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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硝酸盐危机”
1911年的一天，德皇威廉二世亲临位于小城卡尔斯鲁厄的哈伯实验室，任命哈伯为新成立的柏林凯撒·威廉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天亲自陪同哈伯去柏林上任。这位德国皇帝之所以如此“礼贤下士”，除了表彰哈伯对发明合成氨的重大贡献外，还有更深远的战略考虑——威廉二世野心勃勃，正积极准备发动一场罪恶的战争，欲重新瓜分世界上的殖民地。因而他迫切希望哈伯能够发明一些克敌制胜的新奇武器。
1914年8月3日，“一战”爆发后的第1周，德军对中立国比利时“不宣而战”，并占领了该国城市列日，第2周就攻占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但是到了9月，战争形势开始对德军不利。当德军和法军对峙在西线的马恩河时，由于战线过长以及德军连日作战造成士兵精疲力竭，致使多场战役都被法军打得溃不成军。德军企图以“闪电战”的方式征服巴黎的计划破产。
在战场上，德军和法军都掘壕沟以保护自己，并伺机打击对方。双方僵持中只得靠轮番炮轰，弹药的消耗量难以想象。德军原计划使用一个月的弹药量，开战一周就被消耗殆尽。随着战事的发展，最后弹药更是只够一日之需。更为严峻的形势是，德军的弹药是从硝酸中制造出来的，硝酸的原料是硝酸盐。德军的硝酸盐都是用轮船从智利运来的，此时大西洋上从智利到德国的航道已经被英国战舰完全切断。而国内储备的硝酸盐，只能勉强支撑半年而已。
早在开战之初，包括巴登苯胺和纯碱制造公司在内的几家大工业企业的巨头，就认为军方对“闪电战”的预测过于乐观。于是，他们说服三军总参谋长法尔肯海因，成立了“战时原材料委员会”。其中化学部门的负责人就是哈伯。
哈伯为报答德皇的知遇之恩，并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已经研制成功了军用防冻汽油。此次直面急需解决的“硝酸盐危机”，他更是全力以赴。哈伯认为，破解之道在于将氨（NH3）中-3价的氮，转换为硝酸（HNO3）中 5价的氮。在实验室中，哈伯通过催化剂将氨氧化，已经成功进行了这个化学反应。于是，哈伯作为官方指定的“硝酸盐行动小组 ”负责人，要求巴登苯胺和纯碱制造公司迅速提高合成氨的产量。最终，他们在劳伊纳建造了一个新的分厂。该地由于远离英、法等协约国军队的空袭威胁，从而迅速形成了军工生产急需的合成氨生产能力。
但是，德军的“闪电战”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如何将协约国军队的士兵驱离战壕呢？
“爱国心”的迷误
起初，科学家能斯特建议在普通子弹或炮弹中装入刺激性物质，如联茴香胺氯磺、催泪剂ω-甲苄基溴等，期待借此将协约国士兵赶出战壕，但由于添加到弹药中的毒气毕竟不可能多，浓度太低，因而实战效果不佳。于是哈伯提出新的方案：把氯气液化后置于钢瓶中，然后在阵前释放。由于氯气既容易制取，毒性又强，只需0.1%的浓度即可使人丧命，加之它的密度比空气大，能够迅速筑起一道一人高的“毒气墙”。这个设想的最终实施，就酿成了前文提及的那场“伊普雷惨剧”。更令哈伯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惨剧竟在他家庭中引发了“链式反应”……
哈伯的妻子克拉娜·伊梅瓦尔一心支持丈夫的科学事业，但坚决反对哈伯卷入毒气战。1915年5月1日晚，绝望的克拉娜用哈伯的手枪自杀身亡。当晚，哈伯由于服用安眠药，未曾发现。第二天，哈伯被德皇破格授予陆军上尉军衔，他在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下，竟又义无返顾地奔赴东部前线指挥毒气战了。
1916年年末，哈伯开始全面负责德军化学战，包括进攻、防御、毒气的研究和供应，甚至负责毒气部队官兵的选拔和训练。德军所有相关命令和指示，都是哈伯签发的。期间，哈伯试验过数百种物质，包括光气、双光气、二氯二甲醚、乙基二氯胂、二苯胂基氰和芥子气的毒性，得知其中芥子气的杀伤力最强。虽然哈伯提醒最高统帅部谨慎使用芥子气，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伯因犯有反人类罪而被通缉。但是，1919年年末，瑞典皇家科学院却宣布哈伯荣获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
究竟应该怎样公正地评判哈伯的功与过呢？
迟到的觉醒
