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各候选人当前表态看，如果共和党人上台。美国对伊政策趋向更加强硬的可能性较大。在大选的特殊背景下，共和党人的批评也可能促使奥巴马采取更激进措施。
随着美国选战日益展开，伊朗问题成为竞选中的热门话题，各路候选人纷纷阐述各自的对伊政策主张。大选因素、经济形势、对外战略布局以及伊朗核计划进展，都是影響美国对伊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
奥巴马对伊政策：从接触到施压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伊政策目标基本一致，即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在政策手段的运用上，两党不尽一致。共和党小布什执政期间，将伊朗视为“邪恶轴心”，采取遏制、制裁与军事威胁政策，但成效不大。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对伊政策则呈现明显的起伏变化。上台之初，奥巴马奉行“接触”、“对话”政策，对伊频释善意。在就职讲话中，奥巴马明确表达与伊朗直接对话意愿。此后，在伊朗新年之际，奥巴马专门通过视频讲话再向伊朗抛出“橄榄枝”。尤其在核问题上，美国宣布参与六方与伊朗的谈判，放弃此前坚持的伊朗首先停止铀浓缩的前提条件。
但是，2009年6月伊朗发生选举争端，奥巴马指责伊朗政府以暴力手段压制示威者，警告伊朗该争端将影響两国开展直接对话的前景。两国直接对话由此一度耽搁。此后随着伊朗核项目持续推进，围绕核问题的谈判难获进展，奥巴马的策略逐渐由“接触”转向“施压”，并谋划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2011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报告，由此引发国际舆论对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动武的猜测，使得伊核问题再成焦点。进入2012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且不断加码，将伊朗中央银行和石油出口纳入制裁范围，冻结伊朗在美资产，并联合盟友及国际社会力量向伊朗施压。与此同时，美国虽表示希望以外交方式解决，但军方高层频频放言“不排除动武可能”。制裁施压辅以军事威慑，成为当前奥巴马对伊政策主要特征。共和党人对伊政策更加激进
相比奥巴马政府现行政策，共和党四名总统候选人中，除保罗之外，桑托罗姆、金里奇、罗姆尼三人对伊政策都更为强硬，均支持通过军事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保罗认为，使用军事手段无助于解决伊朗威胁，应警惕当前有关对伊朗核计划的渲染以避免反应过度，认为这“与伊拉克战争之前的战争宣传很相似”。但保罗这一立场并不代表共和党主流思想，遭到桑托罗姆、罗姆尼公开抨击。
桑托罗姆的对伊政策最为激进。他认为极端伊斯兰教尤其是伊朗政权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把伊朗政权描述为“伊斯兰法西斯政权”，称其奉行“激进的扩张主义”、“不惧毁灭的宗教狂热”，颇有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桑托罗姆明确主张美国应与以色列合作，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2011年11月，在艾奥瓦州的竞选活动中，桑托罗姆将伊朗核科学家称为与塔利班、“基地”组织类似的“敌方战斗人员”，认为这些人是美国“刺杀的潜在对象”。2012年1月22日，在佛罗里达的一个集会上，他以最富侵略性的言辞表示，“我明确向伊朗政府宣布：要么你自己拆毁核实施，要么美国替你拆毁”。此外，桑托罗姆主张对伊朗施加更严厉的制裁，同时强化对伊朗国内民主派的支持。
金里奇强调对伊朗实施“秘密战争”与政权更迭。他认为，美国在现阶段应通过秘密行动来破坏伊朗核项目，例如“除掉伊朗的科学家”、发动网络攻击等；动武是最后选择，“如果我们认为伊朗基本上处于获取核武器的边缘，我们就应该动武”。金里奇尤其强调对伊朗实施政权更迭，并称若他当选总统，将建立一个基金会以帮助伊朗的持不同政见者，取消对美国对伊间谍行动的限制，掐断伊朗的汽油供应，破坏其炼油设施，发动经济战等，“要在一年内迫使伊朗政权垮台”，“除非他们自行解除武装，否则我们将更替其政权”。
相对上述两人，罗姆尼采取中间立场，侧重批评奥巴马的对伊政策“失败”。他认为，美国应采取经济、外交、乃至军事手段等一系列措施来威慑伊朗，但不应动用地面部队。罗姆尼认为，奥巴马在管理一个愈加不肯妥协的伊朗政权方面“软弱无力”，“如果奥巴马再次当选，伊朗将会获得核武器”，“如果我当选，伊朗肯定不会”。他呼吁对伊朗施加额外的经济制裁，支持伊朗反对派并鼓励其发声，最终与其合作实现政权更迭。他认为，在2009年选举之后的骚乱中，奥巴马就应公开向示威者表达“美国与你们在一起”。2012年1月在佛罗里达的初选辩论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罗姆尼称“应该向伊朗展示，伊朗海军任何冒险针对美国的举动，都会被视为战争行为、恐怖行为”。
武力解决?
