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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一，受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辖。这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她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50多年的建都史，同时，北京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2008年夏季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
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北京境内贯穿五大河，主要是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西部是太行山山脉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
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总有一种优越感，或者也可说是“首都意识”，这种优越感不光来自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作为首都人的自豪，也来自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强大功能和她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当中所承担的角色。随着城市的不断进步，北京人也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建设金融中心，建设宜居城市。这两个目标何时能够达成?是否受到客观条件制约?
做金融中心还是政治中心?
随着城市的日益发展，北京人的“首都意识”也可解读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商业意识和金融意识。一方面，北京除了担当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国际交往中心外，还是一座综合性产业城市。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曾提出“首都经济”的概念。循着北京经济发展要立足北京、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思路，对经济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保持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国家把金融决策部门和宏观调控部门设在北京，北京有一条著名的金融街，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此外，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设在北京，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均在北京广泛开展金融业务；国家开发银行等三大政策性银行以及中国人寿等全国性保险公司总部均设在北京；北京同时还聚集了大部分国有大型企业总部，其中包括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力、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等企业。大量境外跨国公司在北京建立地区总部。
不言而喻，北京目前已成为全国金融决策中心、金融信息中心、资金调度中心。
既然北京已具有如此强大的金融硬件环境，那么，如何运作才能使北京确立其在全国的金融中心地位、成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呢?北京建设金融中心应从何处寻找突破呢?
早在2003年，一份由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完成的关于发展北京金融业的研究报告就提出，北京建设金融中心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突破，即优先发展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资产管理中心、金融资源的整合及金融机构的组建、政府牵头打造金融功能区等。这四大举措被人们认为是运作北京成为金融中心的四张王牌。
但若与上海相比，北京的差距却是明显的。上海当仁不让的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这里除了有号称“亚洲华尔街”的陆家嘴金融城外，还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因此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中心就在上海，而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人民币的定价中心在上海，上海具有最活跃的金融市场交易机制、最充盈的资金流动性和足以影响全国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
正如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所说，强大的金融中心离不开市场的繁荣，如果没有市场，金融机构数量再多也只是堆砌。反观北京，虽然金融机构数量众多，却难以形成统一的、独立的并且足以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交易平台。可以认为，这正是北京建设金融中心所遭遇的瓶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的邱兆祥教授认为，金融中心的打造，是一件十分慎重、严肃、务实的大事情。一个大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关键是要看其是否具备建立金融中心的一系列基本条件，只有基本条件具备了，才有实现的可能。即使有一定条件构建金融中心，定位还必须妥当：究竟是要建设哪种类型或层次的金融中心，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
“必须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慎重、科学的态度。如果定位不准确，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大城市的定位很重要，定位影响重大，所以不能搞盲目的跨越式建设，否则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邱兆祥认为， “应当通过潜心研究，对本地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整体建设进行科学定位，合理打造能够实现的目标，这样才能使金融业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真正发挥有力的‘助推’作用。”
但北京也确实有自身的优势，根据这些优势，北京市可以将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建成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场所，同时将北京建成全国的资产管理中心。
北京市政府可以将本市国有企业产权的交易放在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来进行，同时，把本市和周边的中小企业的产权交易做起来，产权交易活跃了，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的影响力也就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北京是国资委所在地，国资委一定会重视对国有股权转让的监管，国有股权的转让也一定需要通过国资委的审批，因此，北京市应当争取把全国国有资产转让的信息发布、交易、清算放在北京，建成全国统一的国有资产交易报价系统，从而使北京成为国有资产转让的中心。
