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11日，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议会上院）通过关于乌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决议，该决议将由总统签署后正式提交联盟。乌兹别克斯坦外交以独立自主著称，如今已经站在欧亚经济联盟的门槛上。
引发热议的议案
乌兹别克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缘分”可以追溯到欧亚经济共同体时期。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决定将原有的关税联盟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2006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经济共同体，此后又于2008年10月单方面宣布停止成员国资格，这一先加入后退出的态度转变反映出其当时对经济共同体效率低、成效差的不满。2011年，俄、白、哈三国另起炉灶，成立关税同盟，后于2014年改组为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欧亚经济共同体自行解散。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于2016年当选执政后，乌外交政策趋于灵活，与周边国家互动明显增多，但与欧亚经济联盟一直没有“擦出火花”。直到2019年6月，米尔济约耶夫表态“将对乌入盟后面临的挑战进行认真研究。”随后，该国政、经和学术界就入盟事宜展开广泛讨论。在吸收各方意见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选择了先当一段观察员国再说的折中方案，并于2020年3月向议会提交了相关议案。4月28日和5月11日，乌议会下院和上院两院分别通过议案，其中下院132名参加投票议员中有86人赞成，上院91名议员当中有71人赞成，这是乌近年来支持率较低的议案之一。乌与欧亚经济联盟加强合作不仅在国内引发热议，也让俄美两国打起了嘴仗。2019年10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警告称，“乌入盟的举动将阻碍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此言论随即遭到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反击。
经济改革的考量
与国际组织开展紧密合作，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外交举措。但乌兹别克斯坦靠近欧亚经济联盟的举动不应被完全解读为外交方针的转变，人们也需看到其对乌经济改革的意义。
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便在国内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米氏新政”中，经济改革是重中之重。从本质上讲，“米氏新政”经济改革是“外汇、外资、外贸”三管齐下，目标是实现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变，激发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较优势，使乌融入世界和地区产业链，促进经济的提质增量。在乌经济改革路线中，外汇改革是前提，引进外资是基础，扩大外贸出口则是成败的关键。如果实施顺利，乌将在中亚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米尔济约耶夫上任伊始便从汇率制度入手，进行经常账户改革，减少汇兑限制和管制。短短两年时间里，乌兹别克斯坦解决了官方与黑市汇率“双轨制”问题，生产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局面有所改善。随后，乌兹别克斯坦出台大幅改组招商体制等优惠政策，虽然没有带来预期的外资潮，但却通过提高储蓄率，基本解决了积累不足的问题。乌统计部门数据显示，2018年，乌的资本形成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高达37.64%，而在2016年前，这一比例长期低于27%。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如此高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达到“经济起飞”的门槛。但是，最关键的外贸问题仍无法打开局面。2018年和2019年，乌外贸逆差分别是53亿美元和64亿美元，连创历史新高。2019年1～11月，乌黄金、金属、能源、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73%，高于2018年同期的71%。
乌是“双重内陆国”，即，其自己和所有邻国都是内陆国，交通不畅是乌兹别克斯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最大拦路虎。打开贸易通道的办法有很多种，与欧亚经济联盟加强合作是其中最便捷的，尽管这种方式引发热议。快速的改革已经给乌经济和民生带来巨大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物价上涨过快，限制了货币政策空间;债务增长过快，限制了财政政策空间和企业可持续发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是汇率改革导致货币大幅贬值，进口商品价格飙升;二是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基础货币增发变多;三是放松招商限制后，企业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固定资产价格飙升。但是与此同时，乌国内企业利润率和政府投入额并没有显著提升，反而是境外筹集资金的比例迅速攀升。根据乌统计部门的数据，2018年以前境外筹集资金占乌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超过30%，2019年达到45%，直接抬升了乌兹别克斯坦债务率。虽然短期内不会爆发外债违约，但固定投资的资金来源突然转变终究存在隐患。应该说，经济问题原本是通过货币和财政手段来解决的，但当前这两大法宝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施展空间都很有限，扩大出口、减少经常账户逆差反而成了解决问题的迂回路径。因此可以认为，经过三年的“热身期”，“米氏新政”已经到了攻坚关键时刻。为了推动改革，乌兹别克斯坦不得不选择一条最便捷的路，即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
难以预测的前景
站在欧亚经济联盟的门槛上，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一路向北”，而是仍在“环顾四方”。乌兹别克斯坦和欧亚经济联盟会经历一段“蜜月期”，但是“蜜月期”之后势必会迎来磨合期，磨合的烈度取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获利大小。而在当前全球大变局背景下，这种获利的前景更难预测。主要存在三方面变量。
首先是与欧亚经济联盟展开合作能否给乌带来预期的贸易红利。在经济联盟建立之初，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都对一体化的贸易红利满怀期待。但是过去五年来，联盟内部似乎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各种非关税壁垒依旧困扰着各成员国。乌兹别克斯坦当前的出口结构同样是以初级产品为主，能否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值得观察。
其次是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目标是否完全明晰。普京最初的设想并不是欧亚经济联盟，而是宏大的“欧亚联盟”，而同为初始成员的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更愿意聚焦于经济领域，这才有了今天的欧亚经济联盟。一路走来，各成员国对联盟发展定位仍未能达成完全一致，都在主权让渡和红利索取之间来回徘徊。未来，这种联盟内部的摩擦还将继续。
最后是乌兹别克斯坦能否在大国博弈之中独善其身。不可否认，米尔济约耶夫改革之初，美国做了很多工作。因此当听到乌兹别克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勾勾搭搭”的传闻时，美国人表现出不悦。作为地区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极力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站在欧亚经济联盟的门槛上，这种腾挪的空间还有多少尤未可知。此外，加入世贸组织是烏兹别克斯坦还未走完的路，现在看余下的历程不会那么轻松了。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