从目前的初选形势看，桑托罗姆、罗姆尼处于领先地位，金里奇、保罗相对落后。抛却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出于选举需要而在对外政策方面示硬的因素，从各候选人当前表态看，如果共和党人上台，美国对伊政策趋向更加强硬的可能性较大。在大选的特殊背景下，共和党人的批评也可能促使奥巴马采取更激进措施。但在是否动武问题上，制约因素仍然很多。桑托罗姆、金里奇、罗姆尼虽都支持通过军事行动阻止伊朗拥核，但这是建立在军事行动能够彻底破坏伊朗核项目的假定基础之上，且均缺乏详细方案。从战术层面看，能有效摧毁伊朗核项目的军事行动首先应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美国情报机关是否掌握了伊朗所有核设施的精确位置信息，做到这一点难度不小，伊朗曾成功地隐藏了其在圣城库姆的地下核设施。二是单纯的空袭行动能否完全摧毁伊朗核设施，一旦海空突袭难以奏效，是否派出地面部队，这些都是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反复考虑的关键因素。当然，鉴于当前战争形态的最新变化，美国依靠情报与特种作战相结合的方式，或者通过网络攻击方式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破坏性打击，这种可能性难以排除，但难度依然很大。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对于伊朗领导人是否已决定生产核武器，美国目前对此并不确定。1月31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向国会提交的“全球威胁评估”报告称，“我们不知道伊朗是否已经决定生产核武器”。此外，一旦伊朗完全掌握生产核武器的能力，但选择“游走在拥核边缘”政策，不采取制造核武器的实际行动，此时如何决断也将是美国面临的又一难题。目前，美国似乎尚未在阻止伊朗“拥核”抑或阻止其“拥有核能力”的目标之间拿定主意。这种模糊状态的危险性在于，在美国犹豫不决错过最佳时机、而伊朗核计划获得突破的情况下，美国势必面临更困难抉择。
现有制裁措施能否迫使伊朗寻求妥协，也是影響美国下阶段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美国当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石油禁运可谓刺中其软肋，不仅引发伊朗经济波动、货币大幅贬值，也导致其外交上的孤立。况且，美国还有进一步收紧制裁措施的“后手”。这些制裁措施成效如何，仍需一段时间来观察。而一旦美国评估制裁效果有限，且伊朗核计划进展冲破美国的底线，那么美国选择动武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大。
是否选择动武，根本上还要取决于美国整体战略、对外战略的需求。当前，美国谋求振兴经济，重振实力地位根基。对伊动武显然无助于这一国家整体战略。鉴于伊朗对于国际能源市场的巨大影響，动武引发能源供给不稳或价格波动，更可能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響。从地缘政治层面上，对伊动武的连带效应恐怕会超出美国所能掌控。由于伊朗与叙利亚、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的密切关系，以及对于局势未定的阿富汗的潜在影響，对伊动武很可能在中东地区激起连锁反应。正如奥巴马近日表态，“在波斯湾地区采取任何形式的额外军事行动都将扰乱整个局面，这对我们影響极大，也会影響石油价格”。
总之，美国对伊朗政策虽可能受到不同党派执政的影響，但对国家利益、总体战略以及国际、地区形势的综合权衡与评估，仍是影響决策的根本因素。
随着美国选战日益展开，伊朗问题成为竞选中的热门话题，各路候选人纷纷阐述各自的对伊政策主张。大选因素、经济形势、对外战略布局以及伊朗核计划进展，都是影響美国对伊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