另外，北京有一流的电信基础设施，有国内一流的IT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银行员工队伍，完全可以满足建立后台处理中心的各项要求，再加之北京是国内主要银行总部所在地，因此，北京市有很好的条件建设成为银行业后台处理的中心和中枢。做金融中心还是做政治中心，对北京而言是个艰难的选择题，而环境问题同样如此。北京的环境难题待解
北京，是这样一座城市，年轻、有朝气，同时也有着沉重的惯性。作为首都，她承担着太多的职能。在经济的高负荷运转下，每时每刻都能“听”到这个巨人沉重的喘息声。
尽管国务院早在2005年就将北京的城市目标明确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然而，北京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综合性产业城市，每年GDP的发展速度都在10％以上。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既有高产值、高收入、高消费、高就业率等一连串令人欣喜的指标，也隐藏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因为就当前阶段而言，北京的经济发展毕竟还是以过度牺牲能源和环境资源为代价的。
北京在努力建设宜居城市，这是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所要求的。三年过去了，从一则则数字新闻中，人们不能解读出“宜居”二字，2006年4月，北京市副市长吉林说：“今年4月1日到11日，北京合格的天气仅有两天，自4月5日以后，北京又连续5天受到浮尘天气的影响，是重度污染。”
城市如同人一样，需要呼吸。一篇题为《北京肺之痛》的文章这样“揭短”： “许多人把城市污染归结为风沙，而在北京，一场大风却往往是人们所期盼的，尤其是在冬春季，因为狂风起时往往可以吹散笼罩着整个城市长达数周的粉尘。”正如副市长吉林所指出的：“空气重度污染的主要问题是扬尘比较突出，形成扬尘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40％来自于工地扬尘。”
除大气污染外，北京市还有水质污染问题。2007年11月北京举行的首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会”上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北京当地污水集中处理率仅40％，大量未经处理污水排入河道，加上农药、化肥过量使用，许多地下水、河湖受到严重污染，城市下游河道多为超五类水体，基本没有生物存活。
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还表示，北京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枯水期，而且地下水超采严重。只有等到2010年南水北调引水到京后，才可实现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雨洪水、外调水五水联调，达到水资源供需平衡，使严重超采的地下水得以恢复。他的话传递出一个信息：北京人的饮用水里可能会掺进再生水。
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说，北京的用水量已由2000年40.4亿方下降到去年的34.3亿方，万元GDP耗水也由164方下降到44.4方，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用水率全国领先。“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了制约北京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协调好人、水关系，以有限的水资源保障北京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北京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此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影响着北京未来的投资环境和工业结构调整，耗水量大的工业成本将显著增加。环境问题其实早已提上北京市政府的议事日程，特别在奥运会之前的这几年，北京更不惜在环境问题上下血本。在首钢即将全部搬迁至曹妃甸之际，要环境还是要工业这一问题或许有关部门早已得到明确。
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北京境内贯穿五大河，主要是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西部是太行山山脉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
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总有一种优越感，或者也可说是“首都意识”，这种优越感不光来自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作为首都人的自豪，也来自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强大功能和她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当中所承担的角色。随着城市的不断进步，北京人也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建设金融中心，建设宜居城市。这两个目标何时能够达成?是否受到客观条件制约?
做金融中心还是政治中心?
随着城市的日益发展，北京人的“首都意识”也可解读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商业意识和金融意识。一方面，北京除了担当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国际交往中心外，还是一座综合性产业城市。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曾提出“首都经济”的概念。循着北京经济发展要立足北京、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思路，对经济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保持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国家把金融决策部门和宏观调控部门设在北京，北京有一条著名的金融街，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此外，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设在北京，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均在北京广泛开展金融业务；国家开发银行等三大政策性银行以及中国人寿等全国性保险公司总部均设在北京；北京同时还聚集了大部分国有大型企业总部，其中包括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力、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等企业。大量境外跨国公司在北京建立地区总部。
不言而喻，北京目前已成为全国金融决策中心、金融信息中心、资金调度中心。
既然北京已具有如此强大的金融硬件环境，那么，如何运作才能使北京确立其在全国的金融中心地位、成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呢?北京建设金融中心应从何处寻找突破呢?
