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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沿着很多路径解释“92派”企业家的意义。比如主流的叙述框架，当然是把视线锁定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上，一位退休的老人，在南方说了一些要发展经济的话，激活了中国人的创业激情。
第二种解释路径，与时代的变迁有关。当宏大的使命感破碎，当生活被拦腰斩断，或者说，当众人的热情被冷却，剩下的去处，就是生意，就是挣钱。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话语方式，靠近人性，贴近生活，也具有某种妥协性。
我印象中的1992年，的确是一个价值观的中转站。此前，年轻的人们捏着诗歌、油画，或者是口号和梦想，风餐露宿，激扬文字，为了那一份想象中的自由。是1992年让一切变了模样。灵巧如蛇的人们，集体走上了财富之路。当时当地，可以说人们打算用财富来消解过剩的热情，也可以说，既然热情有时候也会毁灭人生，那为什么不脚踏实地去挣钱呢？
沿着第二种解释路径，有点经济学训练的人们，会走向企业家理论。既可以讲故事，也可以稍作归纳。总之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思考路径，陈海关于《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的写作，其意义大致就在这里。不过早几年周其仁教授出版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做对了什么》，事实上这是周先生参加科斯年会的一个论文稿，原名叫做“邓小平作对了什么”。记得周先生讲了三个意思，一是中国人终于承认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二是与农民有关的产权界定，第三则是把企业家请回来。“92派”的出现，可以沿着周先生的第三种解释加以分析。
所谓把企业家请回来，并不是说完就完了的话，不是一种静态的陈述，甚至不是一种当下的行为，它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思辨。熟悉近代中国经济史的人们，想必记得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的著作——《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说的是1911至1937年这20多年的时间，由于晚清帝国的崩塌，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了一段无序的时期，这种无序，一方面体现为经济学层面的小政府格局，一方面则是民间自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延展。正是因了这种双向的自由秩序，中国的企业家开始爆发式的成长。费正清主持的《中华民国史》，非常认可白吉尔先生的研究体系，“黄金时代”的历史名号，由此而来。
这正是我想深入思考的地方。如果说对邓小平南巡事件的突出解读，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宏大叙事方式，如果说对人们经历重大的历史变故之后政治热情的式微现象的分析，是一种基于历史变迁的政治史或者思想史解释，那么，沿着白吉尔先生的小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双向维度进行解读，则是一种经济史范式的解释。必须强调的是，“92派”的出现，主要是一个经济史事件，或者是经济史维度下的企业史事件。我的意思是说，或许沿着经济史的逻辑深入分析，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和发展“92派”企业家现象的价值。
刚刚去世的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份美好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这就是社会选择理论。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必完全依赖作为“利维坦”的国家。我想说的是，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经济史变迁，以及今天我们加以分析的“92派”企业家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印证奥斯特罗姆理论的大好案例。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晚清的一批官员看到了国家积贫积弱的趋势，于是做出辞官从商的人生选择。张謇是一个值得反复研究的人，他是晚清状元，但他的人生，却是企业家的人生。更加重要的是，张謇的意义还不在于他仅仅是一名企业家，他更是以南通为地理属性的、真正具有民间自治领袖意义的现代人。事实上，当时当地，张謇并不孤独，他所代表的反而是一种大势。
“92派”的出现，更加有影响力的价值，可能是中国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风波之后，政府有限地退出市场，官员或者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偶然催生了一定意义上的民间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的竞争秩序。这是可以量化的指标，比如“92派”企业家在产权上占了优势，普遍介入到市场竞争性的行业，并且试图沿袭发达国家的企业战略模式，这意味着“92派”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基于开放社会的精神。如此，今天的研究者，对“92派”企业家现象的挖掘，就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深了，而是太浅了。
