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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才华又可爱的女人，阿涅斯·瓦尔达算一位。从“新浪潮之母”到“新浪潮祖母”，一成不变的，是她飞扬的想象力。她是为数不多的，特立独行地活，却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人。
瓦尔达才华横溢，对美天生敏锐。她在巴黎读文学学士学位时，就考取了职业摄影师证。21岁时，她便成为知名舞台剧导演威廉的摄影师，之后又到巴黎夏佑宫的国立人民剧场，担任剧场摄影师，并前往古巴、西班牙等地从事纪实摄影。
几年后，简单的摄影工作无法满足瓦尔达旺盛的创作力了。看过的电影用两只手都能数过来，她冲动之下，转行做导演。她不喜欢好莱坞电影的表达方式，认为其将艺术与生活剥离。她想以小港塞特为故事背景，描述一个婚姻濒临破灭的人，回到故乡的小渔村，陷入深沉思考的剧情短片——《短角情事》。
瓦爾达没有专业背景，对拍片器材一知半解，自然也没导演证。但拍片的狂热欲望，让所有困难都不算问题。她从威廉的剧场借来演员，又请到日后拍出《广岛之恋》的名导演雷奈做剪辑师。
当时，在法国，一部普通影片的预算是7000万法郎，瓦尔达自然没有。她就向朋友慷慨陈词——只需1000万就能搞定。她筹到200多万资金，又向母亲借款，用母亲的房子向银行抵押贷款，加上父亲留下的遗产。还是不够，瓦尔达灵机一动，让所有工作人员以拥有35%股权的形式合资完成影片。
以如此“不靠谱”的方式，她竟开创了低成本、非职业化的制片方式，成为日后法国电影新浪潮几个主要导演的楷模。但她的创新，招致片商联合抵制，影片拍完后没能立即公开发行。此后很长时间，瓦尔达都只能接拍一些别人委托制作的短片。
商业上，瓦尔达首战失败，但她处女作的独特叙事结构，对女性心理的深刻关照，成功引起了法国电影界的关注。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称《短角情事》为“法国新浪潮的第一部影片”。瓦尔达也被誉为“新浪潮之母”。
1957年，瓦尔达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摄影采访。那两个月里，她从北京的天桥到上海的戏院，再到三峡，一直走到云南，留下许多珍贵的影像。当时中国人的羞涩、好奇，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瓦尔达收获满满。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从5点到7点的克莱奥》，穿过凌乱琐碎的生活，抵达人物内心深处，去发现生命的真相。这一年，她还与雅克·德米牵手，成为相携一生的爱人。
德米在电影界也享有盛名，他执导的《罗拉》让制片商们惊掉了下巴。夫妻俩彼此欣赏，意趣相投，都喜欢平静低调的生活。许多时候，他们躲在努瓦尔穆捷岛上的小屋里聊天，与爱猫茨古古窝在一起，各自写作，互不干扰。
两人也如普通法国人一样生活，每天经过咖啡店、手风琴店、五金店、花店，和邻居拉家常，互通有无，站在暖烘烘的阳光下，陶醉在乡下氤氲的花草芳香中。他们生育了一儿一女，并将孩子们都培养成了优秀的电影工作者。
他们也会调皮，偶尔窜到对方工作的片场，替对方拍下几张照片，无言的爱意浓得化不开。瓦尔达拍的一张照片——画面中德米穿着黄雨衣，站在轨道上——被德米用到了《瑟堡的雨伞》剧照中。
他们常到海边散步。大海不断涌动，又变化颜色，像极了生命的律动。瓦尔达此后不断以海为背景，拍摄了多部影片。她借大海传达对人生的思考，也传递对德米的思念。
瓦尔达的创作是自由的，她的精神也是独立的，婚姻的甜蜜并没有让她失去自我，更没有消磨她持续探索的意志。1977年的《一个唱一个不唱》成为她的经典之作。1985年她在《流浪女》中刻画了一个宁愿流浪也不愿安定下来的女人，借以表达她对“幸福”一词的深度思考。拍《黑豹党》时，为了触及事件的核心人物，她进入美国监狱，访问黑人运动领袖牛顿。在当时，白人导演拍摄黑人运动的纪录影片绝无仅有。