早在2003年，一份由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完成的关于发展北京金融业的研究报告就提出，北京建设金融中心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突破，即优先发展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资产管理中心、金融资源的整合及金融机构的组建、政府牵头打造金融功能区等。这四大举措被人们认为是运作北京成为金融中心的四张王牌。
但若与上海相比，北京的差距却是明显的。上海当仁不让的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这里除了有号称“亚洲华尔街”的陆家嘴金融城外，还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因此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中心就在上海，而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人民币的定价中心在上海，上海具有最活跃的金融市场交易机制、最充盈的资金流动性和足以影响全国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
正如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所说，强大的金融中心离不开市场的繁荣，如果没有市场，金融机构数量再多也只是堆砌。反观北京，虽然金融机构数量众多，却难以形成统一的、独立的并且足以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交易平台。可以认为，这正是北京建设金融中心所遭遇的瓶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的邱兆祥教授认为，金融中心的打造，是一件十分慎重、严肃、务实的大事情。一个大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关键是要看其是否具备建立金融中心的一系列基本条件，只有基本条件具备了，才有实现的可能。即使有一定条件构建金融中心，定位还必须妥当：究竟是要建设哪种类型或层次的金融中心，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
“必须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慎重、科学的态度。如果定位不准确，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大城市的定位很重要，定位影响重大，所以不能搞盲目的跨越式建设，否则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邱兆祥认为， “应当通过潜心研究，对本地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整体建设进行科学定位，合理打造能够实现的目标，这样才能使金融业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真正发挥有力的‘助推’作用。”
但北京也确实有自身的优势，根据这些优势，北京市可以将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建成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场所，同时将北京建成全国的资产管理中心。
北京市政府可以将本市国有企业产权的交易放在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来进行，同时，把本市和周边的中小企业的产权交易做起来，产权交易活跃了，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的影响力也就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北京是国资委所在地，国资委一定会重视对国有股权转让的监管，国有股权的转让也一定需要通过国资委的审批，因此，北京市应当争取把全国国有资产转让的信息发布、交易、清算放在北京，建成全国统一的国有资产交易报价系统，从而使北京成为国有资产转让的中心。
另外，北京有一流的电信基础设施，有国内一流的IT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银行员工队伍，完全可以满足建立后台处理中心的各项要求，再加之北京是国内主要银行总部所在地，因此，北京市有很好的条件建设成为银行业后台处理的中心和中枢。做金融中心还是做政治中心，对北京而言是个艰难的选择题，而环境问题同样如此。北京的环境难题待解
北京，是这样一座城市，年轻、有朝气，同时也有着沉重的惯性。作为首都，她承担着太多的职能。在经济的高负荷运转下，每时每刻都能“听”到这个巨人沉重的喘息声。
尽管国务院早在2005年就将北京的城市目标明确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然而，北京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综合性产业城市，每年GDP的发展速度都在10％以上。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既有高产值、高收入、高消费、高就业率等一连串令人欣喜的指标，也隐藏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因为就当前阶段而言，北京的经济发展毕竟还是以过度牺牲能源和环境资源为代价的。
北京在努力建设宜居城市，这是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所要求的。三年过去了，从一则则数字新闻中，人们不能解读出“宜居”二字，2006年4月，北京市副市长吉林说：“今年4月1日到11日，北京合格的天气仅有两天，自4月5日以后，北京又连续5天受到浮尘天气的影响，是重度污染。”
城市如同人一样，需要呼吸。一篇题为《北京肺之痛》的文章这样“揭短”： “许多人把城市污染归结为风沙，而在北京，一场大风却往往是人们所期盼的，尤其是在冬春季，因为狂风起时往往可以吹散笼罩着整个城市长达数周的粉尘。”正如副市长吉林所指出的：“空气重度污染的主要问题是扬尘比较突出，形成扬尘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40％来自于工地扬尘。”
除大气污染外，北京市还有水质污染问题。2007年11月北京举行的首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会”上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北京当地污水集中处理率仅40％，大量未经处理污水排入河道，加上农药、化肥过量使用，许多地下水、河湖受到严重污染，城市下游河道多为超五类水体，基本没有生物存活。
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还表示，北京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枯水期，而且地下水超采严重。只有等到2010年南水北调引水到京后，才可实现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雨洪水、外调水五水联调，达到水资源供需平衡，使严重超采的地下水得以恢复。他的话传递出一个信息：北京人的饮用水里可能会掺进再生水。
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说，北京的用水量已由2000年40.4亿方下降到去年的34.3亿方，万元GDP耗水也由164方下降到44.4方，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用水率全国领先。“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了制约北京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协调好人、水关系，以有限的水资源保障北京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北京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此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影响着北京未来的投资环境和工业结构调整，耗水量大的工业成本将显著增加。环境问题其实早已提上北京市政府的议事日程，特别在奥运会之前的这几年，北京更不惜在环境问题上下血本。在首钢即将全部搬迁至曹妃甸之际，要环境还是要工业这一问题或许有关部门早已得到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