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的理由是：150年来，哈伯“第一次在工业化的规模上，解决了用大气中的氮气和氢气直接合成氨的问题中所做的巨大贡献。这对改进农业生产水准和造福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哈伯的发明使大气中的氮变成生产氮肥的、永不枯竭的廉价原料。因此，从解救世界粮食危机，使亿万人依靠“空气面包”免受饥饿的角度来看，哈伯应该是一位“天使”。同时，因哈伯是研制并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使130万人死亡或致残的始作俑者，又将以“魔鬼”的形象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后来，哈伯自己也终于从盲目的“爱国心”中走了出来，有所悔悟。他说：“我是罪人，无权申辩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弥补我的罪行！”
战后，哈伯与普朗克、能斯特等德国一流科学家成立了“德国科学紧急委员会”，主要负责筹集科研经费。委员会除了获得政府的大力资助外，还从德国工业界、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基金会获得了巨额资助，使德国科研活动的条件明显改善。他领导下的威廉物理化学研究所，更成为世界上化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之一。他特别注重为他的同事创造一个毫无偏见并能独立研究的环境。为了改变自己在“一战”中的不光彩形象，哈伯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科研机构的联系。他的实验室中有一半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友好的接待，热情的指导，不仅使哈伯得到科学界的谅解，而且日益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但好景不长，悲剧又一次降临到哈伯身上……
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掌握德国政权。当局首先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宣称雅利安人是上帝赋予主宰世界的种族，而犹太人属于劣等民族，应该淘汰，并颁布了相应的《公务员重组法》。犹太血统的哈伯虽因曾研制化学武器，作为“一战”的退伍军人受到“优待”，保留了职位，但他的名字Fritz Haber，仍被迫改成Jew Haber，意即“犹太人·哈伯”。不久，当局又责令哈伯开除研究所的全部犹太籍同事。哈伯严词拒绝并公开发表声明：“40多年来，我一直以智慧和品德为标准选择合作伙伴，从不过问他的种族。在我的余生，亦不希望改变用人方法。”为此，哈伯自己也受到了迫害。他的好友普朗克曾专程拜访希特勒，期望得到“宽待”，结果徒劳而返。1933年夏天，哈伯被迫离开德国，应剑桥大学化学教授泊佩之邀，前往英国讲学，并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做短期研究。1934年初，哈伯被聘为巴勒斯坦的希夫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但在赴任途中，他却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于瑞士的巴塞尔市，终年66岁。
长期以来，哈伯对爱因斯坦公开批评德国纳粹的“排犹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犹太人应该通过“同化”的道路，成为一个“完全的德国人”。哈伯直到弥留之际，才发现这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悲哀地对犹太籍科学家魏兹曼表示：自己失去了一切，并请求与妻子克拉娜合葬在一起。
哈伯逝世后，纳粹当局对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不置一词。只有一位勇敢的物理学家劳厄公开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悼词，把哈伯比喻为一位当年在雅典被希腊当权者驱逐的英雄塞米斯托克利斯。1935年1月，劳厄更鼓励哈伯的好友普朗克不顾纳粹当局的阻挠，公开为哈伯举行了盛大的追思会。500多位学者冒着危险，聚集在达荷姆缅怀哈伯的功绩。历史也会永远记下哈伯的成就、是非和无奈。