奥巴马对伊政策：从接触到施压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伊政策目标基本一致，即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在政策手段的运用上，两党不尽一致。共和党小布什执政期间，将伊朗视为“邪恶轴心”，采取遏制、制裁与军事威胁政策，但成效不大。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对伊政策则呈现明显的起伏变化。上台之初，奥巴马奉行“接触”、“对话”政策，对伊频释善意。在就职讲话中，奥巴马明确表达与伊朗直接对话意愿。此后，在伊朗新年之际，奥巴马专门通过视频讲话再向伊朗抛出“橄榄枝”。尤其在核问题上，美国宣布参与六方与伊朗的谈判，放弃此前坚持的伊朗首先停止铀浓缩的前提条件。
但是，2009年6月伊朗发生选举争端，奥巴马指责伊朗政府以暴力手段压制示威者，警告伊朗该争端将影響两国开展直接对话的前景。两国直接对话由此一度耽搁。此后随着伊朗核项目持续推进，围绕核问题的谈判难获进展，奥巴马的策略逐渐由“接触”转向“施压”，并谋划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2011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报告，由此引发国际舆论对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动武的猜测，使得伊核问题再成焦点。进入2012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且不断加码，将伊朗中央银行和石油出口纳入制裁范围，冻结伊朗在美资产，并联合盟友及国际社会力量向伊朗施压。与此同时，美国虽表示希望以外交方式解决，但军方高层频频放言“不排除动武可能”。制裁施压辅以军事威慑，成为当前奥巴马对伊政策主要特征。共和党人对伊政策更加激进
相比奥巴马政府现行政策，共和党四名总统候选人中，除保罗之外，桑托罗姆、金里奇、罗姆尼三人对伊政策都更为强硬，均支持通过军事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保罗认为，使用军事手段无助于解决伊朗威胁，应警惕当前有关对伊朗核计划的渲染以避免反应过度，认为这“与伊拉克战争之前的战争宣传很相似”。但保罗这一立场并不代表共和党主流思想，遭到桑托罗姆、罗姆尼公开抨击。
桑托罗姆的对伊政策最为激进。他认为极端伊斯兰教尤其是伊朗政权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把伊朗政权描述为“伊斯兰法西斯政权”，称其奉行“激进的扩张主义”、“不惧毁灭的宗教狂热”，颇有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桑托罗姆明确主张美国应与以色列合作，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2011年11月，在艾奥瓦州的竞选活动中，桑托罗姆将伊朗核科学家称为与塔利班、“基地”组织类似的“敌方战斗人员”，认为这些人是美国“刺杀的潜在对象”。2012年1月22日，在佛罗里达的一个集会上，他以最富侵略性的言辞表示，“我明确向伊朗政府宣布：要么你自己拆毁核实施，要么美国替你拆毁”。此外，桑托罗姆主张对伊朗施加更严厉的制裁，同时强化对伊朗国内民主派的支持。
金里奇强调对伊朗实施“秘密战争”与政权更迭。他认为，美国在现阶段应通过秘密行动来破坏伊朗核项目，例如“除掉伊朗的科学家”、发动网络攻击等；动武是最后选择，“如果我们认为伊朗基本上处于获取核武器的边缘，我们就应该动武”。金里奇尤其强调对伊朗实施政权更迭，并称若他当选总统，将建立一个基金会以帮助伊朗的持不同政见者，取消对美国对伊间谍行动的限制，掐断伊朗的汽油供应，破坏其炼油设施，发动经济战等，“要在一年内迫使伊朗政权垮台”，“除非他们自行解除武装，否则我们将更替其政权”。
相对上述两人，罗姆尼采取中间立场，侧重批评奥巴马的对伊政策“失败”。他认为，美国应采取经济、外交、乃至军事手段等一系列措施来威慑伊朗，但不应动用地面部队。罗姆尼认为，奥巴马在管理一个愈加不肯妥协的伊朗政权方面“软弱无力”，“如果奥巴马再次当选，伊朗将会获得核武器”，“如果我当选，伊朗肯定不会”。他呼吁对伊朗施加额外的经济制裁，支持伊朗反对派并鼓励其发声，最终与其合作实现政权更迭。他认为，在2009年选举之后的骚乱中，奥巴马就应公开向示威者表达“美国与你们在一起”。2012年1月在佛罗里达的初选辩论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罗姆尼称“应该向伊朗展示，伊朗海军任何冒险针对美国的举动，都会被视为战争行为、恐怖行为”。
武力解决?
