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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说：“生命就像我们上空无际的苍穹，一样的伟大，一样的深邃。我们只能通过‘个人的存在’的锁眼谛视它；而从这锁眼中我们感觉到的要比看到的更多。”
卡夫卡在他“地洞”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中找到了他“个人的存在”的锁眼，而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主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因为很难说怎样是活得最好，而所谓“多”即丰富性则成了衡量生活的一种可行性标准。无论是活得精还是活得多，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都没有给出答案，他唯一做的是提出问题，即关于存在的探讨。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历史本身是被当做存在境况而给予理解和分析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不仅有政治批判，而且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义。相对于那种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而言，立足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教义会过时，而存在之谜的谜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穷尽的。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直接引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尽管这部巨著是在谈论“存在”，却始终不曾给“存在”下一个定义。海德格尔承认：“‘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我们只能约略推断，它是一个关涉人和世界的本质的范畴。正因為如此，存在是一个永恒的谜。按照尼采的说法，哲学家和诗人都是“猜谜者”，致力于探究存在之谜。那么，小说的特点何在？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使命与哲学、诗并无二致，只是小说拥有更丰富的手段，它具有“非凡的合并能力”，能把哲学和诗包容在自身中，而哲学和诗却不能包容小说。
昆德拉把他小说里的人物称作“实验性的自我”，其实质是对存在的某个方面的疑问。例如，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托马斯大夫提出对存在之轻的疑问，特丽莎提出对灵与肉的疑问。事实上，它们都是作者自己的疑问，推而广之，也是每一个自我对于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一些根本性困惑，昆德拉为之设计了相应的人物和情境，而小说的展开便是对这些疑问的深入追究。“存在之轻”就是人生缺乏实质，人生的实质太轻飘，所以使人不能承受。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有一个说明：“如果上帝已经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空无中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可见其涵义与“上帝死了”命题一脉相承，即指人生根本价值的失落。对于托马斯来说，人生实质的空无尤其表现在人生受偶然性支配，使得一切真正的选择成为不可能，而他所爱上的特丽莎便是绝对偶然性的化身。
以往的现实主义小说总是为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详细介绍人物存在的背景和动机，然后作者隐退自己，让人物自己去表演去行动，这样的人物描写就会显得真实、客观。而在昆德拉的小说世界里，这种理念完全被颠覆。他认为，小说无须做到逼真和客观，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对活人的模拟，他是想象出来的人，是一个“试验性的自我”，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话来说，就是小说中人物“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这就是“可能性”的范畴，它构成了昆德拉思考笔下人物的情境和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
我们应该相信昆德拉的话：“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不只是小说，一切精神创作，唯有对人生基本境况作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
昆德拉之所以要重提小说的使命问题，是因为他看到了现代人的深刻的精神危机，这个危机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概括，就是“存在的被遗忘”。存在是如何被遗忘的？昆德拉说：“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漩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世界’在旋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堕入遗忘。”那么，面对这种遗忘，昆德拉又是怎样做的呢？倘若一个小说家清醒地知道世上并无绝对真理，同时他又能抵御内心那种行而上的关切，他该如何向本就存在的绝对真理挺进呢？昆德拉告诉我们，小说的智慧是非独断的智慧，小说对存在的思考是疑问式的、假说式的。我们确实看到，昆德拉在小说中，是一位健谈的人，他谈论一切神圣和非神圣的事物，谈论历史、政治、理想、爱情、性、不朽，借此把一切置于问题的领域。然而，在这种貌似玩世不恭下面，却隐藏着一种根本性的严肃，便是对于人类存在境况的始终一贯的关注。说到底，昆德拉是严肃的，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严肃性，他对存在的思考才是异常深刻，甚至令人惊诧的。
应该说，正是面对他称之为“媚俗”的时代精神，昆德拉举起了他的堂吉诃德之剑，用小说对抗世界性的平庸化潮流，唤回对被遗忘的存在的记忆。
昆德拉说：“我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发展着自己——寻找自己的声音，我自己的风格和我自己。”我乐于相信，昆德拉确实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他的高古，以至疏离于我们这个惶惑的时代，正如帕斯献给他的诗歌《在走和留之间》所吟唱的：
在走和留之间，日子摇曳，
沉入透明的爱。
此刻，环形的下午是片海湾
世界在静止中摆动
一切都清晰可见，一切都难以捕捉，
一切都近在眼前，一切都无法触摸。
……
瞬间在弥漫，一动不动，
我留，我走：我是一个停顿。
