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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竞争中,供应链管理是制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而供应链中的关系管理更是供应链管理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然而,我国一些制造企业由于缺少供应链关系管理的基本知识,不但没能从供应链合作中获益,反而由于供应商的投机行为而损失惨重。因此,探索促进和制约供应链合作关系的因素以及寻找有效的供应链治理手段对我国制造企业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公平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探索了公平和权力两种重要的关系管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我国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对投机行为的权变作用。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探索以下研究问题:(1)供应商公平的不同维度如何影响制造商权力的使用?(2)制造商两种权力(非强制权力和强制权力)的使用和两种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法律环境弱保护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如何直接影响供应商的投机行为?(3)法律环境弱保护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非强制权力和强制权力与投机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有何不同?(4)我国制造企业供应链背景下公平和权力的模式是怎样的?本研究综合使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维度化与结构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问题展开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等统计分析技术对240家制造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得研究结论和主要贡献如下:(1)通过研究供应商公平对制造商权力使用的影响,将组织行为领域的公平理论在供应链背景下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并丰富和发展了权力前因变量的研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都能提高非强制权力的使用,但是对强制权力没有影响;程序公平会降低强制权力的使用,但是对非强制权力没有影响,揭示了组织行为领域提出的程序公平理论在供应链背景下依然适用,即,相比分配和互动公平,程序公平的作用更突出。只有程序公平能够让制造商对供应商产生认同和归属感,让制造商愿意将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从而减少强制权力的使用。此外,非强制权力和强制权力会对合作关系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研究两种权力不同的前因变量对于供应链合作关系非常重要。本研究提出分配和互动公平可以促进非强制权力,程序公平可以制约强制权力,因此,本研究为权力前因变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供应链中的企业影响其合作伙伴权力的使用提供了有力的工具。(2)通过研究两种权力(非强制权力和强制权力)和两种环境因素(法律环境弱保护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投机行为的直接作用,揭示了非强制权力的治理机制的属性,强制权力的行为不确定性的属性;并揭示了两种环境因素对投机行为不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非强制权力显著地降低投机行为,为非强制权力作为一种关系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强制权力提高投机行为,揭示了强制权力的行为不确定的属性,为理解强制权力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还发现法律环境弱保护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都会提高投机行为,但是它们的影响机制不同,法律弱保护性通过降低投机的惩罚成本提高投机行为,市场环境不确定性通过增加合同中的漏洞提高投机行为,揭示了两种环境因素对企业商业行为不同的影响机制,为企业理解和应对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实践指导。(3)通过研究法律环境弱保护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权力与投机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为权力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权变视角,并丰富了供应链关系治理的文献。研究发现法律环境弱保护性加强了非强制权力对投机行为的抑制作用,也加强了强制权力对投机行为的促进作用;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减弱了非强制权力对投机行为的抑制作用,但是加强了强制权力对投机行为的促进作用。说明企业所处的宏观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都会影响和改变权力的作用,并且两种环境因素对权力作用的影响不同,因此,企业在使用权力时应该考虑外部宏观的情境因素,这样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权力的优势,规避权力的劣势。此外,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会影响非强制权力作为关系机制的有效性,说明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受限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企业需要根据所处的宏观环境寻找最有效的治理机制。(4)通过采取结构化的视角对公平和权力的模式进行分类,发现在我国制造业供应链背景下公平和权力存在不同的模式,对理解公平和权力在供应链上的作用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也为我国制造企业有的放矢地使用公平和权力影响供应链关系提供了实践指导。研究发现公平存在四个模式:三种公平都高的高公平均衡模式,三种公平都低的低公平均衡模式,分配公平低而程序和互动公平高的低分配公平模式和程序公平低而分配和互动公平高的低程序公平模式;权力可以分为强制权力和非强制权力都高的高强制权力模式和强制权力低而非强制权力高的低强制权力模式。通过对公平和权力的模式进行划分,揭示了公平的不同维度以及权力的不同维度的联合作用,为理解公平和权力的作用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同时,公平和权力的不同模式也揭示了我国制造企业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现实情况,为我国制造企业通过有的放矢地调整公平和权力的模式影响供应链合作伙伴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