从目前的初选形势看，桑托罗姆、罗姆尼处于领先地位，金里奇、保罗相对落后。抛却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出于选举需要而在对外政策方面示硬的因素，从各候选人当前表态看，如果共和党人上台，美国对伊政策趋向更加强硬的可能性较大。在大选的特殊背景下，共和党人的批评也可能促使奥巴马采取更激进措施。但在是否动武问题上，制约因素仍然很多。桑托罗姆、金里奇、罗姆尼虽都支持通过军事行动阻止伊朗拥核，但这是建立在军事行动能够彻底破坏伊朗核项目的假定基础之上，且均缺乏详细方案。从战术层面看，能有效摧毁伊朗核项目的军事行动首先应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美国情报机关是否掌握了伊朗所有核设施的精确位置信息，做到这一点难度不小，伊朗曾成功地隐藏了其在圣城库姆的地下核设施。二是单纯的空袭行动能否完全摧毁伊朗核设施，一旦海空突袭难以奏效，是否派出地面部队，这些都是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反复考虑的关键因素。当然，鉴于当前战争形态的最新变化，美国依靠情报与特种作战相结合的方式，或者通过网络攻击方式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破坏性打击，这种可能性难以排除，但难度依然很大。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对于伊朗领导人是否已决定生产核武器，美国目前对此并不确定。1月31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向国会提交的“全球威胁评估”报告称，“我们不知道伊朗是否已经决定生产核武器”。此外，一旦伊朗完全掌握生产核武器的能力，但选择“游走在拥核边缘”政策，不采取制造核武器的实际行动，此时如何决断也将是美国面临的又一难题。目前，美国似乎尚未在阻止伊朗“拥核”抑或阻止其“拥有核能力”的目标之间拿定主意。这种模糊状态的危险性在于，在美国犹豫不决错过最佳时机、而伊朗核计划获得突破的情况下，美国势必面临更困难抉择。
现有制裁措施能否迫使伊朗寻求妥协，也是影響美国下阶段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美国当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石油禁运可谓刺中其软肋，不仅引发伊朗经济波动、货币大幅贬值，也导致其外交上的孤立。况且，美国还有进一步收紧制裁措施的“后手”。这些制裁措施成效如何，仍需一段时间来观察。而一旦美国评估制裁效果有限，且伊朗核计划进展冲破美国的底线，那么美国选择动武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大。
是否选择动武，根本上还要取决于美国整体战略、对外战略的需求。当前，美国谋求振兴经济，重振实力地位根基。对伊动武显然无助于这一国家整体战略。鉴于伊朗对于国际能源市场的巨大影響，动武引发能源供给不稳或价格波动，更可能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響。从地缘政治层面上，对伊动武的连带效应恐怕会超出美国所能掌控。由于伊朗与叙利亚、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的密切关系，以及对于局势未定的阿富汗的潜在影響，对伊动武很可能在中东地区激起连锁反应。正如奥巴马近日表态，“在波斯湾地区采取任何形式的额外军事行动都将扰乱整个局面，这对我们影響极大，也会影響石油价格”。
总之，美国对伊朗政策虽可能受到不同党派执政的影響，但对国家利益、总体战略以及国际、地区形势的综合权衡与评估，仍是影響决策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