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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
作为中国最高级智囊机构中的一员，王长江的理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今年，当国家权力在救市的背景下全面扩张、“国进民退”在各个领域狂飙突进时，他提醒全社会“警惕政改麻木症”、“中国到了非大力推动民主不可的地步”。体现了_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在各个场合，王长江从不讳言他对民主制度的推崇，特别是在今年，当国家权力在救市的背景下全面扩张、“国进民退”在各个领域狂飙突进时，他提醒全社会“警惕政改麻木症”、“中国到了非大力推动民主不可的地步”。
“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断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会导致中国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看不到大势，踌躇不前，落到群众的后面，令百姓失望，这才是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王长江大声疾呼。
王长江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中央党校一度以其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而被称为“马列公园”。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在这个“御用”色彩最浓、与权力的关系紧密到无以复加的学术教育机构，正生发着大量超出旧有意识形态框架的新思想，其中涉及对国家权力边界的界定，以及更广泛的民主与自由理念和制度创新的论说，而不仅仅是对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
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演绎至今日，已涉入深水区，所面临的诸多内外挑战，绝非念一两句经典咒语就能消弭于无形。倘若领导阶层无意创新、普罗大众无力创新，知识阶层无勇气创新，则危险可知。
但质疑之声也随之而至。“一旦用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这个问题，批评意见就会一大堆，老觉得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王长江说，“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中央党校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
在一篇名为《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的网帖里，王长江回应那些质疑者：“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
针对有人指责中央党校“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他批驳道：“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更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他的逻辑缜密且如刺猬般尖锐，令对手无从下口。
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
作为一名学者，王长江平时除了读书、写文章、授课以外，还要用大量时间到基层调研，与基层党建工作者交流体会，切磋理论问题。在他看来，那些习惯于抱着书本空对空的理论家们，无论左派或右派，对现实的了解程度甚至不如来自基层的党校学员。因为学员面临着大量实实在在的问题，他要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学员们的见解甚至比老师还要深刻，学员们披露的社会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王长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从事的是世界政党比较研究。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这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和探求政党兴亡的规律。
作为中国最高级智囊机构中的一员，王长江的理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
1998年王去苏南调研时，那里的集体经营模式已经走到头，企业开始转制。一些工人把企业包下来，从而变身为企业主。
“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按传统观念来解释，私营企业主属于剥削者，剥削者就不能入党。但他们之所以成为私营企业主，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人家按照中央精神去搞经营，反倒没资格入党了。另外，原来已经是党员的人，总不能因为成了私营企业主，就开除党籍吧?那又该怎么对待这批人呢?这就造成了很多矛盾。”
针对这些矛盾，王长江作了一次调研，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党对非公企业中的优秀分子的政策应该调整”的建议。
这一建议在当时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党内有些同志反对得很厉害，中央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后来派人下基层调研，结果和我的结论相同。这样逐渐开始转变，最终在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有了解答。”
王长江认为，研究政党活动规律，必须善于把握特殊性，但亦不能忽视一般性和普适性。“共产党想把事干好，资产阶级政党也想把事干好，没有说上台就想把事干坏的，这里就有共性的东西了。”王长江说。
小政治和大政治
他提醒人们要警惕“不照搬西方式民主”的原则成为抵制、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选举不是西方的专利。过去我们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东西都戴上‘資产阶级’的帽子，实践上导致了我们长期闭关锁国，丧失了不少发展机遇。今天若把选举归入西方民主，只能使我们自己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陷入被动，实不可取。”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王长江表现出谨慎的乐观。“大的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最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改革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发出了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一石破天惊的警告，而基层和民间对改革无疑更是充满期待。现在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需要不断地拓宽，对于国外先进的经验要坚持开放的心态。”
在他看来，改革的阻力关键来自于过去不合理的运行机制所沉淀出的各种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不是靠在公正、平等的机会中获得，而是依靠特殊的权力获得。既得利益者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不义之利，既不需要从全党考虑，也不需要直接面对老百姓。因此必须加快党内民主和发展社会民主的步伐，让公众的利益得到更加全面的表达，从制度安排上设计出分离权力与利益的机制，斩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
寄身于学界与宦海之间，王长江的身上却毫无官场习气，在他看来，政治亦有大小之分。“党同伐异，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小政治。既然你宣称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就应该从公共利益着眼，这才是大政治。”
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权力染指于一切学术领域，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斥着大量胥吏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
而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定义了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一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以此观照当今知识界，合乎标准的也许并不多，而王长江或可算其中的一个。
