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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战争文学、侵华文学的“问题提出 ”并不算晚。管见所及，早在一九三九年，崔万秋和
沈沉就分别在《抗战文艺》和《新动向》等刊撰文，讨论 “笔部队 ”和战时日本的战争文学。前者以短小的篇幅对 “卑屈阿谀 ”“恐怖于时代权力之前 ”的战争文学家及其创作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后者则将战争文学喻为 “法西斯御用的 ”“刺刀下的 ‘乌鸦文学 ’”，并对其大加嘲讽。一九四二年，张十方在《精忠导报》连载系列观察《战时日本文坛》，同年由前进新闻社出版了同名著作。这本五十一页的小册子与欧阳梓川所编六十一页的小书《日本文场考察》（文化书店，一九四一）代表了其时身在战局硝烟中、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中国文化人对同时代日本文坛状况的即时观察与批判，作为史料具有 “立此存照 ”的价值。尽管具体论述对象略有差异，但对火野苇平、石川达三、上田广等彼邦同行们的失节于法西斯政治权力的怨愤是其共有的政治激情，当然，那或许正是一种难以取代、难以否定的时代感。而战后的数十年间，相关讨论则近乎沉寂。粗略观之，战后中国学界对日本文学的关切对象先后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对经典作家以及大众文学作品之阐发与研究。受时局波谲云诡的起伏、不同时代文学趣味的变迁以及对日本文学 “全黑时代 ”的价值认知取向诸因素影响，直到上世纪末才出现了对日本战争文学的重
要分支 —侵华文学 —进行历史化和整体性批判的研究著作。自王向远先生的《“笔部队 ”和侵华战争 —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一九九九）出版以来，该领域研究渐受瞩目，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依然是边缘化的小众研究方向，战争问题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由边缘向中心的移动并骤成风尚还是较为晚近之事。
近年来，东亚地区剑拔弩张的政治局势虽时见和缓，但整体态势依然让人忧虑。作为对现实的某种回应，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撩拨两国读者敏感神经的历史遗留问题、战争责任论说等频现纸上。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主张历史叙述者要借助对当前生活的关切来观察过去，基于当前的思想和兴趣来阐释史事。如此看来，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日本战争文学研究的繁盛作为一种现实关切，庶几可以获得一种具有现实对应性的认知视角。必须承认，借时代的 “东风 ”，日本侵华文学、战争文学以及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研究确乎获得了空前（是否 “绝后 ”难说）的外部环境，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之下，长期遭漠视的冷门方向获得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补强，这自然是让人欣慰的动向。然而，同时亦应认识到，任何跨越时空的“审判 /裁断 ”与“被审判 /被裁断 ”绝非可举重若轻的作业，由于论题过于沉重，我们需要在对一手文献广泛钩稽、对文学史料做具体辨析基础上建立临场感，对历史研究建立必要的虔敬；建基于此的历史论述也必然会遭遇到若干矛盾、两难与踟蹰，而绝非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斩钉截铁。面对 “战争责任 ”这一论题，须知允执厥中的 “审判 ”论说，亦当以严谨的实证和伦理自觉为必要前提。而今，当我们试图审慎、负责地讨论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时，便有必要适当稀释政治激情、凸显学术理性，非此恐无以建立起自主、平衡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认知框架。
日本文学家战争责任的学术论述至少应在材料、视野、观念和方法上处理好六重关系。先来讨论对战时日本作家的处境、选择理
路及其战争文学创作实践的进入姿态，笔者权且将其称作 “里三重 ”。
公私关系。战争时期（不限于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作家的战争文学从其观察路线的设定到文学创作无不受到官方、军方强力的规制和约束。据战时因写作战争文学而名利双收的火野苇平回忆，“当时，对笔部队的限制是很大的 ”。具体的限制条例包括：一、不得写日本军战败；二、不得写战争的黑暗面；三、必须把战斗着的敌人描述得极其可憎、下流恶心；四、不允许写作战的全貌；五、不许写部队的编制和部队名；六、不许把军人描述为真实的人，分队长以下的士兵尚可有些性格描写，小队长以上者必须描述为人格高洁、沉着勇敢；七、不许写女人的事。—这意味着，在极端语境下，无论是從军作家抑或后方的一般战争文学作者，自由发挥空间都极其有限。战时，石川达三因《活着的士兵》揭露了战争真相而获罪，火野苇平因 “士兵三部曲 ”的畅销（总销量达三百万部以上）而名利双收，不同的结果已经为文坛树立了正反双向的范例；又加之战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强化，日本文坛在整体上陷入 “霍布森选择效应 ”的困境。然而，若无视作家活动、言论和创作背后的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只将视域局限在作家个体沿着国策高压线写作中的相关问题，并对其个人做道德判断，或以其为标本上升为 “国民性 ”批判，则不免会有失偏颇。