“电影正在改变。”瓦尔达说，“我很高兴看到法国电影界的女导演从50年代的三五个，变成现在好几百人。女性很敏锐，更容易挖掘被人忽视的意义，唤醒人们对庸常生活的尊重。”
实力相当且平等尊重，正是瓦尔达与丈夫长相厮守的秘诀。1988年，被艾滋病折磨得形销骨立的德米，在美国洛杉矶比弗利山庄养病。他经常躺在院子里的棕榈树下，轻抚着跳到腿上的小猫茨古古，满怀深情地向瓦尔达投去温柔一笑。那个年代，艾滋病是令人难以启齿的名词，但瓦尔达不离不弃，用善意的沉默保护着德米，直到他去世。
上世纪整个90年代，瓦尔达都沉溺在对爱人的思念中。就在大家以为她不复当年勇时，2001年，她推出了新作《拾穗者与我》，一举获得当年法国金维果奖、欧洲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热爱创新的瓦尔达不会停下脚步。一直陪伴她的爱猫茨古古，三不五时，出现在她的影片中。茨古古去世后，瓦尔达将它埋在自家院子里，并在墓上覆盖许多彩色的贝壳，插满花朵，阳光穿梭其上，光影斑驳，像梦幻一样迷离。她根据这个别具一格的坟墓，创作了录像装置艺术作品《茨古古的坟墓》。
200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她展出了《马铃薯乌托邦》。三个屏幕循环播放着土豆的发芽、生长、打蔫和干瘪，地上铺满了土豆。瓦尔达则装扮成巨型土豆，滑稽搞怪地走来走去，和参观者们交流。
2008年，瓦尔达用寻常人家都有的DV，拍出一部个人传记式的纪录片，当做生日礼物送给自己。她穿着柔软宽松的棉布裙子，赤着脚轻掀裙摆，在沙滩上起舞。她坐在用废弃电影胶片围成的工作室里，嘴里念着“在这里，我感觉自己生活在电影中”。整部片子充满即兴发挥和灵感亮片，时而深情时而诗意，时而纪实时而超现实，一切出其不意又合乎情理。
这部《阿涅斯的海滩》私人而琐碎，专业影评人担心“谁会买票去看一部家庭录影”的时候，千万人已经走进了电影院，又带着微笑出来。在片尾，大家看到，阿涅斯拿着80把好友送给她的扫帚（法语里“扫帚”和“年岁”同音），孩子一样调皮地笑。
2015年5月，瓦尔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领奖台上，她哭了，她说要将奖杯放在橱柜里，和去世近25年的德米永远在一起。
2017年，瓦尔达和网络红人JR合作，拍摄了《面孔，村庄》。影片中，瓦尔达顶着标志性的碗型蘑菇头，扮成香草咖啡冰淇淋，好奇地打量着世界。两人开着伪装成相机的大卡车，穿行在法国乡村，拍下了各种面孔，将它们张贴在不同的装置上。
一个永远戴着墨镜，用黑白影像表达自己;一个顶着蘑菇头，用花花绿绿装扮自己。这对忘年交，从性格到生活方式到穿衣风格都没有交集，在路途中各持己见，互相影响，影片结束时，也相处成了没有隔阂的伙伴。
《面孔，村庄》就像瓦尔达写给生活的一封情书——她在叫作“停靠地”的小镇停靠;在生活中寻找艺术，又将艺术植入生活;做喜欢的事情，给别人带去喜悦;既是艺术的创作者，又是欣赏者。她为农场主拍摄她心爱的山羊。半自动化养殖时代，农场主仍坚持尊重动物的天性，将它们放养。雄赳赳的山羊，顶着骄傲的角，站在广袤的草地上，好似君临大地。
当瓦尔达偶尔流露出垂暮的遗憾时，JR鼓励她：“我们可以像猫一样，一跃而起再出发。”旅途最终，JR拍下瓦尔达的眼睛、双脚，把它们印在火车上，让它们代替瓦尔达去看更多的风景。
2017年12月，瓦尔达获得女性影评人协会奖终身成就奖。2018年2月，《面孔，村庄》获卢米埃尔学院最佳纪录片奖，3月，瓦尔达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勇猛地听从内心，给世界以温暖关照，这些特性肆意流淌在瓦尔达的作品中。它们不仅没有随着时光日益退潮，反倒风生水起。而瓦尔达，早已活成了不老精灵，自如地游走在这世间。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
