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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CHINESE中文网）
官方的各级报告通常会催生一批新词，比如“新四化”。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被普遍称为“新四化”。
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都由西方舶来，唯有城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是真正的中国制造——从应用已久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改造而来。
许多人并没有在意这一变化，认为不过是翻译的误差。但官方的报告向来字斟句酌，而现代汉语的外来词，无论是意译还是借音，一旦被接受很少改变。
实际上，城市化与城镇化的背后，是观念的变迁，也是政策制定与实施标准的重要转变。
何来一字之差
城镇化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2年12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此之前，城市化一直是汉译的主流。
会上，多数代表认为“城市化”、“城镇化”都译自外语，可以通用，但最终使用了“城镇化”——因其更确切，更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国情？
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方针。1980年，国务院文件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总之，就是当时的中央更偏好小城镇发展。这是“城镇化”一词出现的关键背景。虽然学术上向来对优先发展大城市或者小城镇有争议，但政治的基调更为关键。
随后，1984年1月的《城市规划条例》确认了方向：优先发展小城镇。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确认的城市发展方针。
但现实的结果往往与规划相悖，而词汇的使用也和实际需求有关，这让城镇化、城市化提法不断反复。1985年，中共中央对“七五”的建议中，仍然使用了“城市化”一词。
1990年初，对大城市的抑制达到顶峰，同年生效的《城市规划法》明文写道：“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1998年，城镇化进入了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城镇化”第一次进入最高级别的文件，对于字斟句酌的制定者来说，此举无疑是重要的肯定。
但是，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极快，农业人口不断流出，民工潮等现象让政策制定者开始反思。
2001年3月，“十五”纲要转变了说法：“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
此时的重点，由抑制中心城市变为强调“城市群”，此后，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被重视，区域中心城市等提法逐渐走红。
如果仍然按照政策的影响，此时的城镇化应淡出现实语境，但为何城镇化的热度不降反升？曾进入到高层词汇确实让“城镇化”保留了有力惯性，但更加注重城市发展首先影响的肯定不是词汇，而是政策评定的标准。
实际操作的诸多困难，让“城镇化”有了新的作用。
“统计学之谜”
衡量城市化发展，需要一个准确的标尺，但这一点恰恰是城市化概念所不能提供的。
城市形态具有无标度性（scaling invariance），就是说，无法提供客观的特征尺度。操作上，无论是卫星传感、人口测量，都很难精准的区分城、乡分界，更关键的是概念上，城、乡特性的划定，极大地决定着测量结果。
因此，“城市”通常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标准，各国有很大差别。以欧美为例，他们将城市区分为三个核心概念：城区（City Proper）、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其定义建立在严格的人口学统计之上。
中国的城镇化评价也主要以人口统计。但相比之下，城市边界标准的模糊，让精确度打了折扣。
不过，即使中国至今没有统一、规范的城市边界的定义，也没有城市规模的门槛，城镇化率评定一直没有中断。2000年后，城镇化率被纳入到地方政绩考核，诸多官员将目光对准了城镇化数据。
如果只有市、县人口被纳为“城市化”评定，那么增加城市化率的难度会非常大，但是，“城镇化”统计如果包含了乡、镇，那么工作开展的顺利程度便快速提高。这也是2000年后“合乡并镇”运动广泛开展的原因。
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如果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村改居”，大量的居民即可立即实现城镇化。同时，居住期限超过6个月的群体都属于城镇人口。这让可以做工作的地方十分丰富。
十八大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各地加快城镇化速度。到2017年，广西力争由2012年的43.53%提高到53%，湖北省要由53.5%提高到58%，城镇化率较低的河南省雄心壮志，许诺每年增加1.8百分点，由42.4%增加到52%以上。
上个月，发改委、中编办等11部委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及“建立行政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镇级市也呼之欲出。
如此的规划，底气自然不同寻常。而数据本身也值得商榷。中国政府提供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常常出人意料、前后矛盾，海外学者专门起了一个称呼：“统计学之谜（enigma）”。
模糊统计让中国提前进入城市时代。2012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已到51.27%。
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意味着城镇化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不过，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晋升之道
中文的改造往往反作用于英文，如long time no see，niubility，buzheteng等。
城镇化很多时候被译为urbanization（城市化），但也有学者发挥创新，译为townization，只不过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英文学术中，townization一般都由中国学者使用，或者在描述中国现象时，当作知识点介绍。
但在中国学术中，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势头正相反：知网中，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文献3万8千余篇，略高于城市化的3万7千余篇。
2009年以前，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均未超过于城市化，从2010年开始，城镇化主题第一次反超，三年后，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文献发生了井喷般的增长，一举抵消前三年的劣势。2013年，正是“新四化”提出后的第一年。
如果计算出城镇化与城市化文献之差，再与两者中较小者相比，得出相差的倍数，就会发现一个具有周期性的规律——每10年就有一次明显的“城镇化”逆袭。
1983年、1993年、2003年、2013年，皆与各级党政领导的执政周期相吻合。
政治的话语一旦形成，就难以被轻易打破。而对政治术语的把握，既是官员们的晋升必备之道，也是幕僚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些年份密集的人事变动，给知识界提供了十年一次的兜售理论与观点的机会。曾被高层认可的城镇化是一个相当安全的选择。
政绩带来的统计压力，也更需要理论支持。
时至今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名词的科学术语中，依然只有城市化，而没有城镇化，但这并不影响城镇化在人们口中和笔下出现。