言行关系。战后因虑及战争责任追究和亲亲相隐、为尊者讳等因素，日本文学界、学术界在编修相关文学家的文集、全集时，常对其固有著述 “上下其手 ”，经过 “整容 ”，不少作品被湮没在历史地表之下，成为文学史上的 “弃作 ”。“抗拒遗忘 ”，全力稽考全集中被剔除的部分并据此揭示出被遮蔽的另 “半边脸 ”毋宁说正是文学史家的职责所系。而若对 “全集 ”的名号信以为真，只将视野局限在日本文学界 “给定 ”的范围内，不能在其之外对相关文学家涉战活动、言论与创作做绵密的原典性实证考察，信其说了即是做了、没说约等于没做，如此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关判断的失误，甚至出现文学史 “冤案 ”。我们既须注意对作为政治境况、国际关系之 “再现形态 ”的文学文本之解读，揭示其中所承载的作家的意识形态问题，亦不应忽略对作为 “政治参与者 ”的文学家之涉战活动、言论的精细查勘。唯有建立起活动、言论和创作三位一体的多维视野，言行并举、虚实兼顾，方可揭示法西斯总力战体制下，文学家个体的处境及其选择理路的内在复杂、暧昧，烛照在国家权力肆虐的极端语境下人性的幽微之处，据此得出的结论才可能具有超越日本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普遍意义。情理关系。孙歌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以国家为单位整理加害与受害关系是必要的。但仅凭国与国的关系去思考便无法洞穿历史的本质。以国家的视点观之，人就似被权力摆布的玩偶一样的存在；然而从生活的视点来看，人绝非玩偶。”作为战争的加害方，日本对中国负有难以推卸的战争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亦是国际共识；战争责任之追究也应是超越 “时效性 ”的学术、政治议题，对战争时期文学家个人行止的实证考察与批判也有着不容否定的学术价值（事实上，相关的实证与阐释还远远不够）。但长远地看，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终不能替代原理性的沉思，时至今日，若我们仅满足于对文学家个人的批判，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简单的 “受害者 ”心态与意气，不能超越静态的单向投射视野和中日双边的阐释框架，不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历史脉动中将复数的个体经验置于多边框架下，推向对其背后种种制约机制以及身在其中的 “人的处境 ”之普遍化、原理化思考，那么，这些个案研究便无法为我们提供有效的历史经验，更无法营构出有效的国际对话空间，共情、共识、打破阿伦特所谓 “暴力的锁链 ”更是无从谈起。
沈沉就分别在《抗战文艺》和《新动向》等刊撰文，讨论 “笔部队 ”和战时日本的战争文学。前者以短小的篇幅对 “卑屈阿谀 ”“恐怖于时代权力之前 ”的战争文学家及其创作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后者则将战争文学喻为 “法西斯御用的 ”“刺刀下的 ‘乌鸦文学 ’”，并对其大加嘲讽。一九四二年，张十方在《精忠导报》连载系列观察《战时日本文坛》，同年由前进新闻社出版了同名著作。这本五十一页的小册子与欧阳梓川所编六十一页的小书《日本文场考察》（文化书店，一九四一）代表了其时身在战局硝烟中、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中国文化人对同时代日本文坛状况的即时观察与批判，作为史料具有 “立此存照 ”的价值。尽管具体论述对象略有差异，但对火野苇平、石川达三、上田广等彼邦同行们的失节于法西斯政治权力的怨愤是其共有的政治激情，当然，那或许正是一种难以取代、难以否定的时代感。而战后的数十年间，相关讨论则近乎沉寂。粗略观之，战后中国学界对日本文学的关切对象先后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对经典作家以及大众文学作品之阐发与研究。受时局波谲云诡的起伏、不同时代文学趣味的变迁以及对日本文学 “全黑时代 ”的价值认知取向诸因素影响，直到上世纪末才出现了对日本战争文学的重
要分支 —侵华文学 —进行历史化和整体性批判的研究著作。自王向远先生的《“笔部队 ”和侵华战争 —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一九九九）出版以来，该领域研究渐受瞩目，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依然是边缘化的小众研究方向，战争问题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由边缘向中心的移动并骤成风尚还是较为晚近之事。