不靠谱成就“新浪潮之母”
瓦尔达才华横溢，对美天生敏锐。她在巴黎读文学学士学位时，就考取了职业摄影师证。21岁时，她便成为知名舞台剧导演威廉的摄影师，之后又到巴黎夏佑宫的国立人民剧场，担任剧场摄影师，并前往古巴、西班牙等地从事纪实摄影。
几年后，简单的摄影工作无法满足瓦尔达旺盛的创作力了。看过的电影用两只手都能数过来，她冲动之下，转行做导演。她不喜欢好莱坞电影的表达方式，认为其将艺术与生活剥离。她想以小港塞特为故事背景，描述一个婚姻濒临破灭的人，回到故乡的小渔村，陷入深沉思考的剧情短片——《短角情事》。
瓦爾达没有专业背景，对拍片器材一知半解，自然也没导演证。但拍片的狂热欲望，让所有困难都不算问题。她从威廉的剧场借来演员，又请到日后拍出《广岛之恋》的名导演雷奈做剪辑师。
当时，在法国，一部普通影片的预算是7000万法郎，瓦尔达自然没有。她就向朋友慷慨陈词——只需1000万就能搞定。她筹到200多万资金，又向母亲借款，用母亲的房子向银行抵押贷款，加上父亲留下的遗产。还是不够，瓦尔达灵机一动，让所有工作人员以拥有35%股权的形式合资完成影片。
以如此“不靠谱”的方式，她竟开创了低成本、非职业化的制片方式，成为日后法国电影新浪潮几个主要导演的楷模。但她的创新，招致片商联合抵制，影片拍完后没能立即公开发行。此后很长时间，瓦尔达都只能接拍一些别人委托制作的短片。
商业上，瓦尔达首战失败，但她处女作的独特叙事结构，对女性心理的深刻关照，成功引起了法国电影界的关注。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称《短角情事》为“法国新浪潮的第一部影片”。瓦尔达也被誉为“新浪潮之母”。
1957年，瓦尔达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摄影采访。那两个月里，她从北京的天桥到上海的戏院，再到三峡，一直走到云南，留下许多珍贵的影像。当时中国人的羞涩、好奇，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幸福婚姻来自势均力敌
1962年，瓦尔达收获满满。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从5点到7点的克莱奥》，穿过凌乱琐碎的生活，抵达人物内心深处，去发现生命的真相。这一年，她还与雅克·德米牵手，成为相携一生的爱人。
德米在电影界也享有盛名，他执导的《罗拉》让制片商们惊掉了下巴。夫妻俩彼此欣赏，意趣相投，都喜欢平静低调的生活。许多时候，他们躲在努瓦尔穆捷岛上的小屋里聊天，与爱猫茨古古窝在一起，各自写作，互不干扰。
两人也如普通法国人一样生活，每天经过咖啡店、手风琴店、五金店、花店，和邻居拉家常，互通有无，站在暖烘烘的阳光下，陶醉在乡下氤氲的花草芳香中。他们生育了一儿一女，并将孩子们都培养成了优秀的电影工作者。
他们也会调皮，偶尔窜到对方工作的片场，替对方拍下几张照片，无言的爱意浓得化不开。瓦尔达拍的一张照片——画面中德米穿着黄雨衣，站在轨道上——被德米用到了《瑟堡的雨伞》剧照中。
他们常到海边散步。大海不断涌动，又变化颜色，像极了生命的律动。瓦尔达此后不断以海为背景，拍摄了多部影片。她借大海传达对人生的思考，也传递对德米的思念。
瓦尔达的创作是自由的，她的精神也是独立的，婚姻的甜蜜并没有让她失去自我，更没有消磨她持续探索的意志。1977年的《一个唱一个不唱》成为她的经典之作。1985年她在《流浪女》中刻画了一个宁愿流浪也不愿安定下来的女人，借以表达她对“幸福”一词的深度思考。拍《黑豹党》时，为了触及事件的核心人物，她进入美国监狱，访问黑人运动领袖牛顿。在当时，白人导演拍摄黑人运动的纪录影片绝无仅有。