的确，昆德拉用小说实践着向文学的伟大进军，用思想和灵魂使小说的可能性的地平线延伸得更远，至今还没有看到它的边际，这就给小说家和读者都留下了异常广阔的空间和令人激动的前景。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卡夫卡在他“地洞”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中找到了他“个人的存在”的锁眼，而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主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因为很难说怎样是活得最好，而所谓“多”即丰富性则成了衡量生活的一种可行性标准。无论是活得精还是活得多，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都没有给出答案，他唯一做的是提出问题，即关于存在的探讨。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历史本身是被当做存在境况而给予理解和分析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不仅有政治批判，而且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义。相对于那种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而言，立足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教义会过时，而存在之谜的谜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穷尽的。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直接引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尽管这部巨著是在谈论“存在”，却始终不曾给“存在”下一个定义。海德格尔承认：“‘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我们只能约略推断，它是一个关涉人和世界的本质的范畴。正因為如此，存在是一个永恒的谜。按照尼采的说法，哲学家和诗人都是“猜谜者”，致力于探究存在之谜。那么，小说的特点何在？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使命与哲学、诗并无二致，只是小说拥有更丰富的手段，它具有“非凡的合并能力”，能把哲学和诗包容在自身中，而哲学和诗却不能包容小说。
昆德拉把他小说里的人物称作“实验性的自我”，其实质是对存在的某个方面的疑问。例如，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托马斯大夫提出对存在之轻的疑问，特丽莎提出对灵与肉的疑问。事实上，它们都是作者自己的疑问，推而广之，也是每一个自我对于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一些根本性困惑，昆德拉为之设计了相应的人物和情境，而小说的展开便是对这些疑问的深入追究。“存在之轻”就是人生缺乏实质，人生的实质太轻飘，所以使人不能承受。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有一个说明：“如果上帝已经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空无中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可见其涵义与“上帝死了”命题一脉相承，即指人生根本价值的失落。对于托马斯来说，人生实质的空无尤其表现在人生受偶然性支配，使得一切真正的选择成为不可能，而他所爱上的特丽莎便是绝对偶然性的化身。
以往的现实主义小说总是为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详细介绍人物存在的背景和动机，然后作者隐退自己，让人物自己去表演去行动，这样的人物描写就会显得真实、客观。而在昆德拉的小说世界里，这种理念完全被颠覆。他认为，小说无须做到逼真和客观，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对活人的模拟，他是想象出来的人，是一个“试验性的自我”，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话来说，就是小说中人物“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这就是“可能性”的范畴，它构成了昆德拉思考笔下人物的情境和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
我们应该相信昆德拉的话：“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不只是小说，一切精神创作，唯有对人生基本境况作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
昆德拉之所以要重提小说的使命问题，是因为他看到了现代人的深刻的精神危机，这个危机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概括，就是“存在的被遗忘”。存在是如何被遗忘的？昆德拉说：“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漩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世界’在旋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堕入遗忘。”那么，面对这种遗忘，昆德拉又是怎样做的呢？倘若一个小说家清醒地知道世上并无绝对真理，同时他又能抵御内心那种行而上的关切，他该如何向本就存在的绝对真理挺进呢？昆德拉告诉我们，小说的智慧是非独断的智慧，小说对存在的思考是疑问式的、假说式的。我们确实看到，昆德拉在小说中，是一位健谈的人，他谈论一切神圣和非神圣的事物，谈论历史、政治、理想、爱情、性、不朽，借此把一切置于问题的领域。然而，在这种貌似玩世不恭下面，却隐藏着一种根本性的严肃，便是对于人类存在境况的始终一贯的关注。说到底，昆德拉是严肃的，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严肃性，他对存在的思考才是异常深刻，甚至令人惊诧的。
应该说，正是面对他称之为“媚俗”的时代精神，昆德拉举起了他的堂吉诃德之剑，用小说对抗世界性的平庸化潮流，唤回对被遗忘的存在的记忆。
昆德拉说：“我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发展着自己——寻找自己的声音，我自己的风格和我自己。”我乐于相信，昆德拉确实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他的高古，以至疏离于我们这个惶惑的时代，正如帕斯献给他的诗歌《在走和留之间》所吟唱的：
在走和留之间，日子摇曳，
沉入透明的爱。
此刻，环形的下午是片海湾
世界在静止中摆动
一切都清晰可见，一切都难以捕捉，
一切都近在眼前，一切都无法触摸。
……
瞬间在弥漫，一动不动，
我留，我走：我是一个停顿。
的确，昆德拉用小说实践着向文学的伟大进军，用思想和灵魂使小说的可能性的地平线延伸得更远，至今还没有看到它的边际，这就给小说家和读者都留下了异常广阔的空间和令人激动的前景。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