近年来，东亚地区剑拔弩张的政治局势虽时见和缓，但整体态势依然让人忧虑。作为对现实的某种回应，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撩拨两国读者敏感神经的历史遗留问题、战争责任论说等频现纸上。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主张历史叙述者要借助对当前生活的关切来观察过去，基于当前的思想和兴趣来阐释史事。如此看来，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日本战争文学研究的繁盛作为一种现实关切，庶几可以获得一种具有现实对应性的认知视角。必须承认，借时代的 “东风 ”，日本侵华文学、战争文学以及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研究确乎获得了空前（是否 “绝后 ”难说）的外部环境，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之下，长期遭漠视的冷门方向获得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补强，这自然是让人欣慰的动向。然而，同时亦应认识到，任何跨越时空的“审判 /裁断 ”与“被审判 /被裁断 ”绝非可举重若轻的作业，由于论题过于沉重，我们需要在对一手文献广泛钩稽、对文学史料做具体辨析基础上建立临场感，对历史研究建立必要的虔敬；建基于此的历史论述也必然会遭遇到若干矛盾、两难与踟蹰，而绝非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斩钉截铁。面对 “战争责任 ”这一论题，须知允执厥中的 “审判 ”论说，亦当以严谨的实证和伦理自觉为必要前提。而今，当我们试图审慎、负责地讨论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时，便有必要适当稀释政治激情、凸显学术理性，非此恐无以建立起自主、平衡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认知框架。
日本文学家战争责任的学术论述至少应在材料、视野、观念和方法上处理好六重关系。先来讨论对战时日本作家的处境、选择理
路及其战争文学创作实践的进入姿态，笔者权且将其称作 “里三重 ”。
公私关系。战争时期（不限于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作家的战争文学从其观察路线的设定到文学创作无不受到官方、军方强力的规制和约束。据战时因写作战争文学而名利双收的火野苇平回忆，“当时，对笔部队的限制是很大的 ”。具体的限制条例包括：一、不得写日本军战败；二、不得写战争的黑暗面；三、必须把战斗着的敌人描述得极其可憎、下流恶心；四、不允许写作战的全貌；五、不许写部队的编制和部队名；六、不许把军人描述为真实的人，分队长以下的士兵尚可有些性格描写，小队长以上者必须描述为人格高洁、沉着勇敢；七、不许写女人的事。—这意味着，在极端语境下，无论是從军作家抑或后方的一般战争文学作者，自由发挥空间都极其有限。战时，石川达三因《活着的士兵》揭露了战争真相而获罪，火野苇平因 “士兵三部曲 ”的畅销（总销量达三百万部以上）而名利双收，不同的结果已经为文坛树立了正反双向的范例；又加之战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强化，日本文坛在整体上陷入 “霍布森选择效应 ”的困境。然而，若无视作家活动、言论和创作背后的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只将视域局限在作家个体沿着国策高压线写作中的相关问题，并对其个人做道德判断，或以其为标本上升为 “国民性 ”批判，则不免会有失偏颇。
言行关系。战后因虑及战争责任追究和亲亲相隐、为尊者讳等因素，日本文学界、学术界在编修相关文学家的文集、全集时，常对其固有著述 “上下其手 ”，经过 “整容 ”，不少作品被湮没在历史地表之下，成为文学史上的 “弃作 ”。“抗拒遗忘 ”，全力稽考全集中被剔除的部分并据此揭示出被遮蔽的另 “半边脸 ”毋宁说正是文学史家的职责所系。而若对 “全集 ”的名号信以为真，只将视野局限在日本文学界 “给定 ”的范围内，不能在其之外对相关文学家涉战活动、言论与创作做绵密的原典性实证考察，信其说了即是做了、没说约等于没做，如此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关判断的失误，甚至出现文学史 “冤案 ”。我们既须注意对作为政治境况、国际关系之 “再现形态 ”的文学文本之解读，揭示其中所承载的作家的意识形态问题，亦不应忽略对作为 “政治参与者 ”的文学家之涉战活动、言论的精细查勘。唯有建立起活动、言论和创作三位一体的多维视野，言行并举、虚实兼顾，方可揭示法西斯总力战体制下，文学家个体的处境及其选择理路的内在复杂、暧昧，烛照在国家权力肆虐的极端语境下人性的幽微之处，据此得出的结论才可能具有超越日本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普遍意义。情理关系。孙歌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以国家为单位整理加害与受害关系是必要的。但仅凭国与国的关系去思考便无法洞穿历史的本质。以国家的视点观之，人就似被权力摆布的玩偶一样的存在；然而从生活的视点来看，人绝非玩偶。”作为战争的加害方，日本对中国负有难以推卸的战争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亦是国际共识；战争责任之追究也应是超越 “时效性 ”的学术、政治议题，对战争时期文学家个人行止的实证考察与批判也有着不容否定的学术价值（事实上，相关的实证与阐释还远远不够）。但长远地看，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终不能替代原理性的沉思，时至今日，若我们仅满足于对文学家个人的批判，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简单的 “受害者 ”心态与意气，不能超越静态的单向投射视野和中日双边的阐释框架，不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历史脉动中将复数的个体经验置于多边框架下，推向对其背后种种制约机制以及身在其中的 “人的处境 ”之普遍化、原理化思考，那么，这些个案研究便无法为我们提供有效的历史经验，更无法营构出有效的国际对话空间，共情、共识、打破阿伦特所谓 “暴力的锁链 ”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