作为中国最高级智囊机构中的一员，王长江的理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今年，当国家权力在救市的背景下全面扩张、“国进民退”在各个领域狂飙突进时，他提醒全社会“警惕政改麻木症”、“中国到了非大力推动民主不可的地步”。体现了_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在各个场合，王长江从不讳言他对民主制度的推崇，特别是在今年，当国家权力在救市的背景下全面扩张、“国进民退”在各个领域狂飙突进时，他提醒全社会“警惕政改麻木症”、“中国到了非大力推动民主不可的地步”。
“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断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会导致中国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看不到大势，踌躇不前，落到群众的后面，令百姓失望，这才是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王长江大声疾呼。
王长江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中央党校一度以其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而被称为“马列公园”。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在这个“御用”色彩最浓、与权力的关系紧密到无以复加的学术教育机构，正生发着大量超出旧有意识形态框架的新思想，其中涉及对国家权力边界的界定，以及更广泛的民主与自由理念和制度创新的论说，而不仅仅是对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
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演绎至今日，已涉入深水区，所面临的诸多内外挑战，绝非念一两句经典咒语就能消弭于无形。倘若领导阶层无意创新、普罗大众无力创新，知识阶层无勇气创新，则危险可知。
但质疑之声也随之而至。“一旦用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这个问题，批评意见就会一大堆，老觉得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王长江说，“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中央党校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
在一篇名为《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的网帖里，王长江回应那些质疑者：“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
针对有人指责中央党校“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他批驳道：“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更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他的逻辑缜密且如刺猬般尖锐，令对手无从下口。
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
作为一名学者，王长江平时除了读书、写文章、授课以外，还要用大量时间到基层调研，与基层党建工作者交流体会，切磋理论问题。在他看来，那些习惯于抱着书本空对空的理论家们，无论左派或右派，对现实的了解程度甚至不如来自基层的党校学员。因为学员面临着大量实实在在的问题，他要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学员们的见解甚至比老师还要深刻，学员们披露的社会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王长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从事的是世界政党比较研究。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这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和探求政党兴亡的规律。
作为中国最高级智囊机构中的一员，王长江的理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
1998年王去苏南调研时，那里的集体经营模式已经走到头，企业开始转制。一些工人把企业包下来，从而变身为企业主。
“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按传统观念来解释，私营企业主属于剥削者，剥削者就不能入党。但他们之所以成为私营企业主，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人家按照中央精神去搞经营，反倒没资格入党了。另外，原来已经是党员的人，总不能因为成了私营企业主，就开除党籍吧?那又该怎么对待这批人呢?这就造成了很多矛盾。”
针对这些矛盾，王长江作了一次调研，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党对非公企业中的优秀分子的政策应该调整”的建议。
这一建议在当时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党内有些同志反对得很厉害，中央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后来派人下基层调研，结果和我的结论相同。这样逐渐开始转变，最终在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有了解答。”
王长江认为，研究政党活动规律，必须善于把握特殊性，但亦不能忽视一般性和普适性。“共产党想把事干好，资产阶级政党也想把事干好，没有说上台就想把事干坏的，这里就有共性的东西了。”王长江说。
小政治和大政治
他提醒人们要警惕“不照搬西方式民主”的原则成为抵制、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选举不是西方的专利。过去我们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东西都戴上‘資产阶级’的帽子，实践上导致了我们长期闭关锁国，丧失了不少发展机遇。今天若把选举归入西方民主，只能使我们自己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陷入被动，实不可取。”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王长江表现出谨慎的乐观。“大的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最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改革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发出了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一石破天惊的警告，而基层和民间对改革无疑更是充满期待。现在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需要不断地拓宽，对于国外先进的经验要坚持开放的心态。”
在他看来，改革的阻力关键来自于过去不合理的运行机制所沉淀出的各种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不是靠在公正、平等的机会中获得，而是依靠特殊的权力获得。既得利益者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不义之利，既不需要从全党考虑，也不需要直接面对老百姓。因此必须加快党内民主和发展社会民主的步伐，让公众的利益得到更加全面的表达，从制度安排上设计出分离权力与利益的机制，斩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
寄身于学界与宦海之间，王长江的身上却毫无官场习气，在他看来，政治亦有大小之分。“党同伐异，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小政治。既然你宣称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就应该从公共利益着眼，这才是大政治。”
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权力染指于一切学术领域，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斥着大量胥吏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
而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定义了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一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以此观照当今知识界，合乎标准的也许并不多，而王长江或可算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