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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假设是公务员激励的前提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激励机制。“道德人”假设引出的是公务员道德激励，“经济人”假设引出的是公务员制度激励。考虑到公务员的现实状况，我们更多地应由道德激励走向制度激励。
人性假设是公务员激励的前提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因此，政府倡导的主流人性观是公务员激励的理论前提。“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设，而公务员制度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此，它必然反映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和基本价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建立，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把公务员看成“道德人”的倾向依然存在，使他们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道德人，抹杀了其“经济人”的特性，影响了对公务员的激励。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干部制度以否定‘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而我们对公务员的激励仍以精神激励为主，对公务员‘经济人’的特性的认识及‘经济人’的假设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甚至批判的状态中。为此，我们在重塑公务员激励机制时，应重视物质利益的巨大激励作用，承认公务员个人利益的合理性，重新建构耦合公务员‘经济人’和‘政治人’特性的制度安排。”
一、“道德人”假设与公务员道德激励
什么是“道德人”？对此，有学者指出，“道德人”假设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假定个体先天有利他的一面，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另一层意思是假定个体经过后天的教化，就能够成为“道德人”。即只要经过一定的修炼，“人皆可成尧舜”。另外，也有学者认为，“道德人”是由政府塑造的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它并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要求与结果，而是由统治阶级或上层文人提出并极力推崇的一种道德目标。上述对“道德人”基本含义的总结以及对其来源的解释是适当的，但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道德人”的本质特征。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道德理解为“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自我牺牲，因而“道德人”就是一种“只讲道义、不讲利益，只讲责任、不讲权利”的人，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由于把个人利益排除在道德之外，这种所谓的“道德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义务人”、“责任人”。
在我国，“道德人”假设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自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来，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目前，尽管这种“道德人”在形式上已经死亡，即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言行归结于“道德人”假设，但事实上，“道德人”假设始终左右着公务员激励的思考、思路和思想。在这种思考、思路和思想的指导下，公务员道德建设成为调动公务员积极性的重中之重。在西方，“道德人”假设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其直接表现是“执行人”假设——公务员个体及其整体的一个基本职责是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贯彻或协助实现人民的意愿，既包括人民直接表达出来的，也包括经由政治代议者表达的。“执行人”假设的推论基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按照二分法的逻辑，公务员即“执行人”。公务员是而且应该只是他人意志的纯粹执行者，无异于智能机器人：他无权就任何是非问题、应否问题发表看法，他与政治无涉，他所能做的只是按照他人的命令与指示、依照固定程序去“操作”。正如威尔逊指出的那样，“公共行政就是公法的明晰而且系统的执行活动”；人民的代表在所有政府事务都是适当的终极权威，立法机关决定要做什么，行政机关“只是有责任毫无疑问地服从国会。”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行政”这一概念给人的习惯性和字面直观性的涵义就是“执行”。这一观念植入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公务员树立一种“公仆”意识和利他主义精神。
“道德人”假设的思想直接影响着公务员道德激励的做法盛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通过‘党管干部’制度对公务员的行为规范、政治生涯和职业发展做出具体的安排；（2）通过对公务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和提高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公利心。”在政府生活方面，最典型的是我们对待腐败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不是采取有效的严密的制度来进行防止，相反总喜欢用道德建设的方式劝官员们“不要腐败”；即使在出了问题之后，我们仍然习惯于通过反面“榜样”来“警示”他人不要腐败。这种道德建设的基础其实就是“道德人”假设。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公务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提高了，他就不会做出腐败行为。反过来说，那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他们“不道德”！然而，愈演愈烈的腐败事实已经充分说明基于“道德人”基础之上的道德建设对治理腐败问题是乏力的。
二、“经济人”假设与公务员制度激励
发轫于二十世纪60年代初，中兴于二十世纪7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与此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的所谓政治委托—代理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人——无论是私人身份者、还是公职身份者——的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看法：人是理性的自利者，即“经济人”。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把经济人的概念引入了政治领域，他认为，每一个政治家都是经济人，都受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左右。“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类似。在每一个过程中，个人投身于社会相互作用以图推进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目标是什么）。在参与社会活动的个人的目标或目的以外不存在别的目标和目的。”“政治是复杂的交换过程，完全类似市场”，公务员“是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追逐财富的人”。我们认为，公务员是行政权力的最终落实者。按理性分析，政府工作人员是行政制度、行政网络中的一个环节，负责执行一定范围之内的行政任务，他们应是严格执法而无任何利益取向及个人偏好的。甚至可以说，在执法过程中，他们应当连个人的荣辱好恶之感也没有。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公务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要吃穿住用，要追求自己行为的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他又是一个知、情、意的结合体，要表现自己的个性及欲望；他是社会的存在，要获得自己的社会认同和尊重感。这样，一个公务员在工作时，不可能不从自己的价值取向出发，不可能不融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是，他在理论上可以毫无例外地被设定为一个“经济人”。
