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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特朗普当选等事件折射出世界政治开始进入失序、失真、失灵的新混沌期。在此背景下，朝鲜半岛局势对全球政治转向作出敏感反应，突出表现在韩国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朴槿惠总统遭弹劾，各政治势力摩拳擦掌备战2017年总统选举。这一政治乱象不仅为韩国内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使韩国的外交安全政策陷入重重迷雾。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1.009
对于朝鲜半岛而言，2016年是变局之年，也是充满巨大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一年。继朝鲜连续进行两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对朝2270、2321号决议，有史以来对朝“最严厉制裁”落地。作为应对，韩国在国际上围堵朝鲜，并进行了单边制裁。然而，挟国际之威气势日盛的韩国却“后院起火”，政局突变，朴槿惠总统遭弹劾，被中止职务。这些变化，既有国际政治的动因，也有朝鲜半岛区域的动因，更有韩国的内部政治动力。韩国政局动荡正是这些变化的集中反映。
全球政治转向中的朝鲜半岛
以2016年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为标志，世界政治开始进入失序、失真、失灵的新混沌期。
从全球层面看，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崛起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世界格局由美苏争霸体制转向美国霸权下的一超多强体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遂成为“标杆”与“典范”，美国的霸权存在也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主干。然而，随着诸多新兴力量的上升，世界的版图发生龟裂，美国霸权治下的世界秩序与框架开始松动。全球力量重构引发的碰撞与组合，预示着世界格局将迎来新的转折点。美国与欧洲的吸引力不断流失，甚至成了国家治理的反面教材。这一转型所带来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而非局部的。
从地区层面看，全球力量重构引发了地区秩序的混乱与迷茫，传统范式的预测与推理变得日趋失灵，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也出现了大幅震荡。草根阶层对国内政治过程的参与热情异常高涨，诸多国家内向化趋势明显，内部政治的争夺更为激烈。地缘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超越地缘政治，国家间经济成为支配国家间政治的重要手段。
具体到次地区层面，朝鲜半岛对世界的这种应激变化更为敏感，出现了两种结构性变化。
一是朝鲜政局的变化。金正恩执政后，朝鲜在诸多问题上的行事风格、方式方法与路径都出现了重大变化。朝鲜从1993年开始的无核多边协商体制转向2012年的有核突破对峙体制。
二是韩国政局的变化。2016年1月，朝鲜宣布成功进行氢弹试验后的半年时间里不断向外界展示军事力量，韩国由此调整外交战略，改变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的外交做法，明显地选边卡位于美国一方，先后在萨德部署、签署《日韩情报保护协定》等问题上与中国出现严重对峙。
总体上看，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事实上反映了全球力量与地区力量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认知与应对也应顺应这一变化。
“烛光革命”中的韩国政局