“电影正在改变。”瓦尔达说，“我很高兴看到法国电影界的女导演从50年代的三五个，变成现在好几百人。女性很敏锐，更容易挖掘被人忽视的意义，唤醒人们对庸常生活的尊重。”
实力相当且平等尊重，正是瓦尔达与丈夫长相厮守的秘诀。1988年，被艾滋病折磨得形销骨立的德米，在美国洛杉矶比弗利山庄养病。他经常躺在院子里的棕榈树下，轻抚着跳到腿上的小猫茨古古，满怀深情地向瓦尔达投去温柔一笑。那个年代，艾滋病是令人难以启齿的名词，但瓦尔达不离不弃，用善意的沉默保护着德米，直到他去世。
和世界奇妙相处
上世纪整个90年代，瓦尔达都沉溺在对爱人的思念中。就在大家以为她不复当年勇时，2001年，她推出了新作《拾穗者与我》，一举获得当年法国金维果奖、欧洲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热爱创新的瓦尔达不会停下脚步。一直陪伴她的爱猫茨古古，三不五时，出现在她的影片中。茨古古去世后，瓦尔达将它埋在自家院子里，并在墓上覆盖许多彩色的贝壳，插满花朵，阳光穿梭其上，光影斑驳，像梦幻一样迷离。她根据这个别具一格的坟墓，创作了录像装置艺术作品《茨古古的坟墓》。
200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她展出了《马铃薯乌托邦》。三个屏幕循环播放着土豆的发芽、生长、打蔫和干瘪，地上铺满了土豆。瓦尔达则装扮成巨型土豆，滑稽搞怪地走来走去，和参观者们交流。
2008年，瓦尔达用寻常人家都有的DV，拍出一部个人传记式的纪录片，当做生日礼物送给自己。她穿着柔软宽松的棉布裙子，赤着脚轻掀裙摆，在沙滩上起舞。她坐在用废弃电影胶片围成的工作室里，嘴里念着“在这里，我感觉自己生活在电影中”。整部片子充满即兴发挥和灵感亮片，时而深情时而诗意，时而纪实时而超现实，一切出其不意又合乎情理。
这部《阿涅斯的海滩》私人而琐碎，专业影评人担心“谁会买票去看一部家庭录影”的时候，千万人已经走进了电影院，又带着微笑出来。在片尾，大家看到，阿涅斯拿着80把好友送给她的扫帚（法语里“扫帚”和“年岁”同音），孩子一样调皮地笑。
2015年5月，瓦尔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领奖台上，她哭了，她说要将奖杯放在橱柜里，和去世近25年的德米永远在一起。
2017年，瓦尔达和网络红人JR合作，拍摄了《面孔，村庄》。影片中，瓦尔达顶着标志性的碗型蘑菇头，扮成香草咖啡冰淇淋，好奇地打量着世界。两人开着伪装成相机的大卡车，穿行在法国乡村，拍下了各种面孔，将它们张贴在不同的装置上。
一个永远戴着墨镜，用黑白影像表达自己;一个顶着蘑菇头，用花花绿绿装扮自己。这对忘年交，从性格到生活方式到穿衣风格都没有交集，在路途中各持己见，互相影响，影片结束时，也相处成了没有隔阂的伙伴。
《面孔，村庄》就像瓦尔达写给生活的一封情书——她在叫作“停靠地”的小镇停靠;在生活中寻找艺术，又将艺术植入生活;做喜欢的事情，给别人带去喜悦;既是艺术的创作者，又是欣赏者。她为农场主拍摄她心爱的山羊。半自动化养殖时代，农场主仍坚持尊重动物的天性，将它们放养。雄赳赳的山羊，顶着骄傲的角，站在广袤的草地上，好似君临大地。
当瓦尔达偶尔流露出垂暮的遗憾时，JR鼓励她：“我们可以像猫一样，一跃而起再出发。”旅途最终，JR拍下瓦尔达的眼睛、双脚，把它们印在火车上，让它们代替瓦尔达去看更多的风景。
2017年12月，瓦尔达获得女性影评人协会奖终身成就奖。2018年2月，《面孔，村庄》获卢米埃尔学院最佳纪录片奖，3月，瓦尔达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勇猛地听从内心，给世界以温暖关照，这些特性肆意流淌在瓦尔达的作品中。它们不仅没有随着时光日益退潮，反倒风生水起。而瓦尔达，早已活成了不老精灵，自如地游走在这世间。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