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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先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使用磨制石器开始了原始的种植业生产，并利用杵臼等工具开展了粮食加工活动。以后数千年来杵臼作业持续进行，相沿不断，成为长久以来山西乃至周边地区乡民不可缺失的一项农事。
杵臼属于击打式的农业器械，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粮食加工工具（除了石磨盘、石磨棒之外）。据《易·系辞下》《世本·作篇》《说文解字》等文献记载，杵臼肇始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黄帝时代，而依据考古资料推断，杵臼的发明可能会更早一些，起码应当确定在新石器时代的前期。我国著名农业考古专家陈文华先生曾在《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杵臼》中讲：“最早的杵是一根粗木棍，最早的臼就是在地上挖个圆形的坑……铺上兽皮或麻布，倒进谷物用木棍舂打。”所言甚是，既符合史实，又有文献资料为证。如《易·系辞下》记载：“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说的就是杵臼的肇始情况，同时也诠释了杵臼的雏形。
稍后，在棍杵、地臼的基础上，又逐渐产生了木杵、树臼和木杵、木臼。即在伐木后的树桩上挖出圆坑作臼，将木棒加工成圆头之杵。随之又于大木块上凿洞作臼，可以移动，使用较前灵便。到距今约7000年的时候，先民们制作了适用性较强的石杵、石臼，作舂米和粉碎谷物用。
远古的三晋先民就曾最早制造和使用了石杵、石臼，开展了原始的粮食加工活动。对此，已有出土文物给予证实。如在晋南翼城县的枣园村就曾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石杵。前几年，又于晋西柳林县杨家坪村发现一个新石器时期的大石臼，该器质地为白石砂岩，呈圆敦状。通高63厘米，上底直径60厘米，臼窝口径40厘米，深40厘米；下底直径50厘米，周身留有石器凿刻的痕迹。起初与此石臼同时出土的是几件石斧。根据相关资料信息判断，该石臼为7000多年前的古物。此次大石臼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大体划定了三晋先民从事石杵臼加工业的最早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山西古代农耕文明的历史内容。类似的考古发现甚少，目前只有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等处发现过极为罕见的新石器时期的几件器形很小、不规则、未定型的石臼，远没有以上柳林县杨家坪出土的石臼器身大，也没有该臼的器形好（成熟、定型）。足见远古三晋地方的杵臼加工业起步很早，成熟也很早，颇具领先之势。
在柳林县出土大石臼时，没有发现与之配套的石杵或木杵，不知何时丢失。如果与其配套的是木杵，由于年久，必然已腐烂风化，未发现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在古代，石臼不一定必须配石杵，也有配木杵的）；如果与之配套的是石杵，它可能就像翼城出土的原始石杵的形状，工作时，被农夫用手拿起来舂击臼中之粟谷，除去皮糠，以出新米。至于那个原装配套的石杵，由于体轻（与该石臼相比），被移往别处也属正常。总之，有臼就必然要有杵的。
其后，经过夏、商、周以及秦、汉、魏、晋的长期演变，石杵臼的制作和使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就其器物的制作而言，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一个明显的高度。当时的山西及周边地方，人们逐渐注意到原料的采用和凿刻的工艺，技术不断改进。首先，民间大多选用花岗岩来制作杵臼，或用黑砂岩制作石杵，因其石料细密，硬度较大，耐磨损，是乡民喜欢选用的石材。尤其在晋北更是如此。其次，在工艺方面，民间工匠事先设想好器形，随即使用坚硬的铁凿、铁锥、铁锤进行打制，制作进度快，产品质量有所提高。北魏平城（大同）石臼就是其时的一个代表作品。该器材质优良，臼窝底壁平整，臼身上阔下窄，上圆下方，凿痕刻纹精细，器形美观大方。并且顶部鼓凸，便于挪移搬动。尽管用于在臼窝进行捣击作业的石杵或木杵早已缺失，有失完整，但它仍然是一个好的舂米石臼。
南北朝以后，山西地方几乎每家每户皆有一个小的石杵臼，平均几户就有一个大的石杵臼。从数量上看，石杵臼还是具有生机的。但就总体而言，三晋石杵臼的制造与利用形势进展平缓甚至有所下滑。因为本来从汉代以后石磨、石碓兴盛起来，瓜分了石杵臼的一部分活动事宜，北魏以后，又出现了石碾，在更大程度上抢去了石杵臼的大部分脱粒与粉碎工作，从而逐渐降低了石杵臼的社会地位。因此到隋唐之后，石杵臼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既未被取代和淘汰，也没有兴旺起来。这期间，石杵臼选材随意，器形单一，做工粗糙。那时制作石臼基本是就地取材，多用灰砂岩，石材质量较逊于前，凿刻工艺也不太讲究，足见，石杵臼已失去了从前民间对它的重视程度。