2016年，韩国政局出现戏剧性变化。在国际上一直顺风顺水的韩国，由于梨花女子大学的“郑宥拉门”事件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后出现了“崔顺实门”“用药门”等各种让韩国民众感到匪夷所思的事件。愤怒的群众接连在光化门等韩国各地发起大规模示威，最终朝野各方将弹劾朴槿惠总统的法案通过，中止了朴槿惠的总统权力，进入宪法法院裁决程序。由于在一连串事件中，青瓦台高官无视民众诉求和呼声，韩国民众为此发动“草根革命”，但以和平的常态化烛光示威为主，因此也被称为“烛光革命”。韩国国民的情绪由“愤怒”“不安”转向“混乱”和“迷茫”。
一、“草根革命”摧毁朴槿惠政权
从“亲信干政”到朴槿惠遭弹劾，韩国政局的变动有其深层原因。
一是在韩国民众看来，朴槿惠无视民众尊严，将公权力视为私权力。韩国接连爆发多次人数高达数百万人次的大规模示威，这成为弹劾案在国会234人高票通过的情绪动因。
二是朴槿惠面对韩国民众的多次大型示威，一直试图以拖待变，但不断逼近青瓦台的民众力量使一向固执的朴槿惠从坚决对抗到不得不接受现实。尤其是朴槿惠的家乡——大邱与庆尚道地区，在朴正熙时代得利最多，一直对朴家心怀感恩，并将朴槿惠推上总统职位。然而，朴槿惠在“崔顺实干政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无能与民众的愤怒转化成了示威的动力。
三是韩国经济发展滞缓、贫富差距加大是根本性动因。韩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预估增长率低于2.5%。韩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民众上升的通道关闭，绝望气氛蔓延。与之相比，大财阀的占比与地位却越来越高，“崔顺实干政事件”的本质恰恰是三星等大财阀试图把控国家发展的冰山一角，财阀经济与政治勾连已经成为韩国发展的顽疾。财阀在韩国政治进程中的恣意妄为、无视民众死活的做法，直接摧毁了朴槿惠政权。
二、弹劾政局诱发政治合纵连横
总统弹劾案在国会通过并送交宪法法院及朴槿惠本人之后，韩国政局大幅转向，民众的呼声与舆论的焦点全部指向最高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在裁决时机早晚、能否通过等问题上遭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压力。在总统弹劾案的激荡之下，韩国政治出现了大开大合的分裂与重组迹象。
在“崔顺实干政事件”的重击之下，新国家党仍由“亲朴系”把持，党内一片哀鸿。新国家党国会议员进退两难：不脱离新国家党，这样的一个招牌实在背负沉重，而脱离新国家党则可能意味着会丧失议员资格，更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的结束。脱离新国家党有两种方式：一是主动脱党，在比例代表制原则下，国会议员会自动丧失议员资格；二是如果被新国家党除名，在后续的选举中无疑将被竞争对手轻松反超。
新国家党惩戒委员会宣布将按党纪处理朴槿惠，“非朴系”新国家党议员点名指出要求八名核心“亲朴系”党员出党。金武星、刘承敏等大佬更是直接提出要脱离新国家党，联合南景弼、金容泰等的“新国家党脱党派”、李载吾的“常青韩国党”、前国会议长郑义和的“新韩国远景”等保守势力另行组党，目前已有35名现籍国会议员将脱离新国家党。金武星还声称，“新国家党高达565亿韩元的党产是朴正熙时代财阀们献礼的孽生物”，要求献给国家，试图釜底抽薪，将新国家党彻底砸烂。 新国家党内“亲朴系”也针锋相对。郑甲润、李仁济、金官容等于12月13日成立“革新与统合保守联合”，宣称反对“背叛政治、分裂行为”，准备成立“党内党”，准备分党。而韩军退役将领组成的极右组织“星友会”发表时局宣言，反对集会“决定国家未来”，要求“走宪法程序”，力挺朴槿惠。这些动作直接动摇了新国家党的存续根基，不仅“亲朴系”处于“被灭门”边缘，新国家党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反对朴槿惠、同意弹劾的政治势力造成了“超大型”在野势力的现象，但在目前风险尚未过去、政治乱像尚未尘埃落定的情况下，各方的联合行动已经出现裂痕。共同民主党挟弹劾在国会通过的余威，“胁迫”国民之党屈服而实现在野势力合并，甚至要与新国家党联手。共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声称，“新国家党要求与共同民主党合流，国民之党也有此意”。这一表态遭到了国民之党的强烈反对。国民之党院内代表朴智元反驳称，“国民之党不会与新国家党合党或联手，我们不会与任何人、任何党派联合”，甚至要以《金英兰法》（即《禁止不正当请托与收受财物法》）起诉共同民主党，因为“共同民主党向国民之党递话，承诺大选胜利后给予朴智元总理职务”。