1911年的一天，德皇威廉二世亲临位于小城卡尔斯鲁厄的哈伯实验室，任命哈伯为新成立的柏林凯撒·威廉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天亲自陪同哈伯去柏林上任。这位德国皇帝之所以如此“礼贤下士”，除了表彰哈伯对发明合成氨的重大贡献外，还有更深远的战略考虑——威廉二世野心勃勃，正积极准备发动一场罪恶的战争，欲重新瓜分世界上的殖民地。因而他迫切希望哈伯能够发明一些克敌制胜的新奇武器。
1914年8月3日，“一战”爆发后的第1周，德军对中立国比利时“不宣而战”，并占领了该国城市列日，第2周就攻占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但是到了9月，战争形势开始对德军不利。当德军和法军对峙在西线的马恩河时，由于战线过长以及德军连日作战造成士兵精疲力竭，致使多场战役都被法军打得溃不成军。德军企图以“闪电战”的方式征服巴黎的计划破产。
在战场上，德军和法军都掘壕沟以保护自己，并伺机打击对方。双方僵持中只得靠轮番炮轰，弹药的消耗量难以想象。德军原计划使用一个月的弹药量，开战一周就被消耗殆尽。随着战事的发展，最后弹药更是只够一日之需。更为严峻的形势是，德军的弹药是从硝酸中制造出来的，硝酸的原料是硝酸盐。德军的硝酸盐都是用轮船从智利运来的，此时大西洋上从智利到德国的航道已经被英国战舰完全切断。而国内储备的硝酸盐，只能勉强支撑半年而已。
早在开战之初，包括巴登苯胺和纯碱制造公司在内的几家大工业企业的巨头，就认为军方对“闪电战”的预测过于乐观。于是，他们说服三军总参谋长法尔肯海因，成立了“战时原材料委员会”。其中化学部门的负责人就是哈伯。
哈伯为报答德皇的知遇之恩，并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已经研制成功了军用防冻汽油。此次直面急需解决的“硝酸盐危机”，他更是全力以赴。哈伯认为，破解之道在于将氨（NH3）中-3价的氮，转换为硝酸（HNO3）中 5价的氮。在实验室中，哈伯通过催化剂将氨氧化，已经成功进行了这个化学反应。于是，哈伯作为官方指定的“硝酸盐行动小组 ”负责人，要求巴登苯胺和纯碱制造公司迅速提高合成氨的产量。最终，他们在劳伊纳建造了一个新的分厂。该地由于远离英、法等协约国军队的空袭威胁，从而迅速形成了军工生产急需的合成氨生产能力。
但是，德军的“闪电战”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如何将协约国军队的士兵驱离战壕呢？
“爱国心”的迷误
起初，科学家能斯特建议在普通子弹或炮弹中装入刺激性物质，如联茴香胺氯磺、催泪剂ω-甲苄基溴等，期待借此将协约国士兵赶出战壕，但由于添加到弹药中的毒气毕竟不可能多，浓度太低，因而实战效果不佳。于是哈伯提出新的方案：把氯气液化后置于钢瓶中，然后在阵前释放。由于氯气既容易制取，毒性又强，只需0.1%的浓度即可使人丧命，加之它的密度比空气大，能够迅速筑起一道一人高的“毒气墙”。这个设想的最终实施，就酿成了前文提及的那场“伊普雷惨剧”。更令哈伯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惨剧竟在他家庭中引发了“链式反应”……
哈伯的妻子克拉娜·伊梅瓦尔一心支持丈夫的科学事业，但坚决反对哈伯卷入毒气战。1915年5月1日晚，绝望的克拉娜用哈伯的手枪自杀身亡。当晚，哈伯由于服用安眠药，未曾发现。第二天，哈伯被德皇破格授予陆军上尉军衔，他在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下，竟又义无返顾地奔赴东部前线指挥毒气战了。
1916年年末，哈伯开始全面负责德军化学战，包括进攻、防御、毒气的研究和供应，甚至负责毒气部队官兵的选拔和训练。德军所有相关命令和指示，都是哈伯签发的。期间，哈伯试验过数百种物质，包括光气、双光气、二氯二甲醚、乙基二氯胂、二苯胂基氰和芥子气的毒性，得知其中芥子气的杀伤力最强。虽然哈伯提醒最高统帅部谨慎使用芥子气，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伯因犯有反人类罪而被通缉。但是，1919年年末，瑞典皇家科学院却宣布哈伯荣获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
究竟应该怎样公正地评判哈伯的功与过呢？
迟到的觉醒