至元明清之时，山西境内的大石臼制造，选材仍旧随意，器形依旧单一，虽然宋元以后，在晋南襄汾、晋北代县等处出土过几个方形和多边形的大石臼，但其现象甚少，一般大多为圆敦形，凿刻也不够精巧。值得注意的是，元明之时，在境内的不少地方，出现了于石杵头上安装木柄的现象。这是一个颓势中的亮点，它无疑是一种设施上的改进，这样既可以保证舂捣之力适宜，又可减轻两臂用力，相应地提高了劳动效率，优点明显。乡民用这样的杵臼在捣谷之余，还常常去捣米粉、捣年糕、捣麦曲、捣油渣。
民间石杵臼在渐渐淡化舂米作业的同时，又转而涉足炊厨、药房领域，并在新的领域得到新的发展。汉唐以来特别宋元以后，人们较多地用小石臼捣蒜、捣花椒、捣大料、捣豆馅、制枣泥、捣盐（颗盐、块盐）、捣核桃、捣药材等等。年长月久，人们渐渐地分别改称这些小杵臼为厨臼、药臼。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以来，随着民间对炊事和中药材加工的重视，这些厨臼、药臼的制作也逐步走向精良。其间，在晋北、晋中、晋南各地，皆曾出现过许多灵巧美观的厨用、医用的杵臼器形。并且还流行过不少铜铸、铁铸的小杵臼。同时还出现过玉石、玛瑙、琉璃质地的小杵臼，而且形态各异——有直口、敞口、束腰形、直筒形、鱼形、花瓣形、鼓形、灯笼形种种。
通过上述现象可以看出，三晋等处的传统杵臼，在其主干收缩衰减之际，支系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杵臼原本是上古时期粮食加工业主要的传统工具，而在隋唐之后成了粮食加工业的协作性、参与性工具，倒是在炊厨、药房领域成了必备的器物。这一方面说明了山西等处传统杵臼的强弱形势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跨行业、跨领域的贡献。
和国内其他地方的杵臼一样，山西古代杵臼既在炊厨、药房领域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又没有完全被石磨、石碾、石碓彻底挤出粮食加工行业。这与它的自身特点有关。它之所以在受到石磨、石碾、石碓的强大冲击时没有倒下，没有在粮食加工行业消失，主要是因为灵便性、可移动性和工作范围的狭小性，这些优点是它的对手所不具备的，也是人们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于粮食加工领域没有彻底放弃它的主要原因。
杵臼属于击打式的农业器械，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粮食加工工具（除了石磨盘、石磨棒之外）。据《易·系辞下》《世本·作篇》《说文解字》等文献记载，杵臼肇始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黄帝时代，而依据考古资料推断，杵臼的发明可能会更早一些，起码应当确定在新石器时代的前期。我国著名农业考古专家陈文华先生曾在《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杵臼》中讲：“最早的杵是一根粗木棍，最早的臼就是在地上挖个圆形的坑……铺上兽皮或麻布，倒进谷物用木棍舂打。”所言甚是，既符合史实，又有文献资料为证。如《易·系辞下》记载：“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说的就是杵臼的肇始情况，同时也诠释了杵臼的雏形。
稍后，在棍杵、地臼的基础上，又逐渐产生了木杵、树臼和木杵、木臼。即在伐木后的树桩上挖出圆坑作臼，将木棒加工成圆头之杵。随之又于大木块上凿洞作臼，可以移动，使用较前灵便。到距今约7000年的时候，先民们制作了适用性较强的石杵、石臼，作舂米和粉碎谷物用。
远古的三晋先民就曾最早制造和使用了石杵、石臼，开展了原始的粮食加工活动。对此，已有出土文物给予证实。如在晋南翼城县的枣园村就曾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石杵。前几年，又于晋西柳林县杨家坪村发现一个新石器时期的大石臼，该器质地为白石砂岩，呈圆敦状。通高63厘米，上底直径60厘米，臼窝口径40厘米，深40厘米；下底直径50厘米，周身留有石器凿刻的痕迹。起初与此石臼同时出土的是几件石斧。根据相关资料信息判断，该石臼为7000多年前的古物。此次大石臼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大体划定了三晋先民从事石杵臼加工业的最早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山西古代农耕文明的历史内容。类似的考古发现甚少，目前只有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等处发现过极为罕见的新石器时期的几件器形很小、不规则、未定型的石臼，远没有以上柳林县杨家坪出土的石臼器身大，也没有该臼的器形好（成熟、定型）。足见远古三晋地方的杵臼加工业起步很早，成熟也很早，颇具领先之势。