三、后朴槿惠时代与选举时局交错的特殊政局
由于法律程序上的内存缺陷，弹劾结果能否在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仍然存在变数。虽然韩国朝野都对宪法法院裁决通过抱乐观态度，但朴槿惠并未死心，仍然试图以法律程序来拖延完成任期。弹劾案在国会通过之后，韩国宪法法院的压力陡升。在目前的韩国政局形势下，法律的重要性已经成了表面功夫，而真正左右弹劾案能否通过的是汹涌的民意。面对激昂的民众示威，韩国宪法法院面临是否通过弹劾以及何时通过弹劾的巨大压力。如果宪法法院未能裁决或拖延更长时间的话，韩国政治进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暴力事件或冲突。这也将极大地影响韩国的政局走向，韩国政治将进入“后朴槿惠”时代，并提前进入选战争夺。
当前，由于“亲朴系”再次当选院内代表，新国家党的分裂也进入可视范围。因此，推举候选人的工作将会更加混乱。“非朴系”希望在地缘上形成“岭南”（大邱、庆尚地区的刘承敏和釜山、庆尚地区的金武星）、“湖南”（全罗地区的安哲秀）、“忠清”（潘基文）三地的大联合。“湖南”地区是民主党、国民之党的票仓，如果两者之一或部分加入到新党中，无疑会大有助益。而作为决定几乎每次大选成败的忠清地区则更为关键。从政见与理念看，新国家党“亲朴系”和共同民主党“亲文（文在寅）系”之外也形成了“第三地带”力量。由于“亲朴系”已是穷途末路，“非朴系”能否与在野的“非文系”联手将是决定2017年韩国大选的关键变量。
潘基文的回归将使局面更为混沌不清。朴槿惠遭弹劾之后，潘基文被贴上“亲朴”标签，遭受重创，不得不与朴槿惠切割，打出“中道保守”的旗帜，试图团结遭受打击后的新国家党“非朴系”以及忠清圈的政治势力，并以中间色彩为由吸引人气。同时，联合国安理会2321号对朝制裁决议的通过也为潘基文笼络保守势力起到了助力作用。潘基文已经明确表示将另立新党参与2017年总统大选。新国家党党内的矛盾能否平息、平息后如何处置朴槿惠这一“负资产”，以及如何推举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来团结保守派参加竞选，这些问题都是新国家党面临的严峻挑战。
2017年选战的人选也是焦点。潘基文是能够使上述非朴势力获得忠清道支持的关键人物，也是目前保守势力唯一能够推出的人选。若“第三地带”势力能够与国民之党联手，作为为数不多的在“湖南”地区战胜过文在寅的安哲秀，也将是有力的人选。“非朴系”大佬金武星也多次表示要与安哲秀联手。除此之外，孙鹤圭（前民主党代表）、郑云灿（前国务总理）、金宗仁（共同民主党前紧急对策委员长）等也是“非朴系”的团结对象。值得注意的是，金宗仁作为“非文系”的代表，如果与“非朴系”联手，将会使选战局面出现震动。其他候选人，如刘承敏、南景弼（京畿故道知事）、元熙龙（济州道知事）、吴世勋（前首尔市长）也是潜在人选。
对于在野党而言，问题更是堆积如山。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朴槿惠的社会趋势并没有转化成对共同民主党等在野势力的支持。面对2017年大选，除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国民之党代表安哲秀之外，各党之内都有视乱局为机遇的“政治野心家”，不少大佬都在积极备战。城南市市长李在明凭借犀利的语言和在脸书等新媒体上运用的明快手法，吸引了大批的青年人支持，被称为“韩国版特朗普”，其民调支持率迅速蹿升，直逼潘基文。但这种黑马效应能够持续到何时，也备受关注。
韩国政局变动下的对外关系
政治蛋糕切割的乱象不仅为韩国内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使韩国的外交安全政策陷入重重迷雾。