我的观点如此简单，愿“92派”的企业家们目光深远，超越他们的前人如张謇，如荣氏家族。市场经济只能由企业家推动，开放和竞争，是“92派”企业家的原因，当然也是他们的目标。如果有一天，“92派”再一次抛弃了自由的精神、竞争的逻辑，那么这些曾经才华横溢的人们，在一部经济史和企业史中，也就不过是一群小富即安的庸碌之辈而已。
第二种解释路径，与时代的变迁有关。当宏大的使命感破碎，当生活被拦腰斩断，或者说，当众人的热情被冷却，剩下的去处，就是生意，就是挣钱。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话语方式，靠近人性，贴近生活，也具有某种妥协性。
我印象中的1992年，的确是一个价值观的中转站。此前，年轻的人们捏着诗歌、油画，或者是口号和梦想，风餐露宿，激扬文字，为了那一份想象中的自由。是1992年让一切变了模样。灵巧如蛇的人们，集体走上了财富之路。当时当地，可以说人们打算用财富来消解过剩的热情，也可以说，既然热情有时候也会毁灭人生，那为什么不脚踏实地去挣钱呢？
沿着第二种解释路径，有点经济学训练的人们，会走向企业家理论。既可以讲故事，也可以稍作归纳。总之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思考路径，陈海关于《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的写作，其意义大致就在这里。不过早几年周其仁教授出版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做对了什么》，事实上这是周先生参加科斯年会的一个论文稿，原名叫做“邓小平作对了什么”。记得周先生讲了三个意思，一是中国人终于承认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二是与农民有关的产权界定，第三则是把企业家请回来。“92派”的出现，可以沿着周先生的第三种解释加以分析。
所谓把企业家请回来，并不是说完就完了的话，不是一种静态的陈述，甚至不是一种当下的行为，它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思辨。熟悉近代中国经济史的人们，想必记得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的著作——《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说的是1911至1937年这20多年的时间，由于晚清帝国的崩塌，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了一段无序的时期，这种无序，一方面体现为经济学层面的小政府格局，一方面则是民间自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延展。正是因了这种双向的自由秩序，中国的企业家开始爆发式的成长。费正清主持的《中华民国史》，非常认可白吉尔先生的研究体系，“黄金时代”的历史名号，由此而来。
这正是我想深入思考的地方。如果说对邓小平南巡事件的突出解读，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宏大叙事方式，如果说对人们经历重大的历史变故之后政治热情的式微现象的分析，是一种基于历史变迁的政治史或者思想史解释，那么，沿着白吉尔先生的小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双向维度进行解读，则是一种经济史范式的解释。必须强调的是，“92派”的出现，主要是一个经济史事件，或者是经济史维度下的企业史事件。我的意思是说，或许沿着经济史的逻辑深入分析，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和发展“92派”企业家现象的价值。
刚刚去世的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份美好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这就是社会选择理论。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必完全依赖作为“利维坦”的国家。我想说的是，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经济史变迁，以及今天我们加以分析的“92派”企业家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印证奥斯特罗姆理论的大好案例。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晚清的一批官员看到了国家积贫积弱的趋势，于是做出辞官从商的人生选择。张謇是一个值得反复研究的人，他是晚清状元，但他的人生，却是企业家的人生。更加重要的是，张謇的意义还不在于他仅仅是一名企业家，他更是以南通为地理属性的、真正具有民间自治领袖意义的现代人。事实上，当时当地，张謇并不孤独，他所代表的反而是一种大势。
“92派”的出现，更加有影响力的价值，可能是中国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风波之后，政府有限地退出市场，官员或者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偶然催生了一定意义上的民间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的竞争秩序。这是可以量化的指标，比如“92派”企业家在产权上占了优势，普遍介入到市场竞争性的行业，并且试图沿袭发达国家的企业战略模式，这意味着“92派”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基于开放社会的精神。如此，今天的研究者，对“92派”企业家现象的挖掘，就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深了，而是太浅了。
我的观点如此简单，愿“92派”的企业家们目光深远，超越他们的前人如张謇，如荣氏家族。市场经济只能由企业家推动，开放和竞争，是“92派”企业家的原因，当然也是他们的目标。如果有一天，“92派”再一次抛弃了自由的精神、竞争的逻辑，那么这些曾经才华横溢的人们，在一部经济史和企业史中，也就不过是一群小富即安的庸碌之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