在柳林县出土大石臼时，没有发现与之配套的石杵或木杵，不知何时丢失。如果与其配套的是木杵，由于年久，必然已腐烂风化，未发现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在古代，石臼不一定必须配石杵，也有配木杵的）；如果与之配套的是石杵，它可能就像翼城出土的原始石杵的形状，工作时，被农夫用手拿起来舂击臼中之粟谷，除去皮糠，以出新米。至于那个原装配套的石杵，由于体轻（与该石臼相比），被移往别处也属正常。总之，有臼就必然要有杵的。
其后，经过夏、商、周以及秦、汉、魏、晋的长期演变，石杵臼的制作和使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就其器物的制作而言，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一个明显的高度。当时的山西及周边地方，人们逐渐注意到原料的采用和凿刻的工艺，技术不断改进。首先，民间大多选用花岗岩来制作杵臼，或用黑砂岩制作石杵，因其石料细密，硬度较大，耐磨损，是乡民喜欢选用的石材。尤其在晋北更是如此。其次，在工艺方面，民间工匠事先设想好器形，随即使用坚硬的铁凿、铁锥、铁锤进行打制，制作进度快，产品质量有所提高。北魏平城（大同）石臼就是其时的一个代表作品。该器材质优良，臼窝底壁平整，臼身上阔下窄，上圆下方，凿痕刻纹精细，器形美观大方。并且顶部鼓凸，便于挪移搬动。尽管用于在臼窝进行捣击作业的石杵或木杵早已缺失，有失完整，但它仍然是一个好的舂米石臼。
南北朝以后，山西地方几乎每家每户皆有一个小的石杵臼，平均几户就有一个大的石杵臼。从数量上看，石杵臼还是具有生机的。但就总体而言，三晋石杵臼的制造与利用形势进展平缓甚至有所下滑。因为本来从汉代以后石磨、石碓兴盛起来，瓜分了石杵臼的一部分活动事宜，北魏以后，又出现了石碾，在更大程度上抢去了石杵臼的大部分脱粒与粉碎工作，从而逐渐降低了石杵臼的社会地位。因此到隋唐之后，石杵臼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既未被取代和淘汰，也没有兴旺起来。这期间，石杵臼选材随意，器形单一，做工粗糙。那时制作石臼基本是就地取材，多用灰砂岩，石材质量较逊于前，凿刻工艺也不太讲究，足见，石杵臼已失去了从前民间对它的重视程度。
至元明清之时，山西境内的大石臼制造，选材仍旧随意，器形依旧单一，虽然宋元以后，在晋南襄汾、晋北代县等处出土过几个方形和多边形的大石臼，但其现象甚少，一般大多为圆敦形，凿刻也不够精巧。值得注意的是，元明之时，在境内的不少地方，出现了于石杵头上安装木柄的现象。这是一个颓势中的亮点，它无疑是一种设施上的改进，这样既可以保证舂捣之力适宜，又可减轻两臂用力，相应地提高了劳动效率，优点明显。乡民用这样的杵臼在捣谷之余，还常常去捣米粉、捣年糕、捣麦曲、捣油渣。
民间石杵臼在渐渐淡化舂米作业的同时，又转而涉足炊厨、药房领域，并在新的领域得到新的发展。汉唐以来特别宋元以后，人们较多地用小石臼捣蒜、捣花椒、捣大料、捣豆馅、制枣泥、捣盐（颗盐、块盐）、捣核桃、捣药材等等。年长月久，人们渐渐地分别改称这些小杵臼为厨臼、药臼。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以来，随着民间对炊事和中药材加工的重视，这些厨臼、药臼的制作也逐步走向精良。其间，在晋北、晋中、晋南各地，皆曾出现过许多灵巧美观的厨用、医用的杵臼器形。并且还流行过不少铜铸、铁铸的小杵臼。同时还出现过玉石、玛瑙、琉璃质地的小杵臼，而且形态各异——有直口、敞口、束腰形、直筒形、鱼形、花瓣形、鼓形、灯笼形种种。
通过上述现象可以看出，三晋等处的传统杵臼，在其主干收缩衰减之际，支系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杵臼原本是上古时期粮食加工业主要的传统工具，而在隋唐之后成了粮食加工业的协作性、参与性工具，倒是在炊厨、药房领域成了必备的器物。这一方面说明了山西等处传统杵臼的强弱形势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跨行业、跨领域的贡献。
和国内其他地方的杵臼一样，山西古代杵臼既在炊厨、药房领域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又没有完全被石磨、石碾、石碓彻底挤出粮食加工行业。这与它的自身特点有关。它之所以在受到石磨、石碾、石碓的强大冲击时没有倒下，没有在粮食加工行业消失，主要是因为灵便性、可移动性和工作范围的狭小性，这些优点是它的对手所不具备的，也是人们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于粮食加工领域没有彻底放弃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