在安全上，韩国试图以压迫性的做法改善安全困境以求得主导权。继大规模联合军演之后，韩国于2016年7月宣布部署萨德，并相继与日本达成了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协议和签署《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2016年年初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之后，韩国即以进攻性的姿态严厉打压朝鲜，并直指朝鲜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政权稳定，于2月10日宣布中断与朝鲜的一切经济往来，关停开城工业园区，并在国际上加大对朝鲜的围堵，策反朝鲜驻英国公使叛逃韩国。朝鲜也毫不示弱，宣布中断与韩国的所有对话渠道。之后，在联合国通过2321号决议之后，韩国又宣布了追加对朝的单边制裁，继在年初事实上制裁赴朝游中国旅行社之后，又追加了将部分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
然而，随着朴槿惠因遭弹劾而被中止总统职务、特朗普的当选与中国反制措施的加大，韩国的“冲撞式外交”“调头式外交”受到质疑。韩国在野党纷纷表示，要撤销这些不具备民意基础的协议。韩国外交恐将再次陷入震荡之中。
一是与美国关系的重新定位。特朗普的上位，尤其是特朗普竞选时有关提高韩国防卫分担费用的讲话，以及大举在亚太政策团队中起用强硬“新右派”，甚至宣称可能对朝采取强硬行动的作法，让韩国有些摸不着头脑。在韩国政府与特朗普团队的接触中，由于是现任政府主导，其他党派相当怀疑这种接触的有用性。对特朗普政府而言，与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打交道也非常没有信心，因此释放出来的对韩外交信息也不是特别明确，甚至相互矛盾，这更进一步加重了韩国的忧心。 二是日韩关系也面临巨大的窘境。在朴槿惠的强力推动下，韩日顺利达成的多个双边协定面临考验。继教育部长官单方面撤回“国家教科书”的决定后，其他政府部门也在是否执行朴槿惠政府此前确定的政策方面犹豫不决。韩国在野党更是提出《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无效的主张，甚至试图将此前韩日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既定协议撤销。由于朴槿惠本人本来就被打上了“亲日”后代的标签，不断强力推动的协议也成了朴槿惠政府倒台后区分是否“亲日派”的标志。如果其中部分或所有协议被推倒重来，可以想见对韩日关系的冲击将非常严重。
三是对华关系面临调整节点。在“崔顺实干政事件”爆发之前，韩国就有相当多的民众与党派对朴槿惠政府“紧急调头”式的对华外交感到不理解。文在寅声称，将“解除国防部长韩民求的职务”“（当选总统后）将撤销部署萨德的决定”，在野党的反对声音更是高涨。然而，在朴槿惠弹劾案在国会通过之后，韩国军方加快了部署进程，要求在2017年1月确定基本事项，在4—5月前完成首期部署。
在崔顺实干政事件被揭露后，“部署萨德”的决定私下充满了利益输送的肮脏交易的一面也暴露在世人面前。朴槿惠、崔顺实、武器掮客金贵玉、韩国国防部防卫事业厅厅长张明镇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关系不断清晰并得到证实。韩国《时事周刊》记者朱振宇称，2016年6月，崔顺实会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董事长，拿到了首期70—100兆韩元合同额中高达20%的佣金。而崔顺实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中间人金贵玉也是朴槿惠的好友。朴槿惠早在从政之前就多次拜访金贵玉在美国圣莫尼卡的私宅。朴槿惠当选总统后，金贵玉重操旧业，后来联系人也由郑润会换成了崔顺实。
韩国社会各界对萨德部署充满了担忧。韩国目前的经济情况非常严峻，2017年的增长预期有可能低于2%，失业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已经接近1997年前。而在“崔顺实干政”事件中被连累的多家大型财阀也因激起众怒而不得不收缩投资，这也会给韩国经济造成连续打击。在萨德部署后，如果中国进行制裁，韩国遭受重创的经济将进一步雪上加霜。因此，在野党、民众以及政府人士等韩国各界都在反思，“部署萨德”的决定既非韩国的社会共识，也不是政治妥协的结果，更不能保护韩国的安全，“它除了造成‘与中国的麻烦’之外，究竟为韩国带来了什么？”
