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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群众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倾向越来越鲜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中不断涌现新情况、新问题，这对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面对这些问题，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阎星认为，成都的探索表明：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中，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成都在发展实践中，政府的角色有何变化？
阎星：成都在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二元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时出现，这两个历史欠账带来的压力不小。
对政府而言，只有通过自身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才能提供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从改革过程就能看出政府角色在变化。成都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进行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将过去“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让政府职能归位，不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政府改革实际上是政府简政放权，这涉及到权力边界的问题。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过于恋权，什么都大包大揽只能是包袱越来越重，能效肯定降低。成都的政府改革标志是减少审批事项，随后主要是厘清和理顺政府权责关系与部门职责。
通过自身改革，扫除了发展障碍，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得到提升，才有能力、实力和精力去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二元结构”等遗留问题，成都在这方面效果显著。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阎星：减少审批事项层面，截至2013年12月，成都先后9次大规模调整、清理或取消行政审批事项，行政许可项目减幅达91%；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减幅达79%；放权层面，市政府先后向区（市）县政府下放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60余项。
此外，从主体、权限、边界、交接4个方面划分和明确了部门职责，并在部门“三定”方案中固化。共调整市级部门职责194项，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投资开发等26项存在交叉的职责进行了优化，推动部门高效履职。还有，一站式政务大厅、网上审批、微博问政、“企业服务数据库”和“居民服务数据库”“移动政务大厅”等创新型政务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得到完善。
与此同时，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打造阳光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包办不了一切。
近几年来，成都先后制定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办法，初步形成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依法决策“三结合”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公众参与重大事项决策，一方面可以使决策更科学、更民主，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更好地理解公众诉求，提升决策为民服务的效果。这也是成都市委倡导的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治理思路。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的社会矛盾表明，政府有时强力介入反而会激化矛盾，成都在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你认为有何创新？
阎星：成都很多制度性的创新实际上是在进行综合改革探索，此次在“北改”工程中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种验证。从村级治理到社区治理是一种跨越，难度也很大。
从“村民议事会”到“居民自改委员会”，都是基于“还权、赋能、归位”的治理思想。
村民自治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极为明显，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不可小觑。依托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智慧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体现了政府对从“管”到“治”理念的转变。
社区自我管理属性得到肯定，意味着官与民，政府对社会的关系和谐度增加。成都的做法是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承担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
目前，成都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7000多个，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一。
成都坚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矛盾、理顺社会关系、规范社会架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比较好地处理了利益关系间的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中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都在发展实践中有何体会？
阎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说起来简单，就一句话，政府的事政府办，市场的事市场办，但在经济活动中，对政府“越位”与“缺位”的界定同样重要。成都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规划和提高政府能效层面，不过多干预市场。
“五大兴市战略”的实施，市场的主体作用在政府规划框架内自由发挥，许多政府颇为头疼的事，在市场面前迎刃而解。比如，经济活动中项目和资本不是政府随意摆弄就可以到位，而是按照市场规律完成最优配置。
项目落地的市场选择是弥补产业配套环节，市场会给出成本优势，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的流动方向，只要有投资洼地存在，自然就流过去了，不需要政府“拉郎配”。
成都在“产业倍增”和“三圈一体”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有意约束了干预冲动，从产业布局到全产业链配套，在市场作用下得到了优化，政府付出的成本很小。
当前，成都依然在不同领域做着改革探索。成都现在提出“以全面深化改革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走在全国新一轮改革前列”的目标，表明成都在“治理能力”层面已做好服务于改革目标的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成都在发展实践中，政府的角色有何变化？
阎星：成都在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二元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时出现，这两个历史欠账带来的压力不小。
对政府而言，只有通过自身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才能提供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从改革过程就能看出政府角色在变化。成都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进行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将过去“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让政府职能归位，不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政府改革实际上是政府简政放权，这涉及到权力边界的问题。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过于恋权，什么都大包大揽只能是包袱越来越重，能效肯定降低。成都的政府改革标志是减少审批事项，随后主要是厘清和理顺政府权责关系与部门职责。
通过自身改革，扫除了发展障碍，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得到提升，才有能力、实力和精力去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二元结构”等遗留问题，成都在这方面效果显著。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阎星：减少审批事项层面，截至2013年12月，成都先后9次大规模调整、清理或取消行政审批事项，行政许可项目减幅达91%；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减幅达79%；放权层面，市政府先后向区（市）县政府下放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60余项。
此外，从主体、权限、边界、交接4个方面划分和明确了部门职责，并在部门“三定”方案中固化。共调整市级部门职责194项，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投资开发等26项存在交叉的职责进行了优化，推动部门高效履职。还有，一站式政务大厅、网上审批、微博问政、“企业服务数据库”和“居民服务数据库”“移动政务大厅”等创新型政务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得到完善。
与此同时，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打造阳光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包办不了一切。
近几年来，成都先后制定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办法，初步形成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依法决策“三结合”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公众参与重大事项决策，一方面可以使决策更科学、更民主，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更好地理解公众诉求，提升决策为民服务的效果。这也是成都市委倡导的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治理思路。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的社会矛盾表明，政府有时强力介入反而会激化矛盾，成都在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你认为有何创新？
阎星：成都很多制度性的创新实际上是在进行综合改革探索，此次在“北改”工程中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种验证。从村级治理到社区治理是一种跨越，难度也很大。
从“村民议事会”到“居民自改委员会”，都是基于“还权、赋能、归位”的治理思想。
村民自治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极为明显，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不可小觑。依托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智慧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体现了政府对从“管”到“治”理念的转变。
社区自我管理属性得到肯定，意味着官与民，政府对社会的关系和谐度增加。成都的做法是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承担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
目前，成都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7000多个，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一。
成都坚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矛盾、理顺社会关系、规范社会架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比较好地处理了利益关系间的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中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都在发展实践中有何体会？
阎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说起来简单，就一句话，政府的事政府办，市场的事市场办，但在经济活动中，对政府“越位”与“缺位”的界定同样重要。成都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规划和提高政府能效层面，不过多干预市场。
“五大兴市战略”的实施，市场的主体作用在政府规划框架内自由发挥，许多政府颇为头疼的事，在市场面前迎刃而解。比如，经济活动中项目和资本不是政府随意摆弄就可以到位，而是按照市场规律完成最优配置。
项目落地的市场选择是弥补产业配套环节，市场会给出成本优势，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的流动方向，只要有投资洼地存在，自然就流过去了，不需要政府“拉郎配”。
成都在“产业倍增”和“三圈一体”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有意约束了干预冲动，从产业布局到全产业链配套，在市场作用下得到了优化，政府付出的成本很小。
当前，成都依然在不同领域做着改革探索。成都现在提出“以全面深化改革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走在全国新一轮改革前列”的目标，表明成都在“治理能力”层面已做好服务于改革目标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