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的理由是：150年来，哈伯“第一次在工业化的规模上，解决了用大气中的氮气和氢气直接合成氨的问题中所做的巨大贡献。这对改进农业生产水准和造福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哈伯的发明使大气中的氮变成生产氮肥的、永不枯竭的廉价原料。因此，从解救世界粮食危机，使亿万人依靠“空气面包”免受饥饿的角度来看，哈伯应该是一位“天使”。同时，因哈伯是研制并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使130万人死亡或致残的始作俑者，又将以“魔鬼”的形象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后来，哈伯自己也终于从盲目的“爱国心”中走了出来，有所悔悟。他说：“我是罪人，无权申辩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弥补我的罪行！”
战后，哈伯与普朗克、能斯特等德国一流科学家成立了“德国科学紧急委员会”，主要负责筹集科研经费。委员会除了获得政府的大力资助外，还从德国工业界、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基金会获得了巨额资助，使德国科研活动的条件明显改善。他领导下的威廉物理化学研究所，更成为世界上化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之一。他特别注重为他的同事创造一个毫无偏见并能独立研究的环境。为了改变自己在“一战”中的不光彩形象，哈伯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科研机构的联系。他的实验室中有一半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友好的接待，热情的指导，不仅使哈伯得到科学界的谅解，而且日益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但好景不长，悲剧又一次降临到哈伯身上……
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掌握德国政权。当局首先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宣称雅利安人是上帝赋予主宰世界的种族，而犹太人属于劣等民族，应该淘汰，并颁布了相应的《公务员重组法》。犹太血统的哈伯虽因曾研制化学武器，作为“一战”的退伍军人受到“优待”，保留了职位，但他的名字Fritz Haber，仍被迫改成Jew Haber，意即“犹太人·哈伯”。不久，当局又责令哈伯开除研究所的全部犹太籍同事。哈伯严词拒绝并公开发表声明：“40多年来，我一直以智慧和品德为标准选择合作伙伴，从不过问他的种族。在我的余生，亦不希望改变用人方法。”为此，哈伯自己也受到了迫害。他的好友普朗克曾专程拜访希特勒，期望得到“宽待”，结果徒劳而返。1933年夏天，哈伯被迫离开德国，应剑桥大学化学教授泊佩之邀，前往英国讲学，并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做短期研究。1934年初，哈伯被聘为巴勒斯坦的希夫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但在赴任途中，他却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于瑞士的巴塞尔市，终年66岁。
长期以来，哈伯对爱因斯坦公开批评德国纳粹的“排犹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犹太人应该通过“同化”的道路，成为一个“完全的德国人”。哈伯直到弥留之际，才发现这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悲哀地对犹太籍科学家魏兹曼表示：自己失去了一切，并请求与妻子克拉娜合葬在一起。
哈伯逝世后，纳粹当局对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不置一词。只有一位勇敢的物理学家劳厄公开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悼词，把哈伯比喻为一位当年在雅典被希腊当权者驱逐的英雄塞米斯托克利斯。1935年1月，劳厄更鼓励哈伯的好友普朗克不顾纳粹当局的阻挠，公开为哈伯举行了盛大的追思会。500多位学者冒着危险，聚集在达荷姆缅怀哈伯的功绩。历史也会永远记下哈伯的成就、是非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