（作者系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1.009
对于朝鲜半岛而言，2016年是变局之年，也是充满巨大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一年。继朝鲜连续进行两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对朝2270、2321号决议，有史以来对朝“最严厉制裁”落地。作为应对，韩国在国际上围堵朝鲜，并进行了单边制裁。然而，挟国际之威气势日盛的韩国却“后院起火”，政局突变，朴槿惠总统遭弹劾，被中止职务。这些变化，既有国际政治的动因，也有朝鲜半岛区域的动因，更有韩国的内部政治动力。韩国政局动荡正是这些变化的集中反映。
全球政治转向中的朝鲜半岛
以2016年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为标志，世界政治开始进入失序、失真、失灵的新混沌期。
从全球层面看，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崛起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世界格局由美苏争霸体制转向美国霸权下的一超多强体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遂成为“标杆”与“典范”，美国的霸权存在也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主干。然而，随着诸多新兴力量的上升，世界的版图发生龟裂，美国霸权治下的世界秩序与框架开始松动。全球力量重构引发的碰撞与组合，预示着世界格局将迎来新的转折点。美国与欧洲的吸引力不断流失，甚至成了国家治理的反面教材。这一转型所带来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而非局部的。
从地区层面看，全球力量重构引发了地区秩序的混乱与迷茫，传统范式的预测与推理变得日趋失灵，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也出现了大幅震荡。草根阶层对国内政治过程的参与热情异常高涨，诸多国家内向化趋势明显，内部政治的争夺更为激烈。地缘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超越地缘政治，国家间经济成为支配国家间政治的重要手段。
具体到次地区层面，朝鲜半岛对世界的这种应激变化更为敏感，出现了两种结构性变化。
一是朝鲜政局的变化。金正恩执政后，朝鲜在诸多问题上的行事风格、方式方法与路径都出现了重大变化。朝鲜从1993年开始的无核多边协商体制转向2012年的有核突破对峙体制。
二是韩国政局的变化。2016年1月，朝鲜宣布成功进行氢弹试验后的半年时间里不断向外界展示军事力量，韩国由此调整外交战略，改变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的外交做法，明显地选边卡位于美国一方，先后在萨德部署、签署《日韩情报保护协定》等问题上与中国出现严重对峙。
总体上看，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事实上反映了全球力量与地区力量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认知与应对也应顺应这一变化。
“烛光革命”中的韩国政局
2016年，韩国政局出现戏剧性变化。在国际上一直顺风顺水的韩国，由于梨花女子大学的“郑宥拉门”事件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后出现了“崔顺实门”“用药门”等各种让韩国民众感到匪夷所思的事件。愤怒的群众接连在光化门等韩国各地发起大规模示威，最终朝野各方将弹劾朴槿惠总统的法案通过，中止了朴槿惠的总统权力，进入宪法法院裁决程序。由于在一连串事件中，青瓦台高官无视民众诉求和呼声，韩国民众为此发动“草根革命”，但以和平的常态化烛光示威为主，因此也被称为“烛光革命”。韩国国民的情绪由“愤怒”“不安”转向“混乱”和“迷茫”。
