父亲对母亲说，要出去办点事。办完事回来，父亲请客下馆子吃了顿饭，事情就算定了。
母亲后来才知道，父亲出去办的事，就是和那个铁姑娘分手。父亲后来常常千百遍地感叹，是命运把母亲送给他的，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命运的召唤，所以尽管32岁了，多少年没沾过女的，总是觉着不能动。那个铁姑娘和父亲交朋友的时候，她到屋里总要把窗帘拉上，“她拉上我就拉开，她拉上我就拉开”。
两个月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证上，父亲年龄29岁，比实际年龄减了3岁；母亲19岁，比实际增加了3岁。16岁的母亲，那时还是个女孩，结婚时穿36码的鞋，发育成熟后穿40码。
扭曲的家庭关系
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免票的优惠，父亲带母亲到北京大姑家旅行结婚。在那里，母亲第一次见到祖母。
祖母被父亲的先斩后奏激怒，何况还是舍弃了工人，娶个吃“高价粮”的农村户口的。祖母见到母亲后，耷拉着眼皮，一口水都没喝，屁股也没落座，就把母亲打发到隔壁房间。躺在行军床上，母亲听着隔壁的骂声、拐棍打在身上的声音，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后来，祖母回到郑州，母亲跟她住在一起。从此，母亲陷入无尽的深渊。
祖母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嫁给做官的祖父后一步登天，过门才1年就生了儿子，因为有功，更是骄纵。这个老太太在无数次命运的大起大落和历次运动中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斗争哲学。国亚分析她，首先是演技高明，会装慈祥装可怜；其次是善于分化瓦解，懂得把人分为同盟军和斗争对象。
贫困还给祖母塑造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见不得人多吃几口。母亲婚后一直吃“两样饭”，祖母吃肉，她吃面汤，饿得婚后第一周，整整一周没大便。春节前，趁着祖母和父亲去北京大姑家奔丧，留守的母亲才第一次吃饱了饭。祖母回来看到面箱空了，哭得几乎晕死过去。一半是报复，一半也因粮食短缺。在母亲一个人干完所有活之后，祖母在大年三十下午突然让她回娘家去。
“一听这话，我就自己给自己判死刑了。”这个逆来顺受的中国妇女对记者说，她本来打算一出去就往车下钻，但父亲偷偷跟了出来，还拉了她的手，这是父亲第一次拉她的手。父亲把新手表卖了，把她安置在旅馆中过了春节。
但祖母终于还是知道了，怒火更炽。初八这天，飞沙走石，行人稀少。母亲身上藏了一根晾衣绳，带上纸笔，来到跟父亲约会时去过的郑州人民公园。她写好遗书，上面写有家里的地址，并且嘱咐父亲不要告诉外公外婆是自杀，就说是车祸死的。她在公园僻静处找了棵松树，旁边有块突起的石头，她站上去，系上套子，比划好，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脚往前一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太好了！”渐渐地，高音喇叭的声音听不见了……
后来，母亲被路人救下，死里逃生。再后来，母亲又一次被祖母赶出家门，跳河自杀，也被好心人救起。
父亲当年，没有帮母亲说过一句话。多少年来，他都是忍着，没说过祖母一句坏话。直到临终前几天，父亲向母亲和国亚回顾这段经历时，一边说，一边咬牙切齿地痛斥祖母的恶劣品行。国亚认为，当年父亲是“愚孝”。
母亲的“婚外恋”
国亚说，母亲20岁那年，曾经“与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擦肩而过”。
那年，父亲随宣传队外出，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简陋的工棚里。那一年铁路局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一个姓赵的小伙子，长得像《渡江侦察记》里的孙道临，高个、白净、浓眉大眼，父母都是医生，比母亲小1岁。他慢慢地开始接近母亲，帮她干活，直至表白想和她结婚。