当然，公共部门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公务员的政治诉求与公共属性，公务员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以利益来进行计算的理性主义者，“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无私助人的崇高举动以及纯粹超越的仁爱之心和奉献精神的存在。“在现实中，个人的非理性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就非常坚持个人理性的博弈经济学家而言，他们也不否认理性人‘偶尔’也会犯错误，理性人在进行理性选择时，他们的手也会‘颤抖’”。具体地说，“‘经济人’是市场制度下的历史范畴，他具有多元的效用函数，既有饮食男女的官能之欲和金银财宝的物质之欲，又有权力名位的追求之欲，还有利他主义的献身之欲。”在此前提下，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如何有效遏止公务员不道德或违法行为的盛行？如何有效防止公务员的消极不作为？如何有效调动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条件是需要社会来创造的！我们认为，防止“经济人”的自利演变为损人的关键不是否认自利或利已，不是一相情愿地寄希望于“毫不利已”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而在于寻找一种令自私自利的损人行为有最小可能的制度安排。制度对人的行为选择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好的制度使比较坏的人变成比较好的人，而坏的制度可能使好人变成坏人”。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道德人”为基础的公务员道德建设（这里指只注重公务员道德建设）是难以的提高公务员的道德素质，从而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的；相反，它助长了公务员机会主义思想及不道德行为的产生。它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不能无视自利的动机，我们必须承认个人自利的动机不可能被外在的社会行为准则完全改变。“我们身处的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最高背景，我们只能以此为基础来推导道德的公理，这就是人的生存的历史性所在。” 公务员与其他的社会成员一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独立利益的主体，是“经济人”。因此，我们对公务员激励必要性的理解，不仅需要考虑激励的一般必要性，而且需要考虑公务员激励的特殊必要性，尤其需要考虑公务员的现实需要，从他们现实的人性出发来思考制度激励。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公务员与公共部门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除了双方信息不透明，委托方难以对代理方实施有效激励所导致之外，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的优劣和公共部门内部其他管理制度的完备程度都是形成委托代理问题，导致内部人员犯错误行为的原因。”当然，传统的道德激励也不能完全抛弃，但必须将其置于人力资源和文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利用。所以，“对激励机制的改进、措施应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良好的行政文化，制定科学、合理、灵活的工资薪酬制度和奖惩制度，推行公正、公平、公开的职务晋升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等。”
参考文献：
[1]徐汝华.公务员激励机制重构：理论原则与模式定位[J].行政与法,2003(6).
[2]陈玲.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模型与实证[J].公共管理学报,2005(2).
[3]詹世友.道德教化与经济技术时代[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4]孙昊,苏维.关于我国公务员制度激励策略模型初探[J].冶金经济与管理,2007(2).
[5]耿相魁.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与改进[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9(4).
（作者简介：胡晓航（1971-），女，汉，湖北潜江人，硕士，讲师，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主要从事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人性假设是公务员激励的前提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因此，政府倡导的主流人性观是公务员激励的理论前提。“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设，而公务员制度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此，它必然反映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和基本价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建立，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把公务员看成“道德人”的倾向依然存在，使他们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道德人，抹杀了其“经济人”的特性，影响了对公务员的激励。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干部制度以否定‘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而我们对公务员的激励仍以精神激励为主，对公务员‘经济人’的特性的认识及‘经济人’的假设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甚至批判的状态中。为此，我们在重塑公务员激励机制时，应重视物质利益的巨大激励作用，承认公务员个人利益的合理性，重新建构耦合公务员‘经济人’和‘政治人’特性的制度安排。”
一、“道德人”假设与公务员道德激励
什么是“道德人”？对此，有学者指出，“道德人”假设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假定个体先天有利他的一面，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另一层意思是假定个体经过后天的教化，就能够成为“道德人”。即只要经过一定的修炼，“人皆可成尧舜”。另外，也有学者认为，“道德人”是由政府塑造的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它并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要求与结果，而是由统治阶级或上层文人提出并极力推崇的一种道德目标。上述对“道德人”基本含义的总结以及对其来源的解释是适当的，但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道德人”的本质特征。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道德理解为“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自我牺牲，因而“道德人”就是一种“只讲道义、不讲利益，只讲责任、不讲权利”的人，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由于把个人利益排除在道德之外，这种所谓的“道德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义务人”、“责任人”。
在我国，“道德人”假设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自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来，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目前，尽管这种“道德人”在形式上已经死亡，即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言行归结于“道德人”假设，但事实上，“道德人”假设始终左右着公务员激励的思考、思路和思想。在这种思考、思路和思想的指导下，公务员道德建设成为调动公务员积极性的重中之重。在西方，“道德人”假设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其直接表现是“执行人”假设——公务员个体及其整体的一个基本职责是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贯彻或协助实现人民的意愿，既包括人民直接表达出来的，也包括经由政治代议者表达的。“执行人”假设的推论基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按照二分法的逻辑，公务员即“执行人”。公务员是而且应该只是他人意志的纯粹执行者，无异于智能机器人：他无权就任何是非问题、应否问题发表看法，他与政治无涉，他所能做的只是按照他人的命令与指示、依照固定程序去“操作”。正如威尔逊指出的那样，“公共行政就是公法的明晰而且系统的执行活动”；人民的代表在所有政府事务都是适当的终极权威，立法机关决定要做什么，行政机关“只是有责任毫无疑问地服从国会。”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行政”这一概念给人的习惯性和字面直观性的涵义就是“执行”。这一观念植入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公务员树立一种“公仆”意识和利他主义精神。