一、“草根革命”摧毁朴槿惠政权
从“亲信干政”到朴槿惠遭弹劾，韩国政局的变动有其深层原因。
一是在韩国民众看来，朴槿惠无视民众尊严，将公权力视为私权力。韩国接连爆发多次人数高达数百万人次的大规模示威，这成为弹劾案在国会234人高票通过的情绪动因。
二是朴槿惠面对韩国民众的多次大型示威，一直试图以拖待变，但不断逼近青瓦台的民众力量使一向固执的朴槿惠从坚决对抗到不得不接受现实。尤其是朴槿惠的家乡——大邱与庆尚道地区，在朴正熙时代得利最多，一直对朴家心怀感恩，并将朴槿惠推上总统职位。然而，朴槿惠在“崔顺实干政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无能与民众的愤怒转化成了示威的动力。
三是韩国经济发展滞缓、贫富差距加大是根本性动因。韩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预估增长率低于2.5%。韩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民众上升的通道关闭，绝望气氛蔓延。与之相比，大财阀的占比与地位却越来越高，“崔顺实干政事件”的本质恰恰是三星等大财阀试图把控国家发展的冰山一角，财阀经济与政治勾连已经成为韩国发展的顽疾。财阀在韩国政治进程中的恣意妄为、无视民众死活的做法，直接摧毁了朴槿惠政权。
二、弹劾政局诱发政治合纵连横
总统弹劾案在国会通过并送交宪法法院及朴槿惠本人之后，韩国政局大幅转向，民众的呼声与舆论的焦点全部指向最高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在裁决时机早晚、能否通过等问题上遭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压力。在总统弹劾案的激荡之下，韩国政治出现了大开大合的分裂与重组迹象。
在“崔顺实干政事件”的重击之下，新国家党仍由“亲朴系”把持，党内一片哀鸿。新国家党国会议员进退两难：不脱离新国家党，这样的一个招牌实在背负沉重，而脱离新国家党则可能意味着会丧失议员资格，更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的结束。脱离新国家党有两种方式：一是主动脱党，在比例代表制原则下，国会议员会自动丧失议员资格；二是如果被新国家党除名，在后续的选举中无疑将被竞争对手轻松反超。
新国家党惩戒委员会宣布将按党纪处理朴槿惠，“非朴系”新国家党议员点名指出要求八名核心“亲朴系”党员出党。金武星、刘承敏等大佬更是直接提出要脱离新国家党，联合南景弼、金容泰等的“新国家党脱党派”、李载吾的“常青韩国党”、前国会议长郑义和的“新韩国远景”等保守势力另行组党，目前已有35名现籍国会议员将脱离新国家党。金武星还声称，“新国家党高达565亿韩元的党产是朴正熙时代财阀们献礼的孽生物”，要求献给国家，试图釜底抽薪，将新国家党彻底砸烂。 新国家党内“亲朴系”也针锋相对。郑甲润、李仁济、金官容等于12月13日成立“革新与统合保守联合”，宣称反对“背叛政治、分裂行为”，准备成立“党内党”，准备分党。而韩军退役将领组成的极右组织“星友会”发表时局宣言，反对集会“决定国家未来”，要求“走宪法程序”，力挺朴槿惠。这些动作直接动摇了新国家党的存续根基，不仅“亲朴系”处于“被灭门”边缘，新国家党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反对朴槿惠、同意弹劾的政治势力造成了“超大型”在野势力的现象，但在目前风险尚未过去、政治乱像尚未尘埃落定的情况下，各方的联合行动已经出现裂痕。共同民主党挟弹劾在国会通过的余威，“胁迫”国民之党屈服而实现在野势力合并，甚至要与新国家党联手。共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声称，“新国家党要求与共同民主党合流，国民之党也有此意”。这一表态遭到了国民之党的强烈反对。国民之党院内代表朴智元反驳称，“国民之党不会与新国家党合党或联手，我们不会与任何人、任何党派联合”，甚至要以《金英兰法》（即《禁止不正当请托与收受财物法》）起诉共同民主党，因为“共同民主党向国民之党递话，承诺大选胜利后给予朴智元总理职务”。