本来，这场争论和知识界就不应该密切相关。
官方的各级报告通常会催生一批新词，比如“新四化”。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被普遍称为“新四化”。
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都由西方舶来，唯有城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是真正的中国制造——从应用已久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改造而来。
许多人并没有在意这一变化，认为不过是翻译的误差。但官方的报告向来字斟句酌，而现代汉语的外来词，无论是意译还是借音，一旦被接受很少改变。
实际上，城市化与城镇化的背后，是观念的变迁，也是政策制定与实施标准的重要转变。
何来一字之差
城镇化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2年12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此之前，城市化一直是汉译的主流。
会上，多数代表认为“城市化”、“城镇化”都译自外语，可以通用，但最终使用了“城镇化”——因其更确切，更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国情？
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方针。1980年，国务院文件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总之，就是当时的中央更偏好小城镇发展。这是“城镇化”一词出现的关键背景。虽然学术上向来对优先发展大城市或者小城镇有争议，但政治的基调更为关键。
随后，1984年1月的《城市规划条例》确认了方向：优先发展小城镇。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确认的城市发展方针。
但现实的结果往往与规划相悖，而词汇的使用也和实际需求有关，这让城镇化、城市化提法不断反复。1985年，中共中央对“七五”的建议中，仍然使用了“城市化”一词。
1990年初，对大城市的抑制达到顶峰，同年生效的《城市规划法》明文写道：“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1998年，城镇化进入了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城镇化”第一次进入最高级别的文件，对于字斟句酌的制定者来说，此举无疑是重要的肯定。
但是，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极快，农业人口不断流出，民工潮等现象让政策制定者开始反思。
2001年3月，“十五”纲要转变了说法：“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
此时的重点，由抑制中心城市变为强调“城市群”，此后，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被重视，区域中心城市等提法逐渐走红。
如果仍然按照政策的影响，此时的城镇化应淡出现实语境，但为何城镇化的热度不降反升？曾进入到高层词汇确实让“城镇化”保留了有力惯性，但更加注重城市发展首先影响的肯定不是词汇，而是政策评定的标准。
实际操作的诸多困难，让“城镇化”有了新的作用。
“统计学之谜”
衡量城市化发展，需要一个准确的标尺，但这一点恰恰是城市化概念所不能提供的。
城市形态具有无标度性（scaling invariance），就是说，无法提供客观的特征尺度。操作上，无论是卫星传感、人口测量，都很难精准的区分城、乡分界，更关键的是概念上，城、乡特性的划定，极大地决定着测量结果。
因此，“城市”通常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标准，各国有很大差别。以欧美为例，他们将城市区分为三个核心概念：城区（City Proper）、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其定义建立在严格的人口学统计之上。
中国的城镇化评价也主要以人口统计。但相比之下，城市边界标准的模糊，让精确度打了折扣。
不过，即使中国至今没有统一、规范的城市边界的定义，也没有城市规模的门槛，城镇化率评定一直没有中断。2000年后，城镇化率被纳入到地方政绩考核，诸多官员将目光对准了城镇化数据。
如果只有市、县人口被纳为“城市化”评定，那么增加城市化率的难度会非常大，但是，“城镇化”统计如果包含了乡、镇，那么工作开展的顺利程度便快速提高。这也是2000年后“合乡并镇”运动广泛开展的原因。
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如果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村改居”，大量的居民即可立即实现城镇化。同时，居住期限超过6个月的群体都属于城镇人口。这让可以做工作的地方十分丰富。
十八大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各地加快城镇化速度。到2017年，广西力争由2012年的43.53%提高到53%，湖北省要由53.5%提高到58%，城镇化率较低的河南省雄心壮志，许诺每年增加1.8百分点，由42.4%增加到52%以上。
上个月，发改委、中编办等11部委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及“建立行政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镇级市也呼之欲出。
如此的规划，底气自然不同寻常。而数据本身也值得商榷。中国政府提供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常常出人意料、前后矛盾，海外学者专门起了一个称呼：“统计学之谜（enigma）”。
模糊统计让中国提前进入城市时代。2012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已到51.27%。
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意味着城镇化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不过，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晋升之道
中文的改造往往反作用于英文，如long time no see，niubility，buzheteng等。
城镇化很多时候被译为urbanization（城市化），但也有学者发挥创新，译为townization，只不过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英文学术中，townization一般都由中国学者使用，或者在描述中国现象时，当作知识点介绍。
但在中国学术中，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势头正相反：知网中，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文献3万8千余篇，略高于城市化的3万7千余篇。
2009年以前，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均未超过于城市化，从2010年开始，城镇化主题第一次反超，三年后，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文献发生了井喷般的增长，一举抵消前三年的劣势。2013年，正是“新四化”提出后的第一年。
如果计算出城镇化与城市化文献之差，再与两者中较小者相比，得出相差的倍数，就会发现一个具有周期性的规律——每10年就有一次明显的“城镇化”逆袭。
1983年、1993年、2003年、2013年，皆与各级党政领导的执政周期相吻合。
政治的话语一旦形成，就难以被轻易打破。而对政治术语的把握，既是官员们的晋升必备之道，也是幕僚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些年份密集的人事变动，给知识界提供了十年一次的兜售理论与观点的机会。曾被高层认可的城镇化是一个相当安全的选择。
政绩带来的统计压力，也更需要理论支持。
时至今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名词的科学术语中，依然只有城市化，而没有城镇化，但这并不影响城镇化在人们口中和笔下出现。
本来，这场争论和知识界就不应该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