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那么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职工的工伤能否认定？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2015）15号参阅案例回答了这个问题。
2012年6月12日早晨6时20分左右，施建新驾驶二轮摩托车前往公司上班途中与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相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现场。施建新因此受伤，经医院救治诊断为左肩锁骨关节脱位、左多发性肋骨骨折。由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2012年8月2日，当地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2012年10月29日，施建新所在单位力强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以施建新在上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为由，向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013年9月29日，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施建新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无法认定，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的情形，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施建新不服，向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港闸区法院审理认为，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分清责任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成因无法查明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社会保险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施建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
最后，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本案由于肇事车辆至今未被查获，使原告试图通过民事诉讼确定事故责任承担方式已暂不可能，如果将此情形下劳动者所受伤害一律不认定为工伤，等同于让弱者承担了全部的事故结果，这与社会法保护弱者的立法目的亦相背离。而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果对这类情形的伤害一律不予认定工伤，那么从形式上看虽然保留了劳动者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主张工伤保险的权利，但一律不予认定工伤的结果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劳动者获得救济的途径。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根据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并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定。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综上，港闸区法院认定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职工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的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案件关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保障，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伤认定中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本案即为工伤认定的又一起典型案例。当前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无法认定结论的现象十分普遍，作为肩负工伤认定职权的劳动保障部门，如果一味草率地根据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将这类事故中受害职工置于工伤保障大门之外，无异于变相拒绝履行劳动保障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属于《劳动法》的范畴，根据《劳动法》第一条的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该法的立法精神。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一条中，也均体现了该立法目的。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当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体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本案中，施建新对交通事故是否负主要责任处于难以认定的灰色地带，根据立法本意，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并进而认定为工伤。
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出现伤亡事故后，能否认定为工伤，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义十分重大。本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出发，充分阐述理由，判决原告符合工伤情形，向工伤认定机关传递了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劳动保障部门应当立足职责推定事故责任的基本理念，从而实现保护弱者的社会保障价值取向，具有典型判例意义。
2012年6月12日早晨6时20分左右，施建新驾驶二轮摩托车前往公司上班途中与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相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现场。施建新因此受伤，经医院救治诊断为左肩锁骨关节脱位、左多发性肋骨骨折。由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2012年8月2日，当地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2012年10月29日，施建新所在单位力强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以施建新在上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为由，向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013年9月29日，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施建新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无法认定，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的情形，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施建新不服，向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港闸区法院审理认为，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分清责任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成因无法查明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社会保险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施建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
最后，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本案由于肇事车辆至今未被查获，使原告试图通过民事诉讼确定事故责任承担方式已暂不可能，如果将此情形下劳动者所受伤害一律不认定为工伤，等同于让弱者承担了全部的事故结果，这与社会法保护弱者的立法目的亦相背离。而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果对这类情形的伤害一律不予认定工伤，那么从形式上看虽然保留了劳动者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主张工伤保险的权利，但一律不予认定工伤的结果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劳动者获得救济的途径。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根据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并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定。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综上，港闸区法院认定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职工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的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案件关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保障，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伤认定中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本案即为工伤认定的又一起典型案例。当前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无法认定结论的现象十分普遍，作为肩负工伤认定职权的劳动保障部门，如果一味草率地根据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将这类事故中受害职工置于工伤保障大门之外，无异于变相拒绝履行劳动保障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属于《劳动法》的范畴，根据《劳动法》第一条的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该法的立法精神。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一条中，也均体现了该立法目的。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当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体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本案中，施建新对交通事故是否负主要责任处于难以认定的灰色地带，根据立法本意，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并进而认定为工伤。
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出现伤亡事故后，能否认定为工伤，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义十分重大。本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出发，充分阐述理由，判决原告符合工伤情形，向工伤认定机关传递了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劳动保障部门应当立足职责推定事故责任的基本理念，从而实现保护弱者的社会保障价值取向，具有典型判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