三、后朴槿惠时代与选举时局交错的特殊政局
由于法律程序上的内存缺陷，弹劾结果能否在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仍然存在变数。虽然韩国朝野都对宪法法院裁决通过抱乐观态度，但朴槿惠并未死心，仍然试图以法律程序来拖延完成任期。弹劾案在国会通过之后，韩国宪法法院的压力陡升。在目前的韩国政局形势下，法律的重要性已经成了表面功夫，而真正左右弹劾案能否通过的是汹涌的民意。面对激昂的民众示威，韩国宪法法院面临是否通过弹劾以及何时通过弹劾的巨大压力。如果宪法法院未能裁决或拖延更长时间的话，韩国政治进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暴力事件或冲突。这也将极大地影响韩国的政局走向，韩国政治将进入“后朴槿惠”时代，并提前进入选战争夺。
当前，由于“亲朴系”再次当选院内代表，新国家党的分裂也进入可视范围。因此，推举候选人的工作将会更加混乱。“非朴系”希望在地缘上形成“岭南”（大邱、庆尚地区的刘承敏和釜山、庆尚地区的金武星）、“湖南”（全罗地区的安哲秀）、“忠清”（潘基文）三地的大联合。“湖南”地区是民主党、国民之党的票仓，如果两者之一或部分加入到新党中，无疑会大有助益。而作为决定几乎每次大选成败的忠清地区则更为关键。从政见与理念看，新国家党“亲朴系”和共同民主党“亲文（文在寅）系”之外也形成了“第三地带”力量。由于“亲朴系”已是穷途末路，“非朴系”能否与在野的“非文系”联手将是决定2017年韩国大选的关键变量。
潘基文的回归将使局面更为混沌不清。朴槿惠遭弹劾之后，潘基文被贴上“亲朴”标签，遭受重创，不得不与朴槿惠切割，打出“中道保守”的旗帜，试图团结遭受打击后的新国家党“非朴系”以及忠清圈的政治势力，并以中间色彩为由吸引人气。同时，联合国安理会2321号对朝制裁决议的通过也为潘基文笼络保守势力起到了助力作用。潘基文已经明确表示将另立新党参与2017年总统大选。新国家党党内的矛盾能否平息、平息后如何处置朴槿惠这一“负资产”，以及如何推举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来团结保守派参加竞选，这些问题都是新国家党面临的严峻挑战。
2017年选战的人选也是焦点。潘基文是能够使上述非朴势力获得忠清道支持的关键人物，也是目前保守势力唯一能够推出的人选。若“第三地带”势力能够与国民之党联手，作为为数不多的在“湖南”地区战胜过文在寅的安哲秀，也将是有力的人选。“非朴系”大佬金武星也多次表示要与安哲秀联手。除此之外，孙鹤圭（前民主党代表）、郑云灿（前国务总理）、金宗仁（共同民主党前紧急对策委员长）等也是“非朴系”的团结对象。值得注意的是，金宗仁作为“非文系”的代表，如果与“非朴系”联手，将会使选战局面出现震动。其他候选人，如刘承敏、南景弼（京畿故道知事）、元熙龙（济州道知事）、吴世勋（前首尔市长）也是潜在人选。
对于在野党而言，问题更是堆积如山。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朴槿惠的社会趋势并没有转化成对共同民主党等在野势力的支持。面对2017年大选，除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国民之党代表安哲秀之外，各党之内都有视乱局为机遇的“政治野心家”，不少大佬都在积极备战。城南市市长李在明凭借犀利的语言和在脸书等新媒体上运用的明快手法，吸引了大批的青年人支持，被称为“韩国版特朗普”，其民调支持率迅速蹿升，直逼潘基文。但这种黑马效应能够持续到何时，也备受关注。
韩国政局变动下的对外关系
政治蛋糕切割的乱象不仅为韩国内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使韩国的外交安全政策陷入重重迷雾。