国亚写书时得知了此事。他小时候不懂，上中学后开家长会，他开始意识到，同学的妈都没有他妈年轻漂亮。母亲1米65的个子，一口标准普通话，标准的鸭蛋脸，细长的眼睛很有味道，记忆中母亲脸上没有任何瑕疵斑点。而父亲，只有1米68，年轻时五官还比较清秀，老了越来越像个老右派的模样。他曾听见几个家属院的妇女议论他父亲比母亲看着老20岁。
1972年春节过后，国亚一家随父亲所在的铁路局迁到山西，在太谷县定居下来，远离了祖母的干扰，主要矛盾也随之转化为跟贫穷作斗争。
为了挣钱，母亲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过搬运工，就是把每麻袋50斤重的玉米芯背到10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上去，每袋挣1分钱。她一次背整整3个麻袋，每天背1万到1万5千斤，挣两到三块钱。后来母亲终于时来运转，在一家生产铁丝的县办集体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并且一年多后解决了转正问题。
父亲得知那个“孙道临”追求母亲的事后，开玩笑说自己应该让路。但后来父亲也感到过焦虑，毕竟，他们有16岁的年龄差。
趁一次人流手术的机会，母亲做了绝育手术。当时的主刀大夫甚至不知道哪里是输卵管，勾了一上午，勾出来一个不是，勾出一个又不是……麻药打了三四次。
连父亲都觉得，母亲这决心表得有点过头了。父亲不会做饭，只会炖汤，于是他就买了20多只小鸡养着，每天熬汤送到医院，吃得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吃鸡。
最后一吻，也是第一个吻
进入80年代，母亲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那时建材开始紧俏起来，母亲从工厂里买了许多废品铁丝回来加工，一吨就净挣近2000块。这活辛苦异常，却让母亲成了中国第一批万元户。
母亲很尊敬父亲，甚至有些崇拜他，似乎没有父亲不懂的东西。父亲是个“精神贵族”，画画、乐器无师自通，没事就看书。母亲从来不嫌父亲不会挣钱，总是当面背后地说，如果赶上好时候，父亲绝对是天才。母亲在家从不当自己是女强人，从不让父亲做家务，做好了饭，一定是碗筷都准备好，才喊着父亲吃饭。
90年代，随着儿女上学、通货膨胀，本来以为够花一辈子的积蓄很快折腾一空，母亲开始二次创业。这次她选的是花灯生意。采访时谈起来，国亚非常遗憾母亲选错了行，辛苦却挣不到大钱。但母亲却说，她选择这一行是另有考虑的。做花灯，可以让父亲画画的天赋有用武之地。母亲想让父亲感到，家里的收入有他的心血和付出。母亲精心给父亲分配好工作量，而自己的劳动强度是父亲的四五倍。父亲是否了解母亲的苦心，现在已无从了解了，但孩子们都看到，父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母亲原来希望，父亲能活到90岁，而她自己活到70岁就足够了。两个人一起走。但2000年，父亲查出得了多发性骨髓瘤。父亲生病后，母亲就自己给他理发、刮胡子、掏耳朵。父亲在母亲的怀里，像个孩子似的，母亲的手托着父亲的头。父亲总是满足得叹气，说，除了这个病，“幸福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母亲私下里告诉记者，孩子们不知道，她跟老伴在一起实际上有说不完的话。“在孩子跟前避讳，不能说得太多，但只要孩子不在跟前，他那个嘴嗒嗒嗒的，跟我有说不完的话。谈社会，谈命运，相互倾诉。”直到父亲病重，戴着氧气面罩，母亲来了，他都要摘下面罩，要跟母亲一起抽支烟，说会儿话。
2004年4月2日，在经过近20次化疗之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医生问家属切不切喉管抢救，母亲哭了，说不出话，看看父亲，摇了摇头。父亲的身体渐渐凉了。母亲给父亲用毛巾擦净了身子，从里到外换好衣服，刮干净胡子。然后，她捧起父亲的脸，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吻。这是最后一个吻，也是第一个吻。
母亲说，对父亲，她这辈子从来没有主动过。做爱都没有睁开过眼。母亲说，“这很残酷”，认为“是个悲剧”。
“我这辈子没有对任何男人说过一个‘爱’字，这对我是空白。他爸爸问我，你爱我不爱我？我说，我们俩只有亲情。”母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