“道德人”假设的思想直接影响着公务员道德激励的做法盛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通过‘党管干部’制度对公务员的行为规范、政治生涯和职业发展做出具体的安排；（2）通过对公务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和提高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公利心。”在政府生活方面，最典型的是我们对待腐败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不是采取有效的严密的制度来进行防止，相反总喜欢用道德建设的方式劝官员们“不要腐败”；即使在出了问题之后，我们仍然习惯于通过反面“榜样”来“警示”他人不要腐败。这种道德建设的基础其实就是“道德人”假设。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公务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提高了，他就不会做出腐败行为。反过来说，那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他们“不道德”！然而，愈演愈烈的腐败事实已经充分说明基于“道德人”基础之上的道德建设对治理腐败问题是乏力的。
二、“经济人”假设与公务员制度激励
发轫于二十世纪60年代初，中兴于二十世纪7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与此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的所谓政治委托—代理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人——无论是私人身份者、还是公职身份者——的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看法：人是理性的自利者，即“经济人”。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把经济人的概念引入了政治领域，他认为，每一个政治家都是经济人，都受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左右。“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类似。在每一个过程中，个人投身于社会相互作用以图推进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目标是什么）。在参与社会活动的个人的目标或目的以外不存在别的目标和目的。”“政治是复杂的交换过程，完全类似市场”，公务员“是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追逐财富的人”。我们认为，公务员是行政权力的最终落实者。按理性分析，政府工作人员是行政制度、行政网络中的一个环节，负责执行一定范围之内的行政任务，他们应是严格执法而无任何利益取向及个人偏好的。甚至可以说，在执法过程中，他们应当连个人的荣辱好恶之感也没有。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公务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要吃穿住用，要追求自己行为的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他又是一个知、情、意的结合体，要表现自己的个性及欲望；他是社会的存在，要获得自己的社会认同和尊重感。这样，一个公务员在工作时，不可能不从自己的价值取向出发，不可能不融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是，他在理论上可以毫无例外地被设定为一个“经济人”。
当然，公共部门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公务员的政治诉求与公共属性，公务员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以利益来进行计算的理性主义者，“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无私助人的崇高举动以及纯粹超越的仁爱之心和奉献精神的存在。“在现实中，个人的非理性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就非常坚持个人理性的博弈经济学家而言，他们也不否认理性人‘偶尔’也会犯错误，理性人在进行理性选择时，他们的手也会‘颤抖’”。具体地说，“‘经济人’是市场制度下的历史范畴，他具有多元的效用函数，既有饮食男女的官能之欲和金银财宝的物质之欲，又有权力名位的追求之欲，还有利他主义的献身之欲。”在此前提下，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如何有效遏止公务员不道德或违法行为的盛行？如何有效防止公务员的消极不作为？如何有效调动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条件是需要社会来创造的！我们认为，防止“经济人”的自利演变为损人的关键不是否认自利或利已，不是一相情愿地寄希望于“毫不利已”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而在于寻找一种令自私自利的损人行为有最小可能的制度安排。制度对人的行为选择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好的制度使比较坏的人变成比较好的人，而坏的制度可能使好人变成坏人”。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道德人”为基础的公务员道德建设（这里指只注重公务员道德建设）是难以的提高公务员的道德素质，从而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的；相反，它助长了公务员机会主义思想及不道德行为的产生。它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不能无视自利的动机，我们必须承认个人自利的动机不可能被外在的社会行为准则完全改变。“我们身处的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最高背景，我们只能以此为基础来推导道德的公理，这就是人的生存的历史性所在。” 公务员与其他的社会成员一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独立利益的主体，是“经济人”。因此，我们对公务员激励必要性的理解，不仅需要考虑激励的一般必要性，而且需要考虑公务员激励的特殊必要性，尤其需要考虑公务员的现实需要，从他们现实的人性出发来思考制度激励。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公务员与公共部门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除了双方信息不透明，委托方难以对代理方实施有效激励所导致之外，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的优劣和公共部门内部其他管理制度的完备程度都是形成委托代理问题，导致内部人员犯错误行为的原因。”当然，传统的道德激励也不能完全抛弃，但必须将其置于人力资源和文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利用。所以，“对激励机制的改进、措施应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良好的行政文化，制定科学、合理、灵活的工资薪酬制度和奖惩制度，推行公正、公平、公开的职务晋升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等。”
参考文献：
[1]徐汝华.公务员激励机制重构：理论原则与模式定位[J].行政与法,2003(6).
[2]陈玲.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模型与实证[J].公共管理学报,2005(2).
[3]詹世友.道德教化与经济技术时代[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4]孙昊,苏维.关于我国公务员制度激励策略模型初探[J].冶金经济与管理,2007(2).
[5]耿相魁.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与改进[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9(4).
（作者简介：胡晓航（1971-），女，汉，湖北潜江人，硕士，讲师，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主要从事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