在安全上，韩国试图以压迫性的做法改善安全困境以求得主导权。继大规模联合军演之后，韩国于2016年7月宣布部署萨德，并相继与日本达成了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协议和签署《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2016年年初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之后，韩国即以进攻性的姿态严厉打压朝鲜，并直指朝鲜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政权稳定，于2月10日宣布中断与朝鲜的一切经济往来，关停开城工业园区，并在国际上加大对朝鲜的围堵，策反朝鲜驻英国公使叛逃韩国。朝鲜也毫不示弱，宣布中断与韩国的所有对话渠道。之后，在联合国通过2321号决议之后，韩国又宣布了追加对朝的单边制裁，继在年初事实上制裁赴朝游中国旅行社之后，又追加了将部分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
然而，随着朴槿惠因遭弹劾而被中止总统职务、特朗普的当选与中国反制措施的加大，韩国的“冲撞式外交”“调头式外交”受到质疑。韩国在野党纷纷表示，要撤销这些不具备民意基础的协议。韩国外交恐将再次陷入震荡之中。
一是与美国关系的重新定位。特朗普的上位，尤其是特朗普竞选时有关提高韩国防卫分担费用的讲话，以及大举在亚太政策团队中起用强硬“新右派”，甚至宣称可能对朝采取强硬行动的作法，让韩国有些摸不着头脑。在韩国政府与特朗普团队的接触中，由于是现任政府主导，其他党派相当怀疑这种接触的有用性。对特朗普政府而言，与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打交道也非常没有信心，因此释放出来的对韩外交信息也不是特别明确，甚至相互矛盾，这更进一步加重了韩国的忧心。 二是日韩关系也面临巨大的窘境。在朴槿惠的强力推动下，韩日顺利达成的多个双边协定面临考验。继教育部长官单方面撤回“国家教科书”的决定后，其他政府部门也在是否执行朴槿惠政府此前确定的政策方面犹豫不决。韩国在野党更是提出《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无效的主张，甚至试图将此前韩日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既定协议撤销。由于朴槿惠本人本来就被打上了“亲日”后代的标签，不断强力推动的协议也成了朴槿惠政府倒台后区分是否“亲日派”的标志。如果其中部分或所有协议被推倒重来，可以想见对韩日关系的冲击将非常严重。
三是对华关系面临调整节点。在“崔顺实干政事件”爆发之前，韩国就有相当多的民众与党派对朴槿惠政府“紧急调头”式的对华外交感到不理解。文在寅声称，将“解除国防部长韩民求的职务”“（当选总统后）将撤销部署萨德的决定”，在野党的反对声音更是高涨。然而，在朴槿惠弹劾案在国会通过之后，韩国军方加快了部署进程，要求在2017年1月确定基本事项，在4—5月前完成首期部署。
在崔顺实干政事件被揭露后，“部署萨德”的决定私下充满了利益输送的肮脏交易的一面也暴露在世人面前。朴槿惠、崔顺实、武器掮客金贵玉、韩国国防部防卫事业厅厅长张明镇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关系不断清晰并得到证实。韩国《时事周刊》记者朱振宇称，2016年6月，崔顺实会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董事长，拿到了首期70—100兆韩元合同额中高达20%的佣金。而崔顺实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中间人金贵玉也是朴槿惠的好友。朴槿惠早在从政之前就多次拜访金贵玉在美国圣莫尼卡的私宅。朴槿惠当选总统后，金贵玉重操旧业，后来联系人也由郑润会换成了崔顺实。
韩国社会各界对萨德部署充满了担忧。韩国目前的经济情况非常严峻，2017年的增长预期有可能低于2%，失业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已经接近1997年前。而在“崔顺实干政”事件中被连累的多家大型财阀也因激起众怒而不得不收缩投资，这也会给韩国经济造成连续打击。在萨德部署后，如果中国进行制裁，韩国遭受重创的经济将进一步雪上加霜。因此，在野党、民众以及政府人士等韩国各界都在反思，“部署萨德”的决定既非韩国的社会共识，也不是政治妥协的结果，更不能保护韩国的安全，“它除了造成‘与中国的麻烦’之外，究竟为韩国带